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联与战后朝鲜半岛的分裂[1]
宋晓芹
内容提要：苏联对战后朝鲜半岛的分裂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二战末期，斯大林接受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关于苏美英中四国托管朝鲜的建议，促成了托管朝鲜政策的出台。战后随着苏美矛盾的激化，以《莫斯科协定》为依据的托管朝鲜的计划未能实施。美国把朝鲜半岛问题提交联合国的做法，削弱了苏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影响力。联合国通过在朝鲜半岛南部进行选举的决议后，苏联加快了帮助朝鲜北部单独建国的步伐，朝鲜半岛的分裂不可避免。
关键词：苏联 美国 朝鲜半岛 托管 联合国
苏联与朝鲜战争是新冷战史研究勃兴以来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对苏联与朝鲜战争的爆发、苏联与中国抗美援朝的关系、苏联对朝鲜停战谈判的影响等问题关注较多，对于苏联与战后朝鲜半岛分裂的研究则相对偏弱。朝鲜半岛的分裂是朝鲜战争爆发最直接的原因之一，苏联作为战后主导朝鲜半岛事务的两大外部力量之一，对朝鲜半岛的分裂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本文拟从托管政策的出台、托管政策的失败、联合国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讨论以及朝鲜半岛的正式分裂四个角度，对苏联在战后朝鲜半岛走向分裂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学术同行。
一 苏联与托管朝鲜政策的出台
托管制是战时盟国协商解决战后殖民地问题的既定原则，最早提出在日本战败后对朝鲜实行国际托管的是美国。1943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华盛顿会晤时曾谈道，“朝鲜和法属印度支那将交给国际托管；朝鲜的托管国可能是美国、苏联和中国”。[2]在11月召开的开罗会议上，中美英三国首脑正式讨论了朝鲜问题。罗斯福坚持把宣言草稿中“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朝鲜自由独立”，修改为“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3]。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公开声明，“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4]宣言作为“盟国未来政策的奠基石”[5]，为朝鲜的独立提供了法律依据。
美国提议对朝鲜实行托管，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朝鲜人自己具备统治及防御能力，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在此期间国际保护及指导是很有必要的”。[6]12月1日，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向斯大林口头通报了托管朝鲜的设想，并向斯大林解释说，“朝鲜人没有能力管理和维持一个独立政府，应该有一个40年的托管期”。[7]斯大林赞成罗斯福托管朝鲜的建议，但不同意40年的托管期限。因此，《开罗宣言》没有直接使用“托管”一词，其“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的表达，就成了未来盟国托管朝鲜的政策基础。
1945年1月18日，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向罗斯福建议，战后“应将朝鲜置于国际托管或国际行政体制之下，直到朝鲜人民有了自治能力”，“应让美英中苏四国参与这种临时管制机构”。[8]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谈到了托管朝鲜的问题。他认为朝鲜应该由美苏英中四国负责托管，托管期为20年或30年。斯大林不反对美苏英中四国共同托管朝鲜的建议，但坚持应该确定托管的期限，且托管的时间越短越好。[9]在这次会议上，三巨头在原则上达成了四国托管朝鲜的共识，但是“没有任何正式的协定”[10]。同年5月，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表示，“四国托管朝鲜的期限可能是25年，也可能短一点，但至少是5到10年”。斯大林表示，“苏联应允执行四国托管朝鲜的政策”。[11]6月，旧金山会议后，美苏两国在互换照会时承认，“短时期的四大国托管，将是朝鲜未来独立的最好保证”。[12]
