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界有关本书的研究现状

（一）国内外关于教育人类学的研究

“教育人类学”（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是一门分支学科，具有跨学科性。一方面，教育人类学具有人类学的学科特点，接受人类学的研究框架，遵循人类学的研究原则，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另一方面，教育人类学又主要研究教育问题，必须运用教育学原理，遵循教育发展规律，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当然，教育人类学还受其他学科的影响，吸收各种学科的有用方法，具有渗透百科，博取诸家的特点，熔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生物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于一炉，以更综合更全面深刻的视角来考察教育与人类发展。[1]教育人类学的一个原则是应用人类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反过来说，人类学的不同理论和方法影响着教育人类学。根据庄孔韶的看法，教育人类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学派：其一是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学派，其二是以德国等欧陆国家学者为代表的学派。[2]滕星论述了国内教育人类学的一些必须明确的概念。中国教育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领域，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一直被冠以“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简称“民族教育研究”，其学科则被称“民族教育学”，鲜有称“教育人类学研究”或“教育人类学”的。[3]综合而言，教育人类学是由教育学和人类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吸收了包括人类学、教育学、民族学、政治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其理论方法和知识体系主要来自人类学。

1.国外关于教育人类学的研究

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20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德国、奥地利等国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4]以下分而述之。

（1）哲学教育人类学的研究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一书中，通过对人类学的初始命名，植下了教育人类学思想的种子。著名哲学家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开设人类学和教育学课程，并率先尝试将人类学与教育学融为一体，先后出版著作《实用人类学》（1798年）和《论教育学》（1803年），他的教育思想是“先验哲学取向的教育学”。赫尔巴特（J.F.Herbart）于1806年出版《普通教育学》（The Science of Education），是公认的第一部现代教育学著作。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于1875年提出“人的研究”理论，将人的问题置于生命哲学视野之内考察，进而与教育和教育学对接和融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由探究人而研究教育的热潮，相继产生了阿·胡特的《教育人类学》、格尔曼娜的《教育人类学的本质和任务》等著作。1928年出版的舍勒遗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普列斯纳的《有机体和人的阶段》等反映了当时人类学研究教育的思想。狄尔泰的弟子诺尔（Herman Nohl）的《性格与命运》（1938年）被认为开了基于哲学取向和学科取向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之先河。

20世纪30—50年代，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和教育学家都进行了不同的研究。如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杜普·霍华德（Heinrch Dopp Vorwald）出版了《教育科学与教育哲学》（1941年）一书，提出了教育哲学即哲学人类学的概念，对哲学教育人类学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作了新的概括，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德国蒂宾根大学教授博尔诺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先后出版了《情绪的本质》（1941年）、《敬畏》（1941年）、《德国浪漫主义教育学：从阿恩特到弗勒贝尔》（1952年）、《存在哲学与教育学：论非连续性教育形式》（1959年）和《生存哲学与教育学》（1959年）等著作，把教育与人类发展的各种问题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对哲学教育人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他的《存在哲学与教育学：论非连续性教育形式》批驳了存在主义否认教育可能性的观点，其研究路向超越了早期精神科学教育学者的个人主义、普遍主义的限制，把教育带向广阔的社会文化中，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此外，还有J.德博拉夫（J.Derbolav）的《教育人类学的问题与课题》（1959年）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朗格威尔的《儿童人类学研究》（1956年）等，对教育人类学理念与儿童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哲学教育人类学出现了新的突破，尤其在西德曾一度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哲学教育人类学在理论界发表了大量论著。1965年，博尔诺夫发表了《教育学中的人类学考察方式》，再次强调了他的人类学方法取向的立场。博尔诺夫还出版了《教育人类学论文集：危机与新的起点》（1966年）、《语言与教育》（1966年）、《教育学的氛围：关于教育人际情感前提的调查研究》（1968年）和《哲学与教育之间：演讲与论文集》（1988年）等，是高产的学者。弗利特纳于1963年邀请那些对教育颇有研究的各类专家开设了一系列讲座，并将内容编成文集《教育人类学的途径》（1963年），这些内容是对教育人类学之路的回顾和探索，是对各学科已存在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总结与理论化。W.哈赫《教育学的人类学因素》（1963年）力图分析确定教育学中的人类学研究原则的内因，他的另一著作《人类学考察方式对教育学的意义》（1965年）分析了人类学考察方式对教育学产生的影响与意义。H.罗特《教育人类学》（1966年）是“综合人类学”取向的代表作，即综合所有关于人的经验科学的研究成果具体应用到教育领域。J.德博拉夫（J.Derbolav）的《关于“教育人类学”课题的思考》（1964年）和奥地利教育人类学家H.茨达齐尔的《可塑性与确定》（1967年）等也是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著作。

20世纪70年代后，哲学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已经形成。90年代之后，以克里斯托弗·乌尔夫（Christoph Wulf）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吸收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开展了多项“教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活动，乌尔夫先后出版了《教育的历史人类学：问题与方法》（2007年）和《社会的形成》（2012年）等著作。

哲学教育人类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建立了较雄厚的理论基础，形成了许多重要学派。其中最为突出的有：①福瓦尔德的教育人类学理论。福氏先后出版了《教育科学与教育哲学》《教育科学的基本问题》和《教育人类学论文集》等论著，倡导研究教育对人获得全面本质的观点，主张教育人类学能从人的生活性、历史性、社会性和创造性出发来分析和塑造人的全面本质，并提出了教育人类学的主要方法和世界观基础。②博尔诺夫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博氏在《情绪的本质》（1941年）、《存在哲学与教育学：论非连续性教育形式》（1959年）、《在教育学中人类学的考察方法》（1965年）及《教育人类学》（1971年）等论著中，倡导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教育与人的本质发展，以“人类学的思考”实现“人的完整性”。他提出教育人类学基本原则，如图像原则、相关原则和贯通原则等，并以此为基础阐发了还原原则、组织原则、解释原则和提出问题原则四大研究原则。③罗特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在《教育人类学》（上卷1966年，下卷1971年）、《教师及科学》（1976年）、《教学与学习的教育心理学》（1959年）和《才能与学习》（1969年）等论著中，罗特倡导把教育人类学作为研究教育与人的本质改变的一门教育学学科，主张人的创造性与被创造性的统一，强调“发展”是教育人类学的重点，有发展教育学的理论阐释。④戴波拉夫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在《教育学中教育人类学的问题与课题》（1959年）、《教育学的系统观察》（1971年）、《教育人类学题目批判的反应》（1964年）和《教育人类学即个人自我实现的理论》（1980年）等论著中，戴氏认为教育人类学是集多种学科为一体的新学科，是教育学的基础。他系统研究了教育学与教育生物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的关系，通过对学生内在本质与各种学习材料和教育方法的研究，突出生长、成熟、学习、适应四大“内涵关系”，把人的“具有教育需要的本质”变为“具有教育能力的本质”，他一再申明，教育人类学的核心就是一种关于人的自我实现的理论。⑤罗赫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在《教育学之人类学的层次》（1963年）、《教育人类学思考方式的教育意义》（1965年）、《文化化即教育学之人类学的基本概念》（1968年）和《人的能力模式、教育思想之人类学的问题》（1980年）等论著中，他试图用现象学方法研究实际中的人与教育行为的关系，促使两者发生最好的互动，以建构完整的人的本质。他主张建立“教育情境”，强调研究的具体动机。还强调“文化化”与教育人类学的内在联系，并作了五个方面的阐释：教育的文化人类学模式、文化是人的生活形式、人的学习即是文化化、文化化即社会互动及教育是“文化化的帮助”的互动形式。⑥李特克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在《教育人类学之一种论辩尝试》（1972年）、《进化与教育》（1976年）、《教育之人类学基础》（1978年）和《教育人类学即教育之人类学基础》（1980年）等论著中，强调要用科学实证的人类学来研究教育问题。他强调进化论的观点，把进化分为自然进化、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进化是学科的核心概念，阐明了教育与人类发展的关键联系。他特别强调教育学与人类学互动的重要意义，描述了一幅教育与人的学习过程的复杂互动网络，不仅注重人类学方法研究教育行为的基本原理，而且关注人的生物特性对教育行为的作用，其间贯穿着进化的基本思想。此外，还有芬克、狄霍普、普莱尼斯和朗格威尔等，都是著名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家。众多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家的思想和著作共同筑起了哲学教育人类学学科理论的大厦。

