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播州民族文化格局
由于独特的山地封闭地理环境和播州社会发展历程，播州民族文化呈现明显的边缘性多元文化格局特征。呈现以濮佬文化为主体的文化特色，同时又具有多元色彩，如彝文化、苗文化、土家文化等在播州民族文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历史上播州与中原地区的交往力度不断强化，使得播州民族文化在呈现山地游耕特征的同时，播州民族上层文化的儒家化倾向亦日趋明显。
一 以仡佬族为主体的播州非汉文化
播州的非汉民族主要包括仡佬族、彝族、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早期先民，这可从这些民族的族渊、分布情况以及历史文献留下的隐约可寻的痕迹和线索中体现。
在播州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格局中，仡佬文化的地位尤为显著。这可以从仡佬人在播州地域的古老历史中反映出来。今天的仡佬族作为贵州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其生存的时空范围超越播州土司的历史。一般认为仡佬族的先民为濮人。濮人为早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重要的一支，其后来分化出更多的西南民族族属。川南一带的濮人，古文献写作“僰”，“僰”的音义与“濮”相通。早在商周时期，濮人就已活动于播州所在的西南地区。“濮”在古文献中亦写作“卜”，《逸周书》记载“卜人，西南之蛮”[47]，《左传·疏》中也称“濮为西南夷也”。[48]商代初期，西南的濮人即以土特产丹砂贡献于商王。春秋初期，西南的濮人与中原的政治势力不断发生关系，见之于这一时期的汉文文献，当时以濮人为主体的部落联盟牂牁，曾与称霸诸侯的齐桓公通好。《管子·小匡》说：“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孤竹……南至吴、越、巴、牂牁、爪辰、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49]从战国到秦汉，在西南有影响力的夜郎国即为仡佬族的先民濮人所建立，并且在为数众多的部族方国中影响最大，正如《汉书》记载“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巂、昆明、编髪，随畜移徙，亡常处，亡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莋都最大。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50]夜郎在西汉时代传说有精兵10万人，所辖区域以今贵州为主，兼及滇东北及川南一带。先秦时期，部分越人也开始移入西南地域，与濮人交错杂居，逐渐融入濮人当中。濮越融合的这部分形成了新的族群称谓——僚（原写作“獠”，作为族群当读作“佬”）。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僚”的记载逐渐增多[51]，如记载最为详细的为《魏书》，其载“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及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其口嚼食并鼻饮。死者竖棺而埋之。性同禽兽，至于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谢其母，母得狗谢，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平常劫掠，卖取猪狗而已。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指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惟执盾持矛，不识弓矢。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能为细布，色至鲜净。大狗一头，买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52]《魏书》为北齐魏收撰，其反映的是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于南方“僚”的认识。这段记载翔实的文字反映了当时西南地区的“僚”人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如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情况，其关于“僚”人生活中的干栏、傩戏、铜鼓等方面的记载与后来的仡佬文化有某些相似性，当然并非唯一性，可以说明这一时期南方民族的分化发育情况。其次如《周书》载“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及川洞之间，所在皆有之。俗多不辨姓氏，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阿夷、阿第之类，皆其语之次第称谓也。喜则群聚，怒则相杀，虽父子兄弟，亦手刃之。递相掠卖，不避亲戚。被卖者号叫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指撝捕逐，若追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更称良矣。俗畏鬼神，尤尚淫祀巫祝，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者，乃自卖以祭祀焉。往往推一酋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53]说明在唐人的观念中，在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自汉代以来，西南夷民族中已经分化出“僚”的族群称谓，但这一时期，“僚”主要是泛称，内部的社会结构相对原始，内部已经建立的相应的权力机构，具有奴隶制的残余。但从这时期的文献中也可看出，“僚”已经分化出不同的种类，或出现不同的“僚”类称呼，如“恒棱僚”，史称“天和三年，梁州恒棱獠叛，总管长史赵文表讨之”。[54]如“诸僚”，史载“建德初，李晖为梁州总管，诸獠亦并从附”[55]如“木笼僚”“铁山僚”等，史称“魏恭帝三年，陵州木笼獠反，诏开府陆腾讨破之，俘斩万五千人。保定二年，铁山獠又反，抄断江路。陆腾复攻拔其三城，虏获三千人，降其种三万落”。[56]
