第一章 张栻的生平履历与学术渊源

第一节 张栻的生平履历

张栻是南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父亲魏国公张浚（1097—1164，字德远，号紫岩）是宋代著名的抗金名相，半生转战沙场，几经起伏，以收复中原为毕生夙愿。[1]张栻幼年随父侍亲，辗转各地，壮岁以后，或出仕朝廷，或官守州府，或退居长沙，潜研理学，在给弟子陈平甫的信中，他概括了自己大半生的经历：

某自幼侍亲来南，周旋三十余年间，又且伏守坟墓于衡山之下，是以虽为蜀人，而不获与蜀之士处，以亲友其仁贤，每以是念。往岁得建安魏元履书，始知足下之名，且闻廷对所陈大略，念足下天资刚毅人也，恨未之识耳。虽然，世故有天资之美者，苟不知进乎学，则终身安于其故而已。盖气质虽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难明，是以君子必贵乎学也。近得犹子然书，复闻足下超然拔出流俗，志于古道，孜孜不舍，则又叹足下于世衰道微之际，能独见自立如此，其进也何可量！则愿见之心益廑。今得足下书并所论著，连缄累牍，伏而读之，无非以讨论问学为事，而果有以知足下之所存，甚幸甚惠！惟是不以仆为不敏，意欲与之共讲斯道，而勉为君子之归，固所愿者。若夫推予期待之过，其实则非所敢当也。仆自惟念，妄意于斯道有年矣，始时闻五峰胡先生之名，见其话言而心服之，时时以书质疑求益。辛巳之岁，方获拜之于文定公书堂。先生顾其愚而诲之，所以长善救失，盖有在言语之外者。然仅得一再见耳，而先生没。自尔以来，仆亦困于忧患，幸存视息于先庐，绎旧闻，反之吾身，浸识义理之所存，湘中二三学者时过讲论，又有同志之友自远而至，有可乐者。如是又五载，而上命为州，不得辞，继为尚书郎，猥以戆言，误被简遇，遂得执经入侍，且须都省下士。诚欲自竭，庶几以报，而学力不充，迄亡毫发之补。归来惟自省厉，盖愈觉己偏之难矫，圣学之无穷，而存察之不可斯须忘也。[2]

在该信中，张栻对自己大半生的经历和活动作了简要的说明，包括：“拜之于文定公书堂”的问师求学经历，“息于先庐，绎旧闻”的潜研探究理学过程，朱熹来潭交流论辩的场景，以及知守州府、“继为尚书郎”的任职经历，“执经入侍”的开讲经筵情况，退居潭州、反思省厉理学的心得，等等。同时，在这封信中张栻也讲述了自己的心路成长历程：“盖愈觉己偏之难矫。”“己偏”是其自谦之词，但也充分说明了张栻思想前后发展之变化，这亦为后世的研究者认为其早期继承了胡宏思想、后来又随着朱熹转提供了“佐证”。下面将张栻的生平分三个阶段进行分述。

一 周旋侍亲

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冬[3]，张栻出生于四川阆中。因父亲张浚都督建康时，张栻侍亲读书于建康天喜寺南轩小方丈，学者故称其为南轩先生。绍兴七年（1137），张浚罢右相。次年，秦桧摄相事，力主与金和议，浚则坚决主张抗金，遂被贬斥，辗转迁徙永州（今湖南零陵）、福州（今福建福州）、潭州（今湖南长沙）、连州（今广东连州市）等地，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金和议破裂，才再次被召用，期间去国二十余年。张栻幼年便随父亲辗转流徙，故“虽为蜀人而不获与蜀之士处”，而有“半生落南州，分与岷峨疏”[4]的感慨。在长期的谪居生活中，张浚不仅自己潜研儒学思想，而且亲自教授张栻。这段时期是张栻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其主要代表作有《悫斋铭》和《希颜录》。《悫斋铭》写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即张栻二十三岁时，在这篇著述中，他提出了“惟实为贵”的重要观点：“天下之理，惟实为贵，实不在外，当悫乎己。不震不摇，物孰加之，以此操行，谁曰不宜。古之君子，惟悫之守。”[5]“惟实为贵”奠定了张栻思想的基础，成为其“实学”[6]的先声，并成为其后思想发展的基本方向与特征。《希颜录》初编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分为上下篇，十四年之后，即乾道九年（1173），张栻又考究补充，去取伦次，编为一卷，附录一卷。此书是关于颜回言行记录的搜集，不仅反映了张栻为学的基本工夫，而且体现了其为学目标和人生志向：“学圣人必学颜子，则有准的。”[7]胡宏对该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其“足见稽考之勤”[8]。其中张栻“下学”与“上达”、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学风初露端倪。在张栻思想的发展中，尤其后期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两部作品影响的痕迹。

