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基于地理学视角的人地关系研究进展

2.3.1 国外人地关系研究进展

2.3.1.1 理论研究进展

第一个系统地把地理环境决定论引入地理学的是德国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F.Ratyel），他受达尔文“进化论”生态学的影响，于1882年出版《人类地理学》一书，认为人和动物一样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欧美地理领域影响深远，成为地理学的基础理论。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及其学生白吕纳（J.Brunhes）根据区域观点来研究人地关系，认为人地关系不是绝对的，有时“天定足以胜人”，而有时“人定也足以胜天”，自称为或然论，或二元论。或然论批判环境决定论，但是其理论中仍旧渗透出许多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艾南山、李后强，1992：6-9）。地理环境决定论从外部环境来解释社会现象，以自然规律来解释社会规律，这是其错误的关键；或然论尽管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了批判，但是未能触及这一点，因而是不彻底的。以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A.Hettner）和帕沙奇（S.Passarqe）为代表的景观学派吸收了前两个学派的研究经验，认为自然与人文要素统一于区域的景观中。20世纪60年代以后，全球人地关系紧张、生态危机加剧，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过去的人地观。1962年美国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R.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开始唤起人们对生态环境污染的警惕。事隔10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报告发表，引起世界的震动，要求确立新的人地观的呼声出现了，即生态人地观，也称为“协调论”（compatibilism），后来又出现了文化景观论、可持续发展论等（艾南山等，1992）。近代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的思想渊源有5个方面：自然神学、自然控制、人是大地主宰的思想、基于理性哲学思想、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王爱民、缪磊磊，2000：415-420）。

2.3.1.2 实践研究进展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美国、苏联等国家在区域治理方面对人地关系进行较大的调整，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如1982年美国开展的“AGNET”区域管理信息系统，把全国的标准区域分为区域经济地区组合、经济地区与（次一级）成分经济地区三个层次，对涉及的119个人地关系问题实施全面的优化调控与自动决策，并成为联邦政府采取决策的主要依据（转引自吴传钧，1991：1-6）。欧盟依据成员国习惯的划分，排除特殊单元的原则实行三级标准地区统计单元目录，对问题区域以社区为基本单元进行统一调控。巴西将全国划为五个基本的人地关系类型区，包括疏散发展地区、控制膨胀的地区、积极发展地区、待开发（移民）区和生态保护区。1972年美国推出了海岸带综合管理方案（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简称ICM），对海岸带开发涉及的众多人地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管理，此后，海岸带综合管理为欧盟国家所采纳，欧盟还实行海岸带综合管理的“蓝旗”标志。1992年地球高峰会议之后，南太平洋国家采纳ICM方案，为区内水资源管理、渔业资源管理等人地关系问题进行综合控制与管理。东南亚的菲律宾及中国厦门也作为海岸带综合管理的试点，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气候变暖，西方各国开始实行温室气候减排方案。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计划和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都说明全球在协调人地关系方面开始开展行动。

2.3.1.3 理论模型与研究方法

国外现代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注重人地关系的相互作用，在方法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自然与人文因素相结合，全球与地方相结合，大量引用生态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借助遥感、计算机手段，使推理逻辑化、体系严格化、理论模型化。

（1）投入产出模型。1982年由美国经济学者列克谢·列昂捷夫（Alexei N.Leontyev）提出，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是基于数学上的矩阵理论来表达区域系统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矩阵的元素对应于系统部门间的联系。区域系统投入产出有3种具体形式：区域投入产出平衡表、区域投入产出平衡式、区域投入产出参数。

（2）系统动力学模型。美国学者J.弗雷斯特（J.Forrester）等人创造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强调区域人地系统是复杂的非线性过程，人的需求与技术进步是推动区域人地系统发展的基本动力。

（3）生态足迹。1992年，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R.威廉（R.William）和他的学生M.W.维可纳吉（M.W.Wackernage）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或称为方法），至1996年基本完善。它是依据人类社会对土地生态生产能力的依赖性，定量测度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的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生态足迹方法较为科学，理论基础完善，概念框架明了，指标体系精简统一，具有普适性。国外生态足迹研究多集中在实证研究上，以中、小尺度区域的分析为主（Colin Hunter，2007：46-57；Trista M.Patterson et al.，2007：747-756）。生态足迹计算模型较为简单，包括总的生态足迹（EF）、生态承载力（EC）、生态赤字或生态盈余（ES/ED）三个部分。