在波茨坦会议召开前，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在为苏联代表团准备的背景报告中指出，“必须有效地防止独立后的朝鲜成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苏联在远东地区最安全的保障就是建立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如果建立对朝鲜的托管，苏联必须参加，并要居于主导地位”。[13]美国国务院在为杜鲁门参加波茨坦会议准备的报告中指出，“如果苏联借对日作战的机会，要求在处理朝鲜事务中的主要地位，美国必须予以反对，并建议将朝鲜作为联合国的托管地”。[14]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曾建议讨论托管朝鲜的问题，丘吉尔却以“还有许多更紧急的问题需要讨论”为由，拒绝了他的建议。[15]因此，《波茨坦公告》只是重申了《开罗宣言》的精神，没有涉及托管朝鲜的问题。尽管美苏双方“都表示过赞成在朝鲜必须建立托管制度的意见”，但关于托管朝鲜的“任何原本或者副本都没有，只不过是对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16]，这就为相关国家在托管朝鲜的具体问题上产生分歧埋下了伏笔。
苏联对托管朝鲜问题的反应表明，苏联虽不打算独占朝鲜，但也不能容忍美国独占朝鲜，参与托管朝鲜可以保障苏联在朝鲜问题上拥有主动权。然而，苏联对日宣战以后，苏军在朝鲜半岛推进的速度大大超出了美国的预料。为了防止苏联单独控制朝鲜半岛，8月15日，杜鲁门致电斯大林，建议以北纬38度线作为美苏军队在朝鲜接受日军投降的分界线。次日，斯大林复电说，“我基本上不反对这个命令的内容”。[17]随后，越过三八线的苏联军队退到了三八线以北。
随着战后美苏矛盾的激化，三八线逐渐演变为两种国际政治力量的分界线。三八线使朝鲜半岛南北之间正常的经济联系被迫中断，使朝鲜人的经济生活面临诸多困难。美国曾向苏联占领军司令部建议，希望允许南北之间自由往来，以发展统一的经济关系和单一的行政机构。苏联坚持“恢复朝鲜统一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制定并实施统一的占领政策”，且未来统一的朝鲜政府必须是一个对苏友好的政府。[18]由于苏美都不能接受一个与对方友好的朝鲜政府，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真正让美苏都感到满意和统一的朝鲜政府了”[19]。
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讨论了朝鲜问题，并达成了一个关于朝鲜问题的协定。主要内容包括：由美苏驻朝军队司令部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与朝鲜各民主政党及社会组织协商，就组建朝鲜临时政府提出建议，然后送交苏美英中四国政府考虑，最后由苏美批准。联合委员会与朝鲜临时政府共同协商，以达成关于苏美英中四国对朝鲜实行为期5年的托管协定。[20]这是盟国关于托管朝鲜的第一个书面文件，它“为未来对朝鲜的政策确定了基础”[21]。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苏联赞成美国托管朝鲜的提议，与其一贯倡导的世界革命原则是相悖的。朝鲜的民族独立运动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理应得到苏联的支持。苏联赞成托管朝鲜的政策取向，证明苏联决策的前提是国家利益而非世界革命。为了使朝鲜半岛成为苏联在远东安全缓冲带的一部分，苏联不仅同意了美国托管朝鲜的建议，而且接受了美国以三八线划分南北朝鲜的主张。《莫斯科协定》的达成表明，在朝鲜问题上苏联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在建立朝鲜统一政府的同时，保卫苏联的战略和经济利益”[22]。然而，在美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美苏之间的政策协调并非易事，这也使《莫斯科协定》的落实前景黯淡。
二 苏联与托管朝鲜政策的失败
《莫斯科协定》关于托管朝鲜的决定，激发了朝鲜国内反对托管的民族主义浪潮。朝鲜南部右翼政党领导的反托管运动，甚至与美国军政府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导致最初主张托管朝鲜的美国对托管政策产生了动摇。受苏联支持《莫斯科协定》的影响，朝鲜北部各党派最终都统一到了支持托管的立场上来，朝鲜境内的政治力量明显分裂为反托管、反苏反共的右翼势力和赞成托管、亲苏亲共的左翼势力，政治形势进一步复杂化。
1946年1月16日至2月5日，美苏占领军司令部代表在汉城进行了15次会谈，最终同意各派五名代表组成苏美联合委员会，着手协助组建朝鲜统一的临时政府事宜。在委员会开始工作以前，苏联在朝鲜北部支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和团体成立以金日成为主席的“北朝鲜临时人民政府”，美国在朝鲜南部支持成立了以李承晚为主席、主要由右翼党派和团体组成的“民主议院”。鉴于当时美苏关系的状况，在联合委员会框架下解决朝鲜问题的困难可想而知。
3月20日，联合委员会会议在汉城召开。由于苏联“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一个为李承晚、金九所把持的临时政府”，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成立一个为共产党所统治并成为苏联傀儡的临时政府”[23]，所以在讨论参加协商会议的政党和组织的资格时，双方代表产生了激烈的分歧。苏联代表认为，“联合委员会是为执行莫斯科决议成立的，自然，联合委员会就应当只与同意并支持莫斯科决议的政党和组织协商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24]美国代表则认为，苏联所提的条件“莫斯科决议没有提及，并且也没有这个意思”，它“超出了联合委员会的许可权”[25]。如果不允许反对托管的政党和组织的人士参加协商，就限制了他们的言论和表达自由。由于双方争执不下，经过24次冗长无果的谈判后，联合委员会于5月6日宣布无限期休会。