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栻与父亲张浚在湖南长沙之妙高峰建立了城南书院。城南书院的匾额是张浚平生的得意之笔，左颜“德配天地”，右颜“道贯古今”，张栻担任书院山长。城南书院是理学的重要基地，张栻于此培养了众多弟子。“潭州嘉会”时，此为张栻与朱熹会讲的地点之一，二人往来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之间，经橘子洲头过河，朱熹给两岸渡口各取了一个名字，东岸为“文津”，西岸为“道岸”。后人为纪念潭州会讲，称其为“朱张渡”。同时，城南书院也是私家寓所，张浚谪居湖南期间，张栻侍亲于此。

同年，张栻前往衡山拜师胡宏。然而仅得再见，胡宏病没，遂叹不能问学。关于张栻问师胡宏的情况，在下一节详述。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内禅，孝宗即位，决意振兴朝纲，遂招贤纳士，举用良才。张栻以军事入奏：“‘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无使其或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异其言，于是遂定‘君臣之契’。”[9]张栻首先高度肯定了孝宗皇帝的振兴之志，接着便勉励其坚定此志，持之以恒，则不惟能收复中原，且能革除历史上的诸多弊病，以此王业可成也。此次奏对，为张栻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年，召除张浚少傅、江淮宣抚使，进封魏国公。隆兴元年（1163）正月，张浚除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张栻以荫补官，辟为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秘阁，“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10]。九月，张栻再次被召见，以内机奏对，与孝宗讲人才。孝宗感叹人才难得，尤其难得仗节死义之臣，张栻对：“陛下欲得仗节死义之臣，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11]于“犯颜敢谏”中求得“仗节死义”之臣的人才观非常精辟，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更不用说仗节死义了，知言不谏或不敢谏，在大是大非面前或生死攸关之际亦难守得住节义，惟犯颜敢谏，才能仗节死义。张栻的睿智与卓识深得宋孝宗的赏识，孝宗多次召其入奏，对时事，讲军机，选人才，体现了张栻非凡的政治才华。

隆兴二年（1164）四月，汤进之为相；张浚再次遭到排挤，出判福州。同年八月，赴任途中，张浚逝世，临终遗嘱曰：“吾尝相国家，不能恢复中原，尽雪祖宗之耻，不欲归葬先人墓左。即死，葬我衡山足矣。”[12]张浚一生以收复中原为己志，心系国家：“捐躯许国忠孝之节，动天地而贯日月……中兴以来一人而已。”[13]张栻遵父嘱，于水路护送父灵柩归潭州，十一月，葬父于衡山之下。至此，张栻寓居潭州旧庐，潜心究索理学。

二 绎儒学

隆兴二年（1164），张栻归潭州；乾道五年（1169）冬之官严州（今浙江建德）；乾道六年（1170）五月，召为尚书吏部员外郎，十二月，兼权左右司侍立官，侍讲，除左司员外郎；乾道七年（1171）六月，知袁州，十二月，归抵长沙。这段时期，就其思想的全程而言，尤其是为学问道工夫的进程而言，属于早期思想阶段。[14]其间，张栻除居官两年外，绝大部分时间潜研理学，“幸存视息于先庐，绎旧闻，反之吾身，浸识义理之所存”。

乾道元年（1165），张栻作《胡子知言序》。胡子即胡宏，《知言》是其代表作，该书精湛地诠释并体现了五峰的思想。张栻简明扼要地评述了《知言》的意义与价值：“析太极精微之蕴，穷皇王制作之端，综事务于一源，贯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见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发无声无臭之妙，使学者验端倪之不远，而造高深之无极。体用该备，可举而行……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15]朱熹誉称该《序》“推明本意，以救末流，可谓有功于此书而为幸于学者矣”[16]。

乾道二年（1166）正月，张栻作《河南程氏粹言序》，称：“若夫子之道，日月其明，泰山其高，江海其大也，岂后学所能形容？”[17]对二程思想充分肯定，并极力表彰。

同年十一月，湖南安抚使刘珙（1124—1178）重修岳麓书院，张栻为之作记。[18]岳麓书院翻修后，刘珙聘请张栻主讲。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后，对书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明确提出了“成就人才，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岂特使子群居族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19]