（2）文化教育人类学的研究

在文化教育人类学的发源地美国，学术界一般认为范德沃克（N.C.Vandewalker）和休伊特（E.L.Hewett）是最早以人类学观点和方法审视教育问题的代表性人物。早在1898年，范德沃克就发表了专论《教育对人类学的若干要求》。1904年和1905年，休伊特在《美国人类学家》上先后发表了《人类学与教育》（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和《教育中的种族因素》（Ethnic Factors in Educanon）。尤其是《人类学与教育》一文在教育人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预测了人类学与教育学这两门学科相互融合的可能性与未来发展趋势，并采用“人类学与教育”的笼统说法来指称这门潜在的新学科领域。这是英文世界最早出现的教育人类学名称。1913年，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在美国出版了世界第一本《教育人类学》专著，她继承当时法国的科学教育思想，把体质人类学的概念应用到教育上。到20年代，还出现了如阿·胡特的《教育人类学的本质和任务》和格尔曼娜·诺尔的《关于人的教育知识》等论著。1928年，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Franz Boas），在名著《人类学与现代生活》（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1928）中写了一章“教育”，集中探讨了教育的文化作用、教育对心理自由的影响、教育对个人生活危机的影响、受教育阶级的文化状况等问题。1928年，美国另一位知名人类学学者米德（M.Mead）发表了关于文化传递及其社会性的《太平洋研究三部曲》的首篇著作。同年，米德在萨摩亚地区研究的基础上写成《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1928），主要介绍了萨摩亚人养育儿童的方式，探讨了青少年的情绪波动是否具有普遍的共同性问题。随后，米德对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儿童的教育与成长进行了研究，据此写成了专著《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Growing up in New Guinea，1930），根据其在新几内亚的三个原始部落中的田野调查研究写成《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 and Temperament：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1935）。本尼迪克特（R.F.Benedict）从事美国印第安社会的研究，她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对族群文化人格的形成有深入的剖析和划时代的洞识。杜波伊斯（C.DuBois）在印尼附近的阿罗岛进行田野调查后，于1944年出版了《阿罗岛人》（The People of Alor），研究重点是儿童教养方式和人格的关系，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众趋人格结构”（model personality structure）来说明族群人格。这些学者开启了文化与人格关系的讨论，进而对于教育如何传递族群文化、如何内化族群人格等论题有了另一层次的启发。[5]

1954年，美国人类学学会与斯坦福大学联合召开了一次人类学与教育学大会，会议讨论成果被编纂为《教育与人类学》出版。1955年，斯宾德勒编著的《人类学与教育》一书公开出版，成为有关教育人类学的第一部文献，该著作内容广泛，涉及当时人类学学者和教育学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既有来自人类学学者的论述，又有教育学学者的观点。斯宾德勒的《转型美国文化中的教育》（Education in a Transforming American Culture，1955）分析了美国文化转型中的教育问题。

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领域关于教育的研究更为多样，文化教育人类学取得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戴蒙德主持了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校文化研究，后由吉尔林指导，最后编纂成了一套教育人类学评论和文献目录，并组织了一系列讨论，其成果编成《教育的人类学观》（1968年）一书。斯宾德勒编写的论文集《教育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Education and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1963）收入了一些学者探讨教育与文化相关问题的文章。1963年，斯宾德勒主编出版了人类学入门教材《教育与文化》（Education and Culture）论文集。1965年，乔治·奈勒（George Kneller）出版了《教育人类学》（Educational Anthropology），重点讨论了文化和人格的基本概念以及美国公众学校的教育问题。这一时期出版了一大批相关学术著作，如乔治·泰勒的《教育人类学导论》（1965年）、纳斯（A.J.Reiss）编的《变迁社会中的学校教育》（Schools in a Changing Society，1965）、李（D.Lee）的《美国文化中的教学差异》（Discrepancies in the Teaching of American Culture，1963）、罗森（B.C.Rosen）等主编的《美国社会中的成就》（Achievement in American Society，1969）、杰克逊（P.Jachson）的《课堂教学中的生活》（Life in Classroom，1968）以及史密斯（L.M.Smith）和杰弗里（W.Geoffrey）的《城市课堂教学的复杂性》（The Complexities of an Urban Classroom，1968）等专著和论文，成为影响当时教育科学决策的主要参考力量。

20世纪70年代后，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进入了成熟阶段，相关研究成果丰富。史密斯（L.M.Smith）和基斯（P.M.Keith）的《教育革新的剖析》（Anatomy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1971）、斯宾德勒的《教育与文化过程——教育人类学探讨》（1974年）、《学校教育人种志研究——实践中的教育人类学》（1982年）又一次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这一时期，有的研究探讨如何开展教育民族志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斯宾德勒夫妇的《教与学：如何开展教育民族志研究》（Teaching and Learning：How to Do the Ethnography of Education，1988）；有的研究分析如何将这种方法论运用于教育评价中，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费特曼（D.M.Fetterman）主编的《教育评价中的民族志》（Ethnography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1984）；有的研究就完善这种方法论进行了探讨，如戈茨（J.Goetz）和勒孔特（M.LeCompte）的《教育研究中的民族志与质性研究设计》（Ethnography and Qualitative Desig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1984）；有的研究分析了新的学术思潮的影响，如安德森（G.Anderson）的《教育研究中的批判民族志：起源、现状与新的方向》（Critical Ethnography in Education：Origins，Current Status，and New Directions，1989）分析了批判民族志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有的研究细致地分析了教育民族志研究的类型，如奥格布的《学校教育民族志：多层次的方法》（School Ethnography：A Multilevel Approach，1981）；有的研究社区的力量，如奥格布的调查报告《社区力量与少数民族教育策略》（Community Forces and Minority Educational Strategies：A Comparative Study）和著作《一个富裕郊区里的美国黑人学生》（Black American Students in an Affluent Suburb：A Study of Academic Disengagement）；有的研究涉及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教育民族志研究的介绍，如丹尼尔（A.Y.Daniel）的《教育民族志的历史概述》（Highlights Overviews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Ethnography，2003）等。这些成果成为这一时期教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作。

2.国内关于教育人类学的研究

国内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国内教育人类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的译介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学者开始翻译、介绍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和著作，传播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如俄国教育学家康·德·乌申斯基的《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上、下卷）》[6]、德国教育人类学家O.F.博尔诺夫的《教育人类学》[7]、奥地利学者茨达齐尔的《教育人类学原理》[8]等先后被翻译，还有冯增俊编译的论文集《教育人类学》[9]以及一些介绍和翻译西方教育人类学理论的论文[10]。这些译著和译文主要是介绍西方教育人类学包括德奥哲学教育人类学和英美文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教育人类学的思想理念、理论模式、学科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2）教育人类学理论研究

