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关键词：基督宗教 基督新教 中国内地会 戴德生 教会史 近现代中国 教案 差传学

本书探讨了19世纪中后叶来华的英国籍基督新教传教士戴德生早期在华的宗教传播经历，他基于个人差传理念筹建中国内地会的经过，以及中国内地会从清季创立之后在中国内地所进行的教务拓展和传教事业的建立。此个案研究以戴德生决定投入中国差传的预备期为研究始点，并以民国十五年（1926）中国内地会总主任何斯德致函申明退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为探析止点。中国内地会经过半个世纪以上在华传教事业的拓植与差传策略的摸索，决定不再寄望其能透过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作为基督新教跨宗派为发展中国教会的联合行动与努力的管道，反倒是坚守戴德生所树立内地会纯福音派的差传理念，继续以内地会的传教方法、差传策略及宣教理念，在华开拓传教事业。

对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半叶基督新教在华的教会史而言，本书有其特殊意义。戴德生个人早期在华进行宗教传播的经验，可视为延续自1807年基督新教入华传播以来早期传教士先驱者诸如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米怜、麦都思，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卫三畏，以及原属荷兰传道会的郭实猎等，在清政府因中英鸦片战争战败签订《南京条约》（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前后的传教策略和差传模式，再经由戴德生从1854年到1860年在华期间在传教活动中摸索合适的传教策略，并逐渐形塑自己的差传理念。当清政府因《天津条约》（清咸丰八年，1858年）和《北京条约》（清咸丰十年，1860年）使西方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传教士享有护教权和居住条约口岸的传教新契机时，戴德生返回英国，筹建以他个人差传理念——以基要主义为本的纯福音派——的新传教团体。由他领导中国内地会差传模式，经由内地会的筹建时期（1860～1865）、初创时期（1866～1874）、茁壮时期（1875～1890）和转型时期（1891～1926），在在显示该传教团体以及其所属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牧团队在中国境内，包括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西、云南、陕西、甘肃、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河南、山东、直隶（今河北）、新疆等16省，逐步开展内地会的传教事业。随着教会工作的开展，传教士足迹范围也相对扩大，中国教牧和教理助手的工作也逐渐加强并受到重视。戴德生以其差传理念所发展的纯福音派传教团体的差传策略，是完全凭信心来筹措内地会经费。有鉴于此，内地会属于“信心差会”，有别于其他基督新教所支持的“宗派差会”。戴德生所领导的内地会，为了能将基督宗教广传于中国各地，要求所属传教士均身穿华服、学习华语来从事各项教务工作。内地会所属传教士和中国教牧团队也同样凭信心在华生活及管理内地会所属的中国教会。不论是外国传教士或中国信徒，都如《新约圣经》中《使徒行传》里的初代教会教牧和信徒般，努力高举“纯福音派”差传理念在中国建立教会。戴德生与内地会以基要主义为本的差传理念，使内地会在拓展其教域的同时，也主动协助中国教会自立、自传与自养。因此，内地会的教务开拓可视作教会本色化的前期工程。由传教士将基督宗教传给中国人，再由中国信徒（基督徒）在教会自传与自养上操练。由此可见，中国内地会的个案研究不但凸显纯福音派传教团体在教务拓展上的差传能量，同时也隐含此种差传理念和传教策略与中国教会自立、自传和自养之间的利基与限度，更反映基督新教团体在19、20世纪之交在适应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下的教务拓展形貌。

全书共计六章，分别是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戴德生早年事迹及中国内地会之筹建、第三章初创时期的中国内地会、第四章茁壮时期的中国内地会、第五章转型时期的中国内地会以及第六章结论。全书主要资料来自中华福音神学院图书馆和该神学院的中国教会史研究中心，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书后除参考书目之外附有11个附录，包括内地会中国助手中文译名对照表、内地会传教士名录中英对照表、内地会布道所开拓时间表、内地会经费收入一览表、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团体代号名称对照表，以及1869年、1886年、1898年、1905年基督新教各传教团体在华事业发展表，最后再以1921年内地会在中国16省的教务实力表和清末、民国时期与当前内地会布道所地理名词对照表展现内地会在基督新教在华传播史上各重要阶段的传教实力和教务实貌。

总的来说，虽然本书是以笔者当年在政治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的硕士论文《中国内地会之研究（1865～1926）》为本，做了一些必要的文字润色和资料补充而成，但对于晚近基督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在华差传研究，尤其是教会中国化和本色化的课题，19、20世纪之交中国内地会在华差传个案仍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起始。全书各章所展现的内地会教务拓展实貌也将成为笔者日后进一步探析教会本色化的本质与新意的基础。中国内地会差传探析展现内地会各阶段的教务拓展实貌，深信将有助于提升基督宗教入华史、差传学、宗教与文化（特指教案而言）、近现代中国等研究领域的内涵与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