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的研究进展

2.4.1 国外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的研究进展

在国外，旅游活动引起的海岛环境问题较早就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他们从旅游者活动、旅游设施建设、居民的参与、居民与游客的环境感知等方面来研究人对地的影响，然后用海岸带综合管理等方法来调控海岛人地关系的困境。

2.4.1.1 主要研究内容

（1）监测、研究人对地的影响。旅游活动对海岛生态的影响。J.M.阿塞罗（J.M.Acero）和C.A.阿吉雷（C.A.Aguirre）（1994：295-302）于1991至1992年在南极大陆边缘的半月湾岛（Halfmoon）、库佛维尔岛（Cuverille）和希望海岛（Hope）进行实地监测，调查旅游对世界上受人类影响最小的大陆的影响，从半月湾岛（Halfmoon）调查结果来看，尽管到访的游客（2300人）没有破坏行为发生，但是对当地的海岛繁殖基地还是带来不小的压力；从希望海岛调查来看，当地的鸟类（Adelie Penguin）对游客的近距离观察有某种程度的适应性。

旅游活动对环境容量的影响。B.维克多（Victor B.Teye）（1992：395-405）以大西洋百慕大（Bermuda）为例，认为旅游收入的增加和私人汽车的增加，破坏了小（海）岛屿的自然美景，使小（海）岛屿的空间容量受限，影响旅游型海岛在旅游者心目中的形象，最终导致旅游型海岛的发展受限。A.米奥利尔（A.Meaurio）和I.穆雷（I.Murray）也认为对于大量小海岛发展中国家（Small Island Developping States，SIDS）外来就业人员、旅游者的进入和景区城市化都导致小岛屿的环境受到严重影响[3]。

环境容量感知。居民与旅游从业人员对旅游型海岛环境感知能从一个方面折射出旅游对环境的影响。A.P.恩基尼（A.P.Eugeni）与R.N.久米（R.N.Jaume）调查当地居民对西班牙Balearic岛旅游业发展的影响，通过聚类分析，得出游客对旅游影响有负面的感知（A.P.Eugeni，R.N.Jaume，2005：925-941））。M.克里斯特（M.Kirstie）和E·帕克（E.Parker）也认为海岛旅游管理人士感知到海岛脆弱的生态环境，并且采取一些防范措施。（M.Kirstie，E.Parker，2006：69-85）C.T.金（Kim Chi Tran）先后两次调查同一墨西哥旅游地赫尔伯克岛（Holbox）居民对环境与发展的感知和参与意识，结果表明居民对海岸带的污染关注程度上升，对海岛城市化和旅游开发持反对意见，而对自然资源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更高的热情（Kim Chi Tran，2002：405-420）。当地居民、旅游从业人员对旅游海岛环境感知仅能反映某个断面，存在不稳定性，必须结合景观调查和历史资料查询，才有一定意义。

（2）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加拿大学者巴特勒（Richard.W.Butler）根据产品周期理论，在旅游型海岛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旅游地演化的6个阶段，这实际上是人地关系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Richard.W.Butler，1980：5-12）。D.罗尼帝斯（D.Loannides）用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来检验塞浦路斯（Cypriot）旅游的发展，结果发现，海岛目的地旅游从介入期至发展阶段，从少量的客流、有限的基础设施到大量基础设施的建立，人地关系趋于紧张。旅游地进入多元化稳定发展阶段，即稳定期，人地关系叠加了“外来者”的因素（国际因素，如海外投资、经营等），人地矛盾复杂（D.Loannides，1992：711-731）。这种监测人地关系变化的办法能反映一定历史时期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状态，但是对未来的人地关系无法进行预测，并且对“人”的调控没有具体的办法，因此，在现实中缺乏指导作用。

（3）人地关系的调控方法与途径。包括海岸带综合管理、人力资源培训、社区参与、管理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旅游环境质量论证、协调海岛与客源地关系、营建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等途径与方法。

