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企业效率异质性与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关系

一 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形成的主导因素

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很多，也很难一一列举，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①自然禀赋差异因素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包括地理位置、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气候资源等。②社会环境差异因素主要是制度的差异，包括风俗习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③决策差异因素。通过对区域之间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区域发展差异都可以通过努力进行消除或减少，只有归结于由不同区域共同因素存在决定的那一部分区域差异才可以经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努力改变相应的市场环境来缓解和消除。这部分能够改变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区域经济生产率差异，也就是不同区域内资本来源与流动、集聚程度、技术创新三个影响区域内企业发展的三个主导的可控因素驱使产生的区域经济生产率差异，这种区域差异是剔除了区域之间进行比较时由不可控制和不能改变的地理位置、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气候资源、风俗习惯等影响形成的区域经济增长成分。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是区域企业效率异质性的宏观表现，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存量概念。从当前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来看，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一）自然因素与历史因素的差距

在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形成过程中，自然因素占据了相当的份额。自然因素包括了区域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包含于自然环境中的各种自然要素，如自然条件、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等。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可以分为两类，即可以进行区域交易的自然资源和不能在区域间进行交易的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等属于可以在区域间交易的自然资源；土地、水源、海洋、气候、地形、地貌都难以进行区域间交易，二者都对所在区域产生重要的影响。难以在区域间进行交易的自然资源是形成本区域经济的特色部分，区域间由此形成的经济增长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很难改变。对于可以在区域间进行交易的自然资源，就会在区域间竞争性使用，不同区域的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的差异就会产生不同生产效率。区域之间交易自然资源可以获得资源暴利——资源租金。这是形成区域经济差异的资源禀赋。但是资源禀赋较好的区域未必就能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这取决于区域之间技术水平差距对要素深加工产生附加值的区域差异。历史差距可以说是由于区位差距而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差距的一种积淀。这种差距是长期形成的，其中非正式制度对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经营理念、目标、消费需求习惯等影响较大和深远，短期内难以改变。自然因素与历史因素的差距在区域分工上就转化为区域比较优势的客观基础。这种客观基础能否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起到扩大还是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作用，还取决于其他要素的影响，其中较好的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配置，历史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创新、拼搏冒险的文化精神，现存较高的技术水平，市场的需求结构等因素与区域内自然资源较好的结合，再加上较好制度和政策的激励机制，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市场交易环境下，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区域就会规避“资源诅咒”产生“资源祝福”的经济要素高效率配置的效果，有利于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反之，本地自然资源不能在本地高效配置，反而在其他区域的高效配置，那么丰富自然经济资源反而成为区域发展所依赖的低附加值的原材料行业，使该区域容易陷入“资源诅咒”陷阱成为经济增长落后于其他地区的根源。