（4）能值研究。“能值”分析和方法理论是H.T.奥德姆（H.T.Odum）经过长期研究，综合系统生态、能量生态和生态经济原理，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创立的。这一理论由太阳能值转换率等一系列概念及能量理论和分析方法构成。近些年，能值分析研究主要有不同尺度的区域范畴的能值分析、能值理论与方法研究（F.Meillaud，2005：204-212）。能值分析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因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分为以下五步：①确定研究系统的边界和内容，绘制系统能量和能值图；②收集所需的各种资料和数据，整理分类，输入计算机储存处理；③编制能值分析表（能值分析表一般包括编号、项目、原始数据、太阳能转换率、太阳能值、能值货币等6项，其中“太阳能值”等于“原始数据”乘以“太阳能值转换率”，“能值货币价值”等于“太阳能值”除以当年的国家“能值/货币比率”），计算系统的主要能量流、物质流、经济流；④能值指标体系建立及分析，能值指标主要有能值投资率、能值交换率、净能值产出率、环境负载力等；⑤系统的发展评价和策略分析，并对系统的优化提出建议（沈善瑞等，2004：612-615；陆宏芳等，2005：268-272）。

无论生态足迹还是能值分析，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可以评估不同尺度的人地关系协调程度和可持续发展潜力，但都是以静态为主。

目前，人文地理学界对人地关系评价的定性理论研究方法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定量方法研究方面仍较薄弱，过多偏重单因素评价，无法把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综合性特征，如联合国人口行动组织提出的国家水资源和耕地占有标准（M.Munasinghe，J.Mcmeely，1996：11-66）。

（5）行为地理研究方法。通过研究人的认知图谱（Cognitive map）、环境信息获取和决策行为特征，揭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人类的行为变化特征。

（6）遥感与计算机信息科学。通常指借助于“3S”技术（RS、GIS、GPS）和虚拟模拟技术，分析不同尺度区域景观变化，人类开发、调控地理环境的模拟显示与实时监测。

2.3.2 国内人地关系研究进展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命论、天人感应论和人定胜天论等，这都是从哲学层面认识人地关系的。20世纪以来人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对人地关系理论的再认识阶段，着重对人地关系模型进行分析、评判和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20世纪90年代以后，着重对人地关系思想与理论的创新。20世纪80年代中国地理学界关于人地关系研究极为活跃，在理论方面吴传钧先生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概念（1981），并将它作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1991），陈传康、牛文元提出“人地关系优化”概念，王铮、丁金宏、吴必虎等人建立了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PRED）的人地关系模型，而毛汉英等对PRED模型进行论证和发展，把山东省作为一个实例进行系统研究。在实践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三北”防护林带，1993年开始的三峡水利工程，1999年11月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实施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2004年的中原崛起规划，2007年实行的主体功能区划等一系列国土规划与整治工作都是立足于中国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

2.3.2.1 主要研究领域

（1）人地关系的组成要素。中国地理学泰斗吴传钧先生1991年于《经济地理》中发表了其著名的学术观点，即地理学的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他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地系统是由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两个子系统交错构成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在人地关系系统中，人口与社会经济要素为一端，资源与自然环境为另一端，双方之间以及各自内部存在着多种直接反馈作用，并密切交织在一起。这种人地关系也被称为狭义的人地关系，代表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但这种理论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因此，在后来的实践中中国地理学者对人地关系的组成要素作了一些抽象分析，如王铮、丁金宏、吴必虎（1991）把区域的人地关系系统分解为人口（People）、资源（Resource）、环境（Environment）、发展（Development）四个组成部分（简称PRED），毛汉英（1995：1-54）以山东省PRED为例，说明区域可持续发展确实与人地地域系统协调发展息息相关，任启平（2007：165）提出人地关系地域要素构成的四要素主张（核心性要素、基础性要素、驱动性要素、管理性要素），认为生态环境结构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自然基础，经济结构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研究的核心，社会结构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社会基础。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人地关系平台学说。