海岸带综合管理。旅游型海岛的旅游开发大多出现在海岸带，而这又是生态非常脆弱、人口稠密、生产发达的地区，人地矛盾非常尖锐，为了缓解这一矛盾，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便对包括旅游型海岛在内的海岸地区进行海岸带综合管理（ICM）[4]。C.达尔（C.Dahl）强调在旅游型海岛地区由于其自身的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要特别注意整合海岸带管理和社区参与海岛自然资源保护。（C.Dahl，1997：23-45）、S.娜塔莎（S.Natasha）、P·霍兰（P.Holland）等提出了太平洋旅游型海岛国家之间水域管理（Pacific International Waters Project，IWP）方案，规定太平洋14个协约国要关注海洋渔业、国家公园保护、污染物管理和淡水保护（S.Natasha，P.Holland，2006：392-410）。

人力资源培训。B.金（B.King）以南太平洋海岛国家为例，认为在小海岛旅游发展过程中，要重视旅游高等教育的发展，并探讨了海岛旅游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受到影响的因素，如分散的居民点、各自隔绝的海岛地理环境、前殖民地宗主国的援助、欧盟统一对旅游教育的影响（B.King，1994：267-272）。

社区参与。重视社区参与也是旅游型海岛国家调控人地关系，尤其是调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有效途径。M.贝恩（M.Baine），M.霍华德（M.Howard）和S.克尔（S.Kerr）比较厄瓜多尔的格拉帕格岛（Galapagos）和哥伦比亚的圣安德鲁岛（San Andres）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海岸带和海洋资源的保护，提出在海岛的管理中要更多的让当地的利益主体参与（Mark Baine，Marion Howard，Sandy Kerr，2007：148-173）。M.多勒（M.Doelle）与A.J.辛克莱（Sinclair A.John）还提出一个改革公众参与环境评价的方案：包括重新定义公众、定义有效的通告、定义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与过程、建立参与基金、定义政策制定过程、决定公众参与是否充分、界定专门小组回复过程（Meinhard Doelle，A.John Sinclair，2006：185-250）。

管理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G.W.伯纳特（G.W.Burnet）与M.尤塞尔（M.Uysal）提出海岛由于地理上的隔绝（海岛之间的阻隔和海岛与国际市场的阻隔），导致岛屿经济较为单一，所以生态旅游是海岛经济多元化的途径之一（G.W.Burnet，Muzaffer Uysal，1991：141-145）。生态旅游能为小岛屿有限的经济活动的多元化提供新的机遇。为了规范生态旅游，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OTA）早在1993年就关注在海岛与海岸带地区发展生态旅游的影响，认为小海岛（尤其是热带海区）由于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旅游开发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海岛生态的剧烈变化，因此，必须评估旅游潜在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加强旅游发展规划，管理生态旅游，使生态旅游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这一点也被S.米尔恩（S.Milne）在南太平洋五个海岛小国（库克群岛、基里巴斯、纽埃、汤加、瓦努阿图）旅游发展研究中得以证实（Simon Milne，1992：191-212）。与此同时，为了规范可持续旅游，A.米奥利尔（A.Meaurio）和I.莫累（I.Murray）借鉴了赫顶（Holdem）和爱利里奇（Enrilich）的人与环境关系理论中人口压力、财富和消费、技术水平等指标，并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的环境、压力、状态（PSD）构筑了小岛屿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和监测体系。《加勒比海地区可持续旅游政策框架》提出可持续旅游的六个政策目标，《萨摩亚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00）》则致力于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监测和评价，它在公众参与基础上将可持续旅游发展目标细分为经济、环境、旅游、社会与文化四组（共12个），从270个备选指标中选取20个可操作性较强的监测指标，并进一步细化为关键指标和一般指标来对其可持续旅游发展绩效进行监测评价，这对其他国家或地区可持续旅游的具体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旅游环境质量论证。旅游生态标签（eco-label）论证在海岛旅游可持续开发中正引起重视（R.Buckley，2002：183-208；V.Sasidharan，E.Sirakaya，Kerstetter，2002：161-174；X.Font，2002：197-205），这对实现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欧洲蓝旗（Blue Flag）论证分别从水质、环境教育和信息共享、环境管理、安全与服务四个方面对海岛滨海旅游区和旅游码头制定了27个具体标准，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也对海洋与海岛地区制定了各自的生态标签论证标准（R.Buckley，2002）。澳大利亚还于2002年向国际生态旅游年会提交了全球生态标签论证标准（草案）。但是，旅游标签也受到质疑，V.赛西达兰（V.Sasidharan）等人的研究表明，旅游生态标签论证在发展中国家实施仍存在很多陷阱。同时，由于旅游生态标签论证的标准本身多应用于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而对环境的长期影响缺乏科学和有效的评价（Vinod Sasidharan，X.Font，2001：105-119）。