（二）资本存量区域差距

1.人力资本存量的区域差距

人力资本存量的区域差距主要体现为区域间劳动力及其区域内居民数量、受教育水平、生产技能水平等的差距，区域内居民的内在素质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在其他所有参考因素（条件）相同时，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本区域经济的发展。家庭获得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生产要素收入，收入支配的去向要么即期消费，要么远期消费。远期消费即期表现为储蓄，二者之间相对份额对本区域的当期经济增长也有重要影响。决定收入中用于储蓄的因素主要包括：生产要素收入的多少，以及消费习惯、社会保障情况等。一般而言，居民中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平均的理性储蓄就会越多，这样消费份额就能形成较为适宜的消费需求，能较好地刺激经济的发展。此外，区域内知识水平较高的居民，对就业适应能力强，对新产品、新技术、新管理思想容易接受，能够更大自由度地就业，更快地适应自己的工作，要素结构匹配效率较高，同时有利于提高企业劳动效率，对先进技术与管理水平适应掌握能力较强，容易产生较为有利的竞争效果。人力资本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变量。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说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同，物质资本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折旧，物质资本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而人力资本是具有自我学习、自我完善能力的特殊生产要素，随着时间的延长，经验会越丰富，生产效率越高，创造力就会越强，人力资本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特点；技术进步的速度和质量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的变化。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正外部性特征，可以使劳动者更有效地使用现存的物质资本，而且能使已有的资本和技术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可以提高劳动者本身的生产效率，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物质资本的经济效率。人口数量是我国的优势，但作为劳动力而言，一般劳动力较多，高级劳动力较少，整个人力资本存量不高，区域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人力资本在区域之间是竞争性使用的，人力资本流入较多区域的经济增长水平较高。通过适当的学习、教育、训练，我国人力资本的潜能是很大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层次较高，区域内部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分布比较均衡，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与采纳也就比较有效，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较高。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溢出效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人力资本作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获取的收入水平较高，在消费模式中容易起到引导潮流的标杆作用，在激励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生产创新方面都能起到重要的能动性作用。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更容易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高层次人力资本——企业家是企业获得快速发展的发动机，区域人力资本的差距是区域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2.基础设施存量区域差距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与基础设施初始存量和增量速度有密切关系。基础设施存量来源于历史增量的逐年积累，基础设施的形成也要耗费生产要素。此外，基础设施的规模与质量都与当时的技术水平有关，增量速度太快与太慢都对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有制约作用。基础设施的形成需要庞大的投资规模且具有极强的外部经济特征。由于存在投资收益内部化的困难，企业没有动机决策。从单个企业控制的生产要素规模来看，也很难有能力投资经营基础设施，这一项支出决策一般由当地政府做出；基础设施的即时存量主要影响企业的物流运输成本，如材料、产品、人员等的流动成本以及水、电、信息的传输成本。企业的产品价值实现程度的提高又离不开基础设施的作用。其中，区域物流业发展程度受制于即时基础设施的服务水平，区域物流业发展水平越高，整个区域生产、流通、消费的成本就越低；在区域内部经济要素集聚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向心力”和“离心力”两种力量。区域物流的发展水平通过改变企业运输成本的高低来影响资源要素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合力效果而产生影响。合力效果越好，集聚效应就越显著，区域内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而提高。降低运输和交易成本，增强经济集聚的向心力，化解经济集聚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离心力，就可以提高区域内集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可使企业的运输成本降低，由此可提高资源从生产环节到消费环节的配置效率，提高企业所在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由于竞争的作用，低生产率的企业在后期出现了分化，要么被当地企业兼并进行资源重组，要么选择离开集聚区域从中心区搬迁到与原集聚区有紧密联系且竞争和成本压力较小的外围，提高了外围区域的生产率水平；原集聚区通过企业自我选择机制不断优化资本的效率和劳动者素质，进而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管理水平和较高的规模和结构效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这一阶段，虽然外围区域由于资本要素的回流、结构和规模的变化提高了生产率水平，但与集聚区域的相对生产率水平差距还在加大。当集聚区域的现有技术进步速度慢于资源配置结构、规模优化速度的需要时，集聚区域和外围区域的差距才开始减小，但在这一过程中，区域整体的生产率水平依然在上升。

区域之间基础设施存量的不同势必影响区域之间企业运输成本的变化差距，导致区域之间由于区域内部集聚的初始条件和打破均衡的时间不同，集聚的过程和速度出现差距。首先表现出区域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进而导致区域差距的形成。在区域层面的经济集聚和扩散与区域内部的运动规律是一致的，在运输和交易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跨区域贸易难以实现。区域之间的基础设施的衔接必将通过促进区域物流降低区域之间、企业之间的运输与交易成本，在生产和销售的链条上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相互的“需求关联”、“成本关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得到加强，形成区域间的经济集聚。当经济集聚发展到一定时期后，通过现代区域物流的发展，经济增长中心的经济辐射和推进功能得以发挥。基础设施存量水平决定企业运输成本的高低仅仅是一个方面，实际上基础设施影响的内容很多。基础设施与企业产品销售范围的边界、员工素质水平、外界信息吸收和交流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区域间基础设施的存量分布不均衡程度与增量速度不合理差异都是扩大区域内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政策与制度因素的区域差距

