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二战后初期德国公众心理、西方盟国再教育政策与联邦德国的选择

花琦

内容提要：二战后初期，多数德国民众回避战争罪责，保持微妙的沉默心理，无力悲伤的德国人最渴求的不是反思过去，而是重建“正常状态”。随着冷战的开始，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在去纳粹化运动后转而强调对占领区的“再教育”，向联邦德国人推销西方的民主道路，但“再教育”政策实施并不顺利，实际效果有限。融入欧洲成为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指向，阿登纳政府采取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币制改革、经济振兴为推行民主政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民众信心，重新武装使新生的联邦德国获得了完全主权，但在历史教育问题上倾向于逃避罪责。这种沉默态度和逃避倾向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得到扭转，直面过去建构集体记忆，深刻全面地反思历史罪责才使得联邦德国重新融入欧洲。

关键词：公众心理 “再教育” 联邦德国 欧洲政策

记忆是一个对“过去”进行“建构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恢复的过程”[1]。哈布瓦赫认为，记忆的集体框架“不是依循个人记忆的简单加总原则而建构起来的”，[2]每一代群都拥有自己关于“过去”的记忆，这个“过去”相较于之前各代群的“过去”是不同的，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重构”[3]。一个健康民族的记忆“需要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并且是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的”[4]。分析和研究战后初期德国人在历史记忆认知上的回避困境，可以更具比较性地理解和把握直面历史对这个民族战后腾飞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到面对过去，对历史罪责的正确认知和教育对于正确塑造民族精神具有重要影响。

一 无力悲伤：二战后初期德国民众的心灵创伤

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人造成的心灵创伤是不同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人留下三个巨大的创伤：饥荒、货币贬值和内战。对战胜者和革命者的恐惧，对帝国美好时代的怀念，扭曲了人们的情感，滋养了仇恨，战败后实行的议会民主制也被很多德国人认为是外来强加的非本土体制，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加深了德国民众对西方民主的偏见。与之相较，1945年，二战后德国虽然没有再出现“战争无罪说”或是“背后一刀”的论调，“纳粹德国必须对二战负责，只有极少数冥顽不灵的人才会质疑这种说法”。[5]但是对德国而言，二战的结束“制造了对它自身和外部世界理解方式的断裂”[6]，这一年是割裂现在与过去的“零年”。

德国投降后的几周内，德国人的共同感受是任人宰割，轰炸过后的碎砖残瓦中，弥漫着死亡的恶臭，柏林、法兰克福、汉堡、德累斯顿等过去繁华喧闹的城市变成了寂静的废墟，人们的生活陷入了停顿，在各占领区内，社会皆已处于“崩溃状态”。饥饿、疫病、无家可归，“城市的毁坏反映在居民内心的颓废上”，在许多地方货币都失去其价值功能，商品交易倒退到以物易物的形式，香烟成为黑市的主要硬通货，许多占领军军人借此大发横财，“弗林斯式”犯罪频发，黑市畸形滋生，其中“游走着无家可归者、难民、流民，还有凶神恶煞般的青年”。[7]生活的破碎动摇了传统的道德观念，这种靠犯罪支撑起来的经济形态带来的只能是社会凝聚力的崩溃和道德堕落。

此时，德国民众深切渴望的不是“反思”罪行。1933～1939年的“雅利安化”是一场彻底的劫掠犹太人财产，再分配给非犹太德国人的运动。“德国人包括奥地利人都从雅利安化中获益，如果谁把这一切仅仅归咎在所谓的纳粹身上，那就是在回避历史问题。”[8]但是，战后初期大多数德国人选择了“回避”，并没有把指责的矛头朝向自己，恶劣的环境强化了这种偏见：认为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第三帝国的领袖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和流离人员是暴力行为和投机倒把的元凶；对占领方提供食品毫无感激；理直气壮地指责他人偷窃。迁怒他者的本质正是拒绝承认德国人对其他民族犯下的罪行。

