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稍嫌薄弱的散文批评
“文学散文”的确立——命名“杂感文”——讨论“语丝文体”——“美文”的倡导——关注散文的源流
在中国古代，“文”的概念是非常庞杂的。“五四”时期，新文学阵营受西方文学分类的影响，逐渐确立了狭义的文学散文观念。较早提出“文学散文”概念并将其与“文章”加以区别的是刘半农。他在《我之文学改良观》[89]中区分了“文学”与“文字”，他认为，各种科学论文“系文字而非文学”，新闻通讯，如“普通纪事可用文字，描写人情风俗当用文学”，政教实业之评论，如“发表意见用文字，推测其安危祸福用文学”，官署之文牍告令，“什九宜用文字而不宜用文学”，私人之日记信札，一般均宜用文字，但如游历之日记，如美国富兰克林与英国议员司屈拉亭之绝交书等或可入文学之列；至于历史传记，则视其具体情况可定。稍后，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里，明确地将散文看作“英文的essay一流”，并进而将散文同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确立为文学的四大门类之一。
在1917～1927年间，散文的创作是非常发达的，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胡适、朱自清、冰心、林语堂等人都创作了大量散文。相对于创作的丰富，批评则稍嫌薄弱，但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注意并命名了“杂（感）文”。
1918年，《新青年》杂志开辟“随感录”专栏，促进了杂文的兴起。此后，《每周评论》《民国日报》等报纸杂志，也相继开辟《随感录》专栏，推波助澜，使此种文体兴盛起来。批评界很快关注到这一现象。
1919年5月，傅斯年在《新潮》1卷5号上发表《随感录》一文，他把文章（按：即散文）分为“外发”和“内涵”两种。傅斯年提倡“内涵”的散文，他认为：“外发的文章很容易看，很容易忘；内涵的文章不容易看，不容易忘。中国人做文章，只知道外发，不知道内涵；乃祖乃宗做过许多代的八股和策论，后代有遗传性的关系，实在难得领略有内涵滋味的文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注意到鲁迅的杂文，认为鲁迅的杂文属于内涵的文章，“不容易看，也不容易忘”。傅斯年指出：“《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按：唐俟即鲁迅，傅斯年当时不知道）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我固不能说他们的文章就是逼真托尔斯泰、尼采的调头，北欧、中欧式的文学，然而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至于有人不能领略他的意思和文辞，是当然不足怪。”[90]
孙伏园将这种“内涵”的散文命名为“杂感文”。他认为：“副刊上的文字，就其入人最深一点而论，宜莫过于杂感了。即再推广些论，近几年中国青年思想界稍呈一点活动的现象，也无非是杂感式一类文字的功劳。杂感优于论文，因为它比论文更简洁，更明了；杂感优于文艺作品，因为文艺作品尚描写不尚批评，贵有结构而不务直接，每不为普通人所了解，杂感不必像论文的条畅，一千字以上的杂感就似乎不足贵了；杂感虽没有文艺作品的细腻描写与精严结构，但自有他的简洁明了和真切等的文艺价值——杂感也是一种的文艺。看了杂感的这种种特点，觉得几年来已经影响于青年思想界的，以及那些影响还未深切著名的一切作品，都有永久保存的价值。”[91]“杂感文”这一命名因更贴切，很快取代了傅斯年的“内涵文章”，后来又被简称为“杂感”“杂文”。
关于杂文的价值，鲁迅给予充分肯定：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92]
杂文一般发表在报纸副刊上，各个报纸副刊上的杂文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林语堂这样描述几家刊物的特色：“温文尔雅，《语丝》也；激昂慷慨，《猛进》也；穿大棉鞋带厚眼镜者，《现代评论》也。”[93]其中特色最鲜明的当属《语丝》。《语丝》“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94]，因此出现了关于“语丝体”的讨论。
讨论是由孙伏园引起的。他在《语丝》第52期上发表《〈语丝〉的文体》[95]，孙伏园作为一个编辑，注意到《语丝》上杂文的共同风格，并上升到“体”上予以总结，但是，对于“《语丝》文体”究竟有何特征，孙伏园没有展开论述。孙伏园的文章引起了语丝社同人的注意，周作人发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96]，对“语丝体”进行了概括，他认为《语丝》只是“我们这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东西”“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林语堂又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97]，对周作人的观点作了补充说明。林语堂强调语丝“不说别人的话”，不追求“中和稳健”，不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提倡骂人、特别是有艺术的骂人。林语堂对“语丝文体”的这些补充说明，很好地概括了《语丝》的文风。
