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播州地区民族文化交流的方式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伴随着各个民族共同发展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各个民族的文化由于其影响因素千差万别而呈现各自的特色，经过长期的交流相互学习、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彼此促进并日益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的文化才有了今天这样璀璨耀目、绚丽多彩的局面。文化交流可使整个民族逐渐发展壮大，同时也在对周边的民族产生深远影响。在交流过程当中的民族之间会形成一个共有的文化财富，并一直延续发展下去。中华文化之所以会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的交流使它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丰富到丰富，由不巩固到巩固。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会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不断发展更新，从而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活力。而只有祖国的各个民族间继续保持着这种良好的文化交流氛围，才能使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生生不息、长盛不衰。播州作为地方一个重要的民族区域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以仡佬族为主体的各民族间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因为任何民族要得到发展，总要不断克服自身的毛病和学习周边民族的优点及先进文化。汉民族的先人所创造的汉文化，尤其是儒学，对当时播州民族地区来说，无疑是一种先进文化。这样，在播州以仡佬族为主体的民族地区，就出现以学习汉文化，尤其是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文化交流，其文化交流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一个方面。
一 朝贡与回赐贸易
朝贡是土官、土司为了输诚效忠定期向朝廷进贡方物、土特产，而朝廷为了以示体恤，将地方每次贡奉来的方物由相关部门核价，最后给予相应的回赐。播州土司几乎每年均向朝廷贡献方物，其进贡的物品主要是马匹，此外，还有其他土特产如茶叶、粮食、大木等。
1.宋元时期
南宋开禧三年（1207），播州第十三代统治者杨粲为支持抗金战争，曾一次向朝廷进贡战马300匹，黄白金银上万两，“以助国用”，同时还建言朝廷乘胜“大举北伐，以雪先耻”。嘉定十二年（1219），为继续支持抗金之战，杨粲“输马三百于蜀帅，蜀帅以闻，上益嘉之”。至元二十七年（1290）二月，元代播州杨氏第十七代土司安抚使杨汉英进雨毡千余。
2.明朝时期
《明史》载：播州土司三岁一贡，但实际情况也有所偏差，进贡的时间并不恰逢三年，有的时候隔年进贡，有的时候迟到。洪武九年（1376）八月一十三日，播州第二十一世土司杨铿率部属赵简第三次进京贡马，“赐赉甚厚”[5]，“复赐有绮、帛各十四匹”。洪武二十年（1387），杨铿入朝，贡马十匹，朱元璋谕以守土保身之道，赐钞五百锭。洪武二十五年（1392）六月十五日，杨铿亲率56人贡马，赏赐白金三百两，锦、绮各十匹，钞五十绽，随行人员分别有赏赐，“长官舍人而下五十六人钞有差。”[6]洪武二十六年（1393），遣其从兄杰入朝贡马。洪武二十八年（1395）四月，遣其弟瑾贡马，赐瑾绮、钞。洪武二十九年（1396）五月，杨铿与其族弟怒祥入朝贡马，赐钞锭。杨升领播期间，曾先后九次入朝，贺万寿节、贡马，颇得皇帝宠幸，“赐玺书褒谕”。宣德三年（1428），播州杨氏第二十二代土司杨升贺万寿节迟到，礼部商议只给一半的赏赐，明宣宗朱瞻基却“以道远令勿减其赐”。正统十一年（1445）十一月，播州杨氏第二十三代土司杨纲遣副长官陈昂等人入朝贡马、驼，朝廷赐宴并赐彩币表里等物。天顺二年（1458）正月二十二日，播州二十四世土司杨辉遣长官夏琛贡马时，朝廷赐宴并彩币、袭衣，赏赐甚丰。天顺四年（1460）正月二十四日，遣刘宽朝进贡，因时间延迟，礼部奏：“失期，当论罪。帝以道远，勿夺其赐。”置不问而得到谅解。万历十四年（1586），播州杨氏第二十九代土司宣慰使杨应龙派人进贡，贡马30匹，进献大木 70 根，朝廷除赐飞鱼服外，还加授都指挥使职衔。万历二十三年（1595），杨应龙献四万金资助采木，抵消杀头罪名。万历二十四年（1596），杨应龙又献大木四十。据文献资料统计，播州各级土官从洪武五年（1372）至万历二十四年（1596）朝贡：洪武22次、永乐20次、洪熙2次、宣德24次、正统17次、景泰3次、天顺3次、成化11次、弘治11次、正德10次、嘉靖18次、隆庆2次、万历8次，[7]为同时期西南土司中朝贡次数最多者。
有贡必要赐，这成为中央王朝与地方交流的一种常态方式，它增强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原王朝的凝聚力。对于播州土司来说，赐甚至可以说是贡的目的。因为赐是较纳贡范围和价值大得多的返还，不仅数量大，而且品种繁多。物品有绮、文绮、帛、锦、锦绮、锦缎、绒锦、织金文锦、绡、布、彩缎。钞绽有钞、币、钞币、百金、彩币绽。而对于中央王朝来说，贡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考察土司的“归化之心”以及对中央王朝的忠顺程度。朝贡虽说是一种经济义务，明人田汝成言：“其所以图报于国家者，惟贡，惟赋，惟兵”[8]，但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其经济意义。二是可以使土司来京城瞻仰“天朝威仪”，并使之向风慕化，折心臣服。质言之，贡品与回赐的相互流通，加上贡使的所见所闻，加强了以仡佬族为主体的播州各民族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流，强化了其对汉族物质文化的认同感以及政治上对中央王朝的归化之心；进献大木、马匹等大型贡品，还促进了地方交通的改善，因为只有不断改进地方交通状况，大木和马匹等大型贡品才能较为顺利地运送到京师，而地方交通的改善反过来又进一步便利了与中原汉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
