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行传:中国内地会在华差传探析(1865~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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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耶和华我的力量阿,我爱祢。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祂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祂又领我到宽阔之处,祂救拔我,因祂喜悦我。……至于神,祂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祂的,祂便作他们的盾牌。……惟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祂是神。……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

——《旧约圣经·诗篇》第18篇第1、2、18、19、30、32及46节

当收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徐思彦老师的电邮,获悉《信心行传:中国内地会在华差传探析(1865~1926)》经过评审,入选《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获得其资助刊行中文简体字修订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印行,真的是非常感谢。2015年为中国内地会入华从事差传工作的150周年,笔者希望能借由这本研究专书的中文简体字修订版的问世,让对中华文化与基督宗教(Christianity)的对话有兴趣的人,借由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认识他和他所领导的传教士们那个世代的传教心理,追寻内地会来华差传的阶段经历,并理解该会传教士们为何愿意献上生命来开创在华的传教事业。同时,也感谢投入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以及义和团研究多年,目前正执教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胡卫清教授,愿意为《信心行传》的中文简体字修订版写一个推荐序,让更多关心文化对话和民间宗教的人认识内地会在中国的投入。置身于21世纪初,全世界的互动已经随着云端科技建构出无远弗届的网际网络,人们在这个地球村内来往频仍,但生命对生命的对话仍是我们珍惜与重视的人生至宝。因此,笔者希望借由这本专书中文简体字修订版的问世,在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对话与宗教交谈中,增加彼此的理解与互信。

犹记2009年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愿意给予笔者机会,将当年就读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所写的有关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史的硕士学位论文重新校订增润以中文繁体字版出书时,心中充满喜乐与感谢。增修和校订过程中,真正感受到总编辑杜洁祥老师和发行人高小娟小姐对出版学术专书的投入、认真与负责。他们针对原硕士学位论文的表格与内文、中文与英文混合的书写特色,尽心尽力地做最好的排版呈现。他们配合笔者校对所给予的耐心及支持,真的是令笔者感动。花木兰支持台湾学界博硕论文的出版,让台湾地区许多学术研究品质相当好的博、硕士学位论文得到重视。笔者的内地会研究也是其中的受惠者。如今,花木兰愿意释出笔者内地会研究的中文简体字版权,也是期待台湾方面有关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互动方面的研究能获得更广泛的重视,并提高学术能见度。

虽然中国内地会研究硕论是笔者进入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史的入门习作,但自校阅论文内容、增补修订相关史料、检索核对内地会各时期的教务拓展表,在在感受到当年深受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 or Protestant Christianity)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和纯福音传教策略(Evangelical missionary strategy)影响的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和内地会庞大的差传团队的那股宗教热忱、虔敬爱主的心,使得传教士们,不论男女,愿意凭信心进入中国内地,将基督宗教传给与他们文化与信仰截然不同的中国人民。当然,中国内地会所从事的宗教传播,仅止于双向度和多方位文化对话的开始,传教士们热心有余,是否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又是另一个课题。但无论如何,戴德生基于个人早期在华差传经验创立内地会,在他个人领导下逐步地发展出内地会式的福音派传教理念与差传模式。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摸索与调整,到1926年该会总主任何斯德(Dixon E.Hoste,1861-1946)正式行文退出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所主导的在华新教传教团体跨宗派教务推展的合作。此举不仅显示内地会坚守其特有的差传模式,不认同当时协进会的差传理念和其对政教关系的看法,也代表内地会自1865年创立以来随其传教事业的拓展而对后续教会工作发展的自信。这种“差传自信”在日后内地会在黔西北苗族地区传教工作上,也获得一些佐证〔参见胡其瑞关于基督新教循道会与中国内地会在黔西北苗族地区传教工作的比较研究,《台湾宗教研究》(台北)2014年2月〕。

然而笔者在修改增补硕士论文(中文繁体字版)的过程中,再次感受到台湾教会史研究前辈林治平教授在2005年于香港举行的“第四届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讨会”专题演讲中提出的研究者从事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相关研究所应掌握的研究态度的重要性。他在“心灵与诚实:从生命教育的角度谈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专题演讲中,特别强调研究基督教者必须以心灵和诚实的态度,发挥同理心,才能“进得去”传教士及传教团体的差传世界,了解基督教信仰中的宣教狂热。同时,研究者不应坚持僵硬、客观、专业的学术训练,为保持“出得来”的客观而拒绝研究中“进得去”的必须。研究者应勇于在该进去时“进得去”,该出来时“出得来”。笔者重新整理当年硕士学位论文的文稿时,从字里行间发觉当年身为研究生便已不自觉地且并不全然纯熟地怀抱此种学术心情,处理戴德生个人传记资料和中国内地会的教务史料。当然,对读者而言,本书因内地会相关史料的特性,采取类似量化历史研究方法,导致书中各章节所能呈现的,或许是一些冰冷的教务拓展数据与教会工作图像。然而在这些数据、图像的背后所燃烧着的,却是内地会差传团队当年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宗教信念与热力。读者或许可以从笔者自序中所节录《旧约圣经·诗篇》第18篇的文字中获得一些心灵对话的机会与想象。

