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哈斯宝其人
哈斯宝这个名字，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影印出版《新译〈红楼梦〉》时，笔者和同事曾在《出版者的话》中，根据其“回批”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信息，说他可能是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喀喇沁、土默特一带的人”。20世纪70年代末，笔者又在内蒙古图书馆发现他1832年编译的《七训书》，该书序末署名为“土默特右旗台吉哈斯宝”。因之，笔者肯定他为喜峰口土默特札萨克右旗台吉，即今辽宁省朝阳北票一带的贵族。到了1980年，有人怀疑哈斯宝的身世可能与作家尹湛纳希家族有关。这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1986年初至1987年初的大约一年之内，自治区报刊上就发表了五六种不同观点的文章，这些文章探讨了哈斯宝的身世。诸家虽各抒己见，但因资料不足谁也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意见来。
据笔者观察，持哈斯宝与尹湛纳希家族有血缘关系的观点的人，大多立足一个基点，即《新译〈红楼梦〉》中的某些诗词和语句反复出现在尹湛纳希《一层楼》《泣红亭》等长篇小说和过去人们一直断定为古拉兰萨、贡纳楚克所创作的一些诗词手稿中。
至于坚持哈斯宝与尹湛纳希家族无关的文章，大都从《新译〈红楼梦〉》实际出发，在译者的生卒年月和写作风格上探寻踪迹。
笔者经过综合考察和具体分析，断定《新译〈红楼梦〉》并非尹湛纳希家族的精神财富，同意哈斯宝绝非尹湛纳希及其父亲旺琴巴拉的观点，至于说他是尹湛纳希的大哥古拉兰萨或五哥贡纳楚克，则更没有站得住脚的根据。
为了证明这一点不妨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事实。
首先，从尹湛纳希家族谈起。蒙古族大作家尹湛纳希（1837～1892）出生在晚清土默特右旗颇有势力的大贵族家庭。尹湛纳希兄弟七人中，活得最长的要算是其六哥篙威丹精（汉名包珠，字宗权，别号篙山，1834～1898）了。他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天著录一批“忠信府”的书目，其书目中并没有记载《新译〈红楼梦〉》[3]。据记载，贡纳楚克在15岁时，见到《红楼梦》一书感到非常惊讶，并为此赋了一首短诗[4]。然而他没有表示他见到的《红楼梦》是哈斯宝称之为“他自己的小《红楼梦》”，即《新译〈红楼梦〉》；更没有说是因见到他父亲旺琴巴拉的译文而感到惊讶才赋诗的。有人说，尹湛纳希译过《红楼梦》，但我们至今还没有搜集到他的译文。现今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所谓尹湛纳希《红楼梦二则》，只是《梦红楼》之二章。《红楼梦》和《梦红楼》是两回事儿。尹湛纳希的家族是一个古老的家族，他的曾孙叫希日布扎木苏。这个人保存着大量的珍贵资料。然而，在他所提供的祖先的精神遗产中，并没有《新译〈红楼梦〉》。因此，说旺琴巴拉就是哈斯宝，是《新译〈红楼梦〉》的译者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也有些研究人员，在“哈斯宝”这一词上做文章。他们的主张不外乎下面两种。
一种认为，哈斯宝就是尹湛纳希。他们解释说：“哈斯宝”的哈斯（has），为蒙古语，意为玉，宝为汉语，意为宝贝。“哈斯宝”一词，翻译起来就是“玉宝”。这可以使人联想到尹湛纳希的小名哈斯朝鲁。哈斯朝鲁，汉意为玉石。玉石、玉宝，本是一个意思。因此，他们认为哈斯朝鲁即哈斯宝。另一种认为哈斯宝即旺琴巴拉。