二 茶马商贸
在仡佬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所有民间商贸往来中，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是其贸易的主要内容。在冷兵器时代，马既是农业生产中出色的畜力，又是狩猎、交通、战争中的重要工具，它与国家的生产发展、军备强弱、国势盛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在唐宋元时期，连年的战争，中原王朝对马匹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历代统治者把易马、征马、养马作为国家的要政之一，所谓“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中原地带不产马，所以茶马贸易被列为“国之要政”。西南地区是我国最早最古老的茶区，世界上山茶科植物绝大部分分布于云贵高原的边界地区，这里是世界茶叶的起源地。《茶经》称：唐代全国划分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和岭南八大产区，所辖33州。“茶之出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十一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其大意为，黔中（茶区）：茶产于思州、播州、费州、夷州……但是常常获得这些州所产的茶，滋味都极好。又称“生黄茶，产于播州”。《茶经》所载的产茶地区在今贵州北部的遵义、务川、思南一带。而西北少数民族以畜牧业为主，在日常饮食中多嗜乳酪，缺乏蔬菜，为解除油腻，帮助消化，补充维生素，长期以来养成了饮茶的习惯。“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9]而他们居住的地区属游牧区，产马而不产茶，这就形成了他们对西南所产茶叶的需求。基于以上诸因素的考量，“茶马贸易”作为一种有目的、有组织，代表了朝廷政治态度的贸易形式，很快被定格下来，边境茶马贸易就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按双方事先约定数量，在指定地方进行交换。“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10]。播州民族地区的茶马贸易就在中央政府的重视下翻开了新的一页，熙宁七年（1074），四川与黔北地区茶马贸易开辟，从而出现了播州地区继汉代以后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振兴时期。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播州地区每年市马50匹。在明代初年，面临北部游牧民族和元朝残余势力的巨大威胁，朱元璋认为应该将茶马贸易作为羁縻少数民族以安定西北地区的重要措施。御史刘良卿言：“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机在我。”[11]因此，明王朝垄断了民族地区的茶叶供应，严禁私贩活动，企图以此控制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12]在明朝统治者看来，茶马贸易不是单纯的商贸关系，而是在政治上巩固其大一统局面，对西北少数民族行其羁縻之道，以增强其藩篱的有效手段。就这样，明代的茶马贸易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以茶易马”“以茶易粮”的情况。由于播州气候和土壤条件好，自古产好茶，史载播州杨氏土司有茶园26处。明初，这里已成为茶叶的产地和集散地，明政府在这里设立茶仓，将贵州地区的茶叶聚集于此，用来对西北进行茶马贸易。洪武三十年（1397）七月，“命户部与四川成都、重庆、保宁三府及播州宣慰司置茶仓四所贮茶，以待客商纳米中买及与西番商人易马，各设官以掌之。”[13]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置成都、重庆、保宁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仓四所，命四川部政司移文天全、六番招讨司，将岁输茶课仍输碉门茶课司，余地方就近悉送新仓收贮，听商人交易及与西番市马。”[14]到正德年间又规定，商人不愿领茶者，以茶叶的一半给商人，令其自卖，并成为定制。此后，茶叶由官办改为商营，弘治三年“官收其十之四，余者始令货卖，得茶四十万斤，易马四千匹，数足而止。”[15]除了茶马交易外，川盐交易也很兴旺。洪武二十四年（1391）吏部更定赤水盐法，输米三石，给川盐一引。四川井盐通过遵义进入贵州，食盐运输的发展，使赤火河、綦江、乌江沿岸的许多城镇繁荣起来，播州已成为贵州的经济中心之一。万历年间，“真州即古珍州，川原平衍，商贩周游。”[16]表明商贸较为活跃。茶马贸易的发展不仅促进了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经济交流，丰富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社会风气。明朝大臣解缙在谈到茶马贸易的积极作用时说：“（太祖）置茶马司河州，岁运巴、陕之茶于司，官茶而民得以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杀害之风帖息，而茶之缪恶亦少。”[17]
三 各民族之间相互迁徙
