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企业效率异质性与资源配置动力形成的理论分析
一 资源空间配置动力——集聚力与分散力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成功地对两部门框架下空间经济结构变迁进行了解释，认为空间经济的集聚与扩散是集聚力与分散力共同作用、动态均衡的结果。区域资源空间配置的动力机制本质上是集聚力与分散力之差的区域比较优势的形成机制。区域资源空间配置的动力机制一旦形成，如果没有较大的外力逆向调整的影响，就会产生区域自我累积循环机制，强化初始形成的区域比较优势，形成区域的两极分化——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直到发达区域的集聚力小于分散力，才开始形成新的区域自我累积循环。
（一）集聚力与分散力来源的静态分析
1.集聚力来源的静态分析
（1）产业的前后向关联效应。产业关联效应指的是一个产业的生产、产值、技术等方面的变化引起它的前向关联关系和后向关联关系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从而可以分为前向关联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后向关联效应，即移入产业的发展会对各种要素产生新的投入要求，从而刺激相关投入产业的发展。前向关联效应，即移入产业的活动能通过削减下游产业的投入成本而促进下游产业的发展，或客观上造成产业间结构失衡而使其某些瓶颈问题的解决有利可图，从而为新的工业活动的兴起创造基础，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提供可能。旁侧关联效应，即移入产业的发展会引起它周围的一系列变化，如促进有技术性和纪律性的劳动力队伍的建立，促进处理法律问题和市场关系的专业服务人员的培训，以及促进建筑业、服务业的发展等。总之，产业的关联带动作用是产业转移的重要功能，它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移入区域整个经济的发展。前后向关联的核心是指由生产技术、工艺环节及价值实现形成的产品关联。前向关联效应被称为价格指数效应，后向关联效应被称为本地市场效应，二者综合表现为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前后向关联企业中的主导企业由于生产规模较大往往是首先打破初始区域资源均衡状态，优先确立集聚区位的企业，通过对其前后关联企业形成空间拉力，对于所在的集聚区域形成集聚力。集聚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主导企业对前后向企业的技术关联度大小和技术上被替代的可能性，由于企业之间效率差距和产品替代弹性是决定集聚经济的区域集聚差距的重要微观因素（Ottaviano，2011），价值关联度越大、技术上被替代的可能性越小，产生的集聚力就越大，集聚的效果与主导企业所处的生产价值链的位置以及由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综合影响的贸易自由度的大小有关。此外，由于关联企业集聚带来的商品多样化降低了区域生产和消费物价指数，物价指数的降低意味着区域内企业生产性投入和劳动者增加消费性支出的购买力的增加，提高了区域内的实际收入水平；而市场规模、需求的不断扩大又进一步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集聚，形成良性循环累积效果。
产业关联效应要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①技术配套。即技术引进产业所需要的上下游生产要素在技术上要同这一产业的技术水平基本保持一致，如果二者之间在技术层次上存在较大差距，那只有靠进口来弥补这种“技术缺口”，关联效应就会发生外溢。现代工业化国家由于国内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关联度比较高，因此制成品对进口的依赖度较低；而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国家，由于在多数基本的中间产品上都无法保持技术上的同步发展，因此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进口替代，诸多生产要素，尤其是关键设备只能依赖进口。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关联效应外溢就必须重视对相关产业上下游产品技术水平的培育和扶持。②规模配套。如果说技术配套指的是质的话，那么规模配套则讲的是量。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和新兴产业在政策支持和利益驱动（当前，很多新兴产业通常都具有高回报率的特点，在利益驱动下，很容易吸引投资，如IT行业）下往往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这种高增长率必然带动相关生产要素需求量的快速增加，如果上下游产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同步增长，那么关联效应的外溢是必然的。③管理能力配套。工业结构升级过程表现为整个工业在技术能力、营销能力，以及管理能力等各个方面的循序渐进、不断提高。技术引进初期，新技术对国内产业最迫切的需求是技术能力的配套，包括技术和人才两个方面。但随着新产品的不断涌现，适应于新产品的营销能力、生产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产品会逐渐成为产业急需的上下游产品。如果上述条件不能具备，或者不能完全具备，新技术引进催生的产业效应就会发生“外溢”，换言之，这些产业就会到国际市场寻求其上下游产品。其结果是，一方面，工业化的产业效应不断外溢，工业化国家享受了我们工业化过程带来的发展机会，而我们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良好发展机遇的流失。另一方面，新发展起来的产业往往产生较高的对外依存度。由于“技术缺口”和“规模缺口”的存在，工业化所需关键设备、核心技术的进口量居高不下，这会在客观上延缓技术、产业的本地化，进而影响本地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
（2）溢出效应。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影响。简而言之，就是某项活动会产生外部收益，而且是活动的主体得不到的收益。溢出效应分为经济溢出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等。一项技术溢出是一个正的外在性的特定情况，它既不是在经济活动本身内部溢出效应获得的利益，也不由该项活动的产品使用者获得利益。换句话说，这种利益对于经济活动本身是外在的，对社会产生了外部经济。高生产率企业具有较高的收益能力。在自我选择效应和竞争机制的作用下，高生产率企业从集聚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低生产率企业，因此高生产率企业获得的集聚租金较高，选择向集聚区迁移的动机高于低生产率企业，其结果是集聚区域的平均生产率水平高于外围区域，这是企业效率异质性区位自我选择机制形成的结果（Baldwin and Okubo，2006；Combes等，2009；Puga，2010）。集聚区域首先吸引其他区域的较高生产率水平企业集聚。在满足了高生产率企业地理上的接近后，同一产业链条的前后向关联作用表现在企业之间就是技术环节明显的互补效应、在管理方式和组织形式上较高的借鉴性，企业之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交流与沟通产生溢出效应；虽然集聚区内企业之间依然保留着在形式上的独立性，实质上由于相互溢出效应的存在形成了生产环节内部化联动的经济效果，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集聚产生的企业之间溢出效应产生的额外收益，对于生产要素产生了集聚区域层面的集聚力。