在《红楼梦》研究史上，这种根据片言只语探幽索隐的并不少见。笔者也不怀疑索隐派研究的成果和价值。只觉得将“哈斯宝”一词按照主观需要解释得这么巧，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哈斯宝”的哈斯固然是蒙古语的常用词，但是“宝”则既不是汉语中宝贝、珍宝的宝，也不是汉语中璞（pu）玉的璞，而是蒙语“buu”的译音。“buu”，就是护身、护符。蒙古人的名字中，这种带buu的名字较多，常表示吉祥如意。资料证明，《新译〈红楼梦〉》译者哈斯宝在世的那个时代，他所生活的那个地区，这种带buu的人名很多。仅土默特札萨克吉米扎布贝勒旗（即土左旗、今阜新县）18个札兰所属的76个佐领中就有两个章京叫作哈斯宝。至于在尹湛纳希诗中谈到的璞玉公子为润庭的父亲一事，也许存在。但作家创作中的模特儿，不等于生活中的真人。况且璞玉一名也不能译为哈斯宝。在《泣红亭》卷末，尹湛纳希有一首诗，说：“茫茫三年事，午梦荒唐语。若考其中实，兔生犄角龟生羽。”可见，尹湛纳希也早已告诉我们真要想落实，就会像“兔生犄角龟生羽”一样困难，我们当代人怎么反而去作这种徒劳的努力呢？
其次，再从雷同现象的出现说起。细心的读者都不难发觉，《一层楼》《泣红亭》中有不少语言与《新译〈红楼梦〉》相似。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艺术的多样性。艺术作品最忌讳相互重复和转抄。然而，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后世作家踵迹前人，说前人说过的话，借用前人创造的意境，有的一败涂地；有的则化出新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现象，在中外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尹湛纳希即属于后一种人。他师法曹雪芹，学习曹雪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甚至套用了《红楼梦》的人物模型和创作格式。但尹湛纳希很聪明，他在《一层楼》的《序》后附了一篇《〈一层楼〉中援引〈红楼梦〉之概略》一文。写这篇文章，尹湛纳希是为了使看官“可知《一层楼》之寓意”。进而他又谈到《一层楼》中的“琴、炉二人之心不殊钗、黛，而璞玉独恋之意无异于宝玉”之事。这段文字，再明显不过地坦露了《一层楼》《泣红亭》的写作缘由及作品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从身边拈来一本《新译〈红楼梦〉》，借用几句精彩的语言，就是比较自然的了。不顾地理、历史、时间等条件，发现一些相似现象，就断言前后几部作品同出一人之手，未必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尹湛纳希小时写过一首题为《白云》的短诗，其立意很似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回批中对白云的一段述怀。我们不好说这二者有什么内在联系，或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只能像尹湛纳希自己所说的，《白云》是他的“幼年歪诗”罢了，“幼年歪诗”，尹湛纳希说得很巧，其中既有作者童年的劳动，还可能包含作者幼时的模仿。这里顺便提一句，古拉兰萨、贡纳楚克、篙威丹精等人的杂记中也有不少录自《新译〈红楼梦〉》中的诗句。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第十五回回批中写《怨春一题》，说：“山本不老，见雪始白头。流水无愁，却因风过面生皱。”古拉兰萨等人把它作为对联抄录下来。有的诗前注上了“红楼梦上的诗”，有的则没标明。奇怪的是，某些“专家”竟把这些诗句当作某某个人的创作而公开发表，连著名的“好了歌”也成为古拉兰萨的诗文了！难怪有些年轻人会把这些作为资料考证起哈斯宝和古拉兰萨的关系来了。做学问，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呢？
通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条重要原则。发现《新译〈红楼梦〉》与《一层楼》之间某些雷同之点固然有一定意义，然而着眼于这两本书的译者和作者在评介《红楼梦》及其人物时的不同深度，这才更容易触及问题的实质。哈斯宝用作者“以墨水洗恨，以笔剑报仇”等语来指出《红楼梦》的主题为忠贞与奸诈、正气同邪气的斗争；尹湛纳希则以有无“恶媳奸妾之弊，家政内传之失”来区别《一层楼》与《红楼梦》。哈斯宝骂宝钗入木三分，看上去“像个极明智极贤淑的人”，实际上“逃不脱被人指为最奸最诈的人”。尹湛纳希则用“为人宽柔，又尚礼让”等语来评价薛宝钗。再譬如，就方法论而言，虽同属评点，但从《新译〈红楼梦〉》回批和《青史演义》回批来看，前者秉笔直书，切贴文学本体，重形象，重艺术；而后者指典泛论，侧重社会客体，重感情、重申辩。因此，说哈斯宝与尹湛纳希为同一人，是缺乏具体分析的。