同时，张栻提出了“体夫徐行疾行之间”的为学方法，即察识端倪说的工夫论：“论尧舜之道本于孝弟，则欲体夫徐行疾行之间；指乍见孺子匍匐将入井之时，则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于此焉求之，则不差矣。尝试察吾终日事亲从兄、应物处事，是端也，其或发见，亦知其所以然乎？苟能默识而存之，扩充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则仁之大体岂不可得乎？”[20]这种于日用伦常之间省察本心之发见的为学方法在其罕见的早期著作中都有所论及，如同年所著《静江府学记》中云：“使其知所思，则必悚然动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际，视听言动之间，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门矣。”[21]在乾道四年（1168）所著的《郴州学记》中他又言：“今之学者苟能立志尚友，讲论问辩，而于人伦之际审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夺，则良心可识，而天理自著。”[22]这段时期的作品中，张栻都主张体察事物之端倪，然后涵养扩充，即先察识后涵养。这种为学问道的方法对朱熹影响很大，朱熹曾以张栻的《艮斋铭》作为学的。

这段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朱熹与张栻的交往。隆兴元年（1163）在临安（今浙江杭州），朱熹与张栻相遇，据史料记载：“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轩来。某亦赴召至行在，语南轩云：‘汤进之不去，事不可为，莫担负了他底，至于败事！’某待得见魏公时，亲与之说。度住不得，一二日去矣。”[23]当时孝宗新位，锐志振兴朝纲，召求直言。朱熹赴召至行在奏事垂拱殿；张栻当时辟为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秘阁，已先被召至行在奏论国事，朱熹在奏事辞归后遇见张栻。《朱子语类》载：“张魏公被召入相，议北征。某时亦被召，辞归，尝见钦夫与说……”[24]张栻在朝野颇负盛名[25]，朱熹希冀张栻能够促使孝宗坚定北伐。基于对时政之关心及共同之抗金主张，两人在行在相遇，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这次会面为他们以后长达十余年的学术交流揭开了序幕。

隆兴二年（1164）八月，张浚病故于江西余干，张栻护父灵柩回湖南，途经豫章（今江西南昌）。朱熹闻此噩耗，登舟吊唁，并随送至丰城，与张栻在舟中得三日款。这次重晤，朱熹对张栻印象极好，评价颇高：“其名质甚敏，学问甚正，若充养不置，何可量也。”[26]此次相见，与上次临安相遇关注时政不同，二人就学术问题展开了充分的交流。此后张栻居长沙，朱熹居崇安，书信往来，交流究索理学中的诸多问题，朱熹遂逐渐认识并得以了解湖湘学。他们这段时间的交往，为朱熹欣赏和服膺湖湘学打下了基础，也为后来的“潭州嘉会”做了思想上的铺垫。朱熹在给罗参议的信中说：“钦夫尝收安问，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学只就日用处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见功。某近乃觉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27]在《答何叔京》中曰：“钦夫亦时时得书，多所警发，所论日精诣。向以所示《遗说》数段寄之，得报如此。始亦疑其太过，及细思之，一一皆然。有智无智，岂止校三十里也。”[28]当时朱熹苦苦思索已发未发问题，未有所解，通过与张栻的交流，“多所警发”。张栻向朱熹详细地介绍了湖湘学的为学方法，使其悟前学之非，因这一年（乾道二年，1166）为丙戌年，故称“丙戌之悟”，即中和旧说。

乾道三年（1167）九月八日，朱熹在林用中、范念德等人的陪同下，从福建崇安抵湖南潭州拜晤张栻，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上面究会讲的先河。这次“潭州会讲”，盛况空前，“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29]。二人就理学的一些重要范畴，如仁、太极、已发未发以及察识与涵养之次序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激烈的讨论，“是时范念德侍行，尝言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后先生卒更定其说”[30]。之后，张栻与朱熹等人又倡酬南岳，至十一月二十四日于槠州（今湖南株洲）挥别。归后，朱熹真切地叙述了此次“面究”讲学的情况：“熹此月八日抵长沙，今半月矣。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问学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近读其《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31]“某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然此事须是自做工夫于日用间行住坐卧处，方自有见处。然后从此操存，以至于极，方为己物尔。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32]这次走访潭州，朱熹收获颇多，对其思想启发很大。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和思考，乾道五年（1169，己丑），朱熹又对前学进行修正，史称“己丑之悟”，又称中和新说。对于此次“体悟”，朱熹立即书报张栻及湖湘学者，此即《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

乾道五年（1169），经刘珙推荐，张栻除知抚州，未上，改知严州。此时，吕祖谦（1137—1181）也在严州，为州学教官。两人“声同气合，莫逆无间”[33]。乾道六年（1170），张栻被召为吏部员外郎，兼侍讲，除左司员外郎，吕祖谦亦被召为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两人又相聚于临安，寓舍相望，共为夜课。[34]

