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白话讲史小说

李炳海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主要有“小说”和“讲史”两类，“小说”是讲唱灵怪传奇、神仙妖术、公案胭粉方面的故事；“讲史”则是以古代史书为基础加以敷衍，讲说兴废征战之事。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白话讲史小说，会对它的起源得出全新的认识，并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

先有白话讲史活动，后有白话历史小说，白话讲史小说源于口头讲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言而喻的道理。但是，白话讲史活动是伴随民族融合而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却长期被人们所忽视，因此一直没有找到中国古代白话讲史小说的真正源头。秦汉以后，中国古代较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共有四次，即十六国北朝，唐末五代，金、元时期，清王朝。这几次民族融合，有的长达几百年，短的也在百年以上。民族融合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或入主中原，或统治全国，建立了各自的封建王朝。他们的到来，促进了讲史活动的发展，从而为中国古代白话讲史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进入中土的北方游牧民族都刚刚脱离原始社会，在开始阶段还没有文字，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交换信息，保存历史资料。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拓跋氏居住在漠北时，“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魏书》卷1）。太武帝拓跋焘神麚年间（428～431），才开始设立史官，这距他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已30年。在此之前，鲜卑拓跋氏的历史都是靠口头流传保存下来的。女真族是在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后创立自己的文字，于天辅三年（1115）颁布实行。阿骨打时代以前借用过汉字、契丹字，在未和汉人、契丹发生大规模交往时，“无文字，赋敛科发，刻箭为号，事急者三刻之”（《大金国志》卷39）。他们是以特制的记号传达简单的信息，只有刻写标志，没有成形的文字，以往的历史只能靠口头流传。蒙古、满族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蒙古文字的颁行是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满族创立文字开始于1599年，他们创立本民族文字都是进入民族融合阶段以后，并且迈入了文明社会的大门。北方游牧民族在开始阶段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历史资料，由此形成了他们讲史、听史的习惯，即使在进入中土之后，这种习惯作为历史传统依然继续存在。“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宗翰是女真皇族，他通过寻访遗老，请他们讲述，搜集了许多本民族历史资料。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金史》卷6）。这是由朝廷颁布命令，动员组织人力通过讲史、听史了解祖宗遗事。女真族的这种做法在北方游牧民族那里具有普遍性，他们都把讲史、听史的原始遗风带到了中土。这些游牧民族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掌握本族的过去，同时，由于历史的惯性，他们也用这种方式熟悉汉民族的历史。他们了解历史主要不是靠自己阅读，而是依赖他人讲述；不是借助于书面文字，而是用口语传达。当然，他们采用这种方式熟悉汉族历史，还是由自身的文化素质决定的。民族融合初期，游牧民族的汉化程度不高，直接阅读汉文历史典籍还有困难，这就需要由别人进行讲解。总之，游牧民族口耳相传原始遗风的保留，再加上民族融合中出现的语言文字障碍，使得讲史听史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在游牧民族建立的各个政权中，都设有专门的讲史人员。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开国君主石勒原是羯族小帅，“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之中，常令儒生读《春秋》《史》《汉》诸传而听之”（《太平御览》卷120）。这里所说的读，实际也包括白话讲解。石勒生于农家、长于行武，如果是照本宣科，把《左传》《史记》《汉书》等典籍原原本本地照读，那么他是无法听懂的。据文中记载，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的后代为君，石勒大惊，认为失策。听到张良阻止了这一计划，他又赞叹不已，感到高祖赖有此人。显然，假若儒生不是白话讲解，石勒对历史的了解便不会如此透彻清晰。五代唐明宗李嗣源出身于沙陀族平民，他曾教训儿子李从荣说：他喜欢听儒生讲经义，很能启发心思。《春秋》《左传》等历史著作在古代都被列为经典，李嗣源所说的儒生讲经义，其中就包括白话讲史。他作为将家子弟，乐意听人讲史。蒙古贵族在进入中土之后设有专门的说书秀才，由硕学宿儒充任。焦养直是位儒生，元世祖忽必烈把他从真定路儒学教授超拜典瑞少临，“入侍帷幄，陈说古先帝王政治，帝听之，每忘倦”。忽必烈原来轻视汉高祖刘邦，经焦养直从容开导，元世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由是不薄高帝”（《元史》卷165）。元仁宗为皇太子时，周伯琦曾为他说书。周伯琦是位著名学者，“博学工文章，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元史》卷187）。为蒙古贵族说书的除汉族士人外，还有汉化程度很高的少数民族文人。贯云石又名小云石海涯，畏兀儿人，他文武兼备，是元代著名作家。元英宗为皇太子时，贯云石曾是他的说书秀才。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进入中土的少数民族贵族大多都要聘请儒生讲史，由此不难设想，从事白话讲史的人员在数量上一定是非常可观的。白话讲史，代代有之，但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社会风靡朝野的普遍现象，却是在民族大融合中开始出现的。