人口迁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自乾符三年（876）杨端入主播州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播之役结束，在长达700余年期间，外界朝代更替变换，经历了唐、五代、宋、元，直到明末，而播州地区在杨氏土司的统治下相对稳定，尤其是在朝代更替的乱世中，这里更成为中原以及附近战乱之地人们的避乱之处，这就为外来移民与本地土著民族之间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契机。南宋末年，奸臣当道，朝政腐败，国势日益式微，而北方蒙元势力迅速崛起，筹划实施“斡腹之谋”，即避开南宋坚固长江防线而假道大理迂回包抄南宋的薄弱后方，避实击虚、舍坚攻遐以灭宋，显示了蒙古军不仅在沙场上骁勇善战，战略上亦足智多谋。为此，蒙古军从蒙古高原不远万里史无前例地穿越难以通行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长途奔袭南宋的后方，此为典型蒙古用兵习俗，即“不计师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矟，猎取之若禽兽然，聚集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鞭弭所属，指期约日万里。”[18]这样，四川成为蒙古军南下云南的必经地之一。当蒙古大军来临之际，蜀中人士纷纷举家迁播避难，他们带来了巴蜀文化和中原文化。移居播州的蜀人，与当地的土著民族杂居，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相互学习、彼此取长补短，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从而增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唐代太原杨氏家族入守播州后经过长期的民族文化交流后形成的“杨保”，就被后来进入的汉族视为当地“苗夷”[19]中的一部分。
四 播州土兵奉朝廷之命征蛮平叛
唐宋元明历朝历代在对边疆地区的军事经略中，多次征调播州土兵临时出征。这些播州土兵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与汉族士兵一道，精诚团结，并肩作战，生死与共，自然会加强双方间的沟通和交流，从而促进自身的日益汉化。军事行动结束后，这些土兵又回到本民族居住区，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就充当了汉文化传播的使者。在中国历史上，播州土兵奉朝廷之命，征蛮平叛之事可谓不乏史乘。
（一）唐朝时期
大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废隋朝牂牁郡置播州（因境内有播川而得名），改原牂牁县为遵义县（今贵州遵义市），作为播州州治。据史书记载，唐大历五年（770），播州“土酋叛”，太原罗荣统率军队入播“平叛”，随后占据播州。大中十三年（859），南诏（存在于738～937年的中国西南部的奴隶制政权）大理国酋龙自称皇帝，派兵侵占播州，后来安南都护收复播州。咸通十四年（873），南诏再次攻陷播州，播州告急，朝廷急忙招募人才平定播州。唐僖宗乾符三年（876），赤水河流域土酋杨端与其舅谢氏率令狐、成、赵、犹、娄、梁、韦七姓，自泸州（今四川泸州市）、合江（今四川合江县），沿赤水河而上，进入播州，结土豪臾、蒋、黄三氏，打败罗闽和僚人，据有播土。从此，杨氏取代罗氏世代盘踞于此。唐廷下诏授杨端为播州侯，命其“世袭播地，永镇边陲”，遂主州事，治府白锦堡（今遵义城南）。以上为早期唐中央王朝与地方割据政权对播州民族地区的争夺，此争夺的胜利为尔后杨氏对播州民族地区长达七百余年统治奠定了基础，同时，还揭开了尔后播州土兵七百余年奉朝廷之命征蛮平叛的序幕。播州杨氏世守播州，历唐、五代、宋、元、明五朝，至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播州主杨应龙兵败被斩，杨氏土司统治播州二十九世七百余年，在此期间，播州杨氏土司一直臣服于中央政权，这对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西南边陲，发展当地生产，振兴黔北文化教育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宋朝时期
泸南（今四川泸州市南部）夷人罗乞弟叛，播州杨氏第八代统治者杨光震，统播州兵平定，官至从义郎、播州沿边都巡检使。北宋开禧二年（1206）四月，金兵南侵攻占潼关，入据陕西后，四川宣抚使吴曦即与其从弟吴蚬共为谋反，叛宋投金。翌年（1207）正月，自立“蜀王”，做了金人的儿皇帝。对此大逆不道之行，播州第十三世土司杨粲以强烈的爱国热忱强烈谴责吴曦投降分裂行径，他说：“穆不道，犯王略，吾为藩臣，可缓其死耶？”同年二月，杨粲拟出师四川，援助宋将杨巨然、李好义讨吴，不过，师未成行而“僭位四十一日”的吴曦已被处死于兴元伪宫，杨粲只好向宋帝进言，趁此机会“大举北伐，以雪先耻”。墓志残文云：“开禧丁卯，逆曦僭叛，邮传甫至”，即指此事而言。“南平夷”穆永忠趁国事动荡之秋，大量侵占“公家田”，杨粲提兵讨伐，“斩永忠，归其田”。杨家自杨昭、杨先、杨蚁兄弟开始的争权夺地斗争，在杨轼时代曾一度得到缓和。但杨粲袭职后，其族弟杨焕居于“下杨”之地，撕毁“摒弃干戈”的协议，“违盟抄掠界上”，使百姓蒙受灾难。事不得已，杨粲遣兵诛杀杨焕，并将其掠夺的土地和赋税尽数归还珍州（今桐梓以东地），从此，“下杨平，边患遂息”，结束了播州长期分裂的混乱局面。杨粲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至深，执掌播事素以“忠孝”相号召，遇有破坏这最高道德准则者，总是痛心疾首，必除之而后已。当“南平闽酋伟桂弑父自立”的消息传来，他怕引起反应，猝然出兵镇压，“败其众于滇池（今四川会理一带），斩首数千级，辟地七百里，获牛羊铠仗各以千计”，使播州领地扩展到赤水河畔。杨粲在多次对外战争中，总是打着“卫道”的旗号，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的统一，以鲜明的态度，大力支持南宋王朝的抗金战争，既表达了播州各族人民的爱国意志和热忱，又使得儒家大一统思想在征战的过程中逐渐为土兵所接受、认可。杨邦宪治播期间，积极征讨边境的叛乱。宋朝端平年间，处于播州西境的罗闽人多次侵扰播州，“闽大举入寇，破立边诸戍。”[20]杨邦宪带领当地土著，“大败闽众于中流，斩首千级，擒其酋罗汝归……闽自是惧，不复出。”[21]保证了播州的安宁，也为当时的宋王朝消除了边患，并乘机把播州的疆域拓展数倍，其保住播下邑黄平便是他的重大功绩。