（3）集聚经济效应。一般而言，集聚经济效应是指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有利于提高生产的效率、加快经济增长速度。集聚经济效应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知识外溢效应、劳动力池效应、本地市场效应等。在集聚经济效应作用之下，发达地区的生产效率更高，市场规模更大，经济增长速度往往更快，这又会吸引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流入，而生产要素的流入又会进一步加强这种集聚经济效应，从而形成发达地区更为发达、落后地区更为落后的累积因果循环。集聚区域随着生产要素的不断流入，由于资本和劳动的组合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变化不断地进行匹配和调整，劳动力的空间集聚就会产生劳动力池效应，主要表现为通过劳动力的供求匹配提高工人的工资和企业的收益。从静态上分析，不同结构层次大量的劳动力集聚极大地减少了企业的搜寻成本。劳动力池效应有利于提高资本和劳动的组合配置效率；从动态上分析，劳动者具有适应环境不断学习的能力，不同结构层次大量的劳动力的聚集和扩散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通过技能信息交流学习，整个集聚区域劳动力质量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对集聚区域外部的资本产生了吸引力，资本与劳动高效率组合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高工资和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从而对集聚区外的劳动者产生收益和技能提高的双重吸引力。此外，由于消费者存在多样性偏好和地区间存在运输成本，因此集聚在一个区域的厂商越多，当地生产的产品种类越多，消费者面临的价格指数越低，就会有更多的工人被吸引到这个区域，这又会进一步增强该地区的产品种类，循环往复。
2.分散力来源的静态分析
（1）市场拥挤效应。市场拥挤效应是与前后向关联效应相反的效应，市场容量、基础设施、技术进步与创新相对不足约束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出现生产和生活成本的提高、利润和收入的相对下降，由此形成分散力，低生产率企业首先退出。市场拥挤效应是指不完全竞争厂商喜欢在竞争者较少的区位进行生产。历史或者偶然性因素能够为地方发展产业带来契机，新兴产业一旦被介绍、引入和培育发展后，当地的要素资源将变成新产业兴起的土壤，原有平衡也就随之被打破。随着新兴产业的微小优势不断扩大，便出现一个又一个累积过程。在一系列过程中，当地原有厂商和要素的存在为更多厂商和要素进一步集中到该地区提供激励。尽管这种累积过程存在动态特征，但是产业在这一地区的空间集聚倾向并不必然地无限扩大，这主要取决于当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市场规模、技术水平等条件。随着企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在集聚区域内供给的增加大于市场需求的增加时就产生了过度竞争。过度竞争不同于适度竞争，适度竞争会激发企业要素资源的潜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过度竞争是市场拥挤的表现，相对降低了企业的获利能力，形成了分散力。区域内企业间竞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贴近对手的竞争”。每个企业从采购到生产到营销的全部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手可观察的、可模仿的。这意味着创新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会因大量对手的快速模仿而迅速减少，直至消失。这种竞争效应对于维持区域内企业的创新动力是不利的。其另一个后果是，不能通过创新获取利润的企业，很可能选择通过偷工减料、降低产品质量等手段，维持其生存利润。在短期内由于买方不能及时发现，其结果可能是机会主义企业驱逐非机会主义企业。集群产品市场拥挤效应的另一种后果是，集群中企业普遍陷入价格战而不能自拔。因为区域内企业间的相互模仿会使集群内不同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上快速趋同，买者需求的价格弹性因此会不断提高。当买者的需求富有弹性时，降价以窃取对手的生意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就会变得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对手是降价还是不降价，每个企业的最佳策略都是降价。当区域内大多数企业采取降价的策略时，整个区域就会陷入价格战的困境中：价格战导致每个企业受损，但没有企业能改善自己的处境。要摆脱这种困境，众多企业间必须相互信任，并采取合作性的、一致的集体行动。市场拥挤效应降低了集聚区域的集聚租金，减少了潜在资源的流入。这实际上是直接抵消集聚效果的一种分散力。
（2）资源要素的非完全流动性。不同区域的基础设施差异很大，而且基础设施对单个企业而言是不可改变的外在条件，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针对私人投资的公共政策。研究基础设施投资的许多文献表明，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仅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缓解贫困和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区域内相关的基础设施包括物质性的基础设施和信息性的基础设施两大类。集群相关的物质性的基础设施主要有供水、供电、供（煤）气、交通、电话、因特网等系统和中小学学校、医院、公园等设施。这些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未达到其临界点时，其消费往往具有正网络外部性，此时，每个使用者的效用会随着其他使用者人数的增加而增大。但是，当达到其临界点时，其消费就会表现为负网络外部性，此时，每个企业的效用会随着其他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减少。