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幻想家”的历史

（一）幻想家和电影的起源

至今我们已经知道，电影的起源和巫师、方士、幻想家、魔术师（比如梅里爱）等有关。

安德烈·巴赞提到16世纪有一个叫贝纳·帕里西（1510—1590）的人，是法国胡格诺派陶器制作家和作家。巴赞称他为电影的先驱，“为了获得几秒钟摇摇曳曳的影像甘愿烧掉自己的家具”，他“既不是工业家，也不是科学家，而是耽于幻想的人”。而“电影就是从萦绕在哲学人脑际的共同念头之中，即从一个神话中诞生出来的”[14]。作为真实电影的先驱，巴赞却发现了幻想对电影诞生的作用。

巴赞还把电影的发明和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飞行事件相联系。古希腊神话中的飞行家代达罗斯，他粘了羽毛，带领儿子伊卡洛斯一起飞行，逃离让他生厌的克里特岛。但儿子因为飞得太高被烈日融化了翅膀而坠亡，人类最早的飞行以悲剧收场。逃离是幻想的原动力。代达罗斯本想逃离克里特岛，他的儿子伊卡洛斯却想逃离地球。

巴赞认为：“每个人从第一次观察飞鸟时起，这个神话（飞行梦想）就蕴藏在心中。电影的神话大抵与此相似。”[15]

中国古代也曾有关于飞行器事件记载。晋人张华编撰《博物志》中提到西方有“奇肱国”，飞行技术发达，“其人善为机巧，以取百禽；能作飞车，从风远行”[16]。据说早在尹汤王时期，即曾乘飞车来中国。汤王恐国人恐慌，命人将飞车拆除，奇肱国人滞留十多年后，方才将飞车重新组装后离去。

庄子曾提到过一个中国古代的飞行者——列子。他在《逍遥游》中说：“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17]但未曾描述以何种工具飞行，所谓“御风而行”，似乎是借助滑翔机、风筝一类的工具。《述异记》中则记载：“列御寇，郑人，御风而行，常以立春日归（游）乎八荒，立秋日游（归）于风穴。是风至则草木皆生，去则草木皆落，谓之离合风。”[18]从以上描述分析，列子的飞行似乎有借助季风的意思。

列子留有《列子》一书，记载诸多神话异能传说。书中的“天体运动说”“地动说”“宇宙无限说”等，体现了其较为完整的宇宙观。更有意思的是，该书有偃师造人的事迹：偃师谒见周穆王，并携来一人，称此为其所造之人，能歌善舞。试之，果然合乎节拍，随心所欲。周穆王甚感惊讶，以为真人。至歌舞结束，此人却挤眉弄眼挑逗围观歌舞的妃子，天子大怒，欲杀偃师，偃师大骇，急将人造人拆开查验，果然五脏六腑、筋骨毛发皆皮革、木头之类所制。

这些记载可信度如何难以考证，但确有幻想成分在内。按照偃师造人的记载，此机器歌舞者竟进入人工智能阶段，有了人的情感与自主意识，这在今天都是难以做到的。

飞行和人工智能，如今已成为科幻电影的两大主题。西方最早的两部开创性科幻电影恰好涉及这两大主题：梅里爱的《月球旅行记》（1902）和弗里茨·朗的《大都会》（1927）。

上面这个故事中的周穆王，本身也是一个充满幻想精神的幻想家。他的幻想在远方。《列子·周穆王》记载：“穆王不恤国事，不乐臣妾（却又不能容忍人造人与其妾调情），肆意远游。”好远游本身当然是充满幻想的行为，但仅仅据此尚不能称之为幻想家。关键是远游中的种种传奇。其所乘之八骏和御者造父驱驰千里，在昆仑山与传说中的西王母相会，互相唱和歌谣，“其辞哀也”。结果，乐而忘归，南方徐偃王作乱。《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造父为缪王（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19]以当时的交通之艰难，由昆仑山至南方何止千里，穆王的“八骏飞车”自然极为神奇。《竹书纪年》《抱朴子》等又记载：“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20]惨烈之战场竟化为浪漫之幻象。