（三）元朝时期
至元十九年（1282），福建叛乱，皇帝下诏征发各道兵士前往讨伐，征发的军队借道播州，杨邦宪补给馈饷，命令播州军士和朝廷征发军队一同前往讨伐叛军，“十九年，闽叛，诏发诸道兵进讨，师道播而入，邦宪给馈饷，命将卒与之俱，乃夷之”。[22]同年（1282）二月壬子，“诏令亦奚不薛及播、思、叙三州军征缅国”。[23]至元三十年（1293）十二月乙未，“遣使督思、播二州及镇远、黄平，发宋旧军八千人从征云南”。[24]大德元年（1297）闰十二月乙卯，“平伐等蛮未附，播州宣抚使杨汉英请以己力讨之”。[25]大德四年（1300），部蛮桑柘反叛，湖广等地要求用兵镇压，汉英深入分析敌方情况，认为“贼势方盛，宜招谕之。”[26]不听，兵出久无功，最终还是采纳了杨汉英的计策，使得部蛮桑柘投降，避免了战事的进一步扩大，此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大德五年（1301），因朝廷征讨大理，由湖广经播州西行，沿途大量征发民众和勒索当地百姓，闽妇蛇节和水东宋隆济率部众起义，朝廷诏“湖广行省平章刘二拔、都指挥使也先忽都鲁率兵偕赛因不花（即杨汉英）讨之。”[27]赛因不花参与了镇压，大德六年（1302）秋九月，杨汉英率领播州军士接连和叛军遭遇，杨汉英指挥军士与叛贼奋力作战，大破叛贼，杀敌无数。“师出播境，连与贼遇，破之。前驻蹉泥，贼骑猝至，赛因不花奋击先进，大军继之，贼遂溃，乘胜逐北，杀获不可胜计。”[28]大德七年（1303）正月，进军屯暮窝，贼众复合，杨汉英又率领播州军士大破叛军于墨特川，擒斩宋隆济、折节、阿女等，使西南部分地区的动荡局面很快趋于平静，维护了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定。至大三年（1310）正月，湖广省乖西带蛮阿马等联结万人入寇，朝廷调思、播土兵并力征讨。次年（1311）十一月辛丑，设立乖西府，以土官阿马知府事。皇庆二年（1313）二月丁亥，以乖西府隶播州宣抚司。延祐四年（1317），黄平府卢崩和黎鲁率众起义，“诏汉英宣抚之。二贼降，置戍而还。”[29]六年（1319），朝廷下诏命令杨汉英和思州宣慰司田茂忠率兵前往讨伐。七年（1320），与茂忠商定分兵扼守险要，最后病死军中，死时年仅40岁。泰定二年（1325年）七月，“播州蛮黎平爱等集群夷为寇，湖广行省请兵讨之，不许，诏播州宣抚使杨也里不花（杨嘉贞）招谕之。”[30]同年（1325）冬十月癸巳，“播州凯黎苗率诸寨苗、獠为寇。”[31]次年（1326）春正月丙午朔，“播州宣慰使杨燕里不花（杨嘉贞之名在各类史籍中有也里不花、燕礼不花，及延里不花等）招谕蛮酋黎平爱等来降”。[32]同年（1326）六月癸未，“播州蛮黎平爱复叛，合谢乌穷为寇。宣抚使杨延礼不花招平爱出降，乌穷不附，命湖广省讨之。”[33]十一月辛酉，“播州蛮宋王保来降。”[34]泰定四年（1327）秋七月甲辰，“播州蛮谢乌穷来献方物。”[35]天历二年（1329）正月丁丑，“四川囊加台攻破播州苗儿垭隘，宣慰使杨延里不花开关纳之。”[36]壬午，“播州杨万户引四川贼兵至乌江峰，官兵败之。八番元帅脱出亦破乌江北岸贼兵，复夺关口。诸王月鲁帖木儿统蒙古、汉人、答剌罕诸军及民丁五万五千，俱至乌江。”[37]二月，囊加台分兵逼襄阳，湖广行省调兵镇播州及归州。不久，“诸王月鲁帖木儿等至播州，招谕土官之从囊加台者，杨延里不花及其弟等皆来降。”[38]从以上历史记载可知，元代杨氏统治下的播州，一心效忠朝廷，始终以维护国家统一为依归，安稳边防，剿灭叛乱，成为元代治理西南地区依托的一支重要力量。
（四）明朝时期
明朝时，播州土兵平时必须保境安民，防止境内发生骚乱、暴动及盗贼之事，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必须听从征调，由朝廷任命的将军统一调度指挥，配合有关军事行动。明朝廷在剿灭少数民族地区叛乱时，也经常命令播州土司协同作战。明朝杨氏几代都有征剿诸“叛寇”的记载。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播州土司杨氏成为朝廷时常征调平叛的土豪强兵，俨然一方霸主。明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沐英南征云南，朱元璋遣使持敕谕播州宣慰使杨铿曰：“曩者元纲不振，乱兵四起，四海之民不遑安处。朕既混一寰宇，四征弗庭，蛮夷酋长罔不称臣入贡。其或志在侦伺，未笃事大之诚，徒取祸败。尔铿世守播州，作朕藩屏，然轻听浮言，易生疑二，故积愆日深。今大军南征，多用战骑，尔当以马三千，率酋兵二万为先锋，以表尔诚。符至。奉行，毋违朕命！”[39]杨铿即受命，以本部兵二万，骑三千为傅友德先锋，渡乌江而南，所向克捷，直抵元江（今红河）、澜沧江而还，为明朝统一云南立下战功。永乐初，“杨升言：诏谕草塘、黄平二安抚司，重安长官司所辖当科、葛雍等十一寨苗蛮人，皆向化。先是，升言其梗化不服，聚众劫掠，请发兵剿之。上敕升曰：‘蛮夷反侧，其来久矣，如遽调兵，即一方之人，并受荼毒。宜再遣人抚谕，如果不从，当令镇远侯顾成经略之。’升如上旨，遣官赉敕，宣朝廷恩德，遂皆归化”。[40]这是杨升攻心为上，绥靖地方的事例。再如，宣德七年（1432），草塘所辖四十一寨起事，杨升率众督战两年。景泰七年（1456），调杨辉的播州土兵“征铜鼓、五开叛苗，赐敕颁赏”。[41]“正统末，苗蛮聚众寇边，土官同知罗宏奏，辉有疾，乞以其子爱代。帝命爱袭职，仍敕爱即率兵从总兵官剿贼”。[42]成化十二年（1476），湾溪、夭坝干等处民众占据田寨，王朝都督、布、按三司启用播州前宣慰使杨辉调兵征剿，结果，攻败湾溪、夭坝干地诸苗，破山寨16个，斩首496级，来抚男女9800余口。并在此设安宁宣抚司，怀远、宣化二长官司，建靖南、龙场二堡，由播州派兵1500名分别镇守。弘治十四年（1501），调播州土兵五千征讨贵州贼妇米鲁等。杨应龙执掌播州以后，数次征调有功。隆庆六年（1572），杨应龙袭任播州宣慰使。“以从征喇嘛诸番九丝、腻乃、杨柳沟（今天西康地区一带土司造反）等，多却敌先登，斩获无算”。[43]万历十四年（1586），四川巡抚徐元泰命游击周于德率播州兵七千人征松潘。“分兵三路，宣慰使杨应龙以所部精兵从中击之”。翌年（1587），“邛部夷撒假合雷波夷杨九乍、黄郎夷首安新叛”，明王朝便调播州土兵去镇压。“冬十月出师，十二月癸酉，克白穵。天星国贼万余围四山，分支接战，我兵冒险攻之。播州兵先登、各路兵齐击，贼大败，遁。明年正月己丑，贼揪众由南大门、大木瓜两路突袭马营，播州帅杨应龙率众呼冲之，贼退。”万历十八年（1590），“复调杨应龙领兵征叠茂。”