“道德问题体现在第三帝国时期德国人的日常行为中。”在有关犹太人被迫害的问题上，“德国人简直成了保持‘微妙的沉默’的大师”。[9]广泛的沉默，这是1933～1945年德国历史中存在于德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核心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在战后初期德国社会继续延续，德国公众用“我们不知道也就无能为力”的说法蓄意否认自己在第三帝国扮演的积极参与者或消极旁观者的角色，漠不关心演变成“集体失忆”，大多数德国人对这一段的历史事件选择漠视与淡忘。更甚者，在德国战败的1945年，“受害者德国人”这一概念已经出现，“由于在自己犯罪的政府和敌人手中受够了苦难，许多德国人相信自己所受的不幸足以洗去负有集体责任或有罪的污名”[10]，德国人民难以接受道义上的失败，认为“集体罪责”的说法是战胜国单方面的强硬指控。

战后初期，“在战争留下的一片混乱和痛苦中，生存的任务已让一般德国人难堪重负”[11]。记者哈利形象地描绘了德国大众的心理：“要求德国人往回看，质疑自己并做出忏悔的想法是征服者思想……让德国人犯愁的只有如何填饱肚皮，如何让炉子里有煤烧……”[12]除了一些宗教人士和知识分子呼吁进行道德反思外，大多数的德国人忙于活命而无暇停下思索第三帝国时期发生的事情，“无力悲伤”的德国人最渴求的是重建家园，回归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状态。正如德国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所观察到的：“德国人就像一群蚂蚁，在一个业已被摧毁的蚁穴间钻来钻去，……对国殇，他们并不感到太难过，反而充满了想发奋图强的干劲。……摆在眼前的是建立一流和现代新家园的大好契机。”[13]

不仅在普通民众间，即使在知识界，也只有少数人呼吁要反思最近的历史，虽然有诸如利特、艾宾豪斯和雅斯贝尔斯等流亡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求公开讨论罪责，但更多的右翼知识分子选择了缄默，疾呼反思的声音在德国文化界是受排斥、受孤立的。米勒认为，战后初期的德国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边是得到盟国认可的“罪责和民主人文主义的官方公共文化”，一边是“以禁忌来保全荣誉”的沉默文化。在非官方的私人或半私人生活空间里，沉默反文化日益成为特征。[14]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人们正是在社会中“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15]，战后初期的情势影响了德国大众对过去历史的选择性感知。

二 推销民主：占领时期西方盟国对德国的再教育

战后，西方盟国对德国实行了一场强制性改造，这场改造“实际上是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完成的反封建的任务”。[16]最初，盟国意图摧毁德国的军事和经济能力，使其退回到男耕女织的前工业时代，但这并非理智的做法，一战后对德制裁政策带来的恶果历历在目，“修复”德国人的“心脑”才是唯一出路。“三D政策”取而代之，即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和民主化，其中最彻底的改造是民主化，“再教育”是民主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去纳粹化运动后盟军转而强调对占领区的“再教育”，该政策由英国首先提出，主张“用西方的民主传统去影响、改变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17]，改变德国人“尚武、专制政府提倡和推行的行为方式”，试图“深入到被征服民族的思想深处，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国民性格’”[18]，使（西占区）德国人认同西方的民主道路。不过与对日本历史的认知不同，基于德国的历史文化贡献和宗教信仰，西方国家把德国看作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欧洲国家联盟的重要一员，认为“普鲁士军国主义”和“纳粹意识形态”病症让德国历史偏离了正常轨迹，现在是要将其重新纳入民主正轨的时候了。西方盟国中美国尤其注重在占领区“推销”自己的理念，“美国在很长一段历史中都试图按照自己的形象再造他者”。[19]英、法占领当局在文化领域对德政策上虽没有美国“控制”的野心，采用了较间接、隐蔽的方式，但实际上“每一个军事政府都试图以自己的文化为范式，积极地计划指导德国文化的重生。他们的心理战专家，试图用一套新的形象替代纳粹的意象”[20]。

有学者认为这场由西方盟国推动的“再教育”使德国人民对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思想上很好地对西占区德国人进行了民主的文化启蒙，为德国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蜕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21]但就实际成效而言，尤其是非官方的私人或半私人生活领域里，由胜利者推行的“再教育”政策并不顺利。

