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播州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

在播州这块广袤神奇的热土上，有仡佬族、苗族、土家族、布依族、彝族、侗族等十多个世居少数民族。其中仡佬族、苗族、土家族为主要少数民族。仡佬族是播州少数民族中的主体，也是土著民族，民谣“蛮夷仡佬，开荒辟草”就是最好的佐证。苗族是从黔北东南方向邻近的武溪地区，即今天的黔东南一带迁移渗透进来的；土家族是从黔北东北方向，即今天的鄂西、湘西北武陵山区迁移发展而来的。所有这些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遵循着社会发展变化规律，一方面独自发展，保持本民族所固有的特性。比如，杨粲墓中出土的四尊负重力士像和两幅进贡人像，雕刻细致，与传统的汉族习俗大异其趣，极具鲜明的个性特征；还有三幺台，它是古时仡佬族人嫁娶、立房、祝寿，以及民俗活动等盛大节庆操办宴席的传承，流行于黔北正安、道真、务川辖域内的部分地区，这一文化习俗在播州土司时期得以完好地保留下来，时至今日，在正安民间一些地方，青年男女结婚时，仍时常见到按“三幺台”程序招待送亲之客的习俗；还有仡佬族服饰，唐宋时期，男女都均着“桶裙”，用两幅横布“穿中而贯其首”，^[1]明代仍沿袭此俗，只不过在款式上稍做变化而已。这些原生态民族文化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土司制度的实施，周琼在《土司制度与民族生态环境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土司制度的设立，保持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及生存方式的稳定延续，从而使这些地区少受外来文化的冲击。”^[2]另一方面又与其他民族交往，彼此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从而丰富彼此社会生活的内容。比如，考古发现的播州瓷器装饰图案中有牡丹、鸳鸯、仙鹤、八仙等，这些形象蕴含着汉文化意向和价值观念，它的发现表明播州地域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遵义府志》称：宋时“世转为华俗渐于礼，男女多朴质，人士悦诗书，宦、儒户与汉俗同……。凡宾客会聚，酋长乃以汉服为贵……自明万历庚子后，土辟民聚，俗易风移。蚕桑殊少，专事耕农。士愿而好学，女贞而克勤。”^[3]还有佛教、道教文化的渗入。佛教在唐代入播，道教在宋代入播，自二教入播之后，对播州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杨氏历代土官都非常重视和扶持佛、道两教，曾修建大报天正一宫、先天观，作为崇奉之所；杨斌自号神霄散吏，郑珍称其“晚年乃欲借神仙隐名以欺世”；杨粲墓则体现了浓厚的道教信仰习俗，“杨粲墓内的墓主人雕像，有学者认为系道教‘石真’，是道教信仰的产物，保生人延年益寿。”^[4]质言之，播州民族文化与其他任何民族文化一样，遵循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总是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稳中有变，变中有稳，也就是说，在发展中不失特色，在传承中又不失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