联合委员会无限期休会“是朝鲜分裂的一个决定性步骤”[26]。随着三八线地区形势的日渐紧张，朝鲜分裂的危机不断加剧。为了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苏联加快了在朝鲜北部建立政治实体的步伐。1946年7月29日，新人民党和共产党合并为朝鲜劳动党。8月28～30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11月，朝鲜北部通过选举产生了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1947年2月，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北朝鲜人民会议，金日成当选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一个对苏友好的北朝鲜临时政府初步形成。与此同时，美国占领军司令部也通过成立朝鲜临时立法议院，尝试把立法责任交给朝鲜人。立法议院于11月开会，90名议员中的一半通过选举产生，另一半由美军司令官任命，立法议院通过的法令需经过美军司令官签署方能生效。
1947年4月8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致信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说，“我请求您劝说贵国政府，同意和美国尽快重新召开联合委员会会议，以便就推进《莫斯科协定》事宜进行磋商并达成协定”。[27]4月19日，莫洛托夫复信马歇尔，提议“在正确适用《莫斯科协定》关于朝鲜问题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联合委员会于1947年5月20日在汉城恢复工作，并于7～8月间报告有关建立朝鲜民主临时政府建议工作的详细结果，供苏美两国政府考虑”。[28]5月2日，马歇尔再次致信莫洛托夫，表示赞同他的提议，但对“正确适用《莫斯科协定》”表明了自己的理解，强调“联合委员会应在尊重思想自由的民主权利的基础上，根据《莫斯科协定》迅速开展工作”，即“只要愿意和联合委员会合作的朝鲜政党和团体，都不应被排除在组建朝鲜临时民主政府的协商工作之外，他们有权利对未来的朝鲜政府表达自己的看法”[29]。
5月21日，苏美联合委员会在汉城恢复工作。在随后对哪些政党和团体具备参加协商资格的讨论中，苏美之间又产生了分歧。针对南北朝鲜报名参加协商的政党和团体在数量上的差距，苏联代表要求把朝鲜南部参加协商的党派从425个减少到118个，因为其中一些党派并不支持《莫斯科协定》，也不是真正的社会组织。美国代表认为，这样将导致联合委员会中的任何一方享有任意否决的权力，不利于委员会开展工作。于是，联合委员会又在参加协商的朝鲜党派的资格问题上陷入了僵局。苏联阻止反对《莫斯科协定》的政党和团体参加协商，“真正意图在于增加左翼党派和团体在代表方面的比重”，因为朝鲜北部的人口只占朝鲜人口总数的1/3，只有限制南方的代表数，才能保证参加协商的代表中对苏友好的代表占到半数左右。[30]
8月12日，美国代表建议在朝鲜通过大选组建临时政府。苏联坚持具有反苏倾向、成员不足1万名、反对《莫斯科协定》以及反对联合委员会的政党和团体不能参加大选，且南北双方应按照1︰1的比例参加立法机构（注：北方人口约为1000万人，南方人口约为2000万人）。美国代表坚决反对苏联的建议，并谴责苏联是要在朝鲜建立一个由共产党支配的临时政府。8月26日，美国建议由负责托管朝鲜的美苏英中四国举行会议，商讨执行《莫斯科协定》的办法。苏联认为，“美国这样做是妨碍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工作”，并拒绝了美国的建议。[31]
9月16日，美国助理国务卿洛维特致电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声称“由于美苏双边谈判不能促进朝鲜独立，苏联又不愿意参加与《莫斯科协定》相关的四国会议的讨论”，“美国打算把朝鲜独立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32]杜鲁门认为，“直接同俄国人进行关于朝鲜问题的谈判，是不会获得成功的”。[33]于是，他指示国务卿马歇尔把朝鲜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10月18日，美国单方面在第二届联大上提议，终止联合委员会的工作，协助建立朝鲜临时政府的工作宣告失败。[34]
“本来苏美两国有责任在落实托管朝鲜的问题上促成大国之间更大程度的合作，不幸的是由于两国在国家利益和对朝鲜态度方面的差异，导致这种合作失去了可能。”[35]托管朝鲜计划的失败，无疑将激发大国在朝鲜半岛的争夺。在朝鲜统一的问题上，“美国不能接受使共产党控制朝鲜的解决办法，苏联也不能接受朝鲜与美国有联系的解决方法，因此找不到统一朝鲜并保证其独立的方式”。[36]随着双方矛盾的激化，苏美联合委员会框架下的对话已经没有出路，朝鲜问题的复杂化不可避免。对于苏联来说，美国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果说在联合委员会框架下解决朝鲜问题，苏联还具有一半主导权的话，那么在联合国框架下，苏联的主导权则被大大削弱了。这不仅增加了朝鲜统一的难度，而且损害了东亚的安全与稳定。
三 苏联与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