除了《语丝》，批评界还关注到《莽原》中的杂文风格。冬芬（董秋芳）把《莽原》杂志比作思想界的“梁山泊”，他以形象的笔法描绘《莽原》的风格：“有几个带着多少呆气的青年叛徒，揭起竹竿，举起投枪，对于伶俐地领着柔顺的一大群绵羊的聪明人，即是在虚伪、卑贱、微弱和欺诈的中国国民性里面抬头的聪明人，也即是以保守为稳健，以中庸为达道，以泥古为博学，以圆到为得体的聪明人，起了一个大大的反动，或说是打的他们落花流水，最好是斩草除根。”还特别举出林语堂的《祝土匪》、鲁迅的《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等文章，认为“有了这样的思想文字，似乎才可以说带着呆气的青年叛徒或如语堂先生所说的土匪傻子，对于一般聪明人起一个大大的反动，还有进一步打的他们‘落花流水’或‘斩草除根’的希望呢。我不禁要喊一声《莽原》万岁”。[98]
对于杂文特征和不同风格的讨论，既是当时散文批评的重要思想成果，也为后来现代散文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奠定了深入研究的基础。
二是对“美文”的提倡和谈论。
1921年6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美文》。周作人指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为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周作人又强调，创作美文时“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提出了散文“以个人为本位”的创作论。
“美文”之外，还有批评家提倡“纯散文”“随笔”和“絮语散文”。1923年，王统照发表《纯散文》[99]，提出了“纯散文”的观点，他认为，“纯散文”虽然“没有诗歌那样的神趣，没有短篇小说那样的风格与事实，又缺少戏剧的结构”，但能“使人阅之自生美感”。1925年，鲁迅翻译出版了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著作《出了象牙之塔》，介绍了厨川白村的“Essay”（随笔）定义：“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题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厨川白村还说：“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100]1926年，胡梦华发表《絮语散文》[101]，提出“絮语散文”概念，他认为，从一篇絮语散文里，“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纯散文”“随笔”“絮语散文”，其实质与周作人提出的“美文”相差无几，但不如“美文”这一名称亮丽醒目，固不如“美文”这一名称传播久远。
在批评家的倡导下，不少作者都在尝试创作“美文”，如周作人、朱自清、冰心等作家。批评家对散文创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的。1922年，胡适撰《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02]，结尾处提到“五四”新文学各体裁的成就，其中对散文的发展最有信心：“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美文”创作的成绩，尤以首倡者周作人最为显著。1926年，朱光潜评论周作人的散文集《雨天的书》时指出：“这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朱光潜还认为：“在现代中国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得出第二个人能够做出清淡的小品文字。”[103]
三是开启散文源流研究。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论述了自1872年《申报》问世以后，散文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
胡适把古文分成四派。一是严复、林纾的翻译的文章，二是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议论文章，三是章炳麟的述学文章，四是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胡适认为，前四派都可以叫做“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胡适并且论述了这四派对现代白话散文的影响：“故章炳麟的古文，在四派之中自然是最古雅的了，只落得个及身而绝，没有传人。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在当日虽然勉强供应了一时的要求，究竟不能支持下去。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便是这一派的最高作品，但在适用一方面他们都大失败了，失败之后，他们便成了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文章，应用的程度要算很高了，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要算很大了，但这一派的末流，不免有浮浅的铺张，无谓的堆砌，往往惹人生厌。章士钊一派是从严复章炳麟两派变化出来的，他们注重论理，注重文法，既能谨严，又颇能委婉，颇可以补救梁派的缺点。甲寅派的政论文在民国初年几乎成一个重要文派。但这一派的文字，既不容易做，又不能通俗，在实用的方面，仍旧不能不归于失败。因此，这一派的健将，如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后来也都成了白话散文的作者。”胡适的这些论述虽然还未涉及“五四”新散文，但开启了后来有关现代散文的源流研究。
