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二
2014年10月中旬，我赴台湾中坜市中央大学参加一场学术会议，会上台湾东华大学的林美玫教授告知她的大作《信心行传：中国内地会在华差传探析（1865～1926）》经评审，入选《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简体字修订本。这是很高的学术荣誉，真的为她高兴！林教授嘱本人为她的大著作序。我与林教授很早就相识于学术会议，蒙其提携帮助，与其请益交流，获益良多，所以受命时虽觉惶恐，担心难以胜任，但多年的交往，个人对林教授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所达到的学术高度，一直钦佩有加，常怀身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感。且林教授该著纳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也是两岸学术交流的一件盛事，值得庆贺，于是欣然从命。
林美玫教授在中国基督教史领域卓有建树，已有多部学术著作面世，在海内外享有很好的学术声誉与影响。《信心行传：中国内地会在华差传探析（1865～1926）》是林教授研究中国内地会的专著，具有很好的学术品质，值得特别推荐。
首先，本书是两岸三地第一本全面研究中国内地会的学术著作。既往汉语学界关于中国内地会曾有少量著述面世，或为传教士个人经历和生平事迹之英文著述的中文译本，或以戴德生为中心探讨中国内地会，虽各有其意义所在，但视界则有明显的限度。林教授此书则从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大背景出发，详述中国内地会的缘起与发展，分时段、分地区逐个考察中国内地会的宣教进程，总结其成败得失。本书在这方面有两个突出的贡献：一是细致爬梳中英文史料，系统地进行整理，以省为单位制表，详细列出传教站、教士、本地教牧、守圣餐人数、受洗人数、学校、医院等教务和事工方面的统计数据，这对于认识中国内地会在各地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二是书后的附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关于中国内地会的4个附录最为重要。作者对于中国内地会中国助手的罗马字拼音译名、传教士姓名的中英文对照、各地布道所开办时间以及中国内地会历年经费收入都一一列出。从事教会史研究的人都清楚从英文资料中还原本土教牧的中文姓名以及查找传教士中文姓名的艰难，而中国内地会是近代所有在华差会中传教工场最为广阔的差会，整理这些资料自然更加困难，真可谓字字心血，甘苦自知，我们从中也可窥见林教授的用功之勤、用力之深。
其次，本书对中国内地会这一“信心差会”的深度分析，对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在近代，由英国传教士威廉·克里开创的“协会模式”（society mode）在大公会系统的传教实践中被广泛采用，这种宗派差会像组建公司一样，首先组建海外宣道会总部，由总部招聘各种类型的志愿传教士，派往宣教区，然后组建类似总公司分支机构的各宣教区教士会，经过多年宣教实践后再组建类似子公司的当地教会。从一方面看，这种宗派差会似乎很成功，它们主动调适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论是在沿海通商口岸还是在内地乡村集镇，它们将现代文明的要素输入进来，它们开办的医院、学校以及其他相关事业都是当地进步的标志。而戴德生所开创的“信心差会”模式似乎是一个鲜明的反例，它坚持纯福音宣教的方针，没有创办自己的大学，也很少开办中学，医院和诊所的规模和水准都远逊于上述宗派差会。在神学立场上，中国内地会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尤其是中国人的祭祖祀孔，表现得比较强硬，不愿做出妥协让步。曾有学者将李提摩太与戴德生做比较，对前者颇多肯定，同时认为戴德生思想保守。实际上，中国内地会高度重视教会的本土化，要求传教士穿华服，习华语，过平民生活，它对祭祖祀孔的不妥协与其独特的神学立场和对《圣经》的理解有关，并非是保守顽固。从现代宣教学的角度看，中国内地会的神学观念其实是相当先进的。它倡导信心宣教，重视巡回布道，强调人的属灵需要，注重祷告，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建设本色化教会，重视本土教会的自治自养，这与宗派差会的宣教战略，形成了鲜明对照。宗派差会以西方母会为模板，要求本土教会亦步亦趋地去模仿，进而实现“三自”目标。宗派差会这种追赶型的“三自”战略与中国内地会从一开始就实行本土化的宣教战略孰优孰劣，实有重新检讨的必要。林教授此书为读者认识“信心差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再次，本书作为中国教会史的专著，作者真正是在用“心”写历史。作者在分析问题时严守学术中立立场，力求客观冷静。不过，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林教授此书除了具备专门著作所应有的学术深度和高度外，还具有普通学术著作所不具备的“温度”，这种“温度”从展开书卷开始，如春风拂面，徐徐而来，温润馨香，自有一种打动人的力量。本人数年前提出“教会史是不能用笔写的，而是要用‘心’写的”，即是针对个人著述和一般教会史著作太过冷冰冰，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无法打动读者有感而发。尽管看到了问题所在，但要解决起来却十分困难，真正做到用“心”写历史、写教会史谈何容易。其实，所有的历史都是人的历史，在教会史领域如果将个体的基督徒符号化，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信仰抽象化，自然就会丧失教会史应有的底蕴。理性分析与生命关怀其实不仅不矛盾，而且理应成为人文研究的必备要素。
社会发展需要目标，学术发展同样需要目标。套用时语，中国需要梦，两岸三地的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梦，只是这梦想需要有对生命个体的真切关怀才能打动人，需要有清晰的目标和坚实支撑才真正有力量。对中国教会史而言，它需要每一个参与者不仅投注其精力，更要灌注其生命，这样我们的书才不仅有高度，更会有“温度”。笔者愿以此与林教授共勉。是为序。
胡卫清
2014年12月
山东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