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哈斯宝的被发现

自1973年春至1975年秋，我们用两年半的时间校勘整理、影印出版了蒙文《新译〈红楼梦〉》一套四册^[1]。

在《新译〈 红楼梦〉》校勘整理工作过程中，其译者19世纪蒙古族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伦理学家哈斯宝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关注。这位蒙古族优秀学者的睿智聪慧和他独树一帜的精辟见解，终于重新放出异彩！哈斯宝的被发现，不仅是蒙古族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一件大事，也是蒙汉民族相互学习、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哈斯宝留给我们的文艺理论遗产，丰富了蒙古族文学史的内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件瑰宝。

《新译〈红楼梦〉》的影印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随后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汉译文，也几乎同时与读者见面。《〈新译红楼梦〉回批》的问世，在内蒙古自治区内掀起了研究哈斯宝的热潮；区外红学家也开始关注哈斯宝及其《新译〈红楼梦〉》。早在20世纪70年代红学家郭豫适就写道：“在《红楼梦》评论史上，大量的评论家是汉族，也有一些是满族（如裕瑞），现在要谈的哈斯宝是蒙古族。从《红楼梦》在我国各族人民中的传播以及不同民族的评论家对它的研究，也可以看到我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互相交流的一个侧面。”^[2]时至今日，对哈斯宝文学理论的研究，更加广泛地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兴趣，已远远超出《新译〈红楼梦〉》的评论范围，走向全面系统地研究的新阶段。

在我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外文化交流的领域日益广阔，内容日益丰富多彩，《新译〈红楼梦〉》影印本也走到了域外；加之《光明日报》《内蒙古大学学报》等报刊的介绍和评论，哈斯宝及其《新译〈红楼梦〉》还逐步得到欧美蒙古学专家的注意。英国伦敦学者Bawden、Charles R.1981年发表了题为“The First Systematic Translation of Hong LOU MENG：Hasbuu’s Commented Mongolian Version”的长篇论文，对哈斯宝及其学术成就给予了积极评价。

回顾10多年来的历程，不难看出对哈斯宝及其文学理论的研究，开辟了蒙古学研究的新领域。这表现在：

其一，它开阔了蒙古文论挖掘与研究的新天地。一个民族的文学，主要由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两方面组合而成，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蒙古族学者的理论思维能力，并不贫弱；但由于我们对文化先躯思辨能力缺乏研究，继而影响了蒙古族文学通史的编纂与完善。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才意识到挖掘与研究蒙古文论的重要意义。

其二，它揭开了蒙汉民族文化交流历史的研究序幕。蒙古民族善于吸收外族文化，印度的、波斯的，以及汉、藏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曾影响并丰富了蒙古人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自元朝以后，特别是到了明清之际，许多汉族古典小说和诗词被译成了蒙古文。哈斯宝的时代，就是一个汉译蒙事业高度发展的时代。哈斯宝是一位文学理论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不仅翻译了文学巨著《红楼梦》，也是著名明代话本小说《今古奇观》的译者。他的文学主张和美学思想是在评点曹雪芹《红楼梦》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他对这部伟大著作中的人物塑造和语言艺术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而《红楼梦》对蒙古族古典文学的发展也起过重要作用。从对《〈新译红楼梦〉回批》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哈斯宝美学思想的形成中，中国古典哲学起主导作用。因之，对哈斯宝及其文学理论的研究，势必促进对蒙汉民族历史悠久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文学思想、文化思想相互影响的研究。

其三，它促进了内蒙古自治区内整理校勘文献古籍事业的蓬勃发展。《新译〈红楼梦〉》的校勘整理工作完成后，内蒙古大学蒙语系又着手校勘整理了乾隆年间阿尔纳的《西游记》译本和嘎拉桑的《蒙文注释》，并付诸出版。接着其他科研机构和出版机构陆续整理出版了《封神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蒙文译本。自治区古籍整理工作已经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硕果累累，形势喜人。

其四，它增添了《蒙古族文学史》“哈斯宝”一节的内容。创作家以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评论家以作品为考察对象进行创作，哈斯宝这位作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外出版的《蒙古族文学史》中并无地位。1976年，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蒙语系合编的《蒙古族文学简编》第一次将哈斯宝列为文学史中的一节。这一创举逐渐被文学史家所承认，从此，哈斯宝在蒙古文学史上占有了应有的地位。文学史家们对哈斯宝及其理论贡献的论述，为确认漠南东部蒙古喀喇沁-土默特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