中国内地会差传探析研究能够由硕论到成书,笔者在此要特别感谢当年指导此论文的阎沁恒教授所给予的学术训练,以及查时杰教授和陈一萍老师在教会史和内地会资料上的专业指导与提供。没有他们在学术上的提携与要求,就没有今天的我。阎师和查师虽已相继从政治大学和台湾大学退休,但仍无时无刻不在教导我为人、处事和问学。陈一萍老师在内地会史料解读和戴德生家族关系建构方面,给予我很多指引。陈老师离开中华福音神学院中国教会史研究中心多年,目前为美国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师母。此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吕实强教授、王树槐教授和张朋园教授,在研究内地会期间给予我的资料帮助及教诲,亦永志于心。对中华福音神学院图书馆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在资料提供上的协助,也在此一并致谢。另一方面,遗憾的是,当年在社会史研究方面给予我相当鼓励,并在硕论口考时积极鼓励我出国进修且继续钻研教会历史的戴玄之教授(1922~1990)已过世多年,无法亲见这本书的出版。戴师在史料检索上的认真态度,一直是我的楷模。

在接受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的邀请,准备中文繁体字版硕论底稿的修润时,笔者最亲爱的母亲林石全美女士(1918~2008),且始终是我多年投身教会史研究的忠诚支持者和财务供应者,已于2008年农历春节时回到天家,无法亲睹这本论文改写成书的果实。由于母亲一直以外祖父石紫阶牧师〔属瑞典行道会早期中国教牧,湖北黄州(今黄冈)洗白街福音堂〕和外祖母郝葆真女士希望后代子孙能为教会历史留下记录的心愿为念,尊重与容忍当年身为硕士生的我,初次处理教会历史资料的茫然与失措,竟将内地会研究资料摊放散置在家中除了厨房和家母卧室之外的每一个角落。家中饭厅的长型大餐桌充作研究书桌更长达两年半之久。往事历历在目,思亲之情久而弥切。如今,笔者的内地会研究能以中文简体字修订版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大陆发行,相信在天上的母亲必然欢欣雀跃,因有机会以此书实践外祖母当年的祈愿。

总的来说,本书以硕士论文为本。硕论在1984年顺利完成,也为往后基督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方面的研究打下扎实基础。[1]由硕论增修为专书期间,笔者能继续在基督宗教差传研究上研读和进修,须感谢林美玉、林道存、林美珍三位兄姊在美国及岛内的关心及资助,属灵长辈陈献平牧师、赖荣信主教的代祷,以及政大同窗好友陈琇玟、蔡素娥的鼓励。亲友的关心与扶持成为我为学术努力的动力。2009年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中文繁体字版文稿增补期间,杨智雯、苏柏宇、林宜侬同学在附录部分的校对和正文数据检索上的帮忙,亦感念在心。201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文简体字版文稿补润期间,周家绫小姐在台北修稿校对工作上的协助,简嘉荭小姐在宜兰通过电邮帮忙修图,课助教黄振豪、吴怡君、王冠中同学在花莲东华大学课务上的分劳,也在此一并致谢。

除此之外,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James Hudson Taylor Ⅲ,1929-2009)院长,我曾在2007年4月香港纪念马礼逊来华传教2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与其短晤和交谈。原以为会有机缘再度相会,并将内地会的著作向戴院长当面请益。难过的是,这位全心延续戴家为中国人民及海外华人社会而高举差传之火,且曾先后担任过高雄圣光神学院院长(1960~1970)和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首任院长(1970~1980)的第四代家族代表和教界领袖,已于2009年3月辞世,遂无缘读到这本论述内地会差传精神的论著。笔者相信回到天家的戴院长乐见这本研究早期内地会在华拓展的专书,能在纪念中国内地会建立150周年时以中文简体字修订版刊行,让更多的人认识戴德生和内地会。

最后,笔者深信“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能结出许多子粒来”(《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2章第24节)。对参与内地会在华传教事业的众传教士和中国教牧而言,虽然绝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差传精神和宗教理念,诚如《旧约圣经·诗篇》第18篇所展现的,将延续在他们的子子孙孙的身上。以戴氏家族为例,自戴德生以降已经历了戴德生、戴存仁(Herbert Hudson Taylor,1861-1950)、戴永冕(James Hudson Taylor Ⅱ,1894-1978)、戴绍曾和戴继宗(James Hudson Taylor Ⅳ,1959-)整整五代投入基督宗教植根于华人社会的福传运动。至于从事教会历史写作的我,将秉持文字传心、理念传意、信仰传情的信念,继续忠实地记录基督新教传教士们来华开展教会事业的差传足迹。总的来说,《信心行传:中国内地会在华差传探析(1865~1926)》中文简体字修订版的问世,将提供今日全球化社会如何进行宗教对话与宗教传播的一面镜子。鉴往知来,让研究者与读者一起为21世纪文化地球村的和平进展而努力。

林美玫

2014年5月30日

台湾花莲


[1] 笔者多年在基督宗教在华传播方面的研究成果,结集成专书的有:《妇女与差传:十九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5,中文繁体字版;《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中文简体字增修版;《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祷恩述源:台湾学者基督宗教研究专书论文引得(1950~2005)》,台北,世界宗教博物馆发展基金会附设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