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学史编纂的准备

第一节 罗家伦的《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

近代以来文学时期的划分——分析新文学兴起的原因——两点贡献

1920年9月，罗家伦在《新潮》2卷5号发表长文《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从文学思想变迁的角度描述了新文学的发生历史。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最早的一篇“新文学发生史”，为此后的新文学史编纂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罗家伦认为：“文学的思想最足以代表时代的精神，因为文学的思想，也决不是无缘无故生出来的，必定有种人类的生活，做他的背景。”从这一思路出发，罗家伦将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学划分为四个时代，分别描述了这四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特点和文学基本特征。

一是鸦片战争之后国人观念仍未真正开放的“闭关时代”。“当时大家个个都把中国看得非常之伟大神圣，以为无以复加，其余的外国，都是蛮夷之邦，在‘要服荒服’之列，应当‘来贡来王’”，这种心理酝酿成一种“华夷文学”。二是洋务运动及维新变法前期的“兵工时代”。当时的文章，都要简练揣摩，盘弓跃马，以为必须如此方“可以说当时之主”，风尚相趋，遂成“策士文学”。这类纵横捭阖的腔调，在梁任公所办的“时务报”“新民丛报”里，更可谓集大成。三是立宪时期及民国初年的“政法路矿时代”。在这个时代孕育出了“逻辑文学”。“逻辑文学”的代表人物，一是章太炎，他研究印度的“因明学”，一是严几道，他翻译西洋的名学，集大成者则是章行严先生。“逻辑文学”，其论调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的浮泛气，而且文字的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之“文化运动时代”。人们觉悟到以政治的势力改革政治是没有用的，必须从改革社会着手，改革社会必须从改革思想着手，改革思想必须有表现正确思想的工具，而表现批评人生最自然的莫过于国语，记载思想最正确的也莫过于国语，于是“国语文学”应着时代的要求生出来，并弥漫全国。

罗家伦落笔的侧重点在“文化运动时代”及“国语文学”，罗家伦将前三个时代的时势和文学作为论证第四个时代出现的必然性的铺垫，在论及第四个时代时，直接强调“是进化的潮流所趋，不得不走这条路的”，这无疑是“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念具体的显现。在新文学研究中，罗家伦第一次运用进化论来解释新文学的兴起。

在论及第四个时代时，罗家伦这样分析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发生的原因：

“第一是由于经济生活的改变”“因为西洋的工业制度输入过来，使人民的生活，从手工的进而为机械的，家庭的工作原来不能与工厂的工作相抗衡，况加之以西洋的资本挟雷霆万钧之力而东下。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死守不弃的家族制度，至此遂一律动摇。家族制度动摇，大家的生活状况也跟着动摇，于是不能不去想种种改造的方法”。

“第二是由于世界大战的影响”“军国主义打破，旧式的政治组织破产，于是感觉最钝的中国人，至此也觉得仅仅学西洋的富国强兵，政治法律是没有用的，是对于人类幸福没有关系的，将来真正文明的枢纽，还在乎社会制度的改造。于是乎谈政议法的声浪稍衰，而社会改造的声浪大盛。这种转变，颇能促起人类对于人生问题的觉悟，而打破机械生涯的束缚，偶像的推倒，实在是思想上一层重要的解放呵！”

“第三是由于国内政治的失望”，民国成立以来，内乱频仍，人民对于政治失望至极，“于是想到以社会的力量，去改革政治。大战的影响，是以外力促醒社会的观念；内乱的结果，是以内力促醒社会的观念。有这两种社会的发现，于是‘五四’、‘六三’两个运动，勃然兴起”“热心社会事业的人一方面感受自己的思想不够用，一方面觉得社会上普通的思想不改革，社会是不会改革的；于是从改造社会的问题，进而为思想革命的问题。文学革命的发动虽然稍早，但是动机也是由此而生；‘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之所以骤然推广，也是这个道理”。

“第四是由于学术的接触渐进”“一方面是因为交通日密，一方面就由于留学生的加多了”“中国近年来留学生回国的渐多，虽然莫名其妙的占十之八九，而有比较眼光的，究竟不能说是没有人，至于社会的人道的观念，以法国带回的成分居多，而实际的科学的态度，以美国带回来的成分居多。二者结合，而新文艺的思想遂以发辉灿烂。所以首倡文学革命的不在研钻故纸的老先生，而在乎兼通西籍的新学者，也就可以知道这真正的理由”。

罗氏所列举的四点原因，多是强调社会变动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作用，有着朴素的唯物论色彩。这种唯物论的解释，有高屋建瓴之势，比较充分地说明了新文学诞生的社会原因。

具体到文学革命中诞生的“国语文学”，罗氏认为，“国语文学”的起因有两点。一方面是出于对“非人”的旧文学的反拨；另一方面是由于寻求能充分表现人生的“新文学的材料和途径”。罗氏认为：有这两种关系，所以新文学的勃兴，乃是人生觉悟后应乎时势所万不能免的。罗氏结合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文学革命的特质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称“思想革命是文学革命的精神，文学革命是思想革命的工具”，二者都是为满足“人的生活”的。罗氏认为，世界的进化是从神的时代进到物的时代，从物的时代进到人的时代。文学界也不能不受这种潮流的影响。

罗家伦对新文学也有着清醒的估计，他认为新文学面临着危机：“我想我们的文学革命的精神，是和思想革命分不开的。所以中国早就有了白话文，而不能算是文学革命。但是现在文学革命起后的所谓新文学中，几乎没有几处不带着中国旧思想的彩色。”罗家伦认为，新文学应彻底完成思想革命，摆脱传统的束缚。这一观点体现了罗家伦激进的立场。

概而言之，罗家伦此文有两大特征：一是运用进化论来解释中国近代文学的演变；二是用唯物论来解释新文学诞生的原因。前者开创了进化论文学史观的先河，后者开创了唯物论文学史观的先河，两者都对后来的新文学史编纂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