（2）人地关系的动力机制、结构、功能。吴传钧先生（1991：1-6）根据系统论观点，认为人地系统具有一定功能和结构，两者具有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在不同时空背景下耦合。方创琳（2000：5-10）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人地关系熵值理论）提出人地关系协调动态变化的四种状态，并探讨了人地系统组成要素（PRED）及其相互关系在时空层次上的动态关联方式及其动力结构。包广静（2004：13-15）利用人地关系的四种状态来评价西南三江流域地区遗产保护与开发状况。陈国阶院士（2000：79）认为人地关系是非对称的、非线性的，人地关系的协调其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冯卫红（2001：114-117；2006：114-117）运用系统论把生态旅游地分为三个子系统，并且通过构建人类活动无序度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和模型，用简化的结构关系测算一个生态旅游地域在不同时段或同一时段不同的生态旅游地的人地关系系统熵值，以此来评判生态旅游地功能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状况。用系统熵值评估区域人地关系协调情况，可以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态势，但是这些模型只能简单模拟、分析区域人地关系状况，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仍较弱。

此外，还有学者从压力—状态—响应（PSD）来分析人地关系的动力机制，探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3）人地关系的哲学与伦理学思考。蔡运龙教授（1996：1-6）认为现代许多环境问题的症结是人类中心主义，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协调人地关系，即实现人地互惠共生，把人类本身的道德规定扩展到整个自然界。著名地理学家郑度院士（2005：161-168）也认为解决目前的环境问题，必须尊重科学哲学，构建新型的环境伦理，尊重自然及其内在价值，规范人类的实践活动，构建新时代的发展模式。叶岱夫（2001：307-314）认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作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尽管被地理学者普遍接受，并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人地系统最优化的体现”，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障碍（地），人文环境不接受地理服务，以及自然理论研究不足（人），服务能力小，可持续性较差，使得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发展滞后于可持续发展，服务与被服务的连接断断续续，以至于中断。而解决的办法是人类社会的忘我与无我境界，人类向善的社会秩序以及地球公民的无私无畏、无穷无尽地保护自然地理环境的人文精神（叶岱夫，2001：307-314）。吕拉昌（1999：14-17）认为中国人地关系研究内容不能仅限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作为重点，并以此来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而是应当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人与人关系研究、人与地关系研究、地与地关系研究，上述三者的全息关系研究表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地关系对策是：制度创新是前提，技术创新是动力，文化发展是目标，三者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2.3.2.2 研究方法

人地系统研究从宏观深入到微观领域，其内容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并从定性研究发展到定量研究，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机理、指标体系、模型、动力学和决策支持系统等，并在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广泛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郑度、陈述彭，2001：599-606；李小建、周雄飞、郑纯辉，2008：147-155）。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特别重视“3S”技术的使用（乔家君，2004）。

中国地理学者还从系统学、生态经济学、管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提出了一些人地研究的分析模型。如基于生态经济视角的投入产出模型、生态足迹模型、能值分析模型；基于系统论的PRED模型；基于行为科学的PSD模型等。

（1）投入产出模型。秦耀辰教授（1998：149-156）较早就采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区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结构、演变，并且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投入产出潜力理论及其在区域持续发展中的应用”，提出区域人地相互作用潜力（FMLP）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量，其核心内容是区域投入产出潜力。

区域人地相互作用潜力中的“区域投入”是区域系统中人类活动的投入，不仅包含着社会的直接投入，还有自然资源的间接参与，综合表达了“人”对“地”的作用；“区域产出”则是区域系统中的地对人类活动的响应（效果），反映了“地”对“人”的作用。而区域投入产出潜力则表达了区域人地相互作用潜力的主要内涵。这一新思路分析了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前景的综合测度指标，但应该看到的是，当人类可控因子处于最适状态时，由各因子及整体结构所决定的数量在现实情况下并不存在，因此，反映区域人地关系协调状况时显得结果值偏大，不能反映人地关系的真实情况。