从理论上对这一学科进行深入探讨，试图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中国教育的发展问题或试图构建关于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如冯增俊的《教育人类学刍议》[11]首次全面地介绍了国际教育人类学发展，并提出哲学教育人类学和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的概念以及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主题问题。冯增俊选编的《教育人类学》[12]较全面地研究了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和主要研究成果。冯增俊的《亟须建立我国教育人类学》[13]和李复新的《教育人类学述评》[14]对教育人类学理论进行评述，并指出建立我国教育人类学的必要和意义。庄孔韶著的《教育人类学》[15]介绍了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发展与研究方法以及在中国教育实践上的运用。冯增俊的《教育人类学》[16]重在建构系统的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在确立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主题上作出了贡献。冯增俊的《教育人类学教程》[17]、滕星的《民族教育概念新析》[18]等提出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实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Education Theory），也称为“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李政涛著《教育人类学引论》[19]、滕星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万明钢主编的《西北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丛书》和《教育人类学教程》[20]、张诗亚的《西南民族教育文化溯源》[21]等，从不同视角开展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对学科主题、理论体系、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丁钢主编的《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22]、郑金洲的《教育文化学》[23]探讨了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教育的文化功能等问题。

（3）国内族群的教育研究[24]

①族群教育起源和演变研究

滕星对1949年前处于“原始公社制”阶段民族的教育及其特点进行概述式的分析和介绍。[25]何丽对清末至1949年前达斡尔族教育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26]张大群对澜沧拉祜族的历史和社会变迁进行了叙述，并重点阐释了1949年前拉祜族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27]20世纪90年代，对少数族群的教育起源与演变的研究逐步增多，主要有陈震东[28]、毛礼锐[29]、冯春林等[30]、杨宽[31]、张学强[32]、张诗亚[33]等人的相关论著。

②族群文化教育问题研究

关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研究成果主要有滕星[34]、王远新[35]、艾力·伊明[36]、宝乐日[37]、马效义[38]、郑新蓉和卓挺亚[39]、董艳[40]等写的论著。郑新蓉还对中国少数民族教材进行了研究，并撰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教材研究报告》。

关于民族宗教教育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诗亚[41]、巴登尼玛[42]的著作较早揭示了民族教育发展与宗教教育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寻求解决之道；罗吉华[43]探讨了宗教教育与学校教育问题；樊秀丽考察了彝族的丧葬仪式，并分析了彝族经典《指路经》的教育功能。[44]

族群文化教育功能、价值以及族群文化传承与教育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张新立[45]、乔馨[46]、滕星[47]、王军[48]、郑金洲[49]、刁培萼[50]、丁钢[51]等人的著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以研究主流文化为主，解读汉族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探讨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教育的文化功能等问题。

③家庭、社区与学校教育问题研究

成果主要有：吴晓蓉[52]通过对摩梭人的成年礼进行教育人类学范畴的研究，探讨了摩梭人成年礼的文化意蕴、仪式蕴含的问题；李书磊[53]重点探讨了课堂上的文化传承；袁同凯[54]则通过对土瑶社区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揭示了土瑶儿童学校教育失败的原因，提出了对问题的思考；巴战龙[55]探讨了少数民族社区与教育问题；张霜[56]、李素梅[57]、滕星[58][59]、韩嘉玲[60]、任运昌[61]等人的论著也都是研究学校教育问题的代表作品。

④性别与教育研究

史静寰主编的《走进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62]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从性别视角研究中国基础教育教材和课堂教学的论文集，诸多论文指出了中小学教材、幼儿读物、成人扫盲教材中性别比例失衡、缺少具有独立身份的女性主角、性别刻板印象严重等问题，并分析了真实课堂教学中性别角色的互动与建构过程。郑新蓉的《性别与教育》是“性别、文化与教育研究”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63]20世纪90年代末，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女童教育，编写女童教育的培训教材。如陈时见[64]、滕星[65]等主编的教材便是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研究的代表。

⑤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相关成果以滕星[66]、陈·巴特尔[67]主编的著作以及万明钢、王鉴主编的《多元文化与西北民族教育研究丛书》（2006年）等著作为代表，探讨全球多元文化教育问题。此外，欧群慧[68]、靳玉乐[69]等所编著的著作探讨了多元文化校本课程建设问题。

⑥教育与社会变迁研究

主要的代表作有：王铭铭[70]、李小敏[71]等人的论文是研究汉人社会教育问题不能绕开的重要文献。此外，司洪昌[72]、李红婷[73]、冯跃[74]、涂元玲[75]、张济洲[76]等人的论著，将教育问题置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中去分析和探讨，因而具有历史人类学的特色。

（4）海外社会的教育研究

海外社会的教育研究也是中国教育人类学的领地。滕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经对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非洲裔社区、墨西哥裔社区和亚裔社区进行过田野考察，[77]学习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并将这些理论与方法引入到国内开展本土的教育研究。袁同凯于2006年对老挝北部山区学校教育进行田野考察，将研究成果发表在《亚洲人类学》（Asian Anthropology）杂志上。[78]2009年，袁同凯的《老挝北部Lanten人的学校教育：人类学视野中的个案研究》一文[79]，对老挝北部垄南塔、乌都姆赛和会赛三省的11所Lanten村落小学、235户家庭进行了实地考察，对Lanten人的社区生产生活与学校教育作了较为全面的描写与分析。另外，还有学者将外国的文化与教育问题列入研究视野，[80]为我们了解海外社会的教育情况提供了有益参考。

综上所述，国内外有关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日愈丰富，教育人类学理论更趋完善，逐渐渗入到各研究领域中。借助教育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可以从另一角度透视民间文化的传承途径帮助我们去发现民间文化传承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上述这些前人的成果亦将成为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京族民间文化研究现状

迄今为止，国外专门研究京族文化的论著极少，主要有：越南文化研究学院的裴天台编写的《中国京族的哈亭》（2004年），描述了中国京族哈亭的历史、外形、功能、活动等。阮氏方针的《中国京族的结婚礼仪——以中国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万尾村为例》（2006年）通过对尾村京族民众的婚俗调查，介绍了中国京族的婚恋习俗、婚礼过程，具有资料价值。武洪述的《中越京族符咒文化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3年）对中越京族法师的生活、画符、法器、符咒、社会功能等逐一进行比较，并探讨了中越京族符咒文化的变迁。黎氏秋萱《中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比较研究——以字喃的保护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6年）记述了字喃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功能，比较了中越两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制度设计与相关政策的不同及其所带来的结果差异。透过国外学者眼光，读者了解了中国京族与越南的文化渊源以及京族民间文化的样式、生存状态。

在国内，1949年以前，京族社会及其文化处于极为边缘的状态，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文化研究人员，都不太关注京族社会及京族文化，京族社会成为学界忽略了的学术研究“盲角”。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以具体民族为调查研究对象的田野调查逐渐展开，当时的调查涉及南方许多地区的多个民族，但京族并没有进入当时研究者的视野。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京族研究以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为主，且均为内部资料，成果没有公开出版。1951年，中央访问团联络组深入京族地区调查，写出《防城二区巫头、万尾、山心越南族概况》，介绍了京族的来源、迁入历史、姓氏分布，这是首次对京族聚居区进行全面调查的开山之作，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50年代初期，由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组成工作组，对当时防城县的越族（即今京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实地调查，这次调查也可以说是我国京族史上的首次民族识别工作，工作组根据此次调查得到的材料，1954年由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写成调查报告《防城越族情况调查》，作为内部资料刊印。这一调查报告具体记录了当时京族的社会情况，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是翔实的京族社会情况的调查材料。由于当时的调查受政府意识形态的影响，《防城越族情况调查》的内容充斥着阶级斗争的内容，“因为民族识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在学者的调查、分析和政府的意见及被识别族群的意愿这三者间，政府的意见在民族识别中常起更重要的作用”[81]。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组成调查组对防城进行较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当时防城县归属广东省），这次调查的材料最后整理成《京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1963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同样是作为内部资料供政府相关部门或少数研究人员参考，没有公开出版。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十几年时间里，京族研究大多是一些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发表的短小文章，并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痕迹，如报道文章《京族海岛换新装——东兴各族自治县巫头岛巨变记》（《广西日报》1965年10月17日）、《歌声荡漾万尾岛》（《光明日报》1973年3月17日）、《战斗在京族海岛的理论队伍——东兴各族自治县山心大队的调查》（《广西日报》1974年10月10日）等。