诚然，历朝历代播州土兵征蛮平叛不失为民族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此外，官兵土兵共守一城也不失为民族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明朝对土司领地采取“土流并治，军政分管”的方针，设卫屯兵直接对土司进行交错控制，逐渐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官兵与土兵彼此协力同心，共守一城，此种情况在播州土司历史上并不鲜见。洪武十五年（1382），“城播州沙溪，以官兵一千人、土兵两千人戍之。”[44]弘治元年（1488），“增设重安守御千户所，命四川播州宣慰司岁调土兵一千以助戍守。”[45]在平时的防守生活中，不乏接触之机，从而为彼此文化交流打开方便之门。
五 规定土司子弟必须接受儒学教育
明朝廷提出了“蛮夷教化”方针，开国皇帝朱元璋敕国子监官说：“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故礼教明于朝廷，而后风化达于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来朝，求入太学，因其慕义，特允其请，尔等善为训导，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46]在朱元璋看来，儒家礼制教育在移风善俗中起着根本性作用，既然如此，为了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朱元璋要求对西南夷土官子弟入太学学习儒家礼制给予鼓励和优待。明王朝非常重视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礼制对土司子弟进行教化，并对承袭土司职位者提出了明确的文化知识要求。洪武十五年（1383），朱元璋告诫朝廷文武百官道：“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47]为了增强统治能力，巩固统治地位，保证权势世代相承，再加之封建统治者的大力倡导，播州土司积极送子弟赴京进国子监深造。洪武二十一年（1388），“播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帝敕国子监官善训导之”。[48]不仅如此，播州辖地大小土司也各遣子弟进入太学学习，接受朝廷的训导。明弘治十二年（1499），颁文规定：“土官承袭子孙宜视近例，十岁以上者俱送附近宣慰司或府、州、县学”、“应袭子孙年十六以上者，俱送宣慰司学充增广生员，使之读书习礼。”[49]凡不学习者，地方官和土官不予保结，不能袭职，这就将接受良好的儒学教育作为土司子弟袭职的前提条件。播州土司子弟入太学学习以儒家礼制为核心内容的汉文化，这不仅加速其本身率先汉化，更有甚者，这些人回去后或为君长或为大臣，凭借他们优越的政治地位，加之其身体力行，广为倡导，尊贤礼仕，大力兴办地方学校，自然就充当了汉文化传播的最佳使者，从而使汉文化在播州民族地区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
六 大力兴办学校
在播州民族地区，兴办学校可以说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使民族文化交流的起点高、见效快，且具普遍性。杨氏自唐末领播后，最初由于立足未稳，四处征战，既要抵御周围土著豪强的侵扰，又要开疆扩土，加之内部弟兄叔侄之间因争权夺利而相互残杀，因而无暇顾及文化教育，播州文教没有受到重视，属未开化之地。直到南宋初年，播州大势已定，杨氏土司为达长治久安的目的，开始注重学习汉文化，播州文化教育才开始发展。《遵义府志》称：“学校之设，自汉武始。六朝时兴时废。唐武德中，州县及乡皆置学。宋初但有书院，仁宗始诏藩镇立学，继而诏天下郡县皆立学。杨氏时守有遵义，文教盖蔑如也。南渡后，选始择师礼贤，轼益留意变俗，蛮荒子弟乃多读书。至粲，乃始建学。再传至文，乃始建孔子庙。则遵义学校之设，盖与杨简之拓临安，与权之建钱塘，同时并著矣。”[50]
（一）宋朝学校教育
杨选，播州杨氏第十一代统治者，在宋高宗南渡后，任播州安抚使，性嗜读书，择名师授《子》《经》，研读诗文，结庐养士，土俗为之大变。杨轼，播州杨氏第十二代统治者，留意艺文，蜀士来依者愈众，结庐割田，使安食之，由是播州城辖区境内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进一步为之大变。杨粲，播州杨氏第十三代统治者，继承其祖杨选“结庐养士”、其父杨轼“留意艺文”的传统，崇尚儒术，建学造士，极力提倡儒家学说，首次在播州修建学宫。杨粲主政播州四十余年，社会稳定，物质财富增多，文化教育有显著发展，“子孙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俗”，从而出现了一个“土俗大变”“俨然与中土文物同”的良好局面，史称“播州盛世”。《杨文神道碑》称赞杨粲：“士类羽流，皆称其乐善而种德，喜儒而好礼。”为了推动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杨粲之子杨价乘“抗元有功”之机，上奏朝廷，让播州人参与全国性的科举考试，获得了南宋王朝的认可，准其“每岁于播贡士三人”。这就为播州人寻求到了一条学而优则仕之路，使播州读书人看到了人生美好的前途，从而激励更多播州人发奋读书，学习儒家文化。播州学校教育在土司统治者的身体力行，广为倡导下，不负众望，也很快结出了丰硕成果，嘉熙二年（1238），播州贡士遵义人冉从周荣登皇榜，成为播州历史上第一个进士，时称“破荒冉家”。杨文执掌播州期间，更是“留心文治”，于嘉熙三年（1239），在笔花峰南麓（今遵义市中医院侧）修建孔子庙（今贵州辖区最早的孔庙），“以励国民，民从其化”。从而，使儒家文化在播州传播更加深入、广泛。尔后四十年间，播州接连高中进士者，就有杨震、李子敏、犹道明、白震、赵炎卵、杨邦彦、杨邦杰等人。整个南宋时期，播州共中进士八人（贵州境内也只有八人）。
