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藏族早期长篇小说的这些基本特点与其形成前的藏族艺术种类和形式有着直接关系。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容量很大的艺术品种，在它形成时自然要吸收前人的艺术成果，借鉴各类已经成熟、发达的艺术形式，再造、升华，形成新的生命，如同世界上没有凭空诞生的生命，世界上也没有凭空产生的艺术。
1.思想内容方面的影响
从远古藏人的原始信仰到苯教的产生，藏民族经过了漫长的思想发展历程。在佛教传入前，以苯教文化为代表的藏族文化已经形成，其理论内涵成为后世藏族文化的思想基础，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藏土，这一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流向受到了以佛教为主体的印度思想文化的强烈冲击，以苯教文化为代表的藏族本土文化，与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进行了殊死的斗争，这一斗争持续了数百年——结束了藏人的黄金岁月——统一而强大的吐蕃王朝时代，藏人的思想流向也顺之拐了弯，体系庞大、严密完整的佛教思想主宰了雪域藏人思想的涌动。此时的藏族社会有两大特点。
其一，小邦割据。吐蕃王朝解体后，即出现王室之后割据混战的局面，主要的有拉萨、阿里、亚泽、雅隆觉阿四大王系，这些王系随着时代的行进又有分支，如雅隆觉阿王系斡德之后在今青海建立地方政权成为宗喀王（角厮罗），除此之外，一些贵族、部落头人等也各霸一方，各自称王，形成大大小小不相统属的地方割据势力，《勋努达美》中所说的三个小邦国之间的纠葛，即为这种小邦割据生活的反映，从一些历史资料看，小邦之间的斗争也是频繁而激烈的。
其二，教派林立。佛教诸教派的形成主要是在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后至15世纪格鲁派的诞生，经过了漫长的历程：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基本在11世纪，内部分四大派八小派的噶举派产生于12世纪，林立的教派，教派之间的竞争和斗争，对佛教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它从原为吐蕃宫廷的尤物，步入民间，进入藏人的心灵世界，使藏人的宗教信仰逐步生活化，构成了桑烟缭绕的特殊的雪域气氛。
瞿秋白说：“……然而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没有因文学的变更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社会的，因为社会的不安、人生的痛苦而有悲观的文学，譬如人因为伤感而哭泣，文学家的笔就是人类的情感所寄之处。”[1]藏族长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便是藏区这种现实的写照，它的思想内容和生活内容是统一的，从一些具体实例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例一，《郑宛达娃》在其共九章的故事中，虽然主要讲王室内部的斗争，但故事的背景和人物活动的舞台却设在了印度婆罗那斯国，其中的正面人物也都是崇信佛法的，王后玛德玛哈尼自幼就投师于智麦班登喇嘛，虔信佛法，她的儿子王子曲吉尕哇也自幼对佛虔诚崇拜。若佛教不在藏区占主导地位，正面形象的崇佛现象就不一定会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王后病逝后，奸臣严谢父子阴谋篡位。一日，拉尕阿那王子将自己的灵魂迁入两只杜鹃的体内，飞到河对岸去游玩赏景，而早有预谋的拉尕阿那却悄悄溜回，把自己的灵魂迁入王子的躯体之内，再将自己的躯体投入河中，谎称拉尕阿那已死，尸体已被河水冲走，从而窃居了王位。没有佛教的“迁识夺舍”法和灵魂观念，构织这类故事就不那么容易，因为此类故事也必须以社会信仰和宗教观念做基础。佛教的这一法术认为，一灵魂去占据另一灵魂的原有躯体是可以的，但灵魂本身却难以变更，窃取了王子躯体的拉尕阿那的灵魂仍然是丑恶的、残忍的，“王子”德性的这种变化引起了王子夫人的怀疑，最后终于侦知了王子被害的真实情况，奸臣的阴谋被揭露。智麦班登喇嘛仍以“迁识夺舍”法将王子的灵魂迁入自己的躯体之内，善良战胜了邪恶，倘若抽去了佛教的这些基本观念，《郑宛达娃》的故事便是另一种风貌了。