20世纪80年代的京族研究，比较重大的成果就是国家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对50年代民族识别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得到的资料进行重新整理，开始了京族文化的大规模发掘整理。其实1979年就有了“前奏”，黄书光、黄勇继到京族三岛搜集京族民间文学，其成果由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民族民间文学教研组编成《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资料》（内部印发）。南宁师范学院王弋丁采录了京族民间文学作品写成《仫佬族毛南族京族文学概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部著作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京族文学的著作。1980年至1981年，在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南宁师范学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室和防城县的协调下，组建《京族民间故事选》[82]和《京族民歌选》[83]两大编选组。经过这些民间文学工作者几年的刻苦努力，这两部著作分别于1984年和1988年先后出版，这是京族民间文学史上开创性的著作。1983年，苏维光、谢乃善、龙旦城、过伟等再次发动京族和各族业余民间文学工作者作一些补充性的搜集，成果分别收入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毛南族、京族民间故事选》以及同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南、京、仡佬、回、彝、水六族故事选》。1980年，京族干部张永东、李世新和南宁师范学院过伟教授将大家搜集到的京族民间文学资料加以整理后编排，合著出版《京族民间文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京族民间文学的概貌。[84]欧阳觉亚等编《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在四次（时间跨度二十多年）对京语进行较为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对京语的语言面貌进行详尽描述，深入分析了京语语音的演变以及与中古汉语的对应关系等问题，书后附有京语基本词汇部分保留了珍贵的语言记录。《京族简史》（《京族简史》编写组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也是将民族识别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得到的资料进行重新整理的成果。1985年，防城县成立了“民间文学三套[85]集成办公室”，在各族民间文学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1987年10月编印了《防城县歌谣集》，其中收入京族歌谣90首。1988年7月编印了《防城县民间故事集》，其中收入京族故事107篇。1988年12月编印了《防城县谚语集》，收入京族谚语160条。阮大荣等编著《广西京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内容包括京族社会历史调查、防城越族情况调查等，是在《防城越族情况调查》《京族简史简志合编》的基础上丰富、深化而成的，是从事京族文化和文艺研究的基础性和权威性的资料。此外，还有不少京族研究的相关论文公开发表，如项美珍的《解放前京族的社会经济和民族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程方的《京族双语制考察纪实》（《民族语文》1982年第6期）、邓学文的《京族民歌》（《中国音乐》1984年第1期）、杨长勋的《论京族没有神话》（《广西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廖世雄的《谈京族哈节舞蹈》（《民族艺术》1987年第2期）、何洪的《独弦琴与京族民歌关系考》（《艺术探索》1988年第2期）等，这些论文论及了京族经济、语言、民间文学、歌舞等方面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京族研究成果的丰产期，有关京族文化的研究成果丰硕，佳作频出。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公开出版的著作有30多部，发表的论文有300多篇，不仅数量众多，质量也达到了新的研究高度。这一时期京族文化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京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

韩肇明的《京族》（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对京族历史、生产、生活、婚姻、文化艺术等进行了描述。

何思源的《中国京族》（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从京族概况、京族的物质文化、民间文化、社会文化、信仰文化、精神气质、文化传承、族际交往、文化发展愿景、有影响的文化人物、重要文献以及京族对祖国的贡献等方面，对京族社会历史文化进行整体性介绍和系统分析，尤为可贵的是，该书对中国京族文化作了深层挖掘，对中国京族的哲学思想、精神气质、文化发展愿景、族际交往背后的特点和规律等作了开创性研究，体现了该书的立意、价值与高度。

周建新、吕俊彪等的《从边缘到前沿：广西京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变迁》（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论述了京族的族源、人口及分布、京族人的生活变迁、生产方式、风俗信仰、婚姻家庭、社会组织、乡规民约、文学艺术、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卫生、经济与文化变迁，探讨传统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关系问题。

吴满玉、冼少华的《当代中国的京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追溯了京族族源及简要历史，对当代京族的居住区域、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学艺术、语言、婚姻与家庭、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事业、京族三岛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优越地理位置及其发展机遇作了探讨。

王钟健的《京族》（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0年版）、李青华的《京族》（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韩肇明的《京族》（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京族简史》编写组的《京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梁庭望的《中国民族百科全书·壮族、黎族、仫佬族、毛南族、京族卷》（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4年版）、黄庆印的《壮、布依、傣、仡佬、京族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均介绍了我国京族的起源、发展历史、宗教信仰、婚姻家庭与民俗文化等。

关于京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主要有3部著作。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的《广西京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介绍了广西京族历史由来和迁移情况、社会组织、文化艺术、生活习俗以及防城越族人口分布、历史来源、语言、风俗习惯与民族关系。马居里、陈家柳主编的《中国民族村寨调查 京族 广西东兴市山心村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则选取山心村作为调查对象，叙述山心村的概况与历史、生态环境、人口、经济、政治、婚姻家庭、习惯法、风俗、文艺、科技、信仰等。李澜的《巫头村调查：京族》（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对巫头村的环境、人口、语言、习俗、生计模式、教育、旅游、人物等进行了考察。

对京族地区的古籍文献进行搜集与整理的著作主要有：京族字喃文化传承研究中心编的《京族社会历史铭刻文书文献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搜集和翻译了京族历史上用字喃和汉字抄写的京族碑刻、文书、文献、规约。张公瑾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毛南族卷·京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分为甲、乙、丙、丁四编，甲编为书籍类，乙编为铭刻类，丙编为文书类，丁编为讲唱类。两本书都介绍了京族文献古籍的概貌，具有极其重要的资料价值。

吕俊彪的《京族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和《仪式、权力与族群认同的建构——中国西南部一个京族村庄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对京族社会生活、“京族人”的当代建构、京族人的国家认同表征及其过程以及族群、国家与全球化时代京族人的自我认同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李远龙的《沿海沿边小康人——京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内容涉及京族历史、生产、歌舞、翁村制度、经济、教育、族群互动等研究。

包晓泉的《京色海岸·京族卷》（广西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图文并茂，以文学化语言，鲜活生动的叙述，向读者展示了广西京族的传说、信仰、独弦琴、服饰、民歌、饮食等民俗文化的鲜明特色和品格魅力。

苏维芳、苏凯的《魅力京岛》（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由搜集发表于各类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汇编而成，包括京族人物风采、京岛见闻、风俗文化、生产生活等。

何波的《论京族传统文化格局及其成因》（《钦州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吴锡民的《东兴京族文化混杂论》（《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卢松见的《镜头里的京族传统文化》（《当代广西》2012年第6期）、李斯颖的《从“山”到“海”：从口头传承变迁看京族文化特性的渐变》（《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等都论及京族文化的特征，并分析其成因。

2.京族文学艺术研究

综观京族文化研究成果，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著尤为丰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京族文学研究

苏维光等的《京族文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在民间文学搜集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分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部分进行论述，首次对当代京族作家文学和数百年的京族民间文学作了全面的总结。中国作家协会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京族卷》（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姚宝瑄的《中国各民族神话——仫佬族、壮族、京族》（书海出版社2014年版）编选了京族部分作家各类题材的代表性作品和京族神话故事，具有资料价值。祝融的《发展中的京族文学》（《民族文学》1991年第3期）主要介绍了京族从古代民间文学到现代作家文学的发展历程和概况。

韦坚平的《谈京族民间“三岛传说”》[《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陈丽琴的《论京族民间爱情故事及其审美意蕴》（《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陈丽琴和熊斯霞的《论京族民间故事的特征》（《钦州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张联秀的《京族民间动物故事研究》（《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探讨了京族民间传说故事的类型、内涵、特征及美学意蕴。

彭兆荣的《共同体叙事：在真实与想象之间——兼说京族的故事》（《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莫明星和李兴的《旅游文化语境下的广西京族民间文学》[《安徽文学》（下半月）2014年第5期]、陈丽琴和李玢辛的《论京族民间文艺的兼容性》（《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将京族民间文学置于不同语境及视野下，研究其内涵、特点与功用。