政策与制度调整主要体现为政治体制改革在区域层面的差异性。政治体制改革在本质上是上层建筑的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但区域之间各种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经济发展状况，自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区别对待。根据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受经济发展的制约，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明显的能动作用。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时，它推动和保护经济基础发展；反之，则影响和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主要源于政府部门自上而下启动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极为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也就是说，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制度、政策改革调整的目标、具体的方法和步骤等都要考虑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反过来，正是这种制度与政策的区域差异性会对所属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差异性影响。此外，经济增长制度变迁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在我国主要体现为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增加，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增加是产权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增加削弱了国有经济的垄断程度，加快了产权明晰化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步伐。竞争机制的加强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了竞争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速度。中国区域之间以国企改制为代表的产权制度改革的力度差距，对区域的经济增长差距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政策因素，尤其是区域倾斜的经济政策，对资源要素的区位迁移的驱动力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政策驱动力与市场驱动力方向相同，属于顺市场机制调节的政策，将加快资源高效配置的速度；否则是逆市场机制调节的政策，有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效果。毋庸置疑，政策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变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实施“均衡发展战略”，区域自然资源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外界政策的调节不很明显。1978年以后，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如果一个地区虽然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资源，但缺少良好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也难以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速度。制度作为社会资源运作的规则，包括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区域之间的制度差距主要是指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规制、引导作用。地方政府作为正式制度的供给者，应结合本地区既有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从区域资源要素的存量、结构和质量状况，市场需求条件，生产性企业的效率，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市场环境的效率等方面入手为消除市场扭曲、市场失灵提供所需要的正式制度；同时，能够及时根据具体的环境变化，通过正式制度创新及时化解经济发展的瓶颈效应，促进本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正式制度区域效果的差距性取决于地方政府能动性和效率能力的差距，区域之间获得的制度经济效果影响的差距性是区域差距的重要根源。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水平的提高也需要政府构造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吻合的基本制度和行为规则，以化解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的非市场风险。通过充分释放人力资本的潜在水平、企业规模效应提高现实全要素生产率，消除区域的经济增长非效率差距。此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现代经济增长观念的建立、金融市场公平的市场机制、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都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区域之间政策调整产生单纯的生产要素区域之间的增减变化只能解决短期问题。对区域之间的制度差距因素产生的经济增长的差距，根源上还是要依靠制度创新来解决。相关文献的实证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与区域内企业国有化比重有关，一个地区的非国有化程度越高，计划控制的能力就越弱，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

（四）对外开放程度的区域差距

从国际贸易角度看，对外开放度即为一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它有名义开放度与实际开放度之分，是衡量一国经济对外开放规模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对整个国家而言，提高区域整体的实际开放度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目标。不同区域之间由于所在区位差异较大，进而在对外贸易中所获得的直接贸易收益与间接贸易收益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也是产生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外部需求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国经济的市场开放度，具体反映在对外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因此，其指标可以从许多方面加以规定。对外经济关系的主体是进出口贸易，而对外贸易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区域差异性。实质上，由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间不长，对外开放过程远未完成；外贸领域的对外开放尚未达到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缔约国的水平，进口限制仍然较多，关税水平偏高，国家对外贸经营活动有一定的限制；对国际投资和对外金融交易限制较多，对外商投资实行审批制而非登记制，对外商投资领域有一定的控制，对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的审批较严，严格控制对外金融交易；外汇管理体制仍实行较严格的有管理的外汇制度，我国实际开放度低于名义开放度，我国区域之间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难做到区域之间收益相同，这也是区域差距形成的一个原因。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市场边界的扩大。本国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可以在更广的领域进行交易，同样别国的企业也同样可以到我国的市场上销售产品，这样就出现了高生产率企业依靠较强的竞争力在更大市场范围内获取最有利的交易机会，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不仅受到本国高生产率企业的竞争而且要受到别国企业的竞争，市场上的份额实际上就更小了。对外开放会加大区域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具体分析如下：生产社会分工和创新的获利空间的扩大有利于激发企业创业的动机，同时由于对外开放促进国际贸易和 FDI的额度增大，更有利于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促进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整个社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提高资源要素的生产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在投入资金的同时还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技术、生产技术和市场与研发信息等，这些都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外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市场竞争的加剧有利于生产要素的集聚，管理效率高的企业更容易脱颖而出。可以通过资源重新组合、优化资源配置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发挥规模效应，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不均衡性也是区域差距的一个重要来源。从生产要素之间流动性的比较来看，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两大生产要素是资本和劳动，世界范围内资本的流动范围和速度要远远大于劳动的流动范围和速度，资本在流动过程中受到国界的限制要比劳动小得多。此外，在要素市场上资本的稀缺性和便捷性要远大于劳动，市场的微观主体企业由资本和劳动的结合才会产生可能赢利的组合。由于资本所有者追逐利润最大化、劳动所有者追逐效用最大化，二者之间形成天然的亲和力。但从流动性和稀缺性来看，资本处于被追逐的地位，也就是说有了资本就拥有了组建企业或资源重组进行区位引导选择的主动权，所以我们就应特别关注资本的来源和数量，以及资本的技术、管理等组合要素的规模、质量。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欠发达国家，尤其应该将外资的引进和中国区域内部的差距协调结合起来考虑。