供水、供电、供（煤）气、交通、电话、因特网等系统的拥挤，或者会直接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尤其是在地方社区分区停电、停水和交通堵塞等情况下，或者会直接降低企业及时地对市场变化做出正确反应的能力。所有这些无疑会降低整个集群的竞争力。集聚区域的在职员工存在技能方向选择的路径依赖性，学习新技能、补充新知识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过度的竞争会占用员工大量的精力和工作时间，这都是不利于掌握和更新技能的因素。不断变化的新市场需求、新产品工艺、新技术要求与员工技能的路径依赖性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劳动与资本要素不能自由匹配，资源要素的非完全流动性产生生产要素组合效率的降低成为集聚区域进一步演化的分散力。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过度竞争使集聚区域形成企业垄断，弱小企业资源被垄断企业采用扭曲市场的方式集聚锁定在企业内部，不能在不同企业主体之间进行竞争性使用，从而降低整个区域的生产率。
（二）集聚力与分散力之差形成机制的动态分析
贸易自由度的大小可以表示区域内与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受到的限制和阻力的情况，是交易的摩擦成本的度量指标。主要影响因素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与实物转移流动有关的自然成本，主要指运输成本；二是指与制度政策有关的人为成本。根据新经济地理的分析表明，贸易自由度与两种力之间均呈反向变化。贸易自由度提高时，无论是集聚力还是分散力均是减少的，但是分散力下降得更快。贸易自由度的大小取决于要素资源空间流动配置的摩擦成本的大小，贸易自由度越大摩擦成本越低，资源空间运动的“冰山”成本越低。影响区域之间贸易自由度的因素主要有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与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市场扭曲程度、技术进步水平、信息交流成本高低、政策制度的合理性等有关。贸易自由度达到“突破点” a时，集聚力开始超过分散力（见图2-4）。随着区域间贸易自由度的增大，在分散力大于集聚力之际，也就是满足超过突破点的条件时，区域资源空间配置必然发生，并且这种转移的速度与产业内企业对外关联度的大小、劳动密集程度有关。一般来说，关联度越弱，劳动密集度越高的区域资源空间配置速度越快。针对具体的产业就要比较该产业集聚力与分散力之差（净效果）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的大小，产业选择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转移是实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优化的有效途径。
图2-4 集聚力、分散力与贸易自由度关系
资料来源：Richard Baldwin，Rikard Forslid，Philippe Martin，Gianmarco Ottaviano and Frederic Robert-Nicoud.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三）全要素生产率与集聚力、分散力的关系
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除了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外因素作用的综合反映，在计算上它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扣除度量上的误差的影响后，主要是规模经济、技术选择与创新、市场环境和结构、政策与制度改变、专业化生产模式与溢出效应、外部经济等影响的综合效果。可以将以克鲁格曼为代表者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对区域集聚力和分散力的来源分析看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素的具体细化。对具体区域而言，集聚力是通过要素的空间区位调整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而分散力则起降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小是集聚力和分散力共同作用的合力效果。企业区位的调整正是资源的决策主体对不同区域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择优选择，本质上区域资源空间配置的动力机制就是区域集聚力与分散力之差的形成机制。区域资源空间配置是产业内微观主体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通过区位选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也是资本追逐经济利润的过程，在不存在市场扭曲的条件下与区域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过程是一致的，区域资源空间配置的内在机理同新经济地理集聚过程中的企业区位选择机理是一致的，这里选用全要素生产率大小来替代集聚力与分散力的合力净效果。
二 企业效率异质性与资源配置动力的形成机理
区域集聚力与分散力合力净效果的比较优势就是区域资源空间配置的动力，用全要素生产率大小来替代集聚力与分散力的合力净效果。我们可以根据区域调整资源配置优化的要求调整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改变动力的大小和方向，进而改变预期的全要素生产率，这就是研究区域资源空间配置的动力机制的目的。预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在既定影响因素的条件下的潜在全要素生产率，现实的全要素生产率与预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会有一定的差距。对于决策者而言，我们不是考虑所有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而是考虑和调整主要影响因素，所以在假定其他未考虑因素不变化的情况下受调整主要因素影响能够达到的预期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将它定义为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在消除区域经济差距的过程中，欠发达区域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的动力机制的实现路径实际上就是通过调整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的。下面主要研究区域内的潜在全要素生产率调整问题。
（一）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现实全要素生产率的静态拉力分析