概而言之，在1917～1927年，散文创作非常丰富，但散文批评与散文创作的实绩之间还存在着不平衡。这一时期的散文批评虽然也有一定的成绩，但不如新诗批评那样热烈，也不如小说批评那样繁荣，也没有像话剧批评那样产出史论性质的长篇大论。散文批评的发达，是在20世纪30年代。
[1] 《新青年》4卷1期，1918年1月。
[2] 胡适：《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
[3] 《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专号，1919年10月10日。
[4]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第2页。
[5] 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第49页。
[6] 郁达夫：《〈女神〉之生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8月2日。
[7] 胡适：《评新诗集（一）·康白情的〈草儿〉》，《读书杂志》第1期，1922年9月3日。
[8] 《胡适的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5，第287页。
[9] 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
[10] 周作人：《新诗》，《晨报副刊》，1921年6月9日。
[11] 《创造周报》第5号，1923年6月10日。
[12] 朱自清：《〈冬夜〉序》，收入俞平伯《冬夜》，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
[13] 鲁迅：《致傅斯年信》，《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
[14] 俞平伯：《与新潮社诸兄谈诗》，《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
[15] 梁实秋：《读〈诗的进化的还原论〉》，《晨报副刊》，1922年5月27日。
[16] 梁实秋：《〈草儿〉评论》，收入《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第6～19页。
[17] 周作人：《情诗》，《晨报副刊》，1922年10月12日。
[18] 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10月24日。
[19]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10月30日。
[20] 《晨报副刊》，1922年11月1日。
[21] 《晨报副刊》，1922年11月9日。
[22] 《晨报副刊》，1922年11月17日。
[23] 仲密（周作人）：《论小诗》，《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6月29日。
[24] 任钧：《新诗话》，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8，第56页。
[25] 化鲁（胡愈之）：《繁星》，《文学旬刊》73期，1923年5月12日。
[26] 佩弦（朱自清）：《短诗与长诗》，《诗》1卷4号，1922年4月。
[27] 郑伯奇：《新文学之警钟》，《创造周报》31号，1923年12月9日。
[28] 闻一多：《泰戈尔批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年12月3日。
[29] 梁实秋：《“繁星”与“春水”》，《创造周报》第12号，1923年7月。
[30] 《创造周报》第1号，1923年5月13日。
[31] 《晨报副刊》连载，1926年3月25日、27日、29日。
[32] 收入《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127页。
[33] 收入《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162页。
[34] 《晨报副刊》，1926年5月13日。
[35] 《现代评论》3卷72期，1926年4月24日。
[36] 饶孟侃：《感伤主义与创造社》，《晨报副刊》，1926年6月10日。
[37] 朱湘：《新诗评（一）尝试集》，《晨报副刊》，1926年4月1日。
[38] 朱湘：《评闻君一多的诗》，《小说月报》17卷5号，1926年5月。
[39] 朱湘：《评徐君志摩的诗》，《小说月报》17卷1号，1926年1月。
[40] 周作人：《〈扬鞭集〉序》，收入周作人《谈龙集》，上海开明书店，1927，第68～69页。
[41] 李金发：《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收入李金发《异国情调》，商务印书馆，1942，第35页。
[42] 《一般》1卷4期，1926年12月。
[43] 郑伯奇：《〈圣母像前〉底感想》，《洪水》3卷32期，1927年5月。
[44] 《新青年》4卷5号，1918年5月。
[45]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5卷1号，1918年7月。