如果把民族融合时期的讲史活动和古代的白话讲史小说加以比较，就会看出二者之间极其明显的渊源关系，古代白话讲史小说是由讲史活动发展而来的。

讲史活动并不是泛泛地复述历史，而是根据听讲人的特点和政治上的需要决定宣讲内容，一般多讲有关国家命运的兴衰治乱大事。崔玄伯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重要谋士，“太祖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玄伯陈古人制作之体，及明君贤臣，往代废兴之由，甚合上意”（《魏书》卷24）。崔玄伯向拓跋珪讲述的不全是历史故事，但它占有很大比重。他讲过《汉书》所载娄敬劝汉高祖以鲁元公主远嫁匈奴一事，拓跋珪听过后，嗟叹良久。从此，鲜卑公主大多与周围各少数民族和亲，朝臣子弟虽各族美彦亦不得尚。元仁宗即位前曾身处逆境，出居怀庆，陈颢作为说书秀才随行，“日开陈以古圣贤居艰贞之道”（《元史》卷177）。讲史活动的内容是严肃的，所选取的题材是重大的，古代白话讲史小说也是如此，它“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白话讲史小说名著，都是内容严肃、题材重大。就此而论，伴随民族融合而兴起的讲史活动，为古代白话讲史小说在选材方面做了准备，讲史活动对史料的筛选原则，被白话讲史小说所继承。

民族融合中兴起的讲史听史不是严格意义的艺术活动，但它却产生审美效果。后赵的石勒听讲后既忧且喜，北魏拓跋珪嗟叹良久，元世祖忽必烈则忘掉了疲倦，这都是已经进入审美境界，是讲史所激起的情感体验。相威是元代蒙古贵族，“喜延士大夫听读经史，谕古今治乱。至直臣尽忠，良将制胜，必为之击节称善”（《元史》卷128）。相威是一位易动感情的人，但讲读经史能使他击节称善，说明讲读活动具有审美价值。完者都是元代西域人，定居中土之后，经常听人讲史。“听读史书，闻忠良则喜，遇奸谀则怒。”（《元史》卷131）讲史在完者都内心激起的是善恶感，同时也是审美体验，这和白话讲史小说所产生的效果是相同的。罗烨在谈到艺人讲史时写道：“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醉翁谈录》甲集）这是说艺人讲史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引起听众的共鸣。一者是封建士大夫讲史，一者是民间艺人说书，但它们所产生的效果却基本相同。从社会功用方面来看，讲史活动也是古代白话讲史小说的先驱，前者是后者的准备阶段，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士大夫讲史，还是艺人说唱历史故事，它们所引起的主要是嗟叹或赞赏，从审美角度来说，产生的是崇高感。就此而言，讲史活动又为白话讲史小说奠定了基调，它主要是表现壮美，优美则处于次要地位。另外，从审美效果可以推逆艺术表现手法，既然士大夫讲史使听讲的人击节称善、为之动容，宣讲者一定是饱含情感，绘声绘色，语言通俗，声调动听。所有这一切，又都为艺人讲史提供了艺术上可借鉴的因素。

讲史的士大夫和民间的说书艺人不是隔绝的，而是彼此影响的，有时甚至可以一身而二任。据《梦粱录》载：“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纭，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这位王六大夫先是侍讲幕客，系朝廷官员，后来却成了艺苑中的讲史名家。文中讲的是南宋的事，但由此不难推想，既然民族融合时期有数量众多的官方讲史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社会地位较低的说书秀才，完全有可能成为白话历史小说的讲唱者，这种人才流动现象不会是个别的。所以，讲史活动又为古代白话历史小说做了人才方面的准备。