一方面，“再教育”政策面对来自占领区的种种阻碍蹒跚前行。阻碍的客观因素有以下两方面。首先，面向德国青年的教育缺乏适合的教师和教科书。1946年春，占领政府对德国青年人的关注度提升。5月，一份美国占领政府的报告强调：“10岁，15岁或20岁年龄段的群体将成为民主的、和平的德国的坚实基础。”这是由去纳粹化和遣散的惩罚性政策向强调再教育和民主化的恢复性政策转变的信号。[22]但是，教育领域的改革也未能一帆风顺，由于战争和战后去纳粹化运动，学校里教师奇缺，政治不合格的教师被清洗，仅美占区就有2/3的教师被解雇，法占区比例更高达75%，短时间内难以补充新的师资，这导致学校里能开设的课程也残缺不全。教科书也大多毁于战火，第三帝国时期的教材无法使用，虽然占领区设立了机构来研究编撰新教材，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由于实在没有合适的教材，美占区只能重印1933年前魏玛时期的教科书来应急充数，法占区则直接搬来了邻国的教材，重新编写教科书的任务被交给德国人自己完成。

其次，分区占领、政策多变和地方差异使得教育改革无法统一实施。每一个盟国都根据自己的设想蓝图，在不停的摸索多变的尝试中，塑造所属占领区的新形象。盟军各占领方在“再教育”的理念和政策上没有达成共识，被盟国分而治之和德国的联邦属性使得德国地区间的文化政治差别继续存在。“学校对战争的讨论因各州而不同……某些地区，这种讨论几乎不存在”[23]，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教育体系的改革根本无法自上而下地统一，纽伦堡审判大约是盟国唯一齐心协力完成的事情。

造成阻碍的更不乏主观因素：第一，许多德国人视被占领的德国为第四帝国，将盟军政府的教育宣传看作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书写着“你是罪人”的海报引发了德国公众的震惊和焦虑，在各种审判中揭发出来的骇人听闻的纳粹罪行被制作成教育素材，但往往在普通德国民众中引起的反应不仅有震撼，还有怀疑。许多人在看完宣传片后窃窃私语：这不过是战胜者的政治宣传。英美采取的措施不但没有引发个人反思，反而招致普遍抵触和反感。

第二，盟国作为占领方输出民主的正义性受到质疑。“再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德国人西方的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政策的制定推行者却是具有绝对权力的占领方。战争结束之后，盟军严密监管德国的印刷厂、媒体和协会，图书、电影、新闻皆被审查钳制，被管制清除的不仅是有关纳粹的成分，还有被认为不利于盟国形象的内容，言论自由的宣传和严格的审查制度并行，这使盟军被指责虚伪或滥用民主概念。

第三，德国教育领域对文化传统的坚持使得大国在此领域进行文化扩张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失利。占领当局介入占领区大学再启动的初始工作，更换德国大学的行政主体，通过引入新的学科试图改变课程，在高校创立新的学术机构，彻底改造大学图书馆，意图通过这些方式依据自己的模式“从根本上改革德国大学教育的本质”[24]。德国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群体认为占领当局的文化政策导致德国大学的传统“消逝”或是“被根据竞争对手的不同模式而进行了颠覆性的变革”[25]，这引发了他们对占领方文化“推销”的愤慨和抵制。西方盟国还面临着德国保守势力和基督教会对传统“三择一体制”与宗教学校的坚守，德国人坚持地方文化主权，认为应“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来勾勒蓝图”。[26]

另一方面，冷战格局的兴起导致了“再教育”政策的匆匆而止。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紧张化，冷战双方都希望把“他们的”德国纳入自己的战略布局中。苏联想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德国，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缓冲带”，英美及其盟友则想让德国成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民主“桥头堡”。美国在苏联扩张势力的威胁下，暂时搁置了对德国人的“惩罚”。假若德国社会全盘崩溃将带给盟国政府难以承受的重负，导致战后秩序重建工作清零，更别提构建新民主社会，美国议员认为“饥馑、荒芜、疾病会酝酿动乱，催生共产主义的幽灵”，[27]饥民很容易被“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前景”这样的论调蛊惑。没过多久，复苏德国经济的目标优先于伸张正义，1946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的讲话释放了美国官方对德国人“宽大处理”的第一个信号。由起初的“集体惩罚”指导思想到最终实施的“恢复”政策，美国的在德宣传战略也从反对纳粹主义转而聚焦于反苏。1947年底，“随着冷战的兴起，美国军事政府办公室（OMGUS）扩大了对共产主义和其他非美式的政治愿景思想的审查”[28]。

对待历史的关键一步一开始就被东西方冲突扭曲了，西方盟国去纳粹化和“再教育”政策的实际效果有限，很难界定“再教育”项目是成功还是失败，这种政策的转向其实播下了德国人“集体失忆”的种子，“集体失忆”或者说“选择性记忆”现象在联邦德国历史中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简言之，“再教育”政策的推行并没有使反思罪责成为这一时期德国大众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的核心部分。