龚丽娟的《京族文学的整生规律研究》（《学术论坛》2014年第12期）、吕瑞荣的《生态视野中的京族民间文学场》（《学术论坛》2015年第4期）、陈丽琴的《京族民间文艺与自然生态》（《钦州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等均涉及京族文学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

（2）民间音乐研究

①民歌研究

京族民歌的本体研究。陈增瑜主编的《京族字喃史歌集》（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内容包括《京族史歌》《京族哈节唱词》和《京族传统叙事歌》等三部分，编译成“字喃”、国际音标和汉语三种文字，为后人研究字喃史歌提供可贵的资料。吴家齐的《京族白话情歌对唱》（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搜集整理了京族白话情歌，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邓如金的《京族民歌的艺术特色》（《民族艺术》1993年第4期）、沈嘉《京族民歌的演唱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覃乃军的《京族民歌的哼鸣与正规唱法的关系》（《中国音乐》1992年第2期）、陈略的《京族爱情歌谣表情达意方式略论》（《民族艺术》1991年第3期）、庞国权的《浅析京族音乐的结构和特点》（《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卢克刚的《京族民歌研究》（《歌海》2010年第5期）与《京族唱哈祭仪及其音乐研究》（《艺术探索》1997年第1期）、毛艳的《京族民歌研究》（《歌海》2010年第3期）、王红的《海洋文化精神的诗性表达：京族史诗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彭剑萍的《广西“京族民歌”的分析与考辨》（《艺术百家》2011年第S2期）、李艳红的《京族民歌初探》（《大众文艺》2011年第13期）、叶峰的《广西沿海地区音乐文化的特征——以京族民歌和咸水歌为例》（《大舞台》2014年第10期）、黄志豪的《论中国京族民歌中的即兴文化》（《歌海》2014年第4期）、陈丽琴和王虎平的《论京族哈节唱词的内容与艺术特色》（《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胡禹和黎燕的《析京族民歌创作特点》（《黄河之声》2014年第6期）、张化声和王能的《京族三岛之歌》（《歌海》2006年第5期）、王涛的《京族民歌的音乐特征》[《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等论文均以京族民歌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内容、形式、艺术特色与风格等。

跨境、跨民族民歌比较研究。刘伟的《中越京族民歌〈过桥风吹〉对比探析》（《大众文艺》2015年第9期）、张小梅的《中越京族民歌〈过桥风吹〉比较研究》（《艺术探索》2013年第2期）选取中越共有的民歌《过桥风吹》作为研究个案，探讨中越民歌的异同及原因。胡牧的《侗族河歌与京族情歌审美风格的比较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侗族河歌与京族情歌生态美蕴比较》（《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何明智的《壮族布傣与京族字喃歌谣比较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则将京族歌谣与壮、侗民族民歌作比较，并分析不同的文化环境对民歌的内容、风格形成产生的影响。

民歌生态研究。陈丽琴的《民俗传统：京族民歌传承的文化生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探讨作为一种文化生态的民俗传统，其对京族民歌传承的重要影响。魏素娟的《试论自然生态与京族民歌》（《神州民俗》2010年第3期）、《论京族情歌与民俗文化》（《柳州师专学报》2009年第4期）、《京族民歌的生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民族大学，2010年）论析了京族民歌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徐少纯的《京族字喃史歌生态研究》（《柳州师专学报》2013年第4期）、向一优的《论民歌在京族海洋文化生态构建中的功能及表现》（《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熊斯霞的《京族哈节传统歌舞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民族大学，2013年）将京族民歌置于文化生态视野下加以透视。

②独弦琴艺术研究

相关专著有陈坤鹏的《京族独弦琴艺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此书对独弦琴的制作工艺、演奏方法、曲目、艺术特色、传承与保护、文化价值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京族独弦琴艺术的专著。

论及独弦琴的历史源流的论文主要有：何政荣的《中国一弦琴与京族独弦琴源流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张灿的《京族独弦琴源流新考》（《歌海》2012年第3期）、孙进的《从民间传说探寻京族独弦琴产生的文化背景》（《大众文艺》2009年第23期）、吉莉和张龙的《论京族独弦琴的改良》（《歌海》2010年第5期）等通过文献古籍的考证和民间传说的钩沉，论述了独弦琴的历史渊源与发展流变过程。

论述独弦琴的艺术特色和价值的论文有：密宋华的《京族独弦琴的演奏手法及其独特魅力》（《艺术探索》2008年第6期）、何政荣的《京族独弦琴形制研究》（《歌海》2011年第2期）、王能的《京族独弦琴乐曲的写作与表现》（《歌海》2006年第3期）、贺锡德的《中国少数民族乐器介绍之十三——西南多个少数民族共有的乐器“口弦”、京族的“独弦琴”》（《音响技术》2007年第8期）、原媛和翁晔的《独具特色的京族乐器——独弦琴》（《今日科苑》2009年第14期）、尹明的《京族独弦琴艺术》（《歌海》2012年第3期）、德真的《京族的独弦琴》（《乐器》2005年第1期）、边疆的《京族的独弦琴》（《中国民族》2000年第9期）、闫红芳的《京族的独弦琴》（《民族团结》1993年第5期）、黄全的《京族独弦琴的制造和演奏》（《艺术探索》1998年第1期）、孙杰远和范良辰的《京族独弦琴文化及教育价值》（《当代教育与文化》2009年第4期）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独弦琴的形制、制作、演奏手法、内涵与价值。

此外，陈丽琴的《京族独弦琴艺术生态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论析独弦琴艺术的产生、传承与自然生态、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张灿的《中越独弦琴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艺术学院，2011年）从民族音乐学理论切入，探研中越两国京族地区独弦琴音乐与文化生态之间的共性特征及历史发展源流概况，并对中越两国京族独弦琴的形制、演奏技法与音乐发展所显现的个性特征作了逐一比较。

（3）民间舞蹈研究

黄小明的《京族哈舞之海洋文化特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杨冬燕的《京族舞蹈的海洋性特征与社会意义》（《歌海》2009年第5期）分析了京族民间舞蹈的海洋文化特色。李飞锐的《探索神秘的京族巫术舞蹈——“问天答灯”》（《电影评介》2009年第1期）、熊斯霞的《京族哈节传统歌舞的民俗解析》（《剑南文学》2013年第5期）、黄小明和胡晶莹的《论京族“哈节”舞蹈的审美意蕴——广西东兴市江平镇巫头村民间舞蹈田野考察》（《歌海》2009年第5期）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京族舞蹈的内涵、特色及其与民俗传统的关系。陈俊玉的《试论广西京族舞蹈中的原生态元素》（《戏剧之家》2015年第8期）、杨涛的《“京舞”翩然招展，舞动文化人间——广西京族舞蹈原生态元素提炼及文化研究》（《歌海》2009年第3期）探讨京族舞蹈中原生态元素的融合、创新与发展，并分析其文化生态、艺术特色及文化价值。韦光辉和王成科的《中越边境京族竹竿舞研究》（《搏击》2014年第4期）论述京族竹竿舞起源、发展、社会功能与价值。陈俊玉的《浅谈广西与越南京族的舞蹈艺术》（《教育教学论坛》2014年第11期）对中越两国京族民间舞蹈作了跨文化比较。

3.京族风俗研究

对京族风俗进行概括性研究的论著主要有：符达升等人合著的《京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曹俏萍的《京族民俗风情》（广西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论述了生产劳动、饮食、社会组织、岁时节庆、民族礼仪、婚恋习俗、服饰与居住习俗、信仰与民间艺术等民间风俗。卢松见的《多姿多彩的京族风情》（《当代广西》2009年第18期）、苏维光和圭苑的《京家风俗拾萃》（《中国民族》1991年第1期）对京族丰富的民俗风情作了逐一介绍。京族风俗研究更多的相关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节日习俗研究