（2）生态足迹模型。国内生态足迹分析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利用生态足迹研究来解决人地问题的学者有杨开忠、徐中民、秦耀辰等。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生态足迹的计算、理论方法的介绍和计算方法的修正等方面。主要成果有“中国1999年的生态足迹分析”（徐中民、陈东景，2002：441-445），作者计算了1999年的中国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的情况；“生态占用法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中的运用与改进”（秦耀辰、牛树海，2003：1-8），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发表综述及评论性文章向国内介绍了生态足迹的理论与方法，这对于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发展运用做出了贡献（徐中民等，2000：607-616；杨开忠等，2000：630-636；王书华等，2003：324-330；曹新向等，2003：335-339；尹璇，2004：45-52；蒋依依等，2005：13-23）。

旅游生态足迹的研究在中国相对还比较少，章锦河等（2004：763-771）对黄山市进行了生态足迹研究。在对九寨沟旅游生态足迹的研究中，他们将生态足迹与旅游地生态补偿问题相结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是目前此类研究中较深刻的个案。云南大学的杨桂华、李鹏（2005：1475-1480）从理论上阐述了如何将生态足迹理论方法应用于旅游研究，依据EFA提出了以旅游中的食、住、行、游、购、娱等六要素进行旅游生态足迹消费项目的划分，为生态旅游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

（3）能值分析研究。相对于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而言，能值分析在中国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及理论研究更少。理论方面，主要以介绍和评述为主（蓝盛芳等，2001：129-131；沈善瑞等，2004：68-272；陆宏芳等，2005：121-126）。这些学者主要介绍了能值理论和方法特点以及可以运用的领域。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大陆一些学者（蓝盛芳，1998：32-39；沈善瑞等，2004：268-272）在一些区域对农业生态系统、城市系统、草原系统及湖泊生态系统等进行能值分析研究。例如，崔丽娟等（2004：1480-1485）对鄱阳湖湿地进行了生态能值分析研究，并且得出结论：鄱阳湖在湿地水禽的资本投入/产出以及水产方面产生的生态效益价值极其显著，是优先发展、保护和建设的方向。严茂超（1998：116-125）对西藏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能值分析，其中包含了西藏的旅游业的能值。然而将能值分析理论和方法直接运用于旅游研究中的个案依然很少（李洪波、李燕燕，2009：5865-5875）。

（4）PRED模型。1991年，王铮等首次提出PRED协调是人地关系协调的核心，并构建区域资源环境与人口形成的结构模型。毛汉英等（1995：1-54）探讨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PRED模型，并提出采用此模型来解决中国山东省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PRED模式的系统研究具有针对性、综合性、地域性、动态性、可协调性，但是四个要素的相互关系尚未彻底搞清楚，致使人地关系研究陷入困境（叶岱夫，2001：307-314）。

（5）行为地理方法。中国大陆地理学者重视环境脆弱地区的地理环境变化与人类相应的行为反映，探讨人地和谐发展的途径（阎建忠、张镱锂，2006：146-156；石俊敏，2005：165-174）。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中部农区出现“塌陷”现象，一些地理学家从微观地域、微观个体（农户）分析农村人地关系，解决欠发达农区人地不和谐的难题（李小建等，2008a：1-6；2008b：147-155；2009：643-653）。

（6）景观生态学模型。应用遥感与计算机技术分析某个地域（或不同地域）不同时段土地利用结构、类型、破碎度，分析其自然与人文影响因子，这种方法普遍为自然地理学者所采用。

（7）化学元素同构模型。左伟（2001：67-70）从人地关系化学元素同构的特征提出了调控的模型。

（8）野外调查方法与现代化“3S”技术相结合。该方法可以构筑人地关系的量化模型，并广泛运用于人地关系的研究中。

2.3.2.3 应用研究

（1）脆弱地区人地关系。中国大陆人地关系研究主要在大陆生态脆弱地区、重大项目建设地区、西部大开发地区。余大富（1996：28-32）探讨了山地人地关系问题与调控对策，从人文因子的调控中解决人地关系问题，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王劲峰（1995：195）研究中国大陆典型地区（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塔里木盆地、江汉平原、青藏高原）的人地关系历史发展状况，探讨了典型区域人地关系特征及其演进机制，并对人地关系系统模拟、预测和调控提出理论框架。韩春鲜、熊黑钢（2008：43-52）对奇台绿洲的分析揭示了水资源在绿洲人地关系的作用。吴映梅等（2005：128-132）探讨滇藏川人地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演进状态，得出该地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结论。石俊敏、王涛（2005：165-174）以内蒙古农牧交错带为研究对象，分析外部社会经济因素对土地退化的影响，结果显示：改变种植结构、扩大舍饲动物饲养、扩大非农就业等能在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保持水土。李阳兵等（2006：624-632）定量研究了贵州典型石漠化地区不同土地利用分布规律和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石漠化发生率。阎建忠、张镱锂、朱会义等（2006：146-156）分析了青藏高原边缘大渡河上游环境退化与当地居民的行为之间的关系。

