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镜》在7世纪问世后，主要靠传抄保存下来。印度最早在1863年才有了刊印本，附有校刊者爱月·辩语主写的梵文注释。1890年德国出版了波特林克校译的原文并附有德文译文，所依据的就是1863年的版本。1939年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出版了巴纳吉校刊的梵文和藏文对照本，据校者说藏文系《丹珠尔》的版本。后来金克木先生以这三种版本为依据，翻译了《诗镜》的第一章105颂及第三章诗的十种过失63颂，是最早向我国人民介绍《诗镜》的汉文译著。这之前，许地山先生在1930年写的《印度文学》一书中曾提到檀丁及《诗镜》（许先生当时译为《诗意》），指出它“是印度古代修辞学这类作品中很重要的一部”。从现有材料看来，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在国际上及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学者中研究《诗镜》的著作还不多见，对我国西藏自《诗镜》传入后，它如何推动藏学诗学的发展以及藏族学者结合本民族实际写的大量《诗镜》注释著作和文学作品，这些著作使小五明之一的诗学典成了一门独立的藏学学科等问题，几乎还无人问津。

然而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早在13世纪初，西藏学者结合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实际，就已开始对《诗镜》的研究。而且自那时以来这种研究从来不曾中断。藏族学者中最早介绍和讲述《诗镜》并把它作为一门实用学科，引进西藏的是萨班大师贡噶坚赞（1182～1251）。在他所写的《智者入门》一书中，明确提出了要成为学者必须具备三个基本功，即写作、讲解和辩论，并把写作摆在首要位置。在论述写作的部分，首先讲文法基础理论，接着以较大的篇幅讲诗的修饰。他主张“或通过平铺直叙或以暗示影射方式，要结合艳情等诗的九种姿态（或译为味）进行写作”。紧接着他以浓笔详细论述了九种姿态。萨班大师为九种姿态下的定义是：艳情乃身、口、装束和外境等美的表现；英勇乃无一畏之行为；厌恶乃美之否定；耻笑乃发嘲笑之言；暴戾乃粗暴之行为；恐怖乃令人生畏之状；悲悯乃生慈悲之心；威严乃生超越他人之心；谦和乃克制傲慢之德。萨班提供的上述写作原则，对文艺作品中塑造典型人物是极有价值的贡献。在写作的其他部分，萨班介绍了《诗镜》的三种文体、两种格律、诗的四种类型、南方派与东方派的十德，意义修饰部分只介绍了直叙修饰、比喻修饰、形象化修饰、点睛修饰、重叠修饰、否定修饰、论证修饰、叙异修饰、存在修饰等九类修饰。他在论述过程中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除上述写文学作品要善于使用九种姿态外，还提出在使用时注意协调，不要彼此矛盾，运用比喻时用喻要得当，本体和喻体不能互不关联。他综合了前人的写作经验，指出了“描写英勇举狮虎为喻，胆怯举狐狸为喻，智者举妙音菩萨为喻，威力举遍入天为喻，愚者举牛为喻，嗔恨举蛇为喻，光明举太阳为喻，不为污浊沾染举莲花为喻等等”，这些对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特征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这里顺便指出，萨班写的《乐论》是一部重要的西藏古代文艺理论著作，分为三章，第一章论音，第二章论词，第三章论音词的结合。在“论词”一章中，他讲了“如何赞颂、贬抑、抗衡和令人喜悦的配词要领”。他把为乐曲配词分为平铺直叙和比喻两种形式，还指出了使用韵文体和散文体两种文体，提出“人们易懂、读起来顺口，文理通顺、比喻妥帖，前后不重复也不矛盾，善知分合方称得是上品”的作词标准，这些也都是很有价值的见解。