（五）居民与政府主体行为的区域差距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是指在法律的约束下，根据自身经济状况、经营能力、消费能力能够自主设计行为目标、选择方式并承担行为后果，同时获得经济利益或效用满足的主体，可以简单分为政府、企业、个人三个类别。政府通过解决外部性来促进市场运行平稳，有效地管理、干预、调节主体；企业是生产要素组合、生产的主体，主要是通过提供市场需要的产品来获得收入；个人是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又是消费主体。在我国现阶段，微观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农户和居民。各微观经济主体通过市场联结在一起。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就是研究企业、农户及居民的经济属性和经济行为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居民的经济行为同企业经济行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在收入选择和消费选择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日益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作为微观经济主体，既是消费者，又是劳动力和资金等某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居民作为消费者从效用最大化目标出发并在家庭预算的约束下，自主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对不同消费品的购置进行选择。居民作为某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从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出发，对所拥有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行选择。从参与市场经济的决策主体来看：一是消费者。消费者参与市场进行交易的目标很明确也很单一，就是满足商品使用价值带来效用，特点是数量众多，分散决策。二是营利性企业。这一类主体主要通过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实现利润最大化。其最大特点是数量众多，决策分散。三是政府主体。政府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利益，从事经济行为和管理行为，其特点是决策集中，规模很大。区域内人们的劳动意愿变现为居民愿意付出的劳动量。在相同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们愿意付出的劳动量越多，区域内总产出就越多。在其他所有条件相同时，区域内人们的勤劳程度不仅影响各种服务业、各种服务的供应量，而且会对服务产业的服务价格产生重要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国民的平均劳动愿望，区域差别比较大。这是导致区域间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差别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研究已经表明，政府决策行为是影响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的重要变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产生利益冲突时，地方政府主体如果选择有利于自身政绩的目的，追求所辖地区的经济增长，通常将本区域资源配置的市场行为限制在其行政边界内，运用行政权力有意地分割市场的整体性。由于区域障碍的存在，企业的发展都被局限在狭小的地区行政边界内，跨区域企业之间缺乏交流与合作，人才、技术等关键要素无法及时引进，导致区域之间表现出僵化封闭、知识技术趋同、互补性消失等不良后果，从而降低了区域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缩小区域差异问题上，赫希曼认为，尽管经济增长的集聚将首先加大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但由于地理渗透效应长期的特点，将足以减少这种差异。赫希曼对渗透效应能减少地区差异的乐观估计是建立在依靠国家能够有效并及时干预的基础上。政府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提供一个恰当的干预政策，这给政府工作提供了一个干预地方经济的理由，但同时也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对我国而言，政府收支行为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是显著存在的，而区域之间政府对财政收支运作能力的差距也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至于影响的方向是扩大还是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取决于各区域政府财政运作能力相对水平的高低。

以上从自然因素与历史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基础设施存量、政策与制度因素、对外开放程度、政府行为等因素对形成区域差距存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但如果把区域经济增长差距仅归结于此，是不能发现隐藏在区域经济差距背后的真正原因的。以上分析是形成区域差距表面上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在影响因素背后起作用的是一种无形因素。这种无形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使在东部沿海地区，也有许多地方经济欠发达；而在地理交通、政策均不占优势的个别地区也有较快的发展；部分区域拥有丰富的资源，又享有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在得到大量的财政补贴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状况依然没有明显改观。胡鞍钢等（2000）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30个省区市的经济增长差异进行分析发现，物质资本增长因素只能解释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19%，其中81%归于无形因素。此外，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初始禀赋条件和地理位置是不是造成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呢？现实的经济发展证明：并非所有起点高的先进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长都快于起点低的落后内地省份，把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归于初始禀赋条件和地理位置是不恰当的。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隐藏在区域经济差距主要影响因素背后的这种无形因素是地区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市场化程度（市场扭曲程度），全要素生产率和市场化程度既是推动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源泉，也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