（2）农区人地关系发展研究。21世纪以来，中西部典型农区，尤其是欠发达农区的人地关系也受到地理学界的关注，如李小建教授（2008：147-155）探讨欠发达农区地形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从微观的视角揭示人地关系相关性；马海龙、樊杰、王传胜（2008：450-453）从西部山区聚落的迁移探讨人口压力、市场机制、政府等因素在不同海拔、坡度中的作用；韩茂莉等（2008：1118-1128）从时间维度分析西辽河农村聚落的环境选择与人地关系变化，发现海拔高度为400～600米的坡地是最优选择，其次是400～600米的其他地形区。

（3）海洋人地关系研究。中国大陆地理学者对人地关系的研究从陆地向海洋扩展，取得一些阶段成果（吴传钧，1990：1-25；张耀光，2000：322-327，2008：18-24；韩增林、刘桂春，2007：761-767）。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吴传钧先生就提出协调人海关系的海洋综合开发任务：加快海洋国土资源调查；重视海岸带综合开发；为沿海城市的规划与发展进行前期调查，等等。

（4）灾害地区人地关系恢复与调控。地理学家最早研究灾害与地理环境的影响，随着全球地震、气候灾害的频繁发生，大陆地理学者开始运用人地关系理论探讨灾区的重建与恢复（翟金良等，2009：1-9）。

2.3.3 人地关系研究评述

2.3.3.1 国外人地关系评述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人地关系研究已经从地理要素与格局的综合研究转向现代地理过程的综合研究；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集成研究区域相关问题转向现代资源与环境的系统研究；从地理格局过程的动力学研究转向资源保障与区域安全系统仿真研究；从区域人地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研究转向全球人地系统相互作用机制研究；从地理环境的重建转向重视灾害的管理（史培军、王静爱、陈婧等，2006：115-126）。

2.3.3.2 国内人地关系评述

（1）人地关系缺乏系统、综合研究。过往的人地关系研究大多从人地关系的一个侧面研究，如人对地的关系，地对人的关系，而对人与地相互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讨论较少。（叶岱夫，2001：307-314）在土地规划利用过程中出现“人”与“地”不对称，过多重视“人”，以及现代“人”现世的价值。（包广静、杨子生，2007：76-80）所以，忽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人地关系将难以协调。

（2）把人地关系等同于人陆关系、人耕（地）关系，海洋（包括海岛）人地关系。从实践的层面看，中国大陆人地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大陆的人地关系，着重研究人与陆地（尤其是农牧业）的关系，而对占国土面积近一半的领海长时间不予以重视，对海洋中的海岛（除少数大的海岛，如海南岛、少数县、市级海岛外）也无暇顾及，这导致中国海洋开发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

（3）定性多，定量少，人地关系理论建树少，许多区域研究成果缺乏普适性。已有成果主观、定性分析较多，调查分析、模型构建、量化研究较少，研究结果缺乏科学性，对人地关系的预测少，调控乏力。

（4）人地关系研究缺乏全球性视野，无法为国家在对外谈判中提供必需的数据与案例。比如中国在碳排放、流域水资源利用方面的数据，近50～100年来中国的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等数据仍缺乏准确的测定，无法给国家制定中长期的发展规划提供帮助，也无法给中国政府外交谈判提供佐证。

2.3.3.3 国内人地关系研究的突破点

（1）加强对人地关系的系统、综合研究，借鉴系统论、协同论的研究，运用管理学、生态经济学、行为学科理论，以及现代信息技术，集中力量对人地关系中“人”的调控进行研究。

（2）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加强对海洋人地关系的研究，尤其要对海岛人地关系进行重点研究。

（3）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重视定量研究，重视现代信息技术（3S）在人地关系问题揭示、动态模拟、调控中的作用。重视田野调查在人地关系数据获取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