生产前沿或前沿生产函数是指，根据已知的一组投入-产出观测值，构造出投入-产出一切可能组合的外部边界，使得所有投入-产出观测点都落在这个边界的“下方”，并且与其尽可能地接近。因此，生产前沿是对一个经济系统最优生产行为的描述。实证研究中，可将前沿生产函数的估计方法分为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生产前沿的参数方法在投入与产出之间假设明确的生产函数表达式，然后根据一组投入-产出观测数据，利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确定表达式中的参数。现实中产出是在生产前沿的内部进行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潜在的产出损失呢？借鉴经济学中前沿生产函数的相关理论分析，技术能力发挥、资源配置和规模作用又分别以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来度量。其中，技术效率反映生产中现有技术利用的有效程度；配置效率反映生产中要素配置的有效程度；规模效率反映生产规模的有效程度。大部分企业由技术无效率、交易成本、空间成本、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和滞后性导致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其与最优生产效率有一定的差距。技术效率和生产性可能性边界是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定的要素投入在现有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的约束下能够达到的最大产出。不同的要素投入对应不同的产出，所有产出所形成的曲线便是生产可能性边界。但是，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达到最优生产效率，这个最优生产效率对应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调整主要因素能够达到的预期全要素生产率——潜在全要素生产率TFPq，将企业实际达到的产出对应的全要素生产率定义为现实全要素生产率TFPx，二者的差异是其他未考虑的因素和随机不可控制的因素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变动部分。潜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可以被认为是由技术进步、规模作用、政策影响和制度因素等几个方面带来的，决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因素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函数的自变量m（m指一组向量技术t、规模s、政策p、人力资本存量h、制度i），即潜在全要素生产率TFPq的函数关系为：
TFPq=F（t，s，p，h，i） （2.1）
其中，t代表技术，s代表规模，p代表政策，h代表人力资本存量，i代表制度。
考虑到制度是政策的函数，政策是制度的微调工具，二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将政策变量纳入制度因素变量中，函数就变为以下形式：
TFPq=F［t，s，h，i（p）］ （2.2）
由于生产者行为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对称以及随机因素扰动，现实全要素生产率TFPx总是低于潜在全要素生产率。
图2-5中TFPq与TFPx差值越大，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现实要素生产率的静态拉力就越大。所谓静态，是指潜在全要素生产率本身没有来得及调整的状态。
图2-5 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现实全要素生产率的静态拉力
（二）潜在全要素生产率的静态拉力的实现路径分析
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规模、制度的三个影响因素中，制度是通过对微观主体企业的技术与规模产生作用来影响产出的。现在我们假定潜在全要素生产率不变，研究一下现实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规模的关系。在经济活动中，潜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先导指标体现在其对现实全要素生产率的静态拉力上，从点C到点D移动是经济主体——企业的技术效率改善的过程；从点D到F则是通过规模调整的过程——企业的规模效率改善，如图2-6所示。因此，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现实全要素生产率的静态拉力的实现路径，应该是企业改善效率的顺序，即短期先调整技术效率，长期再调整规模效率。
图2-6 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现实全要素生产率的静态拉力实现路径
（三）潜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约束条件分析
从潜在全要素生产率与现实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差值越大，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现实全要素生产率的静态拉力越大的结论，并不能得出极化区域应该不顾条件盲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条件，因为技术、规模、制度的提升是需要成本的，此外要满足技术、规模、制度内在最优的份额比例关系。由于存在木桶的短板效应，技术、规模、制度的任何过度的增量对潜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都是无效的努力，只会导致资源的浪费。
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1957年提出了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经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其中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后续的一些变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前一个因素的变化。依此类推，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一经形成，单纯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很容易陷入一种累积循环。在短期内，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趋向于强化而不是弱化区域间的经济增长差距，要想打破这种循环必须依靠一种强大的外力来进行扭转，才能改变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惯性趋势。