再次，从哈斯宝本人谈起。《新译〈红楼梦〉》第二十回回批中写道：“卧则能寻索文义，起则能演述章法的，是圣叹先生。读小说稗官能效法圣叹，且能译为蒙古文的，是我。我，是谁？施乐斋主人耽墨子哈斯宝。”
哈斯宝于清嘉庆丙子年（1816）翻译了《今古奇观》，并附译者加的序。序末署“嘉庆火鼠（即丙子）年正月吉日台吉哈斯宝撰”[5]。
哈斯宝又于清嘉庆己卯年（1819），译完并序《新译〈红楼梦〉》。序尾署“嘉庆己卯年冬十月朔日译记于施乐斋”[6]。
13年之后，于清道光壬辰年（1832），哈斯宝编译《七训书》，并附一序。序尾署“道光壬辰秋月土默特右旗台吉哈斯宝恭谨凑成”[7]。
到了道光癸巳年（1833），哈斯宝翻译《唐宫轶事》（或《唐宫异事案》）的序末写的是：“耽墨子记于癸巳年夏五月大暑前爱花闲亭碧玉南窗。”[8]
根据这些书单，我们可以得出哈斯宝是一位台吉，是喜峰口土默特右旗（今辽宁省朝阳、北票一带）人，大概生活在清朝乾隆后期到道光中期的结论；同时也知道他是一位文人，是一位如《今古奇观》译者加序中所说的“不失良时吉辰”日夜操劳从事译书和文学评论的士大夫。
过去认为《新译〈红楼梦〉》的序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秋天写的。现在有新的发现，证明那篇序写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十月。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合校《新译〈红楼梦〉》时所用底本内蒙古图书馆所藏抄本序后有一段“道光二十七年孟秋朔日始抄”的文字。在蒙古文中，“ehien biqihu”一词含义较广，它有开始写、开始记、开始抄、开始撰等多种意思。由于当初汉译时，译成“撰起”，于是，人们一直沿用《新译〈红楼梦〉》序写于1847年的说法，甚至还有人认为哈斯宝自道光二十七年才开始译书。笔者同宝音和西格副教授虽信此序为1847年写的，但不同意序先于正文，更不同意《新译〈红楼梦〉》始译于1847年，修改于1852年，成书于1854年的说法[9]。如今，从蒙古国国立图书馆又发现了一部《新译〈红楼梦〉》抄本。序与内蒙古图书馆藏本一样放在《读法》前，内容一致，字数相当，只是所标年月不一。那部抄本的序后写的是：“嘉庆己卯冬十月朔日译记于施乐斋。”早在嘉庆丙子年（1816）哈斯宝为《今古奇观》加译后序时就曾提到他要翻译几本汉文书籍，估计《新译〈红楼梦〉》应在其中。因此《新译〈红楼梦〉》的序写于嘉庆二十四年的记载是可信的。除了序之外，包括读法，总录和四十回回批，笔者认为都是在这一年秋冬之交完成的。序是10月写的，第七回回批中有“秋夜观天”，第十三回回批中有“己卯年秋，我因事去承德府”，第二十九回回批中有“秋日晴爽，敞开北窗”，第三十二回回批中有“有我十月二十日批语”，第三十九回回批中有“冬夜正在灯下批评此书”等语，证实了哈斯宝是在节译《红楼梦》后，一口气写完这些批语的。
那么，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究竟以何种版本为底本呢？这也是需要说清的。早在1979年，亦邻真教授就曾说：“按文字异同看，哈斯宝译文的底本可能是王希廉评本或藤花榭本。”[10]笔者认为，哈斯宝的译文如果不是以程甲本为底，那么就是“藤花榭”版本的可能性大，而不会是王希廉评本。因为王本晚于《新译〈红楼梦〉》译出的年代，嘉庆年间问世的藤本在时间上则与之吻合。根据《新译〈红楼梦〉》体例，它所依据的肯定是一部百二十回本。笔者未曾见清蒙古王府版本，无法予以置评。当年，校勘整理《新译〈红楼梦〉》时，有过一些简单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思考问题。整理归纳那些记录后，笔者认为：（1）哈斯宝所译底本，可能与程伟元辛亥活字本有关，而同乾隆壬子刻本歧异颇多。与之不同的地方恰好是与程甲本、“藤花榭”本、王希廉评本相同。譬如，《新译〈红楼梦〉》第三十四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登记物报单，如程甲本、藤本所作。