三 融入欧洲：二战后联邦德国的自主选择

美国为了防止苏联对西占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采取把联邦德国纳入西方阵营的“恢复”策略，客观上也为联邦德国重建秩序、建立民主政治创造了条件。相较“再教育”的结果，德国经济重振对民主化的促进更富效率，美国当局便深知，“民主政治就像拿破仑的军队一样，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向前推进”。要使德国人接受西方民主政治，还必须迅速振兴占领区经济，西占区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措施，尤其是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币制改革，为联邦德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使之正视西方的民主，融入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社会。

在面对过去的问题上，一般德国民众可以淡漠以对，德国领导人却无法逃避这些问题，尤其在对外政策上必须直面历史。那么，如何消除其余欧洲国家对于处于欧洲心脏地带7500万德国人的巨大能量的恐惧心理呢？德国内部争议纷纷。在实践层面上，在坚持德国人的“再教育”只能由德国人自己承担的同时，与占领方进行民主化合作。在纲领层面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在统一中立的欧洲保持统一中立的德国”[29]的设想被抛弃，他们的议程快速适应了急变的冷战初期形势。在战后初期各种对外关系构想中，阿登纳融入欧洲的观念脱颖而出成为联邦德国对欧政策的基本指向。战后的联邦德国，无论是经济复兴、政治制度的采纳，还是军事安全的创建都不能离开西方体系孤立进行，因为“稳定的政治秩序与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是联邦德国重振实力的保证，“将自己融入欧洲，可以逐步获得更多的国家主权和重建的机会”。[30]阿登纳的选择与西方盟国的利益不谋而合。

实行自由民主制度，这是对过去疯狂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深恶痛绝的最佳证明。1948～1949年起草宪法时，联邦德国建国之父们谋求用强有力的体制手段来抵御反民主运动，对如何弥补魏玛宪法的弱点进行种种考虑，尽力提供保障性的制度，“使新的民主制度免受那些在第一次民主尝试中就已出现过的麻烦的伤害”[31]，即用一套“民主的、从理论上说不可摧毁的宪法秩序”[32]对法西斯新威胁的可能性加以监控，让魏玛宪法带来的“极不稳定的历史”成为过去。

采取西方民主政治也是联邦德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对于战后初期的诸多德国人来说，“民主是与战胜国对战败国的非民主的强征暴敛以及本民族的再一次战败、羞耻和经济灾难连在一起的”[33]。战胜国的推销并非随着战争结束就被德国人接纳。对于战后德国，历史转折点并不以道德的重建为基准，促使战后社会发生改变的不是德国人对自我良心的谴责，而是币制改革。1948年6月，随着西占区实施货币改革政策，“正常”逐渐恢复，随后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使得流离失所的人重新融入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赋予了联邦德国民主制的政治说服力，为其推行民主政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民众信心，“降低了右翼和左翼极端政治势力的吸引力”[34]。由此看来，“在重塑德国社会的问题上，无论在东占区还是在西占区，占领期间的社会与经济改革所起的作用很可能比非纳粹化和再教育重要得多”[35]。

主权的恢复是德国融入西方的指征。重新武装是联邦德国恢复主权地位的关键，也是融入西方的关键。要解除战胜国尤其是法国对德国重整军备的警惕并非易事。即便在1947年冷战序幕拉开时，关于德国非军事化问题，美国的态度也没有松动，联邦德国被排斥在《布鲁塞尔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之外，直至1949年11月，西方才开始普遍地讨论这一问题。随着冷战局势的升级，德法安全利益逐步上升，这促进了德法关系的良性调整，为联邦德国入盟西方提供了保证。1955年5月5日，《巴黎协定》生效，联邦德国重新武装计划付诸实施，这是一次质的飞跃，新生的联邦德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确立了在欧洲社会的地位，逐步成为欧洲稳定的关键，为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民族统一——做好了准备。

阿登纳时期，联邦德国官方公共文化对纳粹政权进行批判，并为纳粹政府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赔偿，但米勒认为用政府政令来解决德国罪行问题是用一种“程序化的姿态来对待‘克服过去’”[36]，是另类的沉默。官方不愿揭开伤疤，阿登纳声称“其脆弱的民主无法承受纳粹时代的真实记忆”[37]，和许多一流历史学家一样将纳粹党卫军描述为唯一罪犯，为德国民众、传统德国精英和防卫军开脱“奥斯维辛”罪责，逃避反思战争，并用各种借口掩饰罪行，用由政府组织承担责任的方式使德国民众走出困境。