关于哈节的研究著作有：吕俊彪等的《京族哈节》（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探讨了京族哈节的仪式活动、文化表征与传承发展。研究哈节的论文主要有：过伟的《哈节与京族民间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陈明芳的《京族的“唱哈”和哈亭》（《历史大观园》1990年第12期）分别论述了哈节与民间文化、“唱哈”和哈亭之关系。刘建平的《京族唱哈节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3期）、陈家柳的《从传统仪式到文化精神——京族哈节探微》（《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廖翠荣的《仪式·性别：京族哈节的人类学研究》（《钦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周艳琼的《京族“请神听歌”的哈节》（《音乐生活》2009年第4期）、马伟波的《京族唱哈节》（《文史春秋》2001年第5期）、陈孝余的《浅述京族“哈节”仪式文化》（《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廖明君的《京族哈节》（《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陆俊菊和陈义才的《京族哈节：传承京族民俗 展现海洋文化》（《当代广西》2008年第17期）、周小苑的《京族哈节：延绵不绝的海洋文化》（《农村·农业·农民》2012年第10期）、吕瑞荣的《京族哈节生态孕育图式中的文化象征》（《大学教育》2015年第6期）等论文内容涉及京族哈节的历史演变、文化特色与功能的探讨。廖国一和白爱萍的《从哈节看北部湾京族的跨国交往》（《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钟珂的《京族鱼文化在哈节中的表征与传承》（《河池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黄译乐的《论京族哈节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基于对广西东兴市京族地区的调研》（《传承》2012年第4期）等透过哈节看京族民间交往、鱼文化的内涵及表征以及哈节对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方潇的《京族“哈节”仪式中文化与传播的同构解读》（《大众文艺》2011年第19期）、王利娟的《论京族哈节的网络传播》（《艺术探索》2012年第2期）讨论的是京族哈节的传播问题。覃泽宇、范良辰、温雪的《京族“哈节”的教育意蕴》（《基础教育》2008年第12期）分析了哈节仪式活动中的教育意义。何政荣的《时空·仪式·音声——中国京族“哈节”仪式音乐文化系列研究之一》（《中国音乐》2011年第3期）对“哈节”仪式时空、祭祀仪轨秩序及音声活动结构作了探讨。吕俊彪的《民间仪式与国家权力的征用——以海村哈节仪式为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从“与民同庆”到“还俗于民”——以京族哈节为例》（《民族艺术》2013年第6期）和郝国强的《族源神话仪式与国家权力——以广西东兴市万尾村京族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广西民族大学，2007年）等论文均涉及哈节仪式中所体现的国家权力问题，并对仪式中国家符号植入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意义作深入探讨。黄安辉的《中国京族哈节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8年）、邓秋莹的《哈节中京族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展演和互动》（硕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0年）追溯了哈节的历史渊源，分析哈节的文化内涵、功能、意义及当代变迁，完整展现哈节中京族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展演。

关于京族春节的研究论文有：任才茂的《东兴市万尾京族独特的春节习俗及其文化特征》（《钦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12期）、卓玄耀的《京族的春节与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万尾村为例》（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2年）等论述了京族春节的习俗表征、文化内涵及其体现的民族文化融合特色。

（2）习惯法与社会组织研究

王小龙的《伦理与规范：京族习惯法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封山育林保护资源禁规〉为考察中心》（《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4年第4期）、《民族文化“国家化”的侧影：族规中国家意识的凸显——以广西京族〈澫尾哈亭亭规〉为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3年第1期）、《民族宗教活动中形成的习惯法及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以广西京族哈节习惯法为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年第3期）、倪根金的《京族历史上的护林公约》（《中国林业》1994年第1期）以及王小龙、田俊雄、吴京日的《论京族海域使用习惯法与现行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冲突和调适》（《钦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等论文主要讨论京族习惯法的体现、特点、功用及其与现行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冲突和调适。杨一江的《京族宗法制存在形态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周艺和袁丽红的《传统社会组织与京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广西地方志》2007年第4期）、陈锋的《京族传统翁村制村民自治的现代考察》（《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则对京族社会组织的作用及现代演变作探讨。

（3）民间信仰研究

许晓明的《从宗教信仰体系看京族的边际文化特性》（《民族艺术》2008年第3期）、颜小华的《京族多元宗教文化田野考察》（《前沿》2011年第15期）揭示了京族民间信仰的多元性及其成因。过伟和韦坚平的《京族民间信仰与神谱初录》[《广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2年第1期]对京族民间信仰与神谱作了详细梳理。梁宏章的《京族“降生童”的权力象征——以广西防城澫尾岛“哈节”为例》（《柳州师专学报》2012年第6期）讨论京族民间信仰中“降生童”的权力。任才茂的《京族的海神信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探讨如何利用京族海神信仰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

（4）饮食习俗研究

陈丽琴和徐少纯的《论京族饮食习俗及文化内涵》（《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论京族饮食习俗的变迁》（《钦州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以及徐少纯的《京族春节食俗研究——以广西防城港东兴市江平镇澫尾村为例》（《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京族饮食习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民族大学，2014年）等对京族饮食习俗的表现、内涵、变迁及传承保护问题作了逐一探讨。

（5）生产习俗研究

刘小明的《中国京族高脚罾》（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以画册的形式记录了京族渐渐消失的捕捞绝技“高脚罾”。钟珂的《民国以来京族海洋渔捞习俗变迁及其文化蕴涵研究——以广西东兴市澫尾村京族为个案》（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讨论尾村京族渔捞习俗变迁及内蕴。叶文静的《生计方式变迁对京族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研究——以广西东兴市×村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大学，2013年）探讨的是生计方式变迁对京族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杜树海的《人口较少民族生产方式转型的模式研究——以环北部湾广西京族为例》（《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2期）以京族为研究个案，探讨生产方式转型的模式。

京族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李澜的《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京族经济发展模式为例》（《学术论坛》2007年第5期）、杨军的《京族经济发展模式变迁及启示》（《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论述了京族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变为现代沿边开放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周作为的《北部湾经济圈少数民族新渔村发展模式初探——以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京族渔村万尾为例》（《东南亚纵横》2008年第2期）围绕尾村的村落概况、半渔半农的传统经济生产方式、“捕捞并举”和新兴产业多元兴起后的发展、新渔村建设与发展并存等方面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探讨尾新渔村发展模式。

此外，郭世平、马静、何春燕的《京族传统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第2期）分析了京族传统伦理思想及其价值。黄安辉的《中国京族哈亭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研究了京族哈亭名称的由来及其历史演变、外观及布局、管理组织及禁忌等。郑向春、田沐禾的《圣俗互渗：京族文化的行为文本制作》（《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对国家符号与京族人日常生活符号持续性转换而呈现出的京族文化圣俗互渗特点作探讨。翔海的《天天都在歌里过——京族民歌习俗》（《歌海》2002年第12期）介绍了京族的歌唱习俗。白爱萍的《中越边境跨界京族的民间交往研究——以中国广西东兴市江平镇尾村与越南广宁省芒街市茶古坊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2年）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中越京族民间交往历史、特点、现状与趋势作了详细的分析。卢敏飞的《京族丧礼审视》（《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论述了京族丧葬习俗的具体体现、特征与文化内涵。

4.京族海洋文化研究

苏维芳、武沛雄、苏凯编的《京族海洋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是一本论文集，分京族海上作业区域、捕鱼作业方式、海域水产资源、京族建筑四部分共179篇文章（条文），全面介绍了京族海洋文化的特点，是一本记录京族海洋文化基因的书籍。何芳东的《广西东兴市京族海洋文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东技术师范学院，2013年）探讨京族与海洋的关系、京族文化的海洋文化元素与内涵及其传承与保护等问题。