二 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形成的主导因素与区域生产率差异相关性分析

在同一区域内部，不同企业之间面临着同样的经济政策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内部企业之间的异质性由企业之间不同的内在条件或不可控制的偶然因素形成，这些因素难以通过市场交易形成或改变，也就难以通过区域整体的政策或市场调整来消除企业异质差异。因此，我们研究的是受具有区域因素共同特征影响因素影响形成的企业异质，称为区域企业异质性。这里，区域因素共同特征的影响因素也就是指前面分析企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中都存在的资本来源与流动、集聚程度、技术创新三个可控因素。这三个因素在每个区域都有而且存在差异，并都可以通过努力来进行调整或改变，所以研究这种具有区域可控特征的区域企业异质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Altomonte 和Colantone从资本来源与流动角度探讨了跨国企业对国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导致地区差异的出现；Saito从企业集聚角度通过扩展新经济地理模型，考察了生产率和技术密集方面的企业异质性在集聚过程中的作用和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智利高生产率企业自我选择定位到大市场，发现高生产率的企业（出口企业）的确位于同行业其他企业集聚、产业结构多样化、市场规模大的地区。以上这两篇文献还分别从外资企业技术溢出、人力资本溢出角度分析了溢出能提高企业生产率，而溢出的这种外部性正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

在现实生活中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差异极大，市场主导的资本流动（包括外资、通过民间渠道和资本市场渠道的资本流动）和政府主导的资本流动（财政资金，某种意义上也包括银行信贷资金）呈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者在利润引导下主要流向效率高的地区。这种流动改善了资本的配置效率，带动了经济增长，但也扩大了地区差距。经济学理论能够证明，在市场条件下，资本的流动总是引导和带动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低的地区流向高的地区。区域外资优惠政策的地区差别也对资本流动有影响。这个差别如果长期保持下去，将趋于扩大地区差距。而政府主导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着眼于缩小地区差距，较多地照顾区域生产率低的地区。由于市场导向的资本流动（包括外资在内）超过了政府导向的资本流动，地区间资本流动的整体趋势是向效率高的地区倾斜，这是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关键原因。相关产业的大量企业集聚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能形成强大的外部经济，即集聚经济，包括生产条件和服务的共享、技术与知识的外溢、高效率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企业间彼此的信任感增强而导致合作的可能性加大、企业间竞争加剧促使效率提高等，从而担当起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推动性单位”的职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鉴于产业集群固有的生命力能够形成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产业集群形成的专业化不但可以铸就某一区域、某一产品的品牌价值，而且有利于区域内部不同企业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在竞争与协作中扬长避短；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的企业横向集聚带来的外部经济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区域内部的企业利用地理上的接近，可以通过合资合作、技术关联等因素产生邻近效应和社会化效应，这极其有利于技术的创新；相似的区域文化背景有利于提高企业之间相互学习的接受和吸收能力；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也加强了核心能力的传播与共享，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集群内上游企业之间、下游企业之间、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之间进行细致而紧密的分工与合作，极有利于产品的创新与产业的升级，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又正是区域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原动力。区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技术创新。

熊彼特在20世纪30年代从技术创新理论的角度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了“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思想。“新的生产函数”必须要与社会生产紧密结合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技术创新，尤其是对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专门的论述，理论上技术必须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生产力才对经济增长起作用；创新技术能够有效地与社会生产相结合，技术创新的目标本身就包括“使科研成果具备尽快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越短越好”的内在要求；有价值的技术创新不断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效率，作用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影响到决定的过程，由此带来整个区域增长效率的提高，区域之间经济增长差距逐渐缩小。适用技术不具有固定性，适用技术的判断标准要结合所在区域的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存量、市场消费需求的偏好性才能界定；离开了具体的区域特征，适用技术仅仅是一种在理论上达到特定目标的发展技术的途径，是一种确定技术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只有把技术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整合起来才可以进行适用技术的选择。尤其是在技术开发和技术引进过程中，要做到因地制宜，结合区域内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对外部引进的技术组合必须要结合具体的适用环境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区域技术创新会抵消、克服部分资源生产要素不断被使用引起的稀缺性约束，在带动区域经济的量的增长同时，更重要的是带来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是不均匀分布的，根据本区域的具体资源禀赋情况构建自身的主导产业至关重要；区域主导产业是区域产业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吸取熊彼特创新理论和赫希曼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罗斯托强调用主导产业的动态演化理论来解释区域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创新”和“扩散”是主导产业动态演化的驱动力。技术创新推动下的主导产业的新旧更替，能使区域经济增长始终保持较好的主导产业投入-产出带来的“乘数”效应。