例二，《勋努达美》的故事主要是讲爱情的，而社会存在让它在谈情说爱时也忘不了谈佛，可以说爱情和爱佛是同步进行的，才仁旺阶在“卷首诗”中说：
用长诗短句来描写发财欲和解脱。
睿智的明镜映出人间的知识之影，
请吉祥光辉的文殊菩萨垂怜保佑。
灵感给文章带来取之不尽的宝藏，
请转法轮时的妙音天女演奏仙乐。
怀着满腔热忱紧合双掌高声祈祷，
请慷慨仁慈地赐给我智慧和勇气。
如果聪慧的天神肯大发慈悲指点，
那么蠢材也能够谈出深奥的格言。
为了在这里显示伟大的四部功德，
用长诗短句来描写法财欲和解脱。
爱情观毕竟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作家精神世界中有绝对地位，因而他的最终、最高理想仍然为佛的解脱之道，作家在后记中再次写道，他采用诗文并茂的体裁、形式整齐的诗词和流畅的散文，是以看破红尘和万物皆空为引子，“中心内容是突出佛法和解脱”。时代在他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也是在自己心灵的桑烟中孕育长篇小说这一生命的。
2.艺术形式方面的影响
前世文学对藏族早期长篇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说唱体文学上。说唱体文学最初主要是民间的讲唱文学，而这一形式对后世作家文学的影响很大，至今藏区的文学表现形式中除了诗歌以外便数此一形式为多，而此一形式的缘起很少有人进行深入探讨。私下闲聊，有同志以为此一形式可能来自宣讲佛经，我看不一定，它的来源至少有三个方面。
（1）诗歌。诗歌这一文学形式非常古老，从目前接触的材料看，藏族诗歌的缘起同样十分早，像《什巴问答歌》《创世歌》等或都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2]。这些至今在藏族民间仍有生命力的古歌，大多采用唱的形式，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是一种类型的诗歌，即只唱不说的诗歌。另一种类型的诗歌是且唱且说的，我们可以从敦煌文献中找到不少实例，尤其是“赞普传记”部分多采用这种手法，只是说多于唱而已。敦煌文献中的诗歌多为抒情性的，散文部分则是叙述性的。史前时期的诗歌和吐蕃王朝时期的诗歌中宗教的影响很小，人为宗教的印迹更少。
早期的这种清新明快的诗歌随着佛教渗入文学领域而受到冷落。取而代之者有两种，一为道歌——一种通过诗歌宣讲佛理的形式，尤以米拉日巴（1040～1123）的道歌最为著名，他采用百姓所熟悉的可以演唱的鲁体民歌形式宣传佛教教义，后世文人倍加崇仰，纷纷效法，自成一流派。显然，《勋努达美》的作者是熟知这些文学名著的。道歌中也有散文成分，米拉日巴的诗歌代表了教派形成期藏族诗歌的最高成就。二为诗歌理论的影响——主要是《诗镜》的影响，自从13世纪初萨迦班智达贡噶坚参（1182～1251）在《学者入门》中介绍了《诗镜》的基本内容，1277年雄敦·多吉坚参将全文译成藏文，《诗镜》的理论和形式，风靡藏境凡数百年，不少藏族学者为其加注、疏释，从才仁旺阶的行文看，他不但熟悉《诗镜》写作诸法，而且尽力仿效，用词典雅，并多用佛教术语和梵文译音。一般读者较难理解。