任才茂的《试论京族三岛的海洋民俗》（《钦州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京族海洋民俗探论》（《贺州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以及马居里和陈家柳的《京族——与海为伴》（《今日民族》2006年第3期）、陈振霖的《京族：与海为伴 以渔为生》（《当代广西》2005年第9期）、张永东的《京族海洋文化的多彩元素及丰富内涵》（《当代广西》2012年第5期）等论文主要探讨京族海洋文化的特色与内涵。廖国一的《东兴京族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环北部湾地区边境旅游研究系列论文之一》（《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蓝武芳的《京族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关注的是京族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问题。

5.京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研究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京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境遇如何？怎样有效传承、保护与发展京族传统文化？如何让京族传统文化历久弥新？众多论著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1）京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现状及保护与开发研究

黄有第主编的《京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防城港市京族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通过对京族民间文学、服饰、宗教、风俗等的探讨，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京族文化资源的传承与保护、利用与开发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参考价值的策略性建议。袁少芬的《民族文化的保护开发与经济互动——来自京岛的报告》（《民族文化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在大量的田野调查基础上，详细分析了京族文化与传统社会、经济发展与京族传统文化的互动、经济发展与京族传统文化的淡化流失、保护开发京族文化资源的试验等问题。蓝武芳的《海洋文化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京族哈节的调查报告》（《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黄尚茂的《万尾京族传统文化发展现状调查报告》（《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6期）、李务起的《京族经济社会的转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广西东兴市尾村为例》（《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员帅的《海的风韵——浅谈京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教育研究》2012年第23期）、钟珂的《浅议中国京族民俗文化的生态保护与传承》（《创新》2008年第6期）等论文对京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田野考察，并提出合理进行保护与开发问题。王小龙的《京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调查——兼谈我国非遗传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谭岗凤的《京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若干法律问题研究——基于京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则从法律角度对我国非遗传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进行探讨。

叶峰的《对京族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设想》（《民族音乐》2010年第4期）、《新时期京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音乐时空》2015年第14期）以及吴莹和郑直的《广西京族曲艺唱哈的保护性开发策略研究》[《新西部》（理论版）2014年第20期]、黄志豪的《民间乐器多样性的保护与开发——谈京族独弦琴的“活态传承”》（《中国音乐》2009年第3期）、黄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京族独弦琴的保护与传承》（《民族艺术研究》2013年第6期）、吉莉的《京族独弦琴传播现状调查与研究》（《艺术探索》2010年第5期）、刘娣的《广西东兴京族独弦琴艺人的文化传承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苏春发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广西民族大学，2013年）、党宇娜的《粤文化圈下的广西京族民歌之发展》（《大众文艺》2013年第24期）、陆滢的《抢救保护京族口述历史档案的思考》（《兰台世界》2012年第11期）、陈丽琴和徐少纯的《论京族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开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韦慧梅的《论京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发展》（《歌海》2011年第6期）等论文探讨了京族民间音乐、口述档案、饮食文化、民间舞蹈等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谢云的《京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马玉山的《京族特色元素在坭兴陶装饰设计初探》（《中国陶瓷》2015年第6期）、杜英蓓的《京族艺术形态商业价值挖掘》（《经营管理者》2014年第35期）均论及京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创新问题。

王小龙和何思源的《京族文化传承的呼唤与京语教育的回应》（《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5期）、龙滢的《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京族教育特色研究——以澫尾村京族学校为个案》（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陈鹏的《民族文化认同下的京族学校校本课程开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栾靖的《中国京族文化的社会教育传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大学，2013年）、唐上洁的《民族村寨学校传统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山心京族村的个案》（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刘玉芳的《京族文化与学校教育的田野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刘喜的《关于京族舞蹈在广西高校舞蹈教育中的传承思考》（《戏剧之家》2015年第17期）等论文从教育学角度探讨京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途径。

（2）文化旅游研究

张瑞梅和林代松的《广西东兴京族哈节旅游营销策略的思考》（《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6期）、文军和李星群的《中国京族聚集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对京族旅游发展策略作了分析与思考。胡绿俊和胡希军的《京族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可持续发展研究》（《特区经济》2011年第6期）以及黄炅的《京族文化与特色旅游经济融合发展》（《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年第20期）、朱斯芸的《民俗旅游影响下的少数民族节日庆典——以东兴市澫尾村京族哈节为例》（《传承》2013年第13期）、陈红玲的《文化产业背景下的京族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研究》（《桂海论丛》2013年第3期）、谢杨苏广的《中国京族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大学，2014年）、莫明星的《旅游和文化语境下的广西京族民间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广西民族大学，2014年）等论文将京族传统文化置于现代旅游背景下，探讨其传承、利用、开发的新途径。

（3）文化品牌研究

吴滨的《海洋文化名市建设与京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防城港市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的《把京族哈节打造成防城港市文化统战重要平台分析研究》（《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李相的《京族文化品牌的价值与开发研究》（《经营管理者》2014年第13期）提出了如何打造京族文化品牌、建设海洋文化名市的问题，并对其可行性与途径作了分析。

6.京族人口、教育、语言、体育、医药等研究

央吉的《中国京族毛南族人口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年版）从人口学角度，对京族人口起源、历史变迁、分布、身体素质、结构特点、婚姻状况、人口发展趋势及主要习俗、宗教信仰等做了历史性的回顾，并对京族人口的未来发展趋势作了预测。莫龙、王春林的《广西京族人口特点浅析》（《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则对京族人口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陈时见的《中国京族古代的教育活动论略》（《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京族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及其特点》（《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京族近现代教育及其特点》（《民族教育研究》1996年第4期）及《京族当代教育的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等论文对京族古代教育、近现代教育和当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及特征进行了详细梳理和描述。

韦家朝和韦盛年的《京族语言使用与教育情况调查报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王绍辉的《略论广西京族语与汉语及越南语的交流现状》（《东南亚纵横》2005年第12期）、陈石磊的《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看广西京族地区的“越南语热”现象》（《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刘兴均的《〈京族字喃史歌集〉中的音义型字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从语言学角度对京语的特点、使用现状及未来发展作了详细探讨。

彭业仁和陈惠娜的《京族体育研究》（《体育文化导刊》2009年第8期），陈惠娜、彭业仁、靳卫平的《京族传统节日中体育的社会价值探寻》（《体育科技》2012年第3期），陈贵春和黄剑的《京族海洋民俗体育文化探究》（《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年第1期），彭业仁、陈惠娜、李中焘的《文化生态视角下京族传统体育的变迁研究》（《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2期），李艳梅的《京族哈节中的体育文化开展现状分析》（《当代体育科技》2014年第12期）等论文对京族体育的历史变迁、特征、价值及传承现状作了论析。

黄永光、徐奎主编的《京族医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主要从京族医药起源与发展、京族医药体系、京医药物学、京族临床经验、京族饮食调理、京族文化与医药、京族医药与长寿文化、京族医疗和学术团体、京族医药人物简介等方面对京族医药文化进行探讨，是一部较为完整的介绍京族医药的专业书籍。张帅等的《京族医药初探》（《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6年第2期）探讨了京族医药的形成与发掘、京族医药的特点以及京族医药研究的前景。吴小红的《京族饮食文化与京族医药》（《广西地方志》2015年第4期）对京族饮食特点、京族饮食与京族医药的关系、京族养生保健食品的开发利用等方面进行调查与研究。