协调海岛与客源地关系。旅游型海岛与客源地关系密切，对“人”的调控，必须结合海岛与客源地“人”的调控，D.洛尼德斯（D.Ioannides）探讨了受政治与军事强烈影响的北塞浦路斯旅游业发展的模式、政策和前景，认为北塞浦路斯要协调南北塞浦路斯的关系，开放边境与机场，使南北的旅游景点和基础设施能互为利用，加强对欧洲各国的旅游促销，减少对土耳其客源的依赖，加强对旅游淡季的促销（Dimitri Ioannides，1999：51-59）。

营建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B.麦克切尔（B.Mckercher）和C.富（C.Fu）分析香港东北部塔门洲岛（Tap Mun）的居民不受海岛生存环境恶化的影响而愿意留下来的原因，发现传统社会网络（Existing Social Networks）、地方感（Sense of Place），以及对故居的眷恋对当地人地关系和谐发展起着稳定作用（Bob Mckercher，Candace Fu，2005：508-524）。

加强管制。管理学说起源于法国，目前已被不少发展中国家用来管理旅游型海岛资源，M.B.兰德（M.B.Land）（2006）认为东南亚旅游型海岛发展须建立与环境协调的政治体制、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等。

此外，更多的学者把上述协调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的方法加以综合认为：发展以海岛为基地的经济（旅游业），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对传统资源的管理方式，采取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方法（Sandy A.Kerr，2005：503-524）。

2.4.1.2 主要研究方法

国外旅游型海岛研究重视传统理论与现代理论相交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较深刻地揭示旅游型海岛复杂的人地关系。

（1）人地关系分类、分区规划研究是地理学者常用的方法。南太平洋瓦努阿图的实践表明，必须对旅游型海岛进行自然灾害分类、调查、分区、防护，才能有效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Kirstie Meheux，E.Parker，2006）。M.肯特（M.Kent）等人在分析西班牙马略尔卡岛水资源对旅游活动的约束时，根据该岛湿润程度划分湿润区、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并把这些区域对旅游活动的影响程度叠加，试图探讨各区的人地矛盾程度（人与水资源的矛盾程度）（M.Kent，R.Newnham，S.Essex，2002：351-374）。

（2）生态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投入与产出研究。投入产出状况反映区域人地系统的潜力，J.诺斯科特（J.Northcote）、J.麦克白（J.Macbeth）把旅游行业的产出分为游客收益、财政收费、经济收益、环境收益、社会收益和文化收益，时间上把旅游收益分为潜在收益、需求收益和现时收益。该理论框架应用于澳大利亚的罗德岛（Rottnest），获得明显的成效（Jeremy Northcote，Jim Macbeth，2006：199-220）。

能值分析。D.维达斯卡（D.Verdesca）等（2006）提出将海岸带地区（旅游型海岛）产业发展的经济进行有效能值分析，该研究试图用能量平衡来统一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并提出能值公式[5]（D.Verdesca，M.Federici，L.Torsello，R.Basosi，2006：132-139）。