1946年9月23日，第二届联大讨论了美国关于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的议案。尽管苏联代表强调，《莫斯科协定》已经规定了解决朝鲜问题的程序，根据《联合国宪章》关于大会职权的条文，朝鲜问题不能由大会审议，将朝鲜问题列入联大议程是“非法的、不正确的”[37]，但朝鲜问题还是被列入了联合国大会的议程。
为了继续在苏美联合委员会的框架内解决朝鲜问题，9月26日，苏联代表什特科夫发表声明称，“在美苏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的情况下，可以给予朝鲜人民自己组织政府的机会，而无须盟国的协助和参与。如果美国代表团同意所有军队应从1948年初撤出的建议，苏联军队准备与美国军队同时撤离朝鲜”。[38]10月9日，莫洛托夫致电马歇尔，声称“苏联的建议是目前唯一的也是公开的解决方案”[39]。10月18日，美国提议终止联合委员会的工作。10月21日，苏联代表离开了汉城。
10月17日，美国向第二届联大政治委员会提交了朝鲜独立问题的提案。主要内容包括：“在联合国监督下，美苏占领军当局在其管辖地域举行普选，按人口比例原则组成国会，建立全朝鲜政府。而后让全朝鲜政府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外国军队则在朝鲜实现独立后尽早撤出。”联合国的监督责任“应通过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来履行”[40]。10月23日，莫洛托夫电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在将朝鲜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的情况下，“再次发言提议从议程中取消是不合适的”。政治委员会在讨论美国的提案时，应遵循下述原则：“朝鲜问题可以根据1945年《莫斯科协定》解决”，“美苏军队于1948年初同时撤出朝鲜”，政治委员会应“在讨论美国议案之前首先讨论苏联这一提案”。另外，“应建议邀请北、南朝鲜双方的朝鲜人民代表参加讨论朝鲜问题”。“一旦政治委员会转入讨论美国议案时，必须坚持邀请朝鲜人民参加和坚持要求确定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期限。”如果美国反对1948年初的撤军期限，“可以同意改为1948年年中或年末”。[41]10月28日和29日，苏联代表向联大政治委员会提出了两项针对美国提案的反提案：一项是美苏军队于1948年初同时从朝鲜撤退，另一项是邀请北、南朝鲜双方选出朝鲜人民的代表参加朝鲜问题的讨论。[42]由于美国的操纵，苏联的两项提案都遭到了否决。
11月5日，联大政治委员会通过了美国关于朝鲜独立问题的修正案。11月14日，当该修正案提交联大讨论时，苏联代表指责美国的议案只是在解决朝鲜问题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声称如果没有朝鲜南北双方代表参加，苏联将不参加“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更不承认该委员会的合法性。但是，苏联的反对根本无济于事，大会最终还是通过了此项决议。决议规定：第一，联合国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到朝鲜各地巡察，负责监督选出朝鲜的国民议会代表。随后在委员会的监督下召开国民会议组建国民政府。第二，新组建的国民政府应组织自己的国家安全部队，解散国内一切军事和半军事组织，尽快承担起全朝鲜从军事到民政的职责，并与上述委员会协商尽可能在90天内或其他任何适当的时间内安排占领国军队从朝鲜撤出。第三，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由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萨尔瓦多、法国、印度、菲律宾、叙利亚、乌克兰九国组成。第四，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应随时向联大或小型联大[43]报告朝鲜问题的解决情况。[44]
“就这样，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合乎逻辑地成为苏美联合委员会的继任者。”[45]1948年1月8日，临时委员会主席梅农与其他代表一行35人抵达汉城。1月12日至15日，临时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宣布将根据联合国决议，监督朝鲜的国民议会代表选举并组建朝鲜政府。1月16日，临时委员会致函苏联占领当局，要求会见苏军司令。苏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苏军占领当局将不与委员会发生任何关系”，[46]并拒绝临时委员会成员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甚至拒绝接受临时委员会邮发的信函，临时委员会的工作陷入了僵局。