纵观我国京族文化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成果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在研究的广度上，京族文化研究成果几乎涉及了京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京族社会历史、语言、环境、人口、饮食、服饰、建筑、文学、民间音乐、舞蹈、生产习俗、人生礼仪、民间信仰、民间交往、族群认同、经济贸易、教育、体育、节日庆典、发展模式、政治生活、婚姻家庭、旅游文化、海洋习俗、伦理道德、社会组织、习惯法、民族文化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等，许多领域是过去的20世纪所未受到关注的，特别是最近几年来，研究者拓宽视野，全面开展了对京族文化的研究与反思，京族研究涉及的领域不断得到拓展，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显示了我国京族文化研究的重大进展。京族文化的调查大大加强，专题研究日益深入，从此我国京族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研究的深度上更是有了进一步跨越。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京族文化进行研究主要体现在民族识别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并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整理出版，其价值主要体现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上。这是研究的基础。从90年代开始，学界对京族社会开始了更多的关注，除了对京族地区文化进行田野调查、搜集资料外，亦开始对其进行理性研究，从而结束了京族文化单纯材料积累的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居于特殊位置的京族地区，关注京族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跨出前人的樊篱，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从不同角度对我国京族文化事象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钩沉，并在理论研究方面作了有益和有效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突破。

第二，京族本土学者研究本土文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京族文化的研究者多是其他民族学者，个别京族文化人只是写一些短小的介绍性文章，影响力不大。进入80年代以后，京族本土的一些文化人、精英人士纷纷加入本民族文化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了几本著作，如苏维光与他人合作的《京族民间故事选》（作者姓名误印为苏润光，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京族文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京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等，其他人的文章不多，散见于报纸杂志。2000年以后，京族本土学者的论著逐渐多了起来，主要有吴家齐的《京族白话情歌对唱》（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苏维芳与他人合著的《广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京族哈节》（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苏维芳和苏凯的《魅力京岛》（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苏维芳、武沛雄、苏凯编的《京族海洋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及京族字喃文化传承研究中心编的《京族社会历史铭刻文书文献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著作和许多发表在报纸杂志上介绍京族文化的文章，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飞跃。

第三，同源民族跨境比较研究。

作为既濒海沿边又跨越中越国境的少数民族，我国京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与越南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与相邻的族群发生了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对于我国京族与其祖居地越南京族深厚的文化关系，国内学界逐渐加以关注，对中越京族的社会历史、民间交往、岁时节令、民间信仰、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服饰等作比较研究，使学术研究的触角从国内延伸到了国外，开阔了视野，使读者更多了解越南民族的文化，并从越南文化视角反观我国京族文化，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京族问题的研究。

回顾我国京族文化研究，发现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为：

第一，研究京族文化具体事象者多，将具体事象归纳、总结、提升到理论高度的研究成果少。许多论著只满足于罗列京族文化事象，并作泛泛分析，停留于表层现象，未能深入探讨京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发展规律，研究深度不够，未能从众多具体的文化现象描述中，归纳、提炼出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理论，即缺乏理论高度。拥有充实的田野调查材料作支撑，又注意理论提升的论著并不多，研究的多元维度与纵向深度不够，运用新理论从多角度透视京族文化的论著少。整体来看，京族文化研究成果数量多，但质量有待提高，理论有待提升。

第二，传统书斋式的研究尚属多数，田野调查不够扎实。目前，许多论著采取直接引用前人的调查研究资料，甚至有些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按照自己的需求随意增删前人的调查资料，导致一些文章或著作中描述京族文化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出现诸如此类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部分作者没有到京族地区进行过实地的田野调查；另一方面是由于调查者与当地京族民众存在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从而影响到调查者记录的真实性。缺乏翔实鲜活的田野调查材料支撑的论著，其阐述问题的时间和地域概念就容易变得模糊，从而使读者对京族文化产生认识上的误解。

第三，研究领域有待拓宽，现实热点问题的研究尚待加强。从目前的成果来看，有偏重于某些文化事象的倾向，对于一些问题忽视或关注不够。例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京族哈节备受大家关注，相关的成果比较多，而京族春节等其他传统节日却被忽略了。就京族文化的跨国性研究而言，学术界关注得并不多，对民间交往的研究也较少；对传统文化的生存状况、民族文化与社会转型的互动、族群交往、跨国婚姻、环境保护、民俗应用等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不够，特别是近些年当地政府介入文化传承保护之后出现的新情况没能及时地讨论，对京族这一独特的沿海沿边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交互融合关注不多；许多论著都在探讨京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保护问题，但对民间文化的传承主体不关注，抛开文化主体来谈文化，难免空泛不着边际。尤为重要的是，对京族文化的传承主体缺乏认识了解，如何去保护和弘扬京族传统文化势必是无的放矢。

此外，研究方法在传统基础上有新突破，但方法多样化与立体性方面尚待加强。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队伍，京族文化研究者并不多。

今后京族文化研究的趋势与方向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加大田野作业力度，直面现实，走出传统研究的困境。

田野调查是民族文化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但与研究成果相比，我们的田野作业明显偏少，而且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研究与搜集之间出现脱节：我们的学者所做的仍是中国传统书斋式的研究，部分文化搜集家只热衷于文化志的搜集，对研究缺乏起码的关照。这也是我国京族文化研究中搜集不甚科学，研究不够深入的根本症结之所在。强化学者田野作业的力度，使“搜集人员学者化，研究人员田野化”，是未来京族文化研究走出危机、迈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立体研究，加强多学科视野关照。

未来京族文化研究在领域和方法上将呈现出更鲜明的特性，即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拓展研究范围，调整研究方法，提倡立体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展开交叉研究，研究成果也呈立体化趋势。京族文化涉及面广，与许多学科相伴而行。因此，京族文化研究将表现出明显的综合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的走向，它将更多地借鉴教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艺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符号学、生态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资料成果，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进行研究。只有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进行交叉研究，并将京族文化置于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才能全方位地概括和总结京族地区不同时代的文化事象及其历史渊源、发展流变、本质与规律。

第三，加强京族字喃、跨国性比较等特色研究，与国际展开学术对话。

字喃又称喃字，是一种根据汉字的形体特征，借用汉字或汉字的构件，以假借和自造等方法创造出来的特殊文字。字喃最初形成于越南，我国京族从越南迁到京族三岛时，字喃也一并被带进来继续使用，汉字在京族地区流行以后，字喃才逐渐被汉字取代。可以说，字喃是我国京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搜集、整理、研究字喃无疑有助于我们对中越两国京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了解。然而如今的京族人已很少人认识字喃，字喃正陷入传承危机。十多年来，京族的精英人士、文化人士积极参与对字喃的抢救与保护，举办字喃培训班，成立京族字喃文化传承研究中心，让字喃进入学校课堂，等等。一些学者也开始将目光投向字喃研究，有了一些成果，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是陈增瑜主编的《京族字喃史歌集》，这本书具有珍贵的资料参考价值，可惜只限于字喃的搜集、整理、翻译，并未对字喃作深入探讨。如何研究这些字喃文献资料，解读深藏其中之意蕴，应该成为今后京族文化研究的学术重点。

中国和越南山水相连，两国文化交流频繁。我国京族作为跨境民族，其与越南文化的交流尤为密切。我国京族自明代从越南迁移到京族三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原来的一些传统习俗逐渐消失或者发生变迁，从而增加了我们认识理解现今仍然流行于京族三岛的民俗现象的难度，通过对越南京族历史文化的调查，有助于我们对我国京族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认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已正式启动，广西沿海地区成为面向越南等东盟国家的重要桥头堡，加强中越两国京族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加强中越等国际的文化合作和学术平等对话，促进中越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然而与国内其他地方开展的本省区跨国民族的国际研究相比，京族的跨国同源民族比较研究显然不足，研究成果比较少，关注者不多。这个领域将会是未来京族研究的学术亮点与热点。

以上我们对京族文化的研究现状、成果特点与不足及今后的研究趋势作了详细分析，发现京族文化的研究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本书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研究，对京族民间文化及其传承状况进行充分细致调查，在此基础上运用教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艺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理论方法，探讨在经济大潮冲击下，尤其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全面启动的背景下，京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以及教育在传承民间文化中的作用与实践。本书关注现实热点问题，既有丰富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支撑，又有理论上的提升，比以往相关研究更具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