在经济循环累积过程中存在累积效应主要是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共同作用。前者指落后地区的资金、劳动力由于比较高要素收入的吸引形成向发达地区的流动，导致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大量流出，进一步加速了与发达区域之间的增长差距；后者指发达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在受到区域基础设施等容量限制、收益率在过度竞争中下降的情况下，形成生产要素反过来向落后地区流动、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情况。这一过程发生在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极大化的时点。区域经济能否协调发展，关键取决于两种效应孰强孰弱。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回流效应都大于扩散效应，这是造成区域经济难以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单纯依靠市场解决这个区域经济差距问题需要漫长的时间，而在区域之间差距扩大的过程中也容易产生一些不容易控制的社会及经济问题，所以单纯依靠市场因素的自然发展，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很难实现的；必须要由政府在制度和政策方面进行有力的干预，才能规避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扩大阶段的区域不协调发展现象。假定两个相邻的区域A、B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相同，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政策或者其他偶然的因素，区域A的资源向区域B集聚，过度极化的过程中区域A演化为欠发达区域，B演化为发达区域，在A、B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差距的情况下，研究区域A如何克服恶性的经济累积循环的束缚，缩小与区域B的经济差距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资源配置，从而使各地区的经济均衡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先痛苦后协调的过程，不符合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政府必须进行有效干预，规避“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下面基于制度与政策调整变化的思想研究潜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约束条件及其改变的实现路径。
1.在制度既定的情况下提高潜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实现路径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呈现短期内波动、长期上升的趋势，潜在全要素生产率本身的调整，在制度既定的情况下也就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规模的调整。技术调整的来源一是研发创新，二是引进。在客观存在区域B对区域A过度极化的情况下，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区域A发展初期的技术变化主要来自从区域B的引进是理性的，这样可减小区域A的大量研发费用、试错成本，节省时间以及规避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的问题，合理地引进技术后利用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现实全要素生产率的静态拉力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随着与发达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当两个区域技术水平接近时，区域A技术变化的来源就从以引进为主转向了以自我研发为主。下面，只考虑区域A在接近区域B技术水平之前的技术引进问题。技术创新及其应用在区域空间上的不平衡分布是技术在区域间转移的前提条件。把技术内容定性为尖端技术、先进技术、中间技术、初级技术、原始技术等级差形态是从技术效率与功能的角度进行界定的，技术级差只是技术区域转移存在的一种可能性；技术效率与功能上的“级差”，造就了不同技术所特有的技术“势位”，技术就会由高势位向低势位转移。但不是只要存在技术级差就一定存在区域技术转移的必要性；技术转移的关键在于发达区域的技术能否经过欠发达区域的吸收、创新后转变为适用技术。A区域从B区域引进的技术不可能即刻发挥作用，而且必须经过吸收—适应—消化的学习过程。A区域从B区域引进技术的一般选择是：一是引进较新的技术，但有较大的学习差距，需要较多地学习成本和吸收—适应—消化的时间；二是选择B区域成熟或衰退的技术，这样学习成本低，吸收—适应—消化的时间短，但容易使A区域形成一种“引进—模仿”的恶性循环，对技术选择的约束条件是A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H1与H2（如图2-7所示）。要使A区域从B区域引进的技术能够有效地提高A区域的潜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达到利用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现实全要素生产率的静态拉力、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缩小与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率差距的效果，应该在区域A与区域B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约束下选择AB形态的技术追赶曲线的路径，这是A区域成功跳出“引进—模仿”的恶性循环的必备条件。
图2-7 在人力资本存量约束下的技术追赶路径
2.提高潜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政策）调整的最优化数理分析
