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播州，贵州遵义古地名，历史久远，古为夜郎东南隅，汉代属牂牁郡。唐贞观九年（636）置郎州，十三年（649）改称播州。宋时置播州安抚司，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为宣抚司，明洪武五年（1372）升为播州宣慰司。播州的辖地范围多有变化，唐代的播州仅辖及今贵州乌江以北的部分区域，大致包括今贵州省遵义市的汇川区、遵义县、桐梓县及绥阳县的部分地域。后在历代杨氏土司的经营下，辖地范围大为拓展，极盛时期其领地南齐乌江，北至重庆，左抵合江、泸州，右临渝鄂交界之夔州石砫，大致包括今贵州省遵义市，毕节市的金沙，黔东南州的黄平、凯里，黔南州的瓮安、福泉和重庆市的綦江、南川等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朝廷发动平播战争，延续七百余年的播州土司灰飞烟灭。万历二十九年（1601）朝廷在播州实行改土归流，将播州分置遵义府和平越府，分属川黔。清朝沿用遵义府设置，雍正七年将其隶属贵州。“播州”这一历史地名称谓始于唐而终于明，存在962年。
播州地处川黔要冲，西通巴蜀，东连两湖，地理位置优越。境内地形多样，有大山、丘陵、草甸、河谷、平坝、河流，大娄山脉从东北走向西南，蜿蜒起伏，山势嵯峨，高峰插云。境内河流纵横，赤水河和乌江是其中两大河流，浇灌着两岸的土地，为播州百姓带来收获和希望。播州气候湿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宜人宜居。正是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播州的历史和文明得以孕育并历经千年而绵延不绝。
播州的历史是随着中原王朝更迭而循序发展的，随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播州民族文化也从原始走向开化、走向成熟。尽管前进的步伐时快时慢，播州民族文化一直保持着延续性。因此，黔北人常常为拥有“千年播州”文化而自豪。
一
播州各民族在独特的地域环境中创造了多彩绚丽的民族文化。播州民族文化构成上呈现非汉文化的色彩，在非汉文化中，又呈现明显的仡佬文化特色。在播州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原汉文化及播州地域的其他非汉文化如仡佬、苗、彝、土家等文化相互、碰撞、融合，随着汉文化的传播逐渐深入，汉文化对其影响呈现明显增强的趋势。
在播州的历史上，无论是羁縻时代，还是后来的土司时代，随着中原王朝对播州区域统治的不断强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不断以各种方式传入播州，在强势的汉文化冲击下，播州民族文化上的非汉特色逐渐减弱，并进一步融入汉文化。尽管如此，播州民族仍保留其多彩的面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
播州民族文化包括了历史时期播州各族人民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它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物质文化，包括服饰、饮食、居止、交通、田野等；一是精神文化，包括思想、学术、宗教、艺术、民俗，这是最具地域特色的部分。这些文化因子在呈现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的同时，又逐渐晕染汉文化的特征。
播州曾是汉文化进入贵州的门户，唐末到明中后期近千年的播州地域文化呈现了动态性特征，随着王朝开拓西南力度的变化，播州当地的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亦呈现相应的变化。换言之，随着中原汉文化在播州的传播，当地的非汉文化亦呈现汉化的趋向，如宋代，由于播州统治者杨氏重视汉文化，礼遇士人，播州地域文化呈现汉化的景象，史载“（杨）轼留意艺文，蜀士来依者甚众，结庐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之大变”。[1]杨文更是“留心文治，建孔子庙以励国民，民从其化”[2]。元朝播州杨氏土司杨汉英（为元世祖赐蒙古名杨赛因不花）重视文教，史称“汉英为政，急教化，大治泮宫，南北士来归者众，皆量材用之。喜读濂、洛书，为诗文尚体要，著《明哲要览》九十卷，《桃溪内外集》六十四卷”。[3]明朝播州土司的上层更重视儒家文化的学习，洪武二十三年（1390），播州、贵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上敕国子监官曰：“移风易俗，礼之为本；敷训导民，教之为先，故礼教民于朝廷而后风化达于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来朝，求入太学，因其羡慕，时允其请。尔等善为训导，俾有所成，庶不负远人慕化之心。”[4]在明朝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儒学在播州更加深入发展。
但总体而言，播自宋代以来，儒家文化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局限在播州土官的精英层面，而对于散居播州地域的各族民众，特别是占据相当比重的非汉人群体而言，对汉文化的了解是模糊不清的，也可以说，从明代万历以前播州的整个历史发展阶段及民族构成而言，非汉文化的比重超越汉文化，换言之，非汉人在播州民族的比重、影响超越汉人，正如李化龙所言“播州，皆夷也”。[5]当然，秉持儒家正统观点的李化龙所说的“播州，皆夷”，主要立论背景是儒家正统观念之下的华夷说，即是说中原王朝代表华夏文化的正统，而周边的边缘地区都为各种各样的蛮夷所环绕。但是“华夷”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即是说在传统的儒家民族观念中，华夷没有必然的血缘区隔，二者之间可以转化，转化的根本标志即在于该蛮夷能够接受中原王朝的文化，忠诚于中原王朝。在明代，从实际情况来看，播州土司的汉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但是因为末代土司杨应龙反叛中央王朝，背离了儒家正统的文化观，所以播州被认为是蛮夷之地。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朝平播后，贵州巡抚郭子章在《题设府州县疏略》中所说“播州之名，由来已久，‘播’之为字，番之有才者也，以故应龙阻兵，崛强犷戾，竭四方之力，仅乃克之”。[6]此说未免牵强，不过从郭子章对“播”的解字，可以领略明代播州少数民族有文化有才能之人不少。
