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播州民族文化研究》即将付梓之际，该书作者，遵义师范学院的陈季君教授嘱我作序，而我对播州文化知之甚少，但为能补充自己的知识，且先睹为快，还是欣然从命。

通读全书，获益匪浅。我们看到，地处黔北的播州，万山耸峙，涧壑萦行，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这里独特的地域环境，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自播州始建，特别是杨氏入播，及土司制度的推行，多种文化即在此交流互动，不仅中原文化再次发扬光大，而且具有地域特色的以仡佬族为核心的各民族文化也在此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播州民族文化旖旎多姿的历史画面。而播州民族文化中又包含了土司文化，这也是播州民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我们更能深切地感觉到，地处播州这块神奇土地上的学者，默默耕耘，精诚合作，以“筚路蓝缕”的精神，精心梳理本土宝贵文化遗产。近些年，在西南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学者们特别注重对土司文化的研究。随着土司遗址申遗活动的开展，这一研究尤显重要。我们欣喜地看到，遵义师范学院专门成立了土司文化研究中心，并在土司文化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即是他们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为播州土司海龙屯遗址申遗做出的重要学术支撑。就此而言，其意义已超越学术研究的范围。

该书全面阐述了丰富多彩的播州民族文化，对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播州的历史，了解土司制度是大有裨益的。作者的研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称道。

其一，传统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结合运用。播州地处西南，属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传世文献较少，而代表正统观念的文献中又不可避免的夹杂着“他者”的偏见，使播州本土化的历史记忆被隐藏或抹杀。这就需要对现有文献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同时需要用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去补充，印证文献资料。在这一方面，本书的作者显然下了大力气，他们充分利用最新的考古资料，如播州土司军事城堡——海龙屯的考古挖掘资料。这就使他们的论述更加严谨，更加客观。在这方面可谓建树颇多，如人们一直争论的杨氏族属问题，作者以杨粲墓中随葬的铜鼓和海龙屯民居特征证明，杨氏有西南少数民族僚人的特点，而非来自太原的汉人，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其二，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多学科的有机糅合，交叉运用。对西南民族历史问题的研究，基于文献资料的稀疏，单纯依靠传统史学对史料的考证与解读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播州民族文化这一长期空白的研究领域，更需要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田野考察，做跨文化的比较，真正深入现场，感受历史的变迁。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的作者不仅具有多学科的专业背景，为他们相互促进，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提供了学术基础，同时，他们能深入播州历史的现场，数次登上海龙屯，多次深入黔北仡佬族村寨，广泛收集口述材料，努力搜寻历史的记忆。这无疑是对播州民族文化研究的有益尝试，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对播州民族文化交流的十一种形式的归纳，就是很好的例子。

其三，本书从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播州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让我们看到播州民族文化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鲜活事例，特别是播州民族的风俗习惯，土司时期的文化教育，以及道教文化在播州的传播，土司杨氏崇道情况的论述，更是引人入胜。同时，作者对播州民族文化的定位也是准确的，这就是：播州处于多民族文化的交接地带，汉文化与非汉文化，以及非汉文化之间的频繁互动，形成了播州文化的显著特征，以上正是本书的最大贡献。

当然，作为地方院校的学者，教学工作繁忙，学术交流机会有限，因此，研究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就本书而言，仍存在有待拓展深化之处，如文献、考古资料的收集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对播州民族文化的分类，以及民族文化与土司文化的区别，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某些结论的客观性方面也存在商榷的余地，如播州以仡佬为主的非汉文化特征问题等。

总之，本书作为播州民族历史文化的一部拓荒之作，无疑会深化人们对播州历史文化的认识，值得一读。我们更期待以陈季君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读者奉献更多的佳作。

是为序。

李世愉

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