前面分析了在潜在全要素生产率保持静态的情况下，企业的技术效率改进路径和在制度既定的情况下提高潜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实现路径。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研究制度本身调整对潜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问题。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呈波动性上升的趋势，从长期来看，我们忽略掉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过程是合理的。发达区域B的全要素生产率要高于欠发达区域A的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含专业化和生产创新）、政策变化、制度创新、规模经济等，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我们将专业化和生产创新都纳入技术进步（t），假定规模经济不变；由于政策的渐变会引起制度的变革，所以我们认为制度创新（i）是政策变化（p）的函数，则全要素生产率（f）可以表示为：
f=F（t，p，i（p）） （2.3）
其中，t、p、i单位变动成本分别为k、m、n。政策是内生变量，制度在短期内是固定的外生变量。
在动态的情况下，技术进步（t）、政策变化（p）、制度创新（i）都是可变的，也就是说全要素生产率是变化的，在既定资源、人力资本的约束下调整技术、政策、制度可使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区域势差。全要素生产率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先导性指标，因此能实现通过引导要素资源的流动来缩小区域差距的目标。为此，引入全要素生产率的势差概念，并建立全要素生产率的势差方程：
Δf=F［Δt，Δp，Δi（Δp）］ （2.4）
其中，Δ是各变量的差值。考虑到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技术转移不同于一般的生产要素，技术转移不会影响转出方对该技术的进一步创新、使用，转出区域转移技术不会降低自身的技术水平；无论是技术的供给方，还是需求方，归根结底是为了达到经济主体对增量利益追求的目的，这是技术转移的内在动力；在最优化过程中，首先在区域之间消除不利于技术转移的政策与制度障碍是基本前提，因为技术固有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其具有的经济效益是难以估算的，消除不利于技术转移的政策与制度障碍的成本支出，取决于所在区域的非正式制度对技术非排他性的制约强度，无法用最优化进行分析。所以，分析最优化是在消除不利于技术转移的政策与制度障碍的条件下进行的，这里研究的政策与制度的变化部分是指消除与技术转移相关的制度之外的那一部分。
技术转移是指技术在国家、地区、行业内部或行业之间以及技术自身系统内输入与输出的活动过程。技术转移包括技术成果、信息、能力的转让、移植、吸收、交流和推广普及。在区域政策、制度方面不存在技术转移的障碍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势差方程等价于以下方程：
Δf=F［Δp，Δi（Δp）］ （2.5）
仅针对不发达区域进行调整，则假定发达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既定的情况下，也就是要求TFP差值既定时的政策与制度变化调整成本最小化。我们构建如下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
min（Δp×m+Δi×n） （2.6）
s.t.Δf=F［Δp，Δi（Δp）］ （2.7）
这样我们就可以求出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动态路径选择的政策供给变动成本的最优解，避免政策调整过度或不足造成财政资源的低效使用以及区域经济差距的剧烈波动。
在上述方程中，由于制度创新（i）是政策变化（p）的函数，从长期来看，运用包络定理对方程（2.7）进行最优化求解。对参数Δp求导有：
如图3.7所示，其中FΔp在最优解M处取值。这个最优解就是欠发达区域A在发达区域B制度既定时进行政策与制度演化财政支出成本最小的目标解，是在多个既定制度下进行政策调整的最优解，从而长期政策的微调与制度的演化轨迹就是短期政策调整变化的包络线（如图2-8所示）。
图2-8 欠发达区域A的政策与制度动态调整轨迹
当发达区域B制度发生变化时，区域A最优解M将根据以上的路线再一次进行重新调整。也就是说，欠发达区域A的潜在TFP在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制度调整的最佳点M随着发达区域B的制度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
三 企业效率异质性与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机理分析
（一）企业效率异质性与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区域空间层面比较分析
企业效率异质与区域内经济差异变化的机理分析表明：区域内经济增长差异变化存在类似“倒U字”形发展趋势。下面，进一步研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区域差异呈现的“倒U字”形差异性问题。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效应和规模效应”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中“企业特征效率”在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中的贡献，称之为“企业效率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发达国家而言，一般的生产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效应和规模效应”取决于本国的技术与管理创新和应用程度；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两种效应主要取决于对引进现存技术的选择和吸收效果，发展程度越低的国家对现存先进生产和管理技术的依赖程度越高。技术对经济效率具有边际效应递增而且不具有区域排他性的效果，对技术水平落后的欠发达国家而言，技术的初始创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创新成本与试错成本都比较高，主要依靠本国自身研发的生产与管理技术水平而忽视对世界现存技术的选择和吸收的政策选择是不经济的、不明智的。不同国家采取的提高本国技术与管理创新和应用程度的政策和制度差异是解释不同区域“倒U字”形变化差异性的“企业特征效率”方面的原因。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中“市场环境特征效率”在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中的贡献，称之为“市场效率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取决于区域市场环境的改善程度；适宜的政策与制度调整消除市场扭曲、改善市场交易环境可以加速资源自由流动和集聚，通过实现更优的资产组合效率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区域之间市场相对扭曲程度越大，“市场效率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就越大；区域市场扭曲完全消除时，要素的企业边际产出效率相等，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就完全取决于“企业效率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不同国家区域采取的提高本国市场化水平、消除市场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差异是解释不同区域差距“倒U字”形变化的差异性的“市场环境特征”原因。