官方这种态度也反映在教育领域，此时的二战历史教育“倾向于逃避德国应负的罪责”[38]，公共教育的介入受到保守派知识分子的猛烈抵制，刚过去的历史没有得到充分认真的对待。被占领时期，在盟军“再教育”政策主导下，尚有少量屠犹叙事进入德国历史教科书。随着冷战的兴起，二战历史叙述也出现了转向，“历史教科书不再被视作民族历史的反省文本，反而成为为本阵营合理性历史辩护的工具”[39]。德国的学校延续旧规直至20世纪60年代，教科书忽略现代历史的重要性，更偏重于遥远而又辉煌的历史阶段，关于1933～1945年的历史被轻描淡写地三言两语概之，更毋论就历史罪责进行课堂讨论，这为学生通过学校教育接触纳粹历史造成阻碍。战后初期至20世纪50年代末，战争记忆被罩上一层“有意沉默的面纱”[40]，在联邦德国被从“心理上必要的遗忘”[41]。

历史记忆是构成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的记忆是民族认同的根基，“如果历史被曲解、阉割、遗忘，则意味着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扭曲和中断，一个失忆或记忆错乱的民族不可能具有健全的心智和人格”[42]。如前所述，记忆是可以选择性建构的，二战后初期和整个20世纪50年代，多数德国民众对战争记忆和罪责记忆选择了沉默以对，私人或半私人空间笼罩在保守主义的氛围中，但回避只能制造“第二罪责”，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希特勒的阴影从未从德国离去，即使是在官方严厉控制打击的不利环境下，新纳粹组织依然在联邦德国苟延发展，40年代末，老法西斯组织的残渣构成了早期的新纳粹组织，比如“社会主义国家党”“德意志国家党”“欧洲民族”“H.I.A.G.”[43]等政党或组织，试图洗刷战争罪名或者翻案。

50年代末，被压制的过去卷土重来导致了社会冲突和代际冲突，以阿多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战后德国大众文化提出异议，认为“克服过去”并没有完成。在阿多诺看来，压制过去就是背叛未来，他呼吁正视纳粹历史，对大众进行“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60年代中期，随着纳粹德国罪行被逐渐揭露，关于战争罪责的一系列公开辩论打破了联邦德国非官方空间的藩篱，尤其是针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使得关于德意志民族罪行的讨论与批判深入大众意识，战后出生并接受西方新式民主教育长大的新一代德国人，他们为本民族曾犯下丑陋罪行的真相所冲击，不满于父辈的缄默和回避，撕开沉默与禁忌的面纱，对父辈进行了深刻的精神审判。年轻一代选择了直面历史，重构这段战争记忆，代际之间并没有因战后一段时期德国大众的沉默出现战争记忆和罪责意识的断裂。由此开始，德国战争罪责反思历程虽经历波折，但反思一直居于德国大众意识的主流，不仅存在于官方公共文化，也存在于非官方空间里，成为德国大众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集体抑制”这种对大众历史教育的导向性错误也得到变革，在记忆传递的重要渠道——官方历史教育里，随着68年一代对父辈的批判，官方在历史教育问题上更加开放，更富有批判性，直至今日，正视纳粹德国罪行的历史意识已经成为德国当代历史教学的核心理念。

战后要将自己融入欧洲，德国必须要连接过去和现在。“自我批判式评价与认识政治罪行的责任”是“德国人及其后代与欧洲邻居实现真正和解的前提条件”[44]。正视过去、建构集体记忆，在官方空间与非官方空间的全民全面反思，在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深刻反思使得德国具有健全的民族“心智和人格”，从心理上为欧洲所真正接受。

（作者简介：花琦，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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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2014年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德国公民教育思想研究及其对中华民族精神认知与传承的启示”（14ZC1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参见刘易斯·科瑟《导论 莫里斯·哈布瓦赫》，载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53页。