2月4日至6日，临时委员会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向“小型联大”提出建议。临时委员会认为有三种工作路径可以选择：“1.临时委员会继续工作，在朝鲜南部地区监督进行选举，并成立一代表全朝鲜的政府；2.临时委员会在南部朝鲜地区继续工作，组建一南朝鲜临时政府；3.临时委员会可以研究讨论通过其他途径谋求朝鲜两部分统一的办法。”[47]临时委员会的建议代表了美国的愿望，早在1月6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就在给驻朝鲜助理政治顾问兰登的电报中指示，一旦临时委员会在朝鲜北部监督选举的探索性步骤遇挫，就应向临时委员会代表强调，“应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不能推迟在朝鲜南部监督选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上来。临时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力根据联大的决议主动采取这一步骤，因为毕竟3000万朝鲜人口中的2000万生活在南部”。[48]2月12日，《纽约时报》撰文称，临时委员会“具有监督在朝鲜可以选举的地方进行选举的职责”。[49]2月1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发表声明，“如果委员会的工作遇到北部的抵制，委员会就应该首先设法在南部建立政府”。[50]
2月24日，“小型联大”举行会议讨论了朝鲜问题，苏联和东欧五国代表则拒绝参会。会上，美国代表公开提议首先在朝鲜南部举行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但遭到许多国家代表的反对。加拿大代表认为，“联大的决议并没有授权临时委员会单独在朝鲜南部举行选举”。澳大利亚代表认为，在朝鲜南部举行的选举“不能作为成立国家政府的基础”。丹麦代表则表示，“由于苏联缺席会议，他将对美国的提案投反对票”。埃及、挪威、委内瑞拉等国的代表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中国代表支持美国的提案，坚持“苏联对联大决议的否定态度，不会妨碍决议案的实施”。印度代表、临时委员会主席梅农也声明，“选举应具有全民性质，并在选举后应建立临时政府，该政府着手同北朝鲜当局进行关于成立国家政府的谈判。如果谈判没有获得结果，那么临时政府应该得到朝鲜国家政府的地位，联合国应予以承认”。[51]尽管争议很大，“小型联大”还是于26日通过了美国的提案，授权临时委员会监督在朝鲜南部举行选举。2月28日，临时委员会经过协商决定，在5月10日以前监督朝鲜进行国民议会代表的选举。3月3日，美国占领军司令霍季公开声明，南部朝鲜将于5月9日在临时委员会监督下举行选举。[52]
美国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的做法，削弱了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主动权。由于当时的联合国明显受美国操纵，苏联无法阻止联合国在朝鲜问题上通过有利于美国的各种提案，只能被动地否认联合国决议的合法性，拒绝与联合国在解决朝鲜问题方面开展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政治对抗。由于苏联坚决反对联合国代表进入三八线以北，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只能在南部进行，朝鲜半岛的分裂不可避免。
四 苏联与朝鲜的正式分裂
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以后，苏联加快了帮助朝鲜北部独立建国的进程。1947年11月，北朝鲜人民会议第三次会议决定启动宪法草案的准备工作。1948年2月，在参照苏联1936年宪法的基础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草案》起草完成，并被送到莫斯科征求意见。4月24日，斯大林主持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对朝鲜临时宪法草案提出三点修改意见。4月28日，北朝鲜人民会议特别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7月，根据苏联的建议，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在朝鲜统一之前，宪法暂时在朝鲜北部实行。
为了避免承担分裂朝鲜的责任，朝鲜北部选择了不首先公开建国的政策，并继续加强和平统一的舆论攻势。4月19日至23日，苏联支持北朝鲜在平壤召开了一次由全朝鲜政党和团体参加的各界代表联合大会。会议通过的决议谴责联大的决议是非法的，支持苏联关于外国军队立即撤出朝鲜的倡议，呼吁外国军队撤出后举行全朝鲜的选举，以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大会致电苏美两国政府，“要求苏美两国政府同时撤退在朝鲜的苏美占领军，承认朝鲜人民有依其志愿，不受外人干涉而自由选举与组织民主政府的权利”。[53]5月7日，苏联复电联合大会，表示“愿即撤退在朝鲜的苏联驻军而不稍延缓，但须与美国驻军同时撤退”[54]。
5月10日，根据“小型联大”的决议，朝鲜南部在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了单独选举。在800万名选民中，85%以上的人参加了选举。5月31日，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举行首次会议，李承晚当选为国民议会主席。7月17日，国民议会通过了新制定的宪法。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李承晚当选为总统。同日，美国占领军司令霍季宣布，军政府停止履行职责，于9月全部完成移交工作。