旅游生态足迹等理论。S.高斯令（S.Gossling）等（2002）以塞舌尔岛旅游业为例，利用生态足迹分析评价该岛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得出旅游业对该岛的影响包括能源消耗、设施占地、生活消费等。通过对旅游业生态足迹分析得出塞舌尔群岛的环境和生态资源保护较成功（Stefan Gössling，Carina Borgström Hansson，Oliver Hörstmeier，et al.，2002：199-211）。

（3）行为科学理论的运用。国外学者在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较早注意从人的环境心理、行为方面来研究人地关系问题。首先，表现在用当地居民的景观（美感）感知来指导规划；其次，利用居民的环境感知来揭示环境保护状况（Kim Chi Tran，2002：405-420）；最后，利用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分析旅游人地关系的协调状况。国外学者在分析居民与游客的感知、行为时，也注意受访者的个人属性、文化、经济差异对感知、行为的影响。如学者发现社会经济因素（尤其是财富）影响居民的价值判别。从当地居民、旅游从业人员对旅游海岛环境感知仅能反映某个侧面，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不确定性，所以，必须结合景观调查、历史资料查询，才更有指导意义（CinnerJ.E，PollnacR.B，2004：479-493）。

（4）管理学中利益主体理论的运用。1971年美国提出的海岸带（含旅游型海岛）综合管理就是一个协调各利益主体的框架体系。爱沙尼亚地理学者认为探寻不同利益主体（如学生与当地居民）对海岛景观的价值认识，能给规划专家提供更好的启示与信息。所以，在海岛旅游开发中，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有利于海岛人地关系问题的解决（Egle Kaur，Hannes Palang，Helen Soovali，2004：109-120）。

（5）野外调查、问卷分析与遥感、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国外地理、环境、管理学者在分析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问题时，较常用野外考察、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他们开始利用遥感技术来分析旅游对海岛沙滩的影响，旅游景观建筑对海岸带侵蚀的影响，旅游对环境的影响等问题；结合地理信息技术（GIS）、全球定位技术（GPS）对海岛的开发、旅游活动提供技术指导。

2.4.1.3 研究尺度与主要区域

（1）研究尺度。早期的旅游型海岛研究，仅限于运用地方尺度和区域尺度来分析人地关系问题，如加勒比海旅游环境容量问题。现在，旅游型海岛研究视角比较多元化，从全球的视角来分析小海岛在全球变暖过程中的响应，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小海岛传统产业（渔业与种植业）的衰退和旅游产业的兴起，客源市场的拓展（Sandy A.Kerr，2005：503-524）。此外，从小尺度中探寻气候、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是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研究的突破点。

（2）研究的主要区域。关注的区域首先是旅游业发达的地区，如地中海岛屿、加勒比海岛屿、太平洋夏威夷岛屿等。地中海与加勒比海是传统的海滨旅游目的地，旅游设施齐全，管理规范，吸引众多欧美发达国家的游客。欧美的环境保护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想在这些海岛旅游业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因此，西方学者相当关注这些旅游型海岛的可持续发展。夏威夷是美国的国土，是美国在太平洋主要的旅游度假地，也是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等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居民传统度假的地区，其海岛人地关系变化也为西方学者们所关注。

其次是生态、社会脆弱地区，如南太平洋海岛、东南亚海岛、印度洋海岛、南极大陆海岛。这些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地壳变化最明显的地区，风暴、地震、泥石流、海啸常常对这些海岛产生巨大的影响。2004年印度洋海啸使印度洋沿岸的旅游型海岛几乎陷入绝境。与此同时，在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由于旅游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以及政策失误，造成社会动荡，如斐济在2000年发生政变，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频繁发生针对外国游客的爆炸事件，都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最后是新兴的海岛旅游区，如韩国的济州岛、日本列岛、东南亚岛屿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经济的复苏，亚洲周边的海岛成为新兴的旅游地，如东南亚的新加坡、普济岛、巴厘岛、济州岛，中国的台湾岛、海南岛、香港岛等也成为区内有一定知名度的旅游目的地，学术界对这些海岛的人地关系也开始关注（Dong-Wan Ko，William P.Stewart，2002：521-530；Bob Mckercher，Candace Fu，2005：508-524）。