再譬如，《新译〈红楼梦〉》第二回说贾雨村“性情狡猾，擅改礼仪，外沽清正之名，暗结虎狼之势，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说宁公“生了四个儿子”，说宝玉“如今长了七八岁”，说贾赦“也有二子，次名贾链”，说贾链“今已娶了二年”等文字，都与程乙本不同，而和其他诸本相同。（2）然而，有不少处《新译〈红楼梦〉》与上述诸本也不一致。例如：在第八回作“赏金二千”（而汉文第二十一回作“又另赏钱”）；第十五回作“拿着两盆海棠花”（而汉文第三十七回作“拿着一本字帖儿走来”）；第二十八回作“老太太说了，明儿十一月九日叫宝玉不用上学去呢，在家照旧过消寒会”（而汉文第九十二回作“老太太说了，叫二爷明儿不用上学去呢。明儿请了姨太太来给他解闷”）；第三十三回作“养下菩萨来，头长两角，眼横四目，身长三尺”（而汉文第一○一回作“养下菩萨来，头长三角，眼横四目，身长八尺”）；第三十七回作“金钏儿”“来年”（而汉文第一一六回作“尤三姐”“今年”）；更有甚者，在第四十回里将巧姐嫁给一个姓王的，叫王天合的秀才，而汉文第一百二十回里说“巧姐…… 给家为媳”。类似地方，在《新译〈红楼梦〉》中时有出现。（3）关于《红楼梦》及其人物，哈斯宝的观点同王希廉有明显的对立。《新评绣象红楼梦全传》在评点派中颇有影响，哈斯宝如果见到它却不发一句褒贬之语，那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还有一个哈斯宝生卒年月的问题。说老实话，我们还没有找到说明这个问题的可靠资料。据1816年《今古奇观》译者加的序和1819年《新译〈红楼梦〉》序的信息，哈斯宝当时虽家境尚好，但无官无职，“一直效法笔墨列案的人”。他讨厌“大积大攒”家财如山的生活，他厌恶“恣意受用美食华服，精选粉脂香艳”的人生。他追求的是读书养心，“不失吉时良辰”作一番“译著之业”，为民族文化发展贡献力量。当时他十分沉郁悲凉，内心充满忐忑不安的情绪。《新译〈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回批中，用了一句话，如果将它念成otel-e，就是老的、上年纪的，是长者、老者的意思；如果将它念成utel-e，就是平凡的、普通的，是平民、百姓的意思。笔者认为，在这句话里这两层意思都有，他那时岁数当已超过中年。直到19世纪30年代，还有他的译著出现，说明他这时还能工作。有资料证明，土默特右旗分别在道光十六年（1836）和咸丰二年（1852）重金奖赏全旗年过70岁的老人，包括当年去世的年已古稀的人。在道光十六年（1836）登记注册的土默特札萨克德力格斯冷贝子旗23札兰所属领赏的2021名70岁以上的人员和咸丰二年（1852）登记注册的土默特札萨克曹达那木色登贝子旗23个札兰所属领赏的2170名70岁以上人员名单中都没有出现哈斯宝的名字。假设他活到19世纪30年代中叶，那么在道光十六年（1836）时他还未满70岁。
公元1810年，即清嘉庆十五年，承德府改置热河道都统，辖内蒙古卓索图、昭乌达二盟十六旗，又附锡勒图库伦喇嘛旗共十七个旗。二盟重大事件，皆由都统专奏。皇上庆寿，当然是特大事件了。蒙古王公前去承德祝圣寿是不能马虎的。“己卯年秋，我因事到承德府，适逢嘉庆圣主六十大庆万寿佳节”，是实事。笔者从1809年喀喇沁王爷的往来信件中发现，嘉庆皇帝五十大寿庆祝活动先是在皇宫，后又在承德府举行。9月中旬，清廷达官贵人会集避暑山庄，继续庆贺，并与蒙古王公上山打猎，饱尝野味，玩得很痛快。为祝皇上万寿佳节，卓索图一盟在北京铸造千尊镀金铜佛，9月6日前送往圆明园指定地点。六十大寿，肯定比五十大寿更隆重、更热烈。正如哈斯宝所描写，当时承德府“地方大小官员为祝圣寿，自街西连绵六七里，用木竹席布”，“官民男女老幼群集如云”。而他呢？“我每到一所厅堂，定要看看对联，遇见一座牌楼，总要欣赏题诗”。这足够证明哈斯宝去承德府另有他事，大庆时节只是顺便“看看对联，欣赏题诗”而已。
综上所述，哈斯宝作为历史人物，曾活跃于19世纪蒙古文坛。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位理论家兼翻译家销声匿迹近200年；如今他的卓越的理论贡献和译著勋业，重新被人们所发现、所讨论、所认识。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挖掘探索，还可能会发现更多的有关哈斯宝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