对于朝鲜南部选举后北部该如何应对，苏联早有指示。4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驻朝大使什特科夫，一旦朝鲜南部选举后独立建国，就向金日成建议，“召开一次朝鲜北部最高人民会议特别会议并做出如下决定：（a）在朝鲜统一以前，4月朝鲜北部最高人民会议通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草案》仅在朝鲜北部范围内有效；（b）根据宪法，应该举行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选举”[55]。“大韩民国”宣布成立后，朝鲜北部按照苏联的指示，于8月25日举行了包括朝鲜南部在内的最高人民会议选举，朝鲜南部共选出360名代表，[56]北部选出212名代表（其中朝鲜劳动党代表102名）。9月2日，第一次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在平壤召开。9月8日，会议通过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金日成任内阁首相，金枓奉任最高人民会议主席，朝鲜正式走向分裂。
9月10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照会苏美两国政府，要求苏美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刚刚成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团结了南北两地绝大多数的朝鲜人民实行通力合作，完成政治统一”，在外国军队撤出以后足以保证“全朝鲜的安宁秩序均无问题”[57]。9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照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主席金枓奉，告知已经指示苏联部长会议，于当年12月底撤回苏联驻朝鲜的军队，并希望“至迟在本年年底，美国政府亦即撤回驻南部的美国军队”[58]。获悉苏联即将撤军的消息后，美国驻苏大使馆照会苏联外交部，表示美国从南部撤军和建设朝鲜为统一与独立国家的问题正在研究当中，结果“将由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代表团，届时向大会会议提出报告”[59]。
10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朝鲜向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出建交邀请，以赢得相应的国际承认。10月8日，金日成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的名义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政府同意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0月12日，斯大林复函金日成，声明苏联愿意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12月，第三届联大通过了由美国等国提出的承认朝鲜南部选举结果的决议案，并宣布大韩民国是朝鲜唯一合法政府，南北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
在联合国监督下的朝鲜南部选举即将进行的情况下，苏联一方面支持朝鲜北部继续呼吁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然后举行全朝鲜的选举；另一方面继续助力其加速单独建国的进程，以防止朝鲜北部在南部单独组建政府时处于被动。朝鲜南部选举的结果宣告了大韩民国的建立，苏联助力朝鲜北部单独建国的结果则宣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南北政权均宣称自己是全朝鲜唯一合法代表，都追求朝鲜统一的政治目标，和平统一朝鲜的前景变得非常渺茫。苏美两国先后从朝鲜半岛撤军后，尽管朝鲜北部根据苏联的建议，通过建立祖国统一民主阵线，提出了和平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并向联合国递送了这一计划，但此举并未得到联合国的回应，朝鲜分裂的局面无法逆转。
作为战后主导朝鲜问题的主要外部力量之一，苏联对朝鲜半岛的分裂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在决定朝鲜未来政治命运的问题上，苏联没有注重考虑朝鲜民族向何处发展，主要关注的是其在远东的战略安全和既得利益。二战末期，为了防止朝鲜成为西方国家在东北亚遏制苏联的桥头堡，斯大林欣然接受了罗斯福四国托管朝鲜的主张。战后由于美苏矛盾的激化，苏美在托管朝鲜的问题上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最终导致了托管朝鲜计划的失败。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以后，由于无法形成支持苏联的多数，苏联丧失了在朝鲜问题上的主导权，对联合国决议采取的所有抵制行动，都无法阻止在联合国监督下的朝鲜南部选举的进行。为了与朝鲜南部选举产生的亲美政权对抗，苏联加紧扶植朝鲜北部的亲苏政权。随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朝鲜半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