（二）宇宙观的幻想

人类幻想大多建立于改变自身境遇的幻想和关于内外宇宙的想象上（所谓内宇宙即人的灵魂）。笔者认为，致力于此种幻想的这一类人可以被称为幻想家。

人类早期文明大多具有幻想色彩，神话传说自不必说，政治、哲学、科学、医学、天文、军事和地理等无不带有幻想的印记，乃至对历史的记录也间杂以幻想成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对话集《蒂迈欧篇》和《克里提阿斯》中提到过大西洲的传说，该传说由柏拉图的祖先、祭司、旅行家兼哲学家梭伦从埃及传过来，一代代口授相传，真伪莫辨。

古希腊哲学很大程度上可被称作“幻想哲学”，他们很早就开始展开对灵魂、地球和宇宙的想象。公元前339年，古希腊大学者苏格拉底因言获罪，被判死刑。临刑前，他和前来告别的学生进行了一次充满幻想性内容的谈话，这次谈话涉及灵魂、地球、太空以及我们和未知世界的关系等。谈话结束后，哲人饮鸩成一快，从容去往那未知的世界。这就是他的学生柏拉图在《斐多》一书中描写的场景。我们不知道苏格拉底面对死亡的勇气来自何处，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究显然是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在这次谈话中，他成功说服弟子们相信灵魂不朽。既然灵魂不朽，死亡无非是一次对幻想的印证之旅罢了——“当人们死后，生前洁净的灵魂御气而行，到达那真正的大地，重生于那更美好的世界。”[21]

吉尔·德勒兹认为，在柏拉图或苏格拉底关于灵魂的学说中，灵魂先于肉体而存在：“在灵魂行诸肉体之前，它们能看见理念……合理的谵妄和真爱只能属于灵魂，这些灵魂已经目睹了许多事物，它们内部有许多沉睡的、可以恢复的记忆。”[22]历史学者吉本评价这些充满幻想的古希腊哲学家道：“他们不但认为人的灵魂将从此永生，而且过去也一直长存。”[23]

这次谈话中，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如此描述地球和未知世界的关系——

我们只是住在海边一个很小的地方，只好比池塘边上的蚂蚁和青蛙。地球上四面八方还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许多空间，都积聚着水、雾和空气。可是地球本身是纯洁的。地球在纯洁的天上。天上还有星星。经常谈论天上等等事情的人把天称作太空。水呀、雾呀、空气呀都是太空的沉淀，汇合在一起，流到地上的空间。我们不觉得自己是生活在空间，却自以为在地球的表面上。这就好比生活在海洋深处的人，自以为是在海面上。他从水底看到太阳和星星，以为海就是天。他因为懒惰或身体弱，从没有升到水面上去，探出脑袋，看一看上面的世界。上面世界的人，也无缘告诉他：上面远比他生活的世界纯净优美。我相信我们正是同样情况。我们住在空气的中间，自以为是在地球的表面上。我们把空气当作天，以为这就是有星星运行的天。我们也是因为体弱或懒惰，不能升到空气的表面上去。假如谁能升到空气的表面上，或是长了翅膀飞上去，他就能探出脑袋看看上面的世界，像海里的鱼从海面探出脑袋来看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假如人的体质能经受上面的情景，他也许会看到真的天、真的光、真的地球。我们上面那个世界的东西，准比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又优美得多。[24]

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告诉我们，那上面住着一种更优越的“人”，呼吸纯净的“以太”，寿命绵长，五感都胜过我们，就像我们胜过海里的鱼一样。他们能看到日月星辰真实的样子（我们只能看到被污浊的空气折射后的样子），也能和真正的神明打交道。