2.4.2 国内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的研究进展

中国是世界上海岛最多的国家之一，海岛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开展的海岸带和滩涂资源综合调查以及海岛资源综合调查。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学术界对海岛的关注从海岛资源环境评价与开发转向海岛的环境与发展方面，如海岛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可持续发展（韩增林等，2008：63-67、86），海岛经济发展与传统产业（渔业、种植业）转型（张耀光等，2008：18-24；孙琛、黄仁聪，2008：20-23），无人居住岛的旅游开发，海岛可持续的立法研究（周珂、谭柏平，2008：37-43）等，社区居民对海岛环境与发展方面的研究（宣国富等，2002：741-746；袁雯等，2003：484-494），海岛生态风险评价（王小龙，2006：41-76），海岛城镇体系建设（王芳，2006：87-90；樊文斌，2008：59-60），海岛的优化管理（王建友，2008：205-207）。而对旅游型海岛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较多探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设计、旅游环境保护等。

2.4.2.1 人对地的认识

人对地的认识表现在对海岛旅游的资源普查、分类研究。汤小华（1997：106-110）以平潭岛为例，说明该岛有独特的旅游资源，宜把平潭岛建成休闲、度假型的旅游岛屿。文艳、彭超（2008：122-124）也认为要大力开发长岛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业发展。这类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大陆旅游型海岛研究的主流。

2.4.2.2 人对地的利用

包括旅游开发、规划、旅游产品设计等。梁修存、丁登山（2002：783-791）总结了国外海岛旅游发展的经验，提出要规划中国滨海（海岛）度假区的设想；周国忠（2006：875-877）对海洋（含海岛）旅游产品的空间分布提出浙江省的海洋旅游产品在空间上要构建“一二三四五”的海洋旅游格局。针对海岛产业转型，郑耀星、刘丽华（2005：88-91）提出发展休闲观光渔业的设想；林敏菲、钟森芳、卢宏伟（2004：137-138）在分析福建海岛的特色基础上，认为其旅游发展要找准市场（先国内市场，后国际市场），并对市场形象进行定位，利用宗教与商贸来促销海岛旅游产品。海岛旅游房地产开发是海岛人地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王洁（2005：191-192）探讨了海南岛房产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2.4.2.3 人类活动（旅游）对海岛环境的影响

肖荣波、欧阳志云等（2004：669-775）以海南岛为例，建立了包括资源依赖性、生态环境状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三方面在内的旅游型海岛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包括评价人（居民与游客）对海岛生态的影响程度。林桂兰、左玉辉（2006：432-440）在考察厦门海岛海湾开发过程中自然环境与景观环境的变化时发现，海湾资源开发有明显的累积循环效应，反映人地系统演变呈现出正反馈的趋势，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建议开发利用强度较大的海湾借鉴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理念，布局合理的生态源、生态廊道、防止资源开发利用的不断加大而导致海域生态沙漠化的出现。对海岛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宣国富（2002：741-746）研究旅游型海岛中海滨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海南省海口市及三亚市），发现居民对旅游影响呈现正面的感知，这是中国大陆从心理、行为地理学研究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的首例。

2.4.2.4 协调人地关系的方法与途径

李宜革（2003：34-53）在他的硕士论文中把水资源承载力问题纳入自然社会经济环境这一复杂巨系统中进行动态建模分析，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建立了旅游型海岛水资源承载力多目标决策分析模型。郭院、吴莉婧、谢新英（2005：14-18）认为旅游型海岛及其周围海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对海岛资源保护的其中一个重大举措是对海岛自然保护区立法。朱竑教授在系统研究旅游海岛发展之后，认为旅游型海岛为了避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必须重塑海岛本身的文化，重建旅游型海岛自身的人地关系。陈金华等（2008：90-94）在调查、研究东山岛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认为旅游型海岛必须实行有别于大陆的政策，应当更多向海岛地区倾斜，提高居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与意识。刘燕婷（2008：15-16）认为协调旅游型海岛（浙江舟山群岛）的发展要大力发展教育。