（作者简介：宋晓芹，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与战后初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构建研究（1945～1955）”（13BZS048）。
[2]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第658页。
[3]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开罗和德黑兰会议194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1943），华盛顿特区：政府出版署，1961，第399～400页。
[4] 人民出版社：《朝鲜问题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4，第3页。
[5] 琼斯、休·博顿、皮尔恩：《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639页。
[6]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654页。
[7] 布鲁斯·库明斯：《朝鲜战争的起源（第1卷）：1945～1947年朝鲜的解放与分裂政权的出现》（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volume 1：Lib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Regimes 1945-1947），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第109页。
[8] 本书编译组编《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58页。
[9] 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487页。
[10] 马克斯·贝洛夫：《1944～1951年苏联的远东政策》（Max Beloff，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44-1951），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第155页。
[11]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7，第396页。
[12] 琼斯、休·博顿、皮尔恩：《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第639页。
[13] 凯瑟琳·威瑟比：《1949～1950年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起源：来自俄罗斯档案的新证据》（Kathryn 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1949-1950：New Evidence from Russian Archives），《冷战国际史项目研究报告》（Working Papers，Cold War International Project），第8期，1993，第11～12页。
[14]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第2卷，华盛顿特区：政府出版署，1960，第313页。
[15]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第2卷，第252～256页。
[16] 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2003，第64页。
[17]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第6卷，华盛顿特区：政府出版署，1969，第667～668页。
[18] 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52页。
[19] 凯瑟琳·威瑟比：《1949～1950年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起源：来自俄罗斯档案的新证据》，《冷战国际史项目研究报告》第8期，1993，第19页。
[20]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第2卷，第820～821页。
[21] 琼斯、休·博顿、皮尔恩：《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第647页。
[22] 凯瑟琳·威瑟比：《1949～1950年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起源：来自俄罗斯档案的新证据》，《冷战国际史项目研究报告》第8期，1993，第20页。
[23]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第8卷，第744页。
[24] 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71～72页。