古罗马时代延续了古希腊学者的幻想传统。最早幻想天国世界的是古罗马哲学家奥古斯丁，他的《西方正典天主之城》一书描述了地上城和上帝城的不同起源、进展和结局。他对灵魂的想象是：“古代哲学家……发现既然没有任何一种物质的特性可以运用于思维活动，那么，人的灵魂便必然是一种与肉体完全不同的实体，她纯洁、简单、只作为一种精神存在，不可分解，而在脱离形骸的禁锢之后，便必能感受到更高级的美德和幸福。”[25]古罗马哲学家普鲁塔克把幻想的重点放在月球——月球乃是天与地之间的中转站，人死后，灵魂就其自身的属性在那里分解和改造，有的重返地球，有的留在那里，有的升入更高的星空。这是一篇《论月面》的对话中记录的普鲁塔克关于月球和灵魂的想象。对话中，有人提出，月球上的条件和地球完全不同，不可能有人存在。于是，普鲁塔克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思路予以反驳：“如果我们无法接近大海，只知道那是无边的咸水，也会怀疑在海底是否有生物存在，它们不需要在空气里呼吸就能生活。既然如此，焉知在没有云和雨的月球上就没有人类存在呢？相反，在月球上的人看来，也许反而是大地无法孕育生命呢！这就好比如果我们不能接近或触摸到大海……如果有人说，在大海深处供养了大量各种形状的动物，充满了利用水就能达到我们利用空气所能实现的目的的动物，那么他的观点，对我们而言，就会像是神话或奇迹。而当我们不相信月亮上有人居住时，我们与月亮的关系以及我们对月亮的态度，就与这种情况明显相似。我想那些月球人眺望宇宙的沉积物和残渣时，会对地球更加感到好奇。它就像一个在湿气、薄雾和云中隐约可见的、不发光的、在低处而且静止不动的斑点，他们会惊奇于它生成并滋养了能够运动、呼吸且身体温暖的动物。”[26]

稍晚一些，罗马帝国讽刺作家琉善（Lucian，约125—180年）写了一部幻想小说《真实故事》（Vera Historia），其中描绘了一个更富有想象力的月球世界。故事说，一艘船被狂风刮上天，飞了整整七天七夜后，到达一个圆形浮岛上，这就是月球，在那里他们又遇到一群骑着三头巨鹰的骑兵，把他们带去见国王恩底弥翁（在希腊神话中，他是被月神恋慕的英俊少年，这里则成为月球王）。结果月球王国和太阳王国正在为争夺金星而交战，船员们就被卷入这一场“星球大战”之中……

《真实故事》令人惊叹之处还不只是星球大战的概念，文中还描绘了许多奇形怪状的“外星生物”和“外星人”：由植物构成的青菜鸟、比岛屿还大的巨蜘蛛、能做头盔的豆子和能当盾牌的蘑菇、狗面人……战争场面的描绘也极尽奇幻之所能：用蜘蛛丝织成战场，用抛掷毒萝卜攻打对方，甚至用云层封锁月球等，如果拍成电影一定煞是好看。这种差异也不只停留在外观层面上，如月球人虽然形容上接近人类，但生理机能和社会构成上却完全不同。比如：

他们都是男人生的，不是女人生的。大家都娶男人做妻子。女人这个名称，他们压根儿不知道。他们每人都是二十五岁前出嫁做妻子，过此年龄则娶亲做丈夫。他们怀孕不在肚子里，而在腿肚子上。[27]

因为这些对“外星世界”的生动描写，《真实故事》常被奉为第一部科幻小说，但琉善的初衷则是反讽，讽刺一些文人学者的胡说八道。“我写的每件事都是亦庄亦谐，戏拟古往今来的某些诗人、历史家、哲学家，他们写出的诡谲怪异、荒诞不经的事，真不知有多少。”[28]这反过来证明了古代学者著作中的幻想性因素之盛。