（二）元朝时期学校教育
元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所建立并君临全国的政权，此政权与历代汉民族政权一样，也非常重视土司地区的文治教化，以促进其民族文化交流。而作为文治教化措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大力兴办学校，推行汉文化和儒家的封建礼教，利用封建伦理纲常来笼络规范民族地区人民的思想行为。就在元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播州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在过去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播州杨氏第十七代土司杨汉英当政时，修建学校，培养人才，于入播巴蜀人士中招揽文人学士，量才录用。据《遵义府志》云：“（汉英）急教化，大治泮宫（州县的学校），南北士来归者众，皆量才用之”。[51]这就极大地扩展了治学和引进人才的范围。不仅如此，杨汉英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儒家文化。他崇尚程、朱理学，常与京都名流探讨交流，与翰林院主持人、理学大师姚除交往尤为密切。著有《明哲要览》90卷，为黔省首部理学著作。诗文《桃溪内外集》64卷和《云南颂》等，均已失传，仅存诗《咏九疑图》一首。《大元一统志》称：“（播州军民安抚司）宦户、儒户与汉俗同。”儒户就是指教职人员，文中专门提到儒户，肯定有相当数量。[52]元代杨氏崇儒尊孔，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使得播州成为文人汇聚和元代贵州学术文化的中心。元朝杨氏土司通过学校教育加快了汉文化在民族地区的传播，推动了少数民族的进步。
（三）明朝学校教育
明朝廷注意土司地区的文化教育，边夷土司地区设儒学，播州土司地区也不例外。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朱元璋“诏诸土司皆立儒学”。洪武二十九年（1396）九月，监察御史裴承祖说：“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州（为思南思州之误）宣慰使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贵州都指挥使司，平越、龙里、新忝等卫、平浪等长官司，诸种苗蛮不知王化，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立山川社稷诸坛场，岁时祭祀，使之报本之道。”[53]永乐四年（1406），播州长官司学升为宣慰使司学。永乐初，杨升“请开学校荐士典教，州民益习诗书礼仪”。[54]这应该是黔北古代教育史上最早出现的普通学校，这也反映了明代初期播州地区学校教育迅速发展的概况。他还“修学校、延明师、育人才，而致文风日盛于前，此其崇儒术也甚至”。[55]正统间（1442～1450），“杨辉修学校，延明师以教育人才，而致文风日盛于前”。播州杨氏在明代的第一任土司杨铿还利用在京交流的机会，攀上了明开国第一文臣宋濂，请宋大文臣为杨家撰写家传，这为现今研究播州杨氏家族提供了重要参考。明廷每平息一处起义，善后工作中兴办儒学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万历平播州，亦建儒学使“新附土著子弟，肄业有地，变椎髻为弦歌”。[56]
七 民族之间互通婚姻
互通婚姻是各民族之间互相影响、自然同化的一个重要的行为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导致各民族在血统上的互相渗入，而且导致生产、生活方式诸多方面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一方面为通婚者本人提供了文化交流的极好机会，也给周围人群创造了文化交流的机缘，另一方面还可将文化交流的成果直接传给子孙后代。比如，处于播州统治地位的杨保被派驻到各地。他们在与当地僚人的长期接触交往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当地的土著僚人相融合，从而出现了“转窝子”这一称谓。播州地区“转窝子”在《遵义府志》中有如此记载：“向来土著者，至今渐渍礼教，皆与汉人无别，俗以其老籍，谓之‘转窝子’”。[57]在这里，“土著者”和“老籍”是指播州土著的僚人，转窝子就是土著僚人的后裔。李宗昉《黔记》释转窝子云：“凡他省人客黔娶妻生子名转窝子”。从这个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所谓转窝子即外地人与当地土著人互通婚姻所生的后代，播州地区的转窝子也是这类情况，是外来的杨保与土著僚人的后裔。据遵义市文化馆的陈腾同志介绍，他在解放以前在遵义县枫香区见到过转窝子，他们多为玩杂耍之人，并且说转窝子即古老户亦即仡佬族，他们是外来人与当地人通婚所生的后代。尽管其在服装、语言等方面都与汉人没有区别，但人们都知道他们是转窝子，是仡佬族。[58]而这一地区的转窝子逐步被汉人所同化，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点，故史书称他们“渐渍礼教，与汉人无别矣”。另外在遵义地区的许多县仍然存在着许多转窝子。其中尤以凤冈县的转窝子为多，有两万多人，他们被叫作古老户，有的称其是播州杨应龙之后，在民族识别过程中，转窝子有的被识别为苗族。
八 皇木采办