（2）讲唱文学。跟古老的诗歌一样，藏族的讲唱文学也是非常古老的，最富代表性的是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它同时被称为藏族的百科全书，哲学、思想、宗教、民情风俗姑且不论，就吸收体裁的特点看，它吸收了藏族优美动人的古代神话，丰富多彩的传说、故事，以及生动活泼的歌谣、谚语等之精华，且唱且讲，韵白相间，妙不可言。尽管大多数专家认为这一史诗产生的年代较晚，有的甚至认为它产生于公元十六七世纪，而我以为它的产生年代很早，与部落战争有着直接关系[3]，并对此深信不疑。由于资料有限，我们很难提供藏族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才仁旺阶受这一史诗影响的材料。但历史地看，他接受、借鉴这一史诗的客观条件是存在的，因为自12世纪至14世纪的藏文历史著作如《柱下遗教》《莲花生传》《吐蕃王统世系明鉴》等书中就有关于格萨尔王的记载，到十六七世纪《格萨尔王传》已家喻户晓，作为文学大家的才仁旺阶焉能不知？《格萨尔王传》是以诗为主，间以散文，《勋努达美》与之无二。我们可举一例来说明史诗与长篇在韵白相间这一形式上的一致性。
《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
三个姑娘在河里也实在没办法，过也过不去，回也回不来，看着快要淹死了。这时，珠牡想道：三妹的话也有道理，台贝达朗人虽穷，却是头额宽广，仪态非凡，是个好男儿，于是便唱道：
穷孩子台贝达朗呵，
请你再听我说几句！
你要是有羊牛，
我给你放牧去。
你要是有奶牛，
我给你挤奶去。
你要是有家呀，
我给你打扫收拾去。
请你让我们三妞妹，
平安渡过对岸去！
台贝达朗应声道：
大妞这句话：
要坚如金刚不变易。
我台贝达朗也不是小孩子：
一百也不是小数字！
说罢，便站起身来回家去了。
叙事时用散文，人物对话时用韵文。
《勋努达美》（汤池安译文）：
大臣们糊糊涂涂，心中不悦，羞愧无言，一个个垂肩低视，默想对策，仓白罗登大臣直言不讳，启奏道：
光辉永照不衰赛智才慧深藏，
心地纯洁如同明月的国王呵，
中了邓门歪道可就非同小可，
犹似下弦月愈来愈昏暗不明，
谎言就像毒汁能够迷人心窍，
挣扎在歧途那就后悔莫及。
国王根本听不进这些道理，说道：
佛菩萨有无穷法力，
恶魔却要触犯天条。
聪明人的所作所为，
蠢大臣却心怀不满。
我做事情自有高见，
不听信你们的胡说，
因此不要多嘴多舌，
为何还要上奏不休？！
国王责骂得十分厉害，宣称要严加惩罚，竟然下令把仓白罗登削为平民，其他大臣只好把那些真心实话、正直忠诚和善良的秉性，像残汤剩饭似的扔掉了。
《勋努达美》与《格萨尔王传》的表现形式完全一样，也是叙事为散文，对话用韵文，当然，韵、白的运用无论在此二者中或是在其他的说唱体文学作品中都是非常丰富的，并不仅仅用于对话方面。
（3）传记文学。传记文学在藏族文学中占有很大比重，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都很高，可惜这部分珍贵的遗产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对它的整理、研究、开掘还很不够，但这并不妨碍它巨大的社会影响，像《莲花生大师传》《玛尔巴译师传》《米拉日巴传》等脍炙人口的传记文学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有些甚至被译为数国文字而流传国外。据有关资料显示，这种传记有四五百部之多（主要是一些高僧的传记），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出现，它的结构方式和对人物的评述方式或隐或显地对长篇小说产生影响。像《勋努达美》作者才仁旺阶同时又是一个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写有著名的《颇罗鼎传》《噶伦传》两部传记作品，从才仁旺阶的传记作品看，作家十分重视人物个性的塑造。如在《颇罗鼎传》中对19世纪西藏政坛的风云人物颇罗鼎的刻画可说是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从讲故事到写人的内在和外在性格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飞跃，而藏族传记文学中是有这个优良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