（三）理想国

政治方面，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启了人类对理想政治和国家的幻想。差不多同时，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戏剧《鸟》，讲述两个雅典人和一群鸟一起在天和地之间建立了一个“云中鹁鸪国”，这是一个理想社会，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剥削，唯有劳动可以生存。它以这样的想象来讽刺雅典城中的寄生生活，同时展现对理想社会的幻想。

在中国，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对于西周制度的美好想象也以幻想居多，寄托着其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其据以想象古代典章制度及事迹的《尚书》一书，内容即有很大的幻想成分，如《尧典》《皋陶谟》等篇，均带有神话色彩，甚至缀以诗歌。《尚书·周官》言：“以公灭私，民其允怀。”也可视之为中国古代的理想国。

以赛亚·柏林说：“相信世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前景……这种信念影响了后柏拉图时代的许多思想家。”[29]在这种完美信念的影响下，幻想中的理想生活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路径。基督教的伊甸园、社会理想的乌托邦、太空中的月球与火星，都曾成为人类理想托庇之所在。据《罗马帝国衰亡史》记载，传说中公元前2世纪到2世纪在死海附近存在一个犹太教派，教徒们实行财产公有制，追求与上帝的神秘沟通。而古罗马最早的一批基督教原始教会的狂热信徒，也卖掉私有财产，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后来逐渐废弛，“因为当它后来落到不似使徒那么纯洁的一些人手中的时候，重新回来的人性中的自私很快就会使它被滥用和遭到破坏……”[30]17、18世纪欧洲盛行乌托邦小说，是幻想文学的一个类型。如康帕内拉的空想共产主义著作《太阳城》，采用对话体裁，描绘了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新型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人人劳动，生产和消费由社会统一组织安排，产品按公民需要分配，儿童由国家抚养和教育，教育与生产相联系等。同类型的创作还有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等。

对人类来说，是过一种想要的生活，还是一种现实可能的生活，成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纷争。

（四）天国幻想

宗教的主要内容建立在幻想基础之上，尤其关于天国和神迹的幻想，成为信众的重要动力。

享有“可尊敬的”称号的比德（Beda Venerabilis，约673—735）是最早出现在英国历史上的卓越学者、历史家。他的《英吉利教会史》以罗马天主教会在不列颠的布教为主要内容，记述自奥古斯丁（Augustin）受命来不列颠布教开始直到罗马天主教在各国相继取得胜利前后100余年的历史。比德在临终前曾经说过一段话：“我绝不愿意在我死后让我的子孙后代读到谎言。”因而，普遍被视为信史。但他的书中充满了当时盛行的圣徒显灵、救灾、医病等“神迹”记载，使得这部巨著部分内容真伪难辨。这样的情况在同时代格雷戈里（Gregory Saint）的《法兰克人史》中也出现过。

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记载：“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的伊里奈乌斯时代，死人复活也完全不被认为是什么稀罕事；而且只要情况需要，当地的教会便会组织大批斋戒的会众一同祈祷，以重演这种奇迹，连那个依靠他们的祈祷死而复活的人也能从此在人们中间长时间生活下去。”[31]

到底是神迹、传说还是幻想？实在无从考证。

对天国的想象是人类重要的幻想内容之一。博尔赫斯在著作里提到过一个15—16世纪生活在瑞典的幻想家，叫伊曼纽尔·威斯登堡，他认为：“死亡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地狱还是天堂。”[32]爱默生认为：“他给我们留下五十卷著作。”[33]他设计过一种能够在空中飞行的运载工具，也设计过在水下行走的工具，他通过解剖尸体，“研究过哪里是沟通精神和肉体的准确契合点”[34]。