播州境内的世居少数民族主要有仡佬族、彝族、苗族等，与先秦西南的“百濮”“氐羌”“南蛮”族系有渊源关系，是“百濮”族系仡佬族的主要聚居区。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民族”，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包含了区别蛮、夷、戎、狄、华夏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对民族的识别中，依据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7]在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调查的基础上，把处于各种社会形态的人们共同体，包括一些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人们共同体，只要是基本具备了前述那些特征的，均被认定为同一个民族。依据以上民族形成及民族概念的相关论述，对应现代民族的称谓，我们在探讨唐宋元明播州时期的民族文化问题中所关涉的民族内涵时，力图更多地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从古代的民族概念本身来寻求答案。
播州时期，其文化呈现浓厚的非汉文化特色，少数民族（非汉人）在播州人口中占据重要比例。如《遵义府志》所载：“郡邑风俗，自汉迄明皆沦于夷；及播平后，又邻于水西，故《一统志》与《舆图》所纪，不曰慕华风，则曰同汉俗。不知由明以后已尽百年，士尽诗书，人沐礼义，弦歌揖让之盛，视《一统》《舆图》之说大相悬绝。”[8]以上记载说明人们对明代之后播州地域的民族文化属性存在分歧，但在唐末至明初播州土司时期内的非汉民族文化的认识是一致的，即非汉人的“夷”文化占主导地位。关于播州杨氏统治时期的非汉主体民族特色，《遵义府志》也记载到：“自唐末归杨氏，统诸姓八百余年。宋中叶间设州、军，未闻有流官及播、珍、溱者，其皆土人为之可知。”[9]在二十四史、《平播全书》、《万历黔记》、《遵义府志》等有关播州的文献记载中有大量反映当时族属意识的词语如“土人”“群蛮”“蛮夷”“熟夷”“诸苗”等，都是在当时王朝国家的语境下对播州非汉人群体的统称。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播州历史记载的书籍，以明代居多，如上面列举的《平播全书》《万历黔记》等。明代史书中通常把“苗”的名称作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除了在湖广、贵州等地出现的东苗、西苗、仁苗等名称以外，还把一些原不是苗民的其他民族的人也统称之为“苗蛮”。海龙屯的《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提到的“苗军”亦具有此类泛指性质。如该碑提到“守衙小童、守仓户、打扫户、总旗、小旗、军士、苗军并住囤医生、匠作、主持人等，各有役次，时刻不得擅离”。[10]严禁碑文中将“苗军”与“军士”并列提出，说明军士是汉人为主体的队伍，苗军是当时的土著民族组成的军队，在骠骑将军杨应龙的军事力量中，汉人与非汉人是区别对待的，亦说明了当时播州杨氏集团及统治力量的多族群性。这一点在李化龙的《平播全书》中亦有所反映，杨应龙一路加害，追杀上告他的五司七姓，“拆看内称苗兵之出，无他意也；止欲明我地界，取我叛奴等情”。[11]说明当时杨应龙所辖播州地域内非汉人占有较大势力，杨应龙利用这些当地的土著组成武装力量，并以苗民的代言人面目出现，以此来凝聚人心，加强区域内部的民族文化认同，从而对抗外来力量。
二
文化比较方法是文化研究中被广泛运用的方法之一，也是本文所采用的方法。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比较，探求文化交流的扩展与变迁；通过对不同区域文化的比较，分析文化的传播与文化特色的变迁。比较的方法对于当前研究播州民族文化意义重大，因为作为历史上相对封闭落后的播州地域，其文化的生成发展必然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或多或少改变着播州民族文化的样态。此外，播州历史留存的文字资料较少，仅有的多为经过官方加工过的第二手材料，且带有王朝本位主义的色彩，对播州历史文化的记载的客观性不足。而当下的海龙屯考古发掘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播州民族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但是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资料并没有达到可供研究的丰富程度，且出土的文化资料本身并不会说话，其反映的历史信息需要我们通过比较的方式，即与同时期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文物遗存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后，我们才能理解播州文物资料所反映的历史信息和价值，深化对播州民族文化的认识。