通过对资本来源与流动、集聚程度、技术创新三个影响企业发展的可控因素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我们能得出：在静态的情况下，在区域内资本来源与流动、集聚程度、技术创新的存量既定的情况下该区域的生产率受到三个因素的约束；在动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政策的调整来影响这三个因素的存量的变动，进而推动区域的增长率朝所期望的方向变动。那么在政策影响因素存量的动态调整过程中，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网络性质的媒介来起作用的呢？这个网络媒介主要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非常有必要深入研究区域间市场机制差异，以及差异形成的机理。

三 全要素生产率与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变动关系

既然企业效率异质性在空间上表现为区域层面的经济增长差距，那么我们要从微观企业的视角来研究区域差距问题。选择什么指标来量化企业效率异质性能更有利于发现和解决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深层次问题呢？根据对企业效率异质性与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存量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非资本、劳动生产要素之外，说明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比要素指标能更直接地对企业效率异质性和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进行描述。下面再分别从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要素生产率与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增量变动的角度，进一步论证选择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效率异质性的测度指标的依据。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用来衡量技术进步对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效率的重要概念。它本质上是广义的技术进步率，包括劳动力的知识积累、教育水平、技术培训、规模变化、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剔除掉可以具体化为有形要素数量变动带来的效率变动后的效率余值。在具体测算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在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的投入量都不变的情况下，考察生产量增加部分。在对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中，全要素生产率既是一个重要概念又是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工具。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其分解研究对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通过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效率分析，考察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是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基础。具体来说，通过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贡献进行比较，就可以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与资本、劳动相比具有较弱的排他性，具体到企业层面包括规模经济，技术选择与创新，市场环境与结构，政策与制度的变化，专业化生产模式与溢出效应，技术、制度、专业化生产模式创新等，这些因素具有比较强的外部经济的特征。作为要素的物质资本的转移要借助于有形的运输工具，劳动由于存在不可储存的特点决定了劳动转移要依附在有形的人口流动上，速度较慢和成本较高。与物质资本不同，技术商品的使用价值在流转过程中具有不完全让渡性。它作为知识性商品，尽管有时以实物商品的形态出现，但实物形态只是技术的载体或物质外壳；交易完成后，虽然它的使用价值已让渡给对方，但让渡者仍然保留了这一技术知识的使用价值，至于以图文、技能、方法等非实物形态存在的技术转移，实质上只是使用权的转移，不影响让渡者对这种技术的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商品的使用价值在转移过程中具有显著的非完全让渡性质。正因为如此，技术的供给方能够不断重复出卖技术，如果不加限制，技术的购买者也可以连续不断地将该技术转卖出去，直至所有人都掌握这种技术。正是技术转移的重复性加速了社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制度、专业化分工模式和创新因素与资本和劳动相比可以更快地在区域之间达到均衡。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转移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古代，技术转移主要是通过上级流动来实现；产业革命后，主要是通过向外进行强制性的生产资本投资来实现；而今天，技术转移主要是通过市场化的商业形式来实现。

技术、制度、专业化分工模式和生产创新以及人力资本质量提高始终是在改进和优化的，不存在物质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折旧、耗损问题。虽然在短期内技术进步、政策、组织创新具有非连续性，并受不确定事件的影响，从而使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呈波动状态，但不会改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上升的趋势。如图2-1所示，全要素生产率短期内呈S形波动，长期呈上升趋势。

图2-1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

（二）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倒U字”假说趋势变化的理论解释

倒U字假说是由美国学者威廉姆逊（J.G.Williamson）提出的。该假说认为，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初期，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并不明显，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将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规律，这个变化过程就好像倒写的U字，所以，经济学界把它称为倒U字假说。威廉姆逊在1965年发表《区域不平衡与国家发展过程》文章中通过横向和纵向分析全球范围内24个典型国家的经济增长资料，实证得出了地区差距呈现倒U字形发展的结论。遗憾的是，威廉姆逊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证明，后来的学者对区域差距实证研究也得出倒U字形的结论，但在理论上进展不大。本书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图2-2 “倒U字”左边表示经济发展的初期区域差距在逐渐扩大。经济发展初期生产要素资源在各个区域内都是稀缺的，市场潜在需求巨大但还没达到边际投资收益递减的阶段，拥有资本资源越多的区域，发展的速度就越快。在区域差距扩大的初期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均衡经济差距的力量还无法完全抵消由于资本等要素的分布不均衡形成的区域差距扩大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趋势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使经济差距变均衡的力量不断变大。在新增物质资本的区域流动减缓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程度时，生产要素空间分布不均衡形成的扩大区域差距的力量会逐渐减弱，当全要素生产率均衡经济差距的力量增加到与生产要素分布不均衡形成的区域差距扩大的力量相等时，区域差距达到最大值——“倒U字”的最高点。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制度、专业化分工模式和创新因素与资本和劳动相比可以更快地在区域之间达到均衡，在全要素生产率长期上升的趋势和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共同作用使扩大差距的合力逐渐减小的情况下，才能使“倒U字”左边的相对差距缩小，表现出斜率在逐渐减小，直到“倒U字”最高点，达到差距最大后转向右边使区域绝对差距逐渐缩小。从“倒U字”的最高点的后期开始，全要素生产率均衡经济差距的力量在逐渐加大的同时，生产要素分布的不均衡形成的区域差距扩大的力量在不断缩小，二者的合力效果越来越大，方向与扩大阶段相反，这也解释了威廉姆逊“倒U字”的实证结果曲线向上凸的左右不对称形状（左边斜率变化慢、右边斜率变化快）的原因。