当然，仅仅是以上这些还不算什么，更为惊人的是，博尔赫斯认为：“他访问了天国和地狱，同天使和耶稣进行了交谈。”[35]他在他的著作《论天国、地狱及其奇迹》中说：“有一个陌生人在街上尾随他，直至闯入他的家中，自称就是耶稣……要委托他担负起更新宗教的任务，并说允许他访问另一个世界，即幽灵的世界，那里有无数的天国与地狱。”[36]他到伦敦本来想结识牛顿，大概想和他讨论天体力学方面的一些想法，但没能如愿。他在伦敦的住所内，“佣人们住在底层，他们常常见他与天使们交谈，或同魔鬼们争论”[37]。

据斯维登堡描述，他所看到的地狱景象是这样的：“地狱是沼泽地带，那里的城市都像遭受了火灾似的破败不堪；但那些被判下地狱的人却感到很幸福。他们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感到幸福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充满了仇恨，在这个没有君主的王国里，他们无休无止地尔虞我诈。这是一个政治卑下、充满阴谋诡计的世界。这就是地狱。”[38]在伊曼纽尔的描述中，“在另一个世界里，色彩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我们这个世界仿佛是一片阴影”[39]。蒂姆·波顿的著名电影《僵尸新娘》的影调就是这样区别的——现实世界充满阴霾，鬼魂世界色彩更加明亮。

中国汉代墓室中有“画像石”的浮雕，详细描绘天空的另一个世界和死后的世界。包括驾飞车在空中飞翔的“飞行员”、长有翅膀的怪兽等，勾勒了古人对于异世界的幻想。

历史上的幻想家包括方士、巫师、卜者、旅行家、魔术师、通灵者、神学家、预言家、玄学家、游吟诗人、炼金术士、星象学家、民间科学人士等。事实上，他们中许多人的身份是重叠的。比如，“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主义者，他们同时也是神学家、哲学家和占星家……他们从赫尔墨斯、卡巴拉、奥菲士教以及其他密教传统中，了解到了密码和标记，可以把他们从肉身存在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并超出众星宿和‘主管’行星而上升到他们的天堂故园”[40]。

通常我们认为古代炼金术只是基于一种现实的贪欲罢了，但其实并不那么简单，炼金术中主要是包含了精神修炼的成分。一位研究神秘技艺的历史学者曾指出这一事业中的神秘主义意义——自我解放和自我神化的冲动：“炼金术用男女雌雄同体的象征来表示——是与上帝重新结合的前提——或是结果。”[41]西方15—16世纪的宗教改革空想家雅各布·波墨确信，他自己“拥有一种灵知，可以揭示所有奥秘，洞穿始终的不同层次，对历史过程提供彻底的理解”[42]。而他的主要手段就是“重拾神话工具、使用密传的炼金术和魔法传统”。他认为：“对实在的思辨洞察本身是一个炼金术或魔法操作，而最广泛的综合不过是对——发生在实在所有层次上的炼金术变形及魔法变形——的展露。”[43]波墨的著作“散漫而晦涩”，但到了18世纪，受到了哲学家H.莫尔、物理学家牛顿、诗人弥尔顿和布莱克的热烈欢迎。恩斯特·奔驰认为：“波墨对欧洲哲学的影响史是欧洲精神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之一。”[44]

（五）致幻剂

怎样理解波墨等严肃的学者对魔法和炼金术之类幻术的狂热喜爱？博尔赫斯提到过一个14世纪的西班牙神秘主义者圣十字若望，是个罗马天主教圣人，“他用色情经验或以醉酒做比喻来描写迷醉。例如，有一个人遇见了上帝，上帝与他本人长得一样……”[45]所谓“迷醉”，即致幻状态。相信许多幻想家其实是陷入了某种致幻状态。