漫长岁月里民族之间的相互渗融和影响，形成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变异性。在播州地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互动中，播州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特色分明，关系密切。播州地处西南，地形多山险峻，气候湿热多雨。由于大山的阻隔，平地稀缺且分散，丰富的水热使得天然植被繁茂，开发条件和难度较大，历史上的开发有限，农业生产方式主要为游耕农业和精细农业相结合的方式。中原地区，平原为主，四季分明，光照充分，土壤肥厚，水利灌溉便利，生产方式为灌溉型的农耕生产方式。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地域和民族文化。中原地区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成为传统汉文化的核心区，这里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成为传统文化的中心。以此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开拓辐射。而播州地域属于传统的华夏边缘，在相互隔绝的山地环境中，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地区中央集权性质的分散的地域民族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原文化显示了强劲的开拓力，不断向周边拓展辐射，影响了播州地区。两种不同的文化开始交流，不同的文化在趋同化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仍保持着各自的魅力和特色。播州地域文化同中原文化基于农业文化上的共同性，也即是说，播州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间的差异要小于中原地区与北方地区的草原游牧社会的差异，这种相对同质性且力量悬殊的文化互动的结果，使得播州地域文化逐渐失去自身特色，融入更多中原文化的因素，并最终融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圈，成为华夏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原文化与播州文化博弈的结果是播州文化总体上融入中原文化，其中的机制正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所分析的那样：许多世纪以来，沿着北方长城边疆，中国不但抵御外来的侵略，也限制自己的人民向外发展。因为汉族过于深入草原环境时，就会与中国分离。相反的，在南方，无论怎样发展，汉族都不会与中国分离，而只能为中国增加新的土地，并逐渐同化吸收当地的居民。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在云南、贵州等省，特殊民族仍然很多，他们的经济与社会表现了趋向汉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他们仍保持其固有的语言和某些独立的部落。所以，拉铁摩尔认为中国南方是一个开阔并有无限深度的边疆，而北方则是一个想要关闭却未能真正关闭的边疆。[12]我们理解拉铁摩尔的意思是说，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存在着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差异，中原地区是农耕定居的生产方式，长城以北是草原游牧的生产方式，两种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中原王朝对长城以北的扩张是艰难的，这种扩张总是难以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也即是说长城南北总是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界限。而中原王朝向南方特别是向西南的扩张情形就大不一样，以播州所在的西南地区而言，尽管是群山环绕，以游耕的生活方式为主，且与中原地区的平原以种植小麦为主农耕生活方式有所不同，但两者还是都属于农耕的生活方式，这就决定中原王朝向西南地区的开拓，是逐渐扩大汉文化，同化吸收当地居民的过程。播州地域在与中原王朝及其文化的互动之下，随着汉文化的不断拓展，当地的非汉民族的比重逐渐减少，或者被迫退居更加边缘的山区高地，周围被汉文化所保护，形成一个个文化孤岛，最终淹没在强势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播州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互动再现了这一历史特征。
播州民族文化既内容丰富、底蕴深厚，时间跨度又大，显然本书有着不能承受之重，我们只力求用一种科学研究的路径来梳理播州民族文化的变迁和探寻播州土司境内民族文化的样态。
限于笔者水平，文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学者专家予以指正。
[1] （清）郑珍、莫友芝：《（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2]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3]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4] 《明实录》卷二〇一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乙酉条。
[5]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六《奏议·播地善后事宜疏》，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
[6] （明）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一九《郭青螺文集一（疏）》。
[7]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第294页。
[8] 《（道光）遵义府志》卷二〇《风俗》。
[9]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10] 遵义地区文化局编《遵义地区文物志》，1984，第106页。
[11] 《平播全书》卷一《奏议·报播酋屯兵疏》。
[12] 参见〔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