[46] 胡适：《〈短篇小说〉译者自序》，收入《短篇小说第一集》（胡适译），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
[47] 《申报》连载，1921年2月27日、3月6日。
[48] 静观：《读〈晨报小说〉第一集》，《文学旬刊》第2号，1921年5月20日。
[49] 茅盾：《社会背景与创作》，《小说月报》12卷7号，1921年7月。
[50] 《小说月报》12卷8号，1921年8月。
[51] 茅盾：《创作坛杂评：一般的倾向》，《文学旬刊》33期，1922年4月1日。
[52] 茅盾：《创作的前途》，《小说月报》12卷7号，1921年7月。
[53] 茅盾：《落华生小说〈换巢鸾凤〉附注》，《小说月报》12卷5号，1921年5月。
[54] 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12卷8号，1921年8月。
[55] 茅盾：《对〈沉沦〉和〈阿Q正传〉的讨论——复谭国棠》，《小说月报》13卷2号，1922年2月。
[56] 茅盾：《读〈呐喊〉》，《文学周报》91期，1923年10月8日。
[57] 《最后一页》，《小说月报》13卷2号，1922年2月。
[58] 成仿吾：《〈命命鸟〉的批评》，《创造季刊》2卷1期，1923年5月。
[59] 成仿吾：《〈一叶〉的评论》，《创造季刊》2卷1期，1923年5月。
[60] 成仿吾：《〈残春〉的批评》，《创造季刊》1卷4期，1923年2月。
[61] 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创造季刊》1卷4期，1923年2月。
[62] 成仿吾：《〈命命鸟〉的批评》，《创造季刊》2卷1期，1923年5月。
[63] 梁宗岱：《杂感》，《文学周报》84期，1923年8月20日。
[64]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副刊》连载，1926年3月25日、27日、29日。
[65] 《新青年》5卷4号，1918年10月。
[66] 郑振铎：《光明运动的开始》，《戏剧》1卷3号。1921年7月。
[67] 陈大悲：《〈编剧的技术〉绪言》，《戏剧》2卷1期，1922年1月。
[68] 半梅：《读大悲的剧本》，北京《实话》报1921年3月22日。
[69] 《小说月报》12卷4号，1921年4月。
[70] 半梅：《读大悲的剧本》，北京《实话》报1921年3月22日。
[71] 《晨报副刊》，1921年10月19日。
[72] 《晨报副刊》，1921年12月7日。
[73] 《晨报副刊》，1921年12月10日。
[74] 半梅：《读大悲的剧本》，北京《实话》报1921年3月22日。
[75] 涵庐（高一涵）：《涵庐剧评〈一念差〉》，《每周评论》第2号，1918年12月29日。
[76] 胡适：《论译戏剧——答T·E·C等》，《新青年》6卷3号，1919年3月。
[77] 邓拙园：《评梅女士的〈这是谁的罪？〉》，《晨报副刊》，1922年4月8日。
[78] 郑伯奇：《新文学之警钟》，《创造周报》31号，1923年12月9日。
[79] 《小说月报》12卷4号，1921年4月。
[80] 此文连载于《文艺周刊》40、42、43、44期，1924年7月1日～7月29日。
[81] 宋春舫：《中国新剧剧本之商榷》，收入《宋春舫论剧》第1集，中华书局，1923，第267～274页。
[82] 《京报副刊》，1925年4月18日。
[83] 《晨报副刊》连载，1925年3月9日、10日、11日。
[84] 闻一多：《戏剧的歧途》，《晨报副刊·剧刊》，1926年6月24日。
[85] 余上沅：《国剧运动·序》，新月书店，1927。
[86] 余上沅：《国剧运动·序》，新月书店，1927。
[87] 余上沅：《国剧》，转引自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第77页。
[88] 此文从1926年12月5日在《狂飙》上分五次连载，分别刊在第9、10、14、15、16期，到1927年1月23日载完，后又结集于1928年4月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89] 《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
[90] 傅斯年：《随感录（四）》，《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
[91] 孙伏园：《杂感第一集》，《晨报副刊》，1923年4月5日。
[92] 鲁迅：《华盖集题记》，收入鲁迅杂文集《华盖集》，北新书局，1926。
[93] 语堂：《给玄同的信》，《语丝》23期，1925年4月20日。
[94] 《〈语丝〉发刊词》，《语丝》第1期，1924年11月17日。
[95] 孙伏园：《语丝的文体》，《语丝》52期，1925年11月9日。
[96] 《语丝》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
[97] 《语丝》第57期，1925年12月14日。
[98] 《读过〈莽原〉》，《京报副刊》，1926年3月6日。
[99] 《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3号，1923年6月21日。
[100] 《鲁迅全集》第13卷，上海光华书店，民国三十七年，第164～165页。
[101] 《小说月报》17卷3号，1926年3月。
[102] 《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1923年2月。
[103] 朱光潜：《雨天的书》，《一般》1卷3期，192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