致幻状态与药物的作用有关。据说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大量面包以黑麦制作。黑麦和类似黑麦的植物会携带麦角菌。大剂量的麦角会致人死亡，小剂量的麦角则有致幻作用。14—17世纪，欧洲人深受“舞蹈狂热”（dancing mania）的困扰。一群人在街道上跳舞，直到他们筋疲力尽——他们的嘴角有呈泡沫状的唾沫，经常胡言乱语。那些经历过“狂热”的人在醒来后便会描述他们所经历的景象。1943年瑞士科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在研究麦角时发现了LSD的致幻作用，他在无意间试用后，经历了一次“迷幻之旅”。LSD是当前已知的药力最强的迷幻剂。另外，据说在颠茄（Atropa belladonna）、天仙子（Hyoscyamus niger）、风茄（Mandragora officinarum）和曼陀罗（Datura stramonium）中也有致幻化学物质。金庸的武侠小说写到过曼陀罗花的致幻作用。

还有一种致幻药物似乎和马钱子碱（Strychnine）有关。据查，此药物剧毒，专用来毒杀啮齿类动物和害虫，但可以作为中枢神经兴奋剂。弗朗西斯·科波拉在他的电影《没有青春的青春》中，提到主人公服用了过量的有毒马钱子碱，想要自杀，结果重返青春岁月，历经未来时代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归来后见老友依然相聚，而年轻的他却瞬间牙齿脱落，倒卧雪地而亡。我们或许可以将此期间的经历理解为幻觉，在他死前一刻，清醒过来，但死神已接踵而至，攫其而去。

中国古代方士炼丹，服用丹药以求白日飞升。其白日飞升之幻觉，恐怕便是依靠丹药实现的。最著名的丹药即五石散，也称寒食散，其药方据说为汉人所创，由魏人何晏首先服用。关于寒食散中的“五石”，葛洪认为是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等，隋代名医巢元方则认为是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等。但所谓“五石”，或许是笼统的叫法，估计五石散来源于传说中之“五色露”。《太平御览》卷一二引《洞冥记》记载，汉武帝时东方朔游吉云之地，归来禀告汉武帝：“其国俗常以云气占凶吉。若吉乐之事，则满室云起五色，照著于草树，皆成五色露，露味甘。帝曰：吉云无色，露可以得尝不？”东方朔便再次东行，当天傍晚返回，“得玄黄清露，盛之琉璃器，以授帝。帝遍赐群臣，得露尝者，老者皆少，疾病皆愈”[46]。其功效竟可以返老还童、包治百病。这样的效果是否因致幻作用而生？总之，东方朔所言所为颇为可疑。

尽管“五石”配方各不相同，但其药性皆燥热，服后使人全身发热，并产生一种迷惑人心的短期效应，实际上是一种慢性中毒。何晏为魏武帝女婿，耽声好色，传说服了五石散便体力倍增。在这样一种名人效应下，服用五石散成为一种时尚。但此类药物极其霸道，短期内固然可以亢奋提神，长期服食则体内毒素沉积，损伤脏器，轻则瘫痪，重则丧命。服此药致瘫而死者，有裴秀、晋哀帝司马丕、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等，至唐代，人们已认识到其危害，孙思邈呼吁世人遇到这类药方，应赶紧焚烧，不要留下来害人。

现在，幻想家的名单里要加上电影导演和电影人。20世纪20年代，F.W.茂瑙拍摄了吸血鬼电影《诺斯费拉图》，阿尔宾·格劳担任这部电影的美工，但他比导演还要更多地参与到电影的构思中。他是一名画家和建筑师，但据电影历史学家洛特·H.埃斯纳研究，他还是一名术士。格劳后来在德国《舞台与电影》上发表文章，谈到了他的一段经历——战争期间，格劳和他的四个同伴为了防止伤寒，用剃刀抓虱子。其中一位是罗马尼亚人，给他们讲了一个关于吸血鬼的真实故事。这个人的父亲在巴尔干地区伐木的时候心脏病发作死去，下葬后，没有牧师在一旁做祷告。当天晚上，人们发现他父亲的墓穴里是个“不死的”吸血鬼，后来将他火葬了。格劳说，讲这件事的人当时还拿出一份发黄的政府文件来证明确有其事。格劳写道：“我们一眼也合不上！战争已经过去多年了。人们眼中不见了对战争的恐惧……痛苦和忧伤不仅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而且渐渐地，使人们不再试图去理解促使恐怖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而这个原因就像整个宇宙的吸血鬼一样，吸食着成百万人的鲜血，把整个世界吸食枯竭。”[47]