到了13世纪末期，奉了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1235～1280）和大宰释迎桑波的旨意，藏族著名翻译家匈·多吉坚赞与印度诗学家拉卡弥伽罗合作，在萨迎寺首次翻译了《诗镜》全文。须指出的是，译《诗镜》的同时，在八思巴的鼓励下，匈译师还翻译了几部文学作品，即安主父子写的有108章的巨著《如意藤》、喜增戒日王写的五幕剧本《龙喜记》，还有一部诗体著作《百赞》。他自己还写了《诗学论著梵天颈饰》《诗的修饰》等论著，并以之进行传授，广开学习《诗镜》之风。在藏族文学史上，这些都是具有开拓性的事业，对藏族文学理论及与文学创作息息相关的修辞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诗镜》的藏文译文有过几次修改，根据文字记载，邦译师卓洛丹巴（1276～1342）曾对译文做一些修改。夏鲁译师却迥桑波（1444～1529）不但认真修改了译文，还写了若干旁注。有的《诗镜》译文后记说聂塘洛旦希巴也修改过译文。最重要的一次是18世纪司徒·旦贝宁杰（1700～1744）所做的修改。他对照了出生于斯里兰卡的仁钦拜和另一位学者阿旺札巴写的两部梵文《诗镜》注释，对梵文原著进行了校对，在此基础上对《诗镜》译文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写成了《诗镜梵藏两体合璧》，大大提高了译文的准确性。

《诗镜》的藏文版本现在见到的有：日本1957年影印之西藏《大藏经》中编入的《诗镜》版本、德格印经院版本、拉卜楞印经院版本、拉萨雪印经院版本、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版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青海民族出版社1981年再版的《诗镜》正文及注释中的正文，1981年印度达让萨拉版本等。《诗镜》的多次修改和有多种版本这个事实，从另一个侧面显现出这部著作在藏族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7个多世纪以来，藏族学者们编写了数量众多的《诗镜》注释和注疏。可以说，藏族以《诗镜》研究为核心的文学理论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和成就。直到今天，《诗镜》研究依然是藏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下面谈几点粗浅体会，作为结束语。

第一，研究《诗镜》的意义远非对这部古老著作本身的学术观点的探讨，如果这样，就仅限于研究印度古典文学的范畴了。当然这也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认识这部著作对藏族古代文学理论和修辞学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在它的影响下西藏文学理论和修辞学的发展史，以便继承它的优良传统，有助于当前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这就是我们研究《诗镜》的特殊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二，萨迦王朝时期出现的萨班贡噶坚赞、八思巴等大师都是满腹经纶、眼光远大的杰出历史人物，正是由于他们励精图治，重视和主张引进外来优秀文化，特别是不因循守旧，率先主张引进世俗五明学科（即小五明，包括诗学、词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历算学），才使得这些有实用价值的学问在西藏这块肥沃土壤上生根、繁殖和成长。他们的功绩是不朽的。在藏族文学史上应当给予高度的评价。

第三，《诗镜》的引进适应了西藏文化发展的需要。在7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通过对《诗镜》的学习和实践，使其逐渐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便是明证。值得高度赞赏的是，在学习外来文化时藏族学者们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他们在翻译和注释上精益求精，不惜花费精力一再修改译文和力争使注释忠实于原著，为此，互相批评的文字屡见不鲜，有力地促进了学术研究。另外，在应用《诗镜》的理论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密切地结合了自己的民族语言特点。如有的仅仅用于梵文诗的，藏文诗就不再拿来使用，有的是经过改造用于藏文诗的写作；还有的原著中没有的，藏族学者们在自己的著述中加以新的充实，当代学者们有的还使用新的理论观点解释《诗镜》中的问题；等等，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是《诗镜》研究在西藏这块辽阔大地上经久不衰和富有活力的原因所在。学习任何外来文化，都不能一成不变、生吞活剥，而必须与本民族的实际相结合，《诗镜》为西藏文化所融合这一事实，也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

第四，数量众多的诗学论著极大地丰富了藏族的文化宝库。但是对它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当前藏学领域还是个薄弱环节。在藏族文化史或藏族文学史中，至今还未能对此做比较全面或比较系统的介绍。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藏学中心已经把诗学研究列入该单位的规划。相信不久的将来，在广大藏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