[2]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71页。

[3] 刘易斯·科瑟：《导论 莫里斯·哈布瓦赫》，载哈布瓦赫著《论集体记忆》，第59页。

[4] 刘易斯·科瑟：《导论 莫里斯·哈布瓦赫》，载哈布瓦赫著《论集体记忆》，第60页。

[5] 温克勒：《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丁君君译，三联书店，2011，第114页。

[6] 扬-维尔纳·米勒：《战后欧洲的记忆与权力：对过去存在的研究》（Jan-Werner Müller，Memory and Power in Post-War Europe：Studi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第84页。

[7] 布鲁玛：《零年：1945》，倪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64页。

[8] 阿利：《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刘青文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37页。

[9] 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高新华译，译林出版社，2010，第250页。

[10] 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479页。

[11] 扬-维尔纳·米勒：《战后欧洲的记忆与权力：对过去存在的研究》，第84页。

[12] 布鲁玛：《零年：1945》，第280页。

[13] 布鲁玛：《零年：1945》，第76页。

[14] 扬-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马俊、谢青译，新星出版社，2008，第39页。

[15]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69页。

[16] 吴友法：《关于对德国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5期。

[17] 张沛：《德国西占区“再教育”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8] 布鲁玛：《零年：1945》，第276页。

[19] 詹姆斯·F.滕特：《莱茵河上的任务：在战后德国的美国教育政策，1945～1949》（James F.Tent，“Mission on the Rhine：American Educational Policy in Postwar Germany，1945-1949”），《教育史专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1982年第22卷，第3号，第255页。

[20] 科拉索尔·戈尔茨坦：《捕捉德国人的视线：占领时期美国的视觉宣传》（Cora Sol Goldstein，Capturing the German eye：American visual propaganda in occupied German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9，第20页。

[21] 参见张沛《德国西占区“再教育”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阮一帆等：《战后德国政治“再教育”运动及其影响》，《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2] 佩特拉·格德：《美国士兵与德国人：文化、性别和外交关系，1945～1949》（Petra Goedde，GIs and Germans：Culture，Gender and Foreign Relations，1945-1949），耶鲁大学，2003，第127页。

[23] 劳拉·赫茵、马克·塞尔登主编《战争的教训、全球霸权和社会变迁》，载《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聂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8页。

[24] 纳塔莉亚·特斯维科娃：《美苏文化帝国主义在德国大学的失败，1945～1990》（Natalia Tsvetkova，Failure of American and Soviet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German Universities，1945-1990），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13，第89页。

[25] 纳塔莉亚·特斯维科娃：《美苏文化帝国主义在德国大学的失败，1945～1990》，第180页。

[26] 詹姆斯·F.滕特：《莱茵河上的任务：在战后德国的美国教育政策，1945～1949》，第302页。

[27] 布鲁玛：《零年：1945》，第68页。

[28] 科拉索尔·戈尔茨坦：《捕捉德国人的视线：占领时期美国的视觉宣传》，第17页。

[29] 肖恩·A.福纳：《德国知识分子和民主更新的挑战：1945年后文化和政治》（Sean A.Forner，Germ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allenge of democratic renewal：culture and politics after 1945），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第4页。

[30] 桂莉：《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的美国政策研究》，《江汉论坛》2013年第5期。

[31] 弗尔布鲁克：《德国史：1918～2008》，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143页。

[32] 扬-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第27页。

[33] 弗尔布鲁克：《德国史：1918～2008》，第125页。

[34] 温克勒：《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第125页。

[35] 弗尔布鲁克：《德国史：1918～2008》，第132页。

[36] 扬-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第41页。

[37] 劳拉·赫茵、马克·塞尔登主编《战争的教训、全球霸权和社会变迁》，载《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第28页。

[38] 孙文沛：《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二战历史教育的变革——以阿多诺社会批判思想为背景》，《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2期。

[39] 孟钟捷：《如何培育健康的历史意识——试论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二战历史叙述》，《世界历史》2013年第3期。

[40] 扬-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第39页。

[41] 帕特里克·芬尼：《再忆通向二战之路：国际历史，民族认同，集体记忆》（Patrick Finney，Remembering the road to World War Two：international history，national identity，collective memory），劳特利奇出版社，2010，第74页。

[42] 丛日云：“序”，载劳拉·赫茵、马克·塞尔登：《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3页。

[43] 郑寅达：《德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第466～467页。

[44] 鲍尔康泊：《民族记忆与欧洲记忆文化的诞生：二战后德国人与其邻人和解的曲折道路》，《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