黔北地区自古素有“宜林山国”之称，有“楠，蜀地最宜者”[59]之说。又据《明统志》载：明初黔北地区，“楠木，府县俱有。”[60]表明在明代前的黔北地区，楠木遍及黔北各地。据研究表明，明朝为修建宫殿、陵寝在南方地区采办皇木。其采办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官办采木，它是指朝廷命官直接参与负责皇木采办的全过程；二是商办采木，它是政府利用商人的力量采办大木；三是土司进献，是指土司为了密切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进献大木。无论是官办采木还是商办采木都属于封建徭役的范畴，而土司进献大木则是封建朝贡的一种。其中负责采木的朝廷官员为了更好地完成使命，他们往往要亲自深入采木地区，实地勘察大木情况，走访当地政府官员和民众，这就为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契机，那些负责皇木采办的朝廷官员或商人频繁进入民族地区，很自然地充当了汉文化的传播使者。比如，永乐时的工部尚书宋礼曾先后四次深入四川采办大木；少监谢安“在蔺州石夹口采木，亲冒寒暑，播种为食，二十年乃还”。[61]嘉靖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为修斋宫和密殿等23处，派工部右侍郎刘伯跃、副都御使李宪卿等先后督木，到四川播州采办大木。三十五年，巡抚乔壁星兼督木。[62]万历十三年（1585），播州宣慰使杨应龙献大木六十，授都指挥使[63]。万历十四年（1586），播州宣慰使杨应龙“献大木七十，材美，赐飞鱼服，又复引其祖斌赐蟒例”[64]。万历二十三年（1595），“播州宣慰使杨应龙论斩，得赎输四万金，助采木”。[65]万历二十四年（1596），播州杨应龙献大木二十，其子杨朝栋亦献大木二十。[66]可见，楠木作为重要的朝贡物品之一，构成黔北皇木采运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 顺乎大势，弃旧图新
每当新旧王朝更替之际，旧王朝中虽然有少部分残余势力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主动退出历史的舞台，总是拼死抵抗直至最后灭亡，但也不乏顺乎历史发展大势，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重，自愿弃旧图新者。历代播州杨氏土司在历史嬗变之际，均能以时代发展为依归，及时主动向新的中央王朝纳土称臣，贡献方物并受命世守其土，减免战事，使黎民百姓得免战乱之祸，同时，也为主动吸纳汉族新文化开辟了广阔前景。《杨氏家传》称：播州土司鼻祖杨端初入播时是向中央朝廷称臣的，其政权也得到了中央王朝的承认。北宋乾德三年（965），宋将王全斌攻入成都府，擒蜀国主孟昶，但宋军尚未开到荒僻的播州，播州杨氏第五任播州侯杨实“闻宋太祖受命，即欲遣使入贡”，只因“小火杨及新添族二部作乱，实同谢巡检讨之”，未及朝觐内附，杨实中箭后卒，北宋也未封杨实什么官。熙宁六年（1073），杨光震向朝廷入贡，得入三班奉职，虽未有实职但也可见播州土酋在中央政权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杨光荣以一千七百里地献于宋朝，诏建播州，领播川、琅川、带水三县，隶夔州路。时播川县治在白锦堡，附州郭。[67]朝廷加封杨光荣为礼宾使，开始了杨氏家族的白锦堡时代。同年（1108），番帅杨文贵献地，东西百二十里，南北六百一十二里，朝廷以其地置遵义军和遵义县。《宋史》云：“播州杨文贵献其地，建遵义军及遵义县。”[68]至元十四年（1277），宋都临安被元军所占后，宋代濒临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正式推行土司制度，设各级土司，并派遣使臣到播州招降，并许世代封爵。当时播州统治者是杨氏第十六代传人杨邦宪。虽然杨氏后人谨守杨粲“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的遗训，且杨邦宪为大宋王朝的生死存亡几次顽强抵抗元军进攻，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大宋王朝大势已去，无法挽回，邦宪大哭三日后只得归附元朝廷。“奉表以播州、珍州、南平三州之地降。”[69]“邦宪言，本族自唐至宋世守故土，将五百年，今愿纳土内附。世祖即降玺书，授为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抚使”。[70]杨氏成为元朝的土司，隶湖广行省。洪武五年（1372），播州宣慰使杨铿审时度势，不等朝廷来催问，即率同知罗琛、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归顺明朝廷，不仅免受战乱骚扰，还获得太祖朱元璋以杨铿“率先来归，田税随所入，不必以额”的优厚待遇。客观上减轻了播州民众的负担，也为播州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振兴奠定了基础。质言之，播州土司每当改朝换代之际，献地纳土，内附称臣，不仅使播州各族人民避免了战争蹂躏之苦，而且使播州成为战乱之地民众的较好避乱场所，从而吸引了大批饱受战争之苦外来移民的涌入，他们不仅为播州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力，而且还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十 忠君爱国，抗击蒙元
南宋末年，北方蒙元军队大举南下进攻南宋西北边疆，在此国难当头之际，播州土兵在杨氏率领下，响应朝廷号召开赴抗元前线，与南宋汉族军民一道不惜一切保卫宋室而拥兵抵抗。在此过程中，播州土兵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渐汉化，汉文化中忠君爱国思想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播州土兵践行生命价值的最高准则。杨价、杨文统治播州时，蒙古兵对南宋的侵略也越来越凶猛。他们从四川利州到阆中，再从阆中到南充，一路如入无人之境。战乱中，蜀人纷纷南逃至播州境内避难。杨价、杨文父子严守“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的家训，积极协助蜀中宋军抵御蒙军侵略。面对蜀中官军的软弱，牟子才直言：“全蜀盛时，官军七八万人，通忠义为十四万，今官军不过五万而已，宜招新军三万，并抚慰田、杨二家，使岁以兵来助，如此则蜀犹可保，不则不出三年，蜀必亡矣。”