贫困地区资源配置的扭曲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使贫困地区陷入贫困恶性循环中，形成了“资源配置扭曲—贫困—资源配置扭曲”的“恶性循环圈”。我国贫困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扭曲表现在人才匮乏、中介机构服务缺位、稀缺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和低效率状态等方面，因此要打破贫困地区资源配置扭曲，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制定各种金融优惠政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良好的中介服务体系。总而言之，通过适宜的政策与制度调整来提高本国技术水平、改善市场交易环境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增长率快速变动，缩短区域差距“倒U字”形变化过程。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区域内部特有的资源禀赋和非正式制度产生的企业异质性特征是非竞争性的和难以模仿与替代的，这些因素难以通过市场交易形成或改变，也就难以通过区域整体的政策或正式制度调整来消除。在同一区域内部所有企业面对相同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势必对该区域的不同企业产生一个共性的影响。区域之间相互借鉴具有移植特征的正式制度、政策因素，引导区域要素资源优化配置，从而缩小区域内的企业效率异质性，进而缩小区域间全要素生产率差距。
（二）企业效率异质性与区域经济差异调整的机理分析
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分为市场效率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效率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在理想的完全不存在任何扭曲的竞争市场中，由于信息完全对称，所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的边际生产率都应该相等，企业效率异质程度离散度趋向于零。相对于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而言，任何区域市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市场扭曲程度越低，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低生产率企业被高生产率企业兼并吸收的速度就会越快，低生产率企业的寿命就越短。市场扭曲加大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导致其偏离了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均衡，降低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
考虑到中国地区的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主要通过外资政策的调整吸收适宜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技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规避大量的纠错成本是理性的。技术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要素，并且实际的科技水准一直在提高，但是在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准不一样，这种技术上的差距可以使技术领先的国家具有技术上的比较优势，从而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随着技术被进口国模仿，这种比较优势消失，由此引起的贸易也就结束了。这一过程除了贸易之外，我国主要采用引进外资的方式，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实现。在一般生产性领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效应、规模效应与企业吸收消化世界现存的适宜生产和管理技术的能力密切相关，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效应、规模效应的差异是企业效率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
1.企业效率异质性与市场效率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调整的机理分析
市场效率经济增长根源于对市场中存在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市场环境的改进。区域内市场扭曲程度越高，企业效率异质性程度就越高，市场效率经济增长提高的潜力就越大。效率越高的市场，资源稀缺性表现出的流动性就越充分，资源要素不断从低生产率的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率配置。在理想的完全不存在任何扭曲的竞争市场中，企业的边际生产率都应该相等，企业效率异质程度离散度趋向于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市场交易环境的改善，区域之间市场扭曲改善程度的差异是市场效率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根源。我们的研究为中国消除市场扭曲有序推进市场化的进程提供了方向性的证据。放弃新经济地理学核心-边缘模型中企业同质的假设，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角度出发，任何一个具体企业都是结合所处的交易环境进行最有利的交易决策。企业是市场交易的主体，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与市场扭曲程度有关。如果企业是同质的，市场就不会存在扭曲，正是企业异质性对市场交易环境产生了一定的扭曲；反过来，扭曲的市场环境对企业的异质性特征进行了强化，二者存在很强的累积循环的影响。在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中，存在引导资源非效率配置的因素，如行政垄断会扭曲市场提高垄断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种非效率因素导致的企业效率异质只会引导资源过度流向垄断企业进而形成低效率的资源配置，非垄断企业的部分资源就会消耗在获取垄断特征方面的寻租行为中，而不是用于提高生产效率。具体到区域内部，市场化改革提高了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扩大了市场竞争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比重，加速了企业效率异质性动态趋同均衡的过程。消除市场相对扭曲、纠正资源错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以降低企业效率异质性是缩小市场效率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有效途径。