与民族融合相伴随的讲史活动，是中国古代白话讲史小说的主要渊源，认识这一点对于揭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有重要意义。白话讲史小说是一种通俗的文学样式，开始阶段主要是口头讲唱。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通俗到典雅，由口头到书面。白话讲史小说既然是通俗的、由口头讲唱发端的，照理来说，它的产生应该较之辞赋、骈文等更容易，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古代白话讲史小说在汉魏六朝之前一直没有出现，只是经历了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它才开始萌芽、成长，滥觞于唐，兴盛于宋，成熟于民族大融合的元代。怎样理解这种奇怪的现象呢？只有从民族融合的角度观察问题，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对于曲子词、散曲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已有定论，一致认为它们是各少数民族乐曲传入中土在文学样式上引起的变革，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对于中国古代白话讲史小说，也完全可以断言，它是民族融合中讲史活动蓬勃发展的结果，是讲史活动的派生物。民族融合为白话讲史小说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白话讲史小说的产生、发展经历与民族融合的进程是吻合的。

与民族融合相伴随的讲史活动及白话讲史小说的出现，弥补了中国主体民族的某些先天不足，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和希腊都是文明古国，古希腊很早就产生了不朽的荷马史诗，而中国主体民族文学却迟迟没有出现类似作品。只是当《三国演义》等白话讲史小说巨著问世后，才算真正有了民族的史诗。中国和希腊古代文学在门类上的这种差异，能够从民族文明化的进程上找到答案。荷马史诗公元前9世纪就有希腊人的口头流传，公元前6世纪才写成定本，也就是说，荷马史诗在形成文字材料之前，经历了几百年的口头流传过程，它是古希腊口头文学的结晶。一般来说，古代宏大的史诗都是口头创作的产物，产生这类作品的民族都具有口头讲唱的传统，古希腊荷马史诗是在口头流传中形成的，中国藏族的《格萨尔》史诗也是经由同样途径产生的。中国古代主体民族的早期未能产生宏伟的史诗，这与其口头文学不发达有关。中国至迟在殷商时就已形成完备的文字，这比希腊要早1000多年。由于对文字的依赖，人们便以笔录取代口传，以阅读代替听讲，这本是文明的体现，但由此便过早地抛弃了口耳相传的讲史传统，从而使口头文学无法获得像古希腊那样的发展，宏伟的史诗也就难以产生。古希腊民族是“正常的儿童”，中国古代主体民族则是“早熟的儿童”，中国汉魏以前的文明社会口头文学不够发达，正是“早熟”带来的一种“病症”。随着一次次的民族融合，进入中土的游牧民族带来了浓厚的原始遗风，重新唤起了中国主体民族在口头文学方面的创造力，导致白话讲史小说的出现，也促进了其他各类口头文学的发展。中国主体民族的古代文学，辞赋、骈文等典雅文学产生于前，而变文、白话小说等通俗文学反倒出现于后，其原因盖出于此。

学术界在探讨中国古代白话讲史小说的产生根源时，一般都把它说成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直接源于民间的讲史活动。中国城市经济在战国时就已比较发达，仅齐国临淄就有7万户居民，接近同时期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总人口（40万）。至于两汉的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它们的繁荣程度更非古代西方的都市所能比拟，较之唐、宋的都会也不逊色。然而，作为俗文学的白话讲史小说没有在秦汉时期的都会产生，这说明，仅从城市经济繁荣方面来解释白话讲史小说的出现是缺乏说服力的，大量的反面证据就能推翻这个结论。只是到了民族大融合时期，繁荣的都市才成为各种通俗文学滋生的场所。另外，民间的讲史活动自古有之，并且从来没有中断过，为什么南北朝之前民间讲史没有产生白话讲史小说，而要到唐宋时期才出现这一文学样式？这也只有从民族融合中才能找到答案。如果不是民族融合所产生的巨大动力，仅是原来的民间讲史便不足以产生崭新的文学样式，至少要推迟它问世的时间。当然，民间久已存在的讲史活动是白话讲史小说的渊源之一，对它的作用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但不能只强调“民间”的一面，而对“民族”的方面却完全忽视，二者是相辅相成，有时甚至是难解难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