[25] 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72页。
[26] 马克斯·贝洛夫：《1944～1951年苏联的远东政策》，第164页。
[27]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7》（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第6卷，华盛顿特区：政府出版署，1972，第625页。
[28]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7》第6卷，第635页。
[29]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7》第6卷，第638页。
[30] 琼斯、休·博顿、皮尔恩：《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第699页。
[31] 马克斯·贝洛夫：《1944～1951年苏联的远东政策》，第170页。
[32]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7》，第6卷，第790页。
[33]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第406页。
[34]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7》，第6卷，第837页。
[35] 赵明贤：《朝鲜与主要大国：东亚权力结构分析》（Myung Hyun Cho：Korea and Major Powers：An Analysis of Power Structures in East Asia），汉城计算机出版社，1989，第179页。
[36] 赵明贤：《朝鲜与主要大国：东亚权力结构分析》，第182页。
[37] 柴成文、赵勇田：《抗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第19、20页。
[38]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7》，第6卷，第832页。
[39] 马克斯·贝洛夫：《1944～1951年苏联的远东政策》，第171页。
[40]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7》，第6卷，第834页。
[41] 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92～93页。
[42]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7》，第6卷，第849页。
[43] 1947年11月13日，第二届联大根据美国的提议，通过了设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临时委员会，作为大会闭幕期间行使联合国大会职权的辅助机构，也称作“小型联大”。
[44]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7》，第6卷，第857～859页。
[45] 赵明贤：《朝鲜与主要大国：东亚权力结构分析》，第182～183页。
[46] 赵明贤：《朝鲜与主要大国：东亚权力结构分析》，第183页。
[47] 1948年2月20日《中央日报》。转引自余伟民、周娜《1945～1948年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政治变动》，《史林》2003年第4期，第114页。
[48]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8），第6卷，华盛顿特区：政府出版署，1974，第1083页。
[49] 赵明贤：《朝鲜与主要大国：东亚权力结构分析》，第183页。
[50] 赵明贤：《朝鲜与主要大国：东亚权力结构分析》，第183页。
[51] 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104、105页。
[52] 后因5月9日正逢日食，选举改在5月10日进行。
[53] 苏联外交部：《朝鲜问题参考文件》，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第57页。
[54] 苏联外交部：《朝鲜问题参考文件》，第58页。
[55] 安德烈·兰科夫：《从斯大林到金日成》（Andrei Lankov，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新泽西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02，第46页。
[56] 南部的选举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每个地区选出7～8名代表，然后这些代表到海州集会，选出南方各省参加最高人民会议的360名代表。8月21～26日，约1100名朝鲜南部代表齐聚海州，选出了参加最高人民会议的360名南方代表。安德烈·兰科夫：《从斯大林到金日成》，第46页。
[57] 苏联外交部：《朝鲜问题参考文件》，第63页。
[58] 苏联外交部：《朝鲜问题参考文件》，第64页。
[59] 苏联外交部：《朝鲜问题参考文件》，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