2.企业效率异质性与企业效率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调整的机理分析
目前，科学研究和制造业的加工、生产、组装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作为欠发达国家，中国内部的区域差距协调要在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进行，在逐步缩小中国整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同时，缩小国内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比重日益提高。在中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依然较大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外资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是明智之举。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以自主研发为主导来实现技术创新是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中国受限于物质资本低技术物化水平、人力资本结构性错位，以及缺乏长期积累的经验和创新环境等因素，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既可以克服科学技术基础水平低、创新资金投入不足和中间环节薄弱的劣势，又可以避免技术创新高昂的不可避免的试错成本。外资企业通过对内资企业的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共同作用对区域生产率产生影响，由于不同区域的外资引进结构、质量、数量是不同的，在制定外资政策时，应考虑现行的外资政策对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区域之间的收益（受损）是否均衡。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如果出现区域间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不均衡的局面，则说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效应、规模效应产生了贡献差异，并导致了企业效率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四 企业效率异质性资源配置动力机制理论模型的构建
放松新经济地理学核心-边缘模型中企业同质的假设，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角度分析潜在全要素生产率静态拉力提高的约束条件，探索欠发达区域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缩小与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率差距的微观动力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差距是区域经济差距变化的先导因素，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缩小与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率差距的基本条件是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必须高于现实全要素生产率。在区域内潜在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调整的拉力作用下，有效发挥异质性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来促进资源重组，是推动区域内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关键；政府应该从改善制度、引进技术、培育市场环境、提高贸易自由度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协调市场分割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任何区域宏观现象都是企业微观行为的结果，区域之间极化过度导致的欠发达区域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是受到普遍关注但仍无法有效解决的现实重大问题。放松新经济地理学核心-边缘模型中企业同质的假设，根据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现实全要素生产率的静态拉力作用和潜在全要素生产率本身提高实现路径构建企业异质性资源配置动力机制理论模型（如图2-9所示）。横轴左右边代表时间t，横轴上方区域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t（技术）、s（规模）、p（政策）、h（人力资本存量）、i（制度），横轴下方表示要素资本和劳动；竖轴代表欠发达区域A与相邻的发达区域B的分界线和全要素生产率。欠发达区域A中的虚线TFPq代表区域A的潜在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趋势线，斜率为KA，截距为a，函数表示为：
图2-9 企业效率异质性资源配置的动力机制模型
y=a+KAt （2.9）
实线TFPq代表区域A的潜在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波动上升的轨迹。欠发达区域B虚线TFPq代表区域B的潜在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趋势线，斜率为KB，截距为b，函数表示为：
y=b+KBt （2.10）
实线TFPq代表区域B的潜在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波动上升的轨迹。上箭头、下箭头分别表示企业自我选择效应的结果：进入和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