[71]杨价带领播州及川贵地区的忠勇军和“涅手军”[72]，杀敌无数，屡立战功，成为播州抗击元军侵略的重要力量，以至于“孟珙宣抚荆湘，余玠制置西蜀，皆倚价为重。”[73]南宋端平二年（1235）九月，窝阔台汗率兵共分三路攻打南宋，进攻四川的是他的第二个儿子阔端，他将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围攻在了青野原，此时杨价对其将领王震孙说：“移檄蜀阃，请自效”，率家兵五千戍蜀口之地，并配合宋将曹友闻军将赵彦呐等人救出。杨价等人凭险坚守在阳平关一处，最终将蒙古大军击退，暂时制止了蒙古军队的疯狂进攻。这在《杨氏家传》中有详细记载：“端平中，北兵犯蜀，围青野原。杨价曰‘此主忧臣辱时也，其可后乎？’乃移檄蜀阃，请自效。制置使赵彦呐以闻，诏许之。驰马渡剑，帅家世自赡之兵五千，戍蜀口。围解，价功居多。诏授雄威军都统制。”[74]《大明一统志》记载有播州人参与了抗击蒙古军的活动。“王震孙，播州人，端平初，元兵犯蜀，震孙率众戍蜀口，解难息民。事闻，授从义郎、重庆路兵马钤辖”。[75]“未几，复白锦堡为播州，文领郡，价统兵如故。蜀警又急，诏价以雄威军戍夔峡。价分署所部，屯泸渝间，遣奇兵击东，遂以捷多，迁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76]嘉熙三年（1239）秋，蒙古命都元帅塔海和秃雪率军进攻川东地区，宋驻重庆副使彭大雅即檄调播军兵马参与江防。“嘉熙间，虏酋达罕（即塔海，同音不同字）举兵饮江，制使彭君大雅调播军戍江面，君即禀命忠显，委总管赵暹领步骑三千，拒虏于石洞峡，帅宣叶力剿遏。”[77]南宋淳祐二年（1242）余玢被任命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全面主持四川防务。余玢到任后，公开在全城张榜招贤献计，并设立元帅府，大力加强城市的防卫措施。淳祐三年（1243），播州安抚使杨文书面建议余玠保蜀三策：“比年北师如蹈无人之境者，由不能御敌于门户故也。曷移镇利阆间，经理三关，为久驻谋，此上计也。今纵无能大举，择诸路要险，建城濠以为根柢，此中计也。下则保江自守，纵敌去来耳。”[78]杨文还预先提出警告，认为：“况西番部落，已为北所诱，势必挠雪外以图云南，由云南以并吞蛮部，阚邕广，窥沅靖，则后门斡腹，深可忧也。”[79]余玠认为此言很有见地，采纳了杨文的中策，命播人冉琎、冉璞修筑城池，作为诱敌深入，遏制蒙古军的战略根据地，极大地加强了四川防务。后来发展的事实果真如此。淳祐十一年（1251），“余玠北伐汉中，文命将赵寅会兵渝上，三次战又捷。”[80]对此，《杨文神道碑》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淳祐辛亥，制使余君欲捣汉中。君承阃令，选锐卒五千，命总管赵寅领之，首战于罗村，再战于梢子头，三战于西县。皆我军贾勇先登，俘获颇众。余帅当时亲书‘忠勇赵寅之旗’以旌之。”翌年的“淳祐壬子，虏酋铁骑火鲁赤寇蜀之嘉定，为四川巨镇，□势显重。余帅急调其军赴援，君选马步五千，委总管田万部□从间道赴凌云，播军昼夜杀贼过江。嘉定一城，惟万山、必胜两堡最要，专以播军任责。我军以强驽射中粉青，一大酋应弦而倒。诸军相继，贾勇获胜，重围遂解。特授右武大夫。”[81]质言之，在南宋王朝危难关头，以杨氏为核心的播州军民，以忠君爱国为理念，积极投身于抗元的最前线，践行儒家汉文化的价值观。南宋末年杨氏顽强抵抗蒙古军事进攻，终宋之世，蒙古大军未夺取播州一寸土地，令人感叹不已。
十一 开设驿道，便利交通
开设驿道，便利交通，可加强与先进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播州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自古以来，播州其地在川贵之间，“于巴蜀之南鄙，近接珍、涪、南平、施黔，远通湖北之沅、靖，及广右之邕、宜等处。”[82]交通阻塞，山大地险，可谓西南蛮夷之地，柳宗元被贬播州，行前泣曰：“播州非人所居，……且万无母子俱往理。”[83]《遵义府志》称：唐时“播州播川郡，户四百九十，口二千一百六十八。”[84]一万余口都未达到，且宋濂称唐时的播州为“夷獠错居，时出为中国患。”[85]宋元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各民族的融合，开设驿道，便利交通，成为历史的必然。播州杨氏土司顺应时代发展之需，积极发展交通，沟通与内地的联系和交往，从而使西南交通阻塞的状况大为改观。播州隶属于湖广行省，“湖广等处行中书省的驿站较为发达，有陆站一百处，水站七十三处。”[86]这已成为湖广行省的一大特色。至元三十年（1293），四川行省官言：“思、播州元隶四川，近改入湖广，今土人愿仍其旧。”“有旨遣问，还云，田氏、杨氏言，昨赴阙廷，取道湖广甚便，况百姓相邻，驿传已立，愿隶平章答剌罕。”[87]“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内则掌之天府，外则国人之为长官者主之。其官有驿令，有提领，又置脱脱禾孙于关会之地，以司辨诘，皆总之于通政院及中书兵部。而站户阙乏逃亡，则又以时签补，且加赈恤焉。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88]至元二十一年（1284）二月，“赠给各处铺马劄子：……四川行省所辖顺元路宣慰司三道，思州、播州两处宣抚司各三道。”[89]元代贵州地区的重要驿道有两条，播州（今遵义）北上入川的道路（还有从中庆即今昆明经顺元入湖广的道路）就是其中的一条。为了确保驿道的畅通，元朝廷也采取过很多措施。天历二年（1329）六月壬子，“顺元、思、播州诸驿，因兵兴，马多羸毙，驿户贫乏，令有司市马补之。”[90]同年（1329），开辟遵义至贵阳的南大道，川黔大道联通。这条交通线路连接了湖广与四川，成为两省沟通的重要通道。它北起重庆，南达播州后，分为东、南、西三条大道，向东经重安江、麻江入湖广，向南过乌江到今贵阳，向西经今金沙县、会宁关进入毕节。又“奏改南诏驿道，分定云以东地隶播，西隶新部，减郡县冗员，去屯丁粮三之一，民大便之”。[91]可见，播州地区驿道的广泛开通，不仅可使朝廷政令得以上传下达，更促进了播州地区内外经济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