开展区域合作也是协调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的途径。文吉（2004：22-25）认为广东沿海海岛的旅游发展必须克服自身分散、面积小、特色不鲜明的弱势，加强海岛的区域联合。郑耀星、孙炜芳（2006：78-80）也认为在海岛旅游渐次兴起的今天，必须调整旅游发展思路，如采取“相邻型合作的模式”“全方位合作模式”“与港澳台合作”，以及加强旅游商品的设计制作等方法。王跃伟（2006：18-25，33-46）则以旅游型海岛舟山为例，探讨舟山海岛旅游发展的旅游空间结构，并针对其旅游发展的生命周期提出旅游发展的战略。孔海燕（2005：22-24）提出海岛旅游开发要与外界相联合，形成岛陆一体、岛岛联动的开发格局。王跃伟、栾维新等（2005：82-87）在研究渤海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时也提出海岛区域联合开发的设想。

2.4.3 国外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2.4.3.1 总体评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对旅游型海岛的人地关系研究进展加快，特别对SIDS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人地关系问题表现出较大的关注，对人与地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为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在研究视角方面，从自然、人文方面综合研究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从全球化（包括全球气候变化与经济的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视角来研究旅游型海岛地方人地关系；在传统地理学的分区理论基础上，结合管理学利益主体相关理论、行为科学、生态经济学等理论对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进行系统研究；采用信息技术对旅游型海岛的环境变化、人为影响进行动态研究，为旅游型海岛的开发与实时监控提供技术保证。

同时，不难看出，目前，国外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研究基本上还是以人地关系的某个侧面进行研究，缺乏对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各要素进行系统、整合的研究；研究的尺度较多从区域、全球的角度来分析旅游人地关系问题，从微观尺度来研究的较少；研究区域多集中于地中海、加勒比海、南太平洋海岛国家与地区，对新兴的海岛旅游目的地，如中国大陆、韩国、日本周边海岛研究仍显不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外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研究仍以定性为主，重视现场调查、问卷，构建简单的评价模型，而在结合遥感与地理信息技术获取相关时段的景观变化数据来评判人地关系演替等方面，仍较欠缺。

2.4.3.2 对中国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研究的启示

21世纪是开发海洋的时代，中国旅游型海岛研究将迎来一个新的契机，学术界应从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一是拓展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研究的领域和地域，推进研究深度。为了使人地关系理论更好地服务于旅游型海岛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学术界应当系统研究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的组成要素，探讨其时空演变和耦合状况，揭示其内在机制；在传统地理学分类、分区的基础上，结合系统论、管理学利益主体理论、生态经济理论、行为科学、环境伦理理论，并借助地理信息技术对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实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研究的地域除了岛陆、岛滩外，还应当包括海洋旅游活动区，以及海岛区外的客源地；在现有的县级以上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研究基础上，必须有针对性的对乡级、村级旅游型海岛的人地关系状况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它们在海岛可持续发展中处于更弱势的地位。

二是及时探讨、总结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相关问题。加强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尤其是海南岛、浙江舟山群岛、福建鼓浪屿与湄洲岛。对这些海岛人地关系案例研究进行总结和提升，可以为中国大陆省级、县（市）级、乡（村）级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调控提供对策。

三是加强定量研究和信息技术的使用。在传统野外调查、问卷、访谈的基础上，结合“3S”技术，获取精确的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数据，并合理选用统计模型、生态经济学模型，及其他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来研究旅游型海岛人地协调方法。

四是进一步关注的问题。从当前中国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的研究理论与实践来看，必须关注以下四个问题：①外来游客的介入对中国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的发展、演变的影响；②对旅游型海岛相关利益主体的研究与海岛人地关系的调控；③经济发达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的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与区域可持续发展；④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旅游型海岛的人地关系协调发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