乾道六年（1170），张栻、朱熹、吕祖谦三人共论胡宏《知言》。经过这次切磋和辩论，张栻对胡宏的思想有所修正。这直接引起固守师说的湖湘学者之不满，以及后世研究者之批评，认为其不能固守师说、不能坚守湖湘学的立场而附和朱熹。对此，张栻曾说：“向者元晦有所讲论，其间亦有与鄙见合者，因而反复议论，以体当在己者耳，故吾先生所望于后人之意也……若世俗之人以私意浅量观者，亦无如之何。但此议论只当同志者共绎所疑，不当遽泛示，以启见闻者轻妄心也。”[35]可见，张栻对问题的讨论以“体当在己者”为标准，“体当在己者”即自己有所体会和省悟，自己有所体会和省悟便是自己做主，而非附和他人。他在《答朱元晦》中又说：“《知言》自去年来看，多有所疑，来示亦多所同者，而其间开益鄙见处甚多，亦有来示未及者，见一一写行，俟后便方得上呈，更烦一往复，庶几粗定。”[36]此信作于乾道六年（1170）[37]，而信中所述内容发生在“去年”，即乾道五年（1169），是时，张栻与吕祖谦同官临安，两人已经就《知言》可疑处疏列数十条，“《知言》往在严陵时，与张丈讲论，亦尝疏出可疑者数十条。今观来示，其半亦相类，见与张丈参阅，续当咨请也”[38]。据此可知，张栻并非因朱熹之疑《知言》才开始怀疑《知言》，而在乾道五年（1169）就“多有所疑”了，朱熹之疑与张栻“亦多所同者”，“其半亦相类”。如言附和，是朱熹附和张栻，并非张栻附和朱熹。究其实，问学无所谓附和，对某一问题或某些问题，学者之间观点相同，这很正常。这次讨论一直持续到乾道七年（1171）[39]底，至于何时结束，亦无法确考。

乾道七年（1171）二月，张栻开经筵，为孝宗讲《诗经·葛覃》章，借讲经之机陈言：“治常生于敬畏，乱常起于骄淫。使为国者每念稼穑之劳，而其后妃不忘织纴之事，则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俭如此，而其后世犹有以休蚕织而为厉阶者，兴亡之效于此见矣。”[40]以古鉴今，劝谏孝宗戒骄思危，念稼穑之辛，思百姓之苦，励志图强，振兴国家。

同年三月，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张说之妻吴氏为太上皇后女弟），士大夫敢怒不敢言，张栻星夜草疏极谏其不可当此任，又亲赴朝堂指责虞允文：“宦官执政，自京、黼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41]并奏曰：“文武诚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42]虞允文惭愧不堪，张栻也因此触忤宰相，触动近倖，于是年六月除知袁州（今江西宜春），十二月归抵长沙。

三 教化西南

乾道七年（1171）底，张栻归抵长沙后，退而“家居累年”。这期间，他对自己早期的问学方法和学术思想进行了反思和省察，并进行补充和修正，“归来惟自省厉，盖愈觉己偏之难矫，圣学之无穷，而存察之不可斯须忘也”[43]。“己偏”是张栻的自谦之词，但他确实对自己以前的思想进行了认真的参究与思考，对察识与涵养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察识与涵养应相须并进：“某读书先庐，粗安晨夕。顾存养省察之功，固当并进。然存养是本，觉向来工夫不进，盖为存养处不深厚（原注：存养处欠，故省察少力也），方于闲暇，不敢不勉。”[44]他在《答乔德瞻》中说：“存养体察，固当并进。”[45]在与其门人及友人的论学中，张栻反复申论了这种思想，即存养与省察相须并进，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否则即是“病痛”。关于此点，将在后文详论。

乾道九年（1173），张栻修改《洙泗言仁录》，并重订《希颜录》；同年，又撰《论语解》和《孟子说》。尤其是《论语解》和《孟子说》的脱稿，标志着张栻思想的成熟，并且形成了深远与平实相结合的思想特色，对此，朱熹曾评价说：“盖玩索讲评，践行体验，反复不置者十有余年，然后昔之所造深者益深，远者益远，而反以得乎简易平实之地。”[46]著名文学家杨万里说：“初造深远，卒归乎平易笃实。”[47]深远与平实相结合的特征贯穿于张栻思想的始终，使得张栻的思想在南宋理学群儒辈出中既有别于朱熹，又不同于陆九渊，而自成一家，别具一格。