图2-2 区域经济增长差距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制度和创新因素与资本和劳动相比，可以更快地在区域之间达到均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区域协调的过程也就是引导要素资源区域优化配置、消除区域经济差距的先导过程，所以本书选择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效率的测度指标。

四 企业效率异质性与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逻辑关系

区域经济的差距是区域内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效率异质性的宏观表现。企业效率异质性体现为企业的要素收益率的差距。企业产出高于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正常收益率时，全要素生产率为正数；当全要素生产率为负数时，产出就低于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正常收益率。由此可以得出，企业异质性的程度主要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将区域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在同一区域的行业内部，企业面对相同的政策和市场环境，这势必对该区域内的不同企业产生一个共性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企业因所处区域环境的不同则会形成企业异质性特征。实质上，强调不同区域进行比较而带有区域特征的企业异质因素来源于企业外在的市场结构特征，而不是企业内部资源禀赋。将可以通过区域之间相互学习、进行模仿和移植的因素——制度、政策、贸易自由度等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纳入影响企业异质性的因素范畴，我们把这些受共同区域特征影响而形成的企业效率异质性称为区域企业效率异质性。

区域企业效率异质性不包括由于区域内部特有的资源禀赋产生的企业异质性特征，因为这些企业异质性是企业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独特的和有价值的核心能力，区域内部与非正式制度有关的对当地企业的特定需求等是非竞争性和难以模仿与替代的，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形成或改变，也就难以通过区域政策或市场调整来消除企业的异质差距。区域行业企业效率异质性是指具有区域行业共性的可调节因素（制度、政策、技术的创新与转移、企业规模）所决定的部分，可以通过区域之间相互学习、进行模仿和移植来缩小和消除。

这些区域层次因素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水平和动态决策，是区域生产率静态变化和动态演化的驱动力。企业异质性综合表现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那么，通过控制影响区域企业效率异质性的可调节因素促进区域间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缩小就将成为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途径。由于不同区域初始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同，区域要素收益率的差距就会使得资本和劳动的区域分布产生差距，进而导致区域差距的客观存在。可以通过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中可调节部分的调整，引导要素资源区域优化配置缩小区域企业效率异质性程度。区域企业效率异质性程度降低意味着需要协调的区域差距减小了。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变动是经济发展的企业效率、市场化程度和政府三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五 企业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机理

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根据对企业异质性的概念，对区域企业异质性内涵有必要从空间集聚效率层面分析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机理，从形成企业异质性的因素中分析归纳出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政策可控因素为资本来源与流动、集聚程度、技术创新。同时，这些因素又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水平，是区域生产率静态变化和动态演化的驱动力。在分析区域经济差异的可控因素与全要素生产率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可构建区域行业企业异质性与区域差异的内在机理的理论模型。区域政策的调整通过可控因素引发区域环境的变化，进而形成异质性企业的区位自我选择效应、集聚效应、技术进步效应、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溢出效应等来影响区域生产率，从而调节内生性区域差异大小。相关理论机理如图2-3所示。

图2-3 企业异质性与区域差异的内在机理理论模型示意图

通过在区域维度上嵌入企业层面的生产率估计，可在区域层面上对区域生产率进行微观分解，考察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动态对区域总量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区域空间的企业异质性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通过企业自身的空间自我选择效应、生产要素在企业间流动配置和规模配置效率的改进的共同作用形成空间集聚效率的改进，进而表现出经济增长差异在区域空间层面的均衡收敛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