著名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曾长期迷醉于幻想，一度和异能人士往来甚密。包括“苦行僧”“魔术师”“江湖骗子”，还接触过通灵人。他为这类人下的定义是：“那些被不知名的力量占据以致丧失抵抗能力的人。”[48]除了前面曾提到过的那位会“分身术”通灵人古斯塔夫·阿道夫·罗尔之外，他还认识一位叫帕斯夸琳娜·培左拉的女灵媒，是个农妇，“她的灵魂附体是自觉、快速而自发的”。“当她被附身时便闭起眼睛，一震之下从椅子上起身走向前……当她重新睁开眼睛，你会发现它们已变得更为清澄。她张开一只手掌挡在额前，好像在躲避一束刺眼的光线；另一只手则带着她前进，在来访者身前走动，仿佛想搬动内脏好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她叙述她看到的东西时，使用一种奇怪的，夹着方言、科学术语的粗俗但描述准确的黑话。”[49]据说她名气很大，一些大学教授也来请教她。还有一次，费里尼去拜访一位农民巫师，他居住的地方同样散发出“地狱般难闻的气味”。大概是因为害怕，他带了一位教士同去，“突然这位巫师开始像一匹马那样嘶叫，声音越来越大，神父也脸色发白，说实在的，我们是连滚带爬逃离现场的。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是一次变形：那个可怕的家伙短短几分钟内在我们眼前变成了一匹马”[50]。

费里尼本人也曾体验过致幻剂：“拍完《八部半》之后，我曾经做过LSD25的实验，那是美国人以合成方式重制墨西哥一些部落服用的某种菌类致幻药时使用的一种药物。”[51]他说服用后，他在室内一刻不停地走了7个小时、说了7个小时，直到打过镇静剂才平静下来。他后来羞于去听这7个小时的录音，不知道自己到底讲了什么。当然，如果现在有人能找出来的话应该很有趣，也会有研究价值。

好莱坞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盛行嗑药。当时的电影人喜欢吸一种叫“笑气”的一氧亚氮，吸多了会飘飘然，甚至会晕过去。美国的畅销书作者彼得·比斯金在《逍遥骑士 愤怒公牛——新好莱坞内幕》一书中说，好莱坞的制片助理阿蒂·罗斯有一天出现在别人面前时，前额上有一大块紫斑，显然是晕过去跌倒了，他却说自己看到一道白光，看到了上帝。这显然是过量吸食“笑气”的结果，可他仍然执迷不悟，于是，有一天，一位同事来到他家，敲门没有应答，推开虚掩的门，看见阿蒂已经因吸入过量的笑气而猝死。“阿蒂之死应该给60年代末开始的嗑药潮——从大麻到迷幻药到可卡因到精炼可卡因——画上句号。”[52]但是，事实上，这些人照样嗑药，“编剧迈克尔·奥多诺格因服用迷幻剂，从楼上朝露台作燕式跳水，结果砸坏了全部门牙”[53]。他以为自己真的能飞。当时的好莱坞也的确沉浸在一派繁荣之中。1974年的票房总收入创下了1946年景气顶点以来的最高纪录，1975年的《大白鲨》又将把记录推向新高。但不能认为其功劳来自致幻剂，因为，随后便经历了死亡，大片厂制度碾压着导演们的理想，列奥纳德·施拉德的话就比较经典了：“我们这一代人出道时都是有信仰的人，所作所为都犹如拍电影是宗教，但现在我们已无这种信念。”[54]著名影评人宝琳·凯尔认为，就像传统手工业在大工业崛起的年代里一样，是无法与轰隆隆的大机器、大资金、大营销相抗衡的。[55]电影死亡了，观众在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