淳熙元年（1174）冬，“上复念公”，张栻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次年二月到任。“始至，未及有为，专务以访求一道之利病为事。”[48]广南西路统辖二十五个州，当时属于荒僻之地，距离朝廷又比较远，各州民族争斗不断，民困财乏，入不支出。张栻到任后，精简州兵，整顿盐法并官卖盐价，解决了财政窘困的状况。[49]淳熙二年（1175），张栻奏请申严保伍法，从严治军，强力缉捕盗贼，合理解决民族纠纷，“奏乞选辟邕州提举巡检官以抚洞丁，传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邻，爱惜人命，为子孙长久安宁之计，毋得辄相虏掠，仇杀生事”[50]。又抚喻溪洞蛮夷，使民族关系得到很大改善。经过张栻的治理，广南西路“境内正清，方外柔服”[51]。

当时朝廷在广南西路横山地区买马，日久弊生，使朝廷与百姓都受到影响和伤害，马又常死于途中。张栻上奏改革马政：“究其利病，得凡六十余条，如邕守上边，则濒江有买船之扰；纲马在道，则缘道有执牵之劳；其或道死，则抑卖其肉，重为邻伍之患。是皆无益于马而有害于人，首奏革之。其他如给纳等量支券之奸，以至官校参司名次之弊，皆有以究其根穴而事为之防，由是诸蛮感悦，争以其善马来，岁额率常先期以办，而马无滞留，人知爱惜，遂无复死道路者。”[52]经过张栻的改革，不仅马政弊端革除，而且边民欢喜感悦。

孝宗皇帝欣闻静江大治，决定再委以重任。淳熙四年（1177），诏特转承事郎、直宝文阁再任，淳熙五年（1178），除直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抚本路。荆湖北路毗邻金国，尤多盗贼，当地官吏经常与其勾结，危害百姓。张栻上任，“一日去贪吏十四人”[53]，“首劾大吏之纵贼者，捕斩奸民之舍贼者，令其党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盗皆遁去”[54]。由此，荆湖北路匪患和盗贼“肃清”，百姓得“安居之乐”。但张栻却忧虑本郡的军伍，当时的军伍不仅官兵不睦，且闲散懒逸，毫无战斗力。张栻锐意改革军政，修义勇法，团教兵卒，利用农隙操练习武，礼遇诸将，慰谕士兵。同时养军以备急需，一户三丁者“籍其一以为义勇副军”，“人给一弩，俾家习之”[55]。军心由此大振，戎政鼎新，阖境兴宁。

当时辰州（今湖南沅陵）和沅州（今湖南芷江）等地盗贼藏匿“胡奴”，以为劳役，张栻“捕得数人”，并言“朝廷未能正名讨敌，无使疆场之事其曲在我”，于是斩宋人为盗者以殉于境，而缚送“胡奴”归之。金人叹其理直，并曰“南朝有人”[56]。

张栻居官一任，体恤民瘼，为国谋划，殚精竭虑。当时的广西是蛮荒之地，问题诸多，极难治理；湖北与金国交界，隐患无穷，难于管理。张栻不畏困难，不辱使命，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将广西和湖北治理得井井有条，政通人和，深受百姓的拥戴和皇帝的赏识。

这段时间除了从政为官外，张栻亦不辍笔耕[57]，反复修改《论语解》和《孟子说》，并在当地修葺学校，立先贤祠堂，作记刻书，大力宣传理学，使理学在西南地区广为流布，开教化西南之先河。

淳熙七年（1180），“公自以不得其职，数求去，不得；寻以病请，乃得之。然比诏下，以公为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则已不及拜矣”[58]。病重期间，其弟定叟求教，张栻曰：“朝廷官职，莫爱他底。”[59]犹手书劝孝宗皇帝：“臣再世蒙恩，一心报国；大命至此，厥路无由；犹有微诚，不能自已。伏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巩丕图，臣死之日，犹生之年。”[60]拳拳之心，溢于言表，爱国之情，感撼寰宇。淳熙七年（1180）二月二日，一代学者宗师张栻病殁于江陵府舍。噩耗传出，举国悲戚，孝宗“深为嗟悼”，士大夫“出涕相吊”，百姓恸哭哀号，而“静江之人哭之尤哀”，柩出江陵，老幼“挽车呺恸，数十里不绝”[61]。

张栻为人“坦荡明白，表里洞然，诣理既精，信道又笃，其乐于闻过而勇于从义，则又奋厉明决，无毫发滞吝意”[62]。他不是一个空谈义理的思想家，而是真正地将理学应用于实践，落实到生活，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深思筹划，身体力行，精湛地体现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学风以及儒学内圣外王相结合的品格。

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诏赐张栻谥曰“宣”，后人尊称张宣公。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追封张栻“华阳伯”，秩于从祀。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从祀孔子庙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