隋唐时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民族分化与形成的进程加快，突厥、回鹘、契丹、吐蕃、靺鞨、南诏等民族发育充分，建立了与中原王朝相对峙的民族政权。在此大背景下，西南地域的僚人中的大部分于唐代形成单一的民族“獦僚”，当然，也有不少单称“僚”的，如《隋书》即把“僚”归入种类繁多的南蛮，所谓“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狏，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57]宋代文献开始写为“仡佬”。自宋代朱辅的《溪蛮丛笑》出现仡佬族名称以来，他们散布于西南广泛的地域，相当于今湖南省西部，贵州省各地都有他们的踪迹。早在唐代，仡佬也写作“葛僚”“仡僚”“佶僚”。如《新唐书》中有“南平僚”的记载，其称“南平獠，东距智州，南属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户四千余。多瘴疠。山有毒草、沙虱、蝮也，人楼居，梯而上，名为干栏。妇人横布二幅，穿中贯其首，号曰筒裙。美发髻，垂于后。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贵者饰以珠珰。俗女多男少，妇人任役”[58]。《旧唐书》中亦有关于“南平僚”的记载，如“南平獠者，东与智州、南与渝州、西与南州、北与涪州接。部落四千余户。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为‘通裙’。其人美发，为髻鬟垂于后。以竹筒如笔，长三四寸，斜贯其耳，贵者亦有珠榼。土多女少男，为婚之法，女氏必先货求男族，贫者无以嫁女，多卖与富人为婢。俗皆妇人执役。其王姓朱氏，号为剑荔王，遣使内附，以其地隶于渝州。”[59]两唐书关于“南平僚”的记载大同小异，说明五代至北宋时代，时人对地处西南的“南平僚”的认识并未有多大的拓展，而是沿袭旧说。此外还有“葛僚”，唐史称“戎、泸间有葛獠，居依山谷林箐，踰数百里。俗喜叛，州县抚视不至，必合党数千人，持排而战”[60]。唐代“僚”人种类较多，除了南平僚之外，见诸史籍的还有“飞头僚”“鸟武僚”“巴州山僚”“益州僚”“东、西玉洞僚”“巫州僚”“钧州僚”“明州山僚”[61]。唐代僚人主要分布在今川南以及川、黔、桂三省交界处一带。这里气候湿热，多瘴疠之疫，人们居住的是富有特色的干阑式建筑，即二层楼房，下养牛、猪、鸡、鸭，搁置农具。楼上供人们煮饭、活动、住宿。男子着左衽衣，妇女穿“通裙”。以三四寸长的细竹筒，斜插耳孔以为装饰。僚人时有产翁坐褥的习俗，即“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62]宋人朱辅《溪蛮丛笑》的叶钱序中有五溪之蛮，其中提到了仡佬，所谓“沅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僮、曰仡佬”[63]，其中也提到了“犵狫裙”（仡佬），[64]说明迟至宋代，西南地区已出现仡佬的称谓。但此文献记载也说明“僚”和“仡佬”不是对等的，“僚”即是单一称谓，也可能是泛称。明嘉靖《贵州图经》称“仡佬，古称僚”[65]，可见其先人是古代僚人的一部分。亦有学者认为仡佬族先人为古代濮人。[66]
以上唐宋及之前古文献记载的梳理说明，仡佬族的先人为濮越民族融合的结果，在唐宋时代民族分化生成的大背景下，僚人中已经分化出“葛僚”“仡佬”的称谓，基本上形成了今天意义上的仡佬族。从仡佬族人的历史活动记载来看，其分布范围与播州地域是基本一致的。[67]《旧唐书》把分布在川南包括播州之地的僚人成为“南平僚”，《宋史》称为“渝州蛮”，“渝州蛮者，古板楯七姓蛮，唐南平僚也。其地西接乌蛮、昆明、哥蛮、大小播州，部族数十居之”。[68]这可以把仡佬族作为播州主体民族的一个重要论据
此外，从播州土司时期的历史文献本身，也可以发现较多的关于“僚”的记载，这些记载也可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播州土司治理下的僚人之多。史载宋代播州杨氏早期几代土官统治播州时期，其境内诸多部族并不服顺，如播州第二代土官杨牧南继承父亲杨端的位置后，其“痛父业未成，九溪十洞犹未服，日夜忧愤”[69]。其子部射继承牧南遗志，继续征服“罗闽”，即水西的一带少数部族，并死于这场征服战争中。部射的继承人杨三公继续其征服事业，史称“三公遣卫兵檄召谢巡检，谢帅彝僚逆之。会济江，獠忽怀异志，引舟岸北，呼谢曰：‘为我语若主，当免我科赋，否则吾不以舟济。’三公怒，瞋目视舟，嘘者三，舟奔而前，三公遂涉。彝獠争持牛酾酒为谢。三公剪帛系獠颈，吸水噀之，帛成蛇形。獠伏地哀祈，誓输赋，不敢反”。[70]这段记载杨氏早期治理播州期间开疆拓土的史料，尽管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但说明播州杨氏几代土官在征服周边、建立对播州地域的统治秩序过程中，所依靠的主要力量还是当地的“彝僚”或“僚”，即当地的土著民族。此条史料虽非充分，但至少说明播州地域内今天仡佬族先人曾广泛存在。进入宋、元、明时期，反映播州土司的文献中，“僚”的记载也多次出现。如宋代播州第九代土官杨文广时期，播州辖区的老鹰寨僚穆族反叛，杨文广命其部下平定了此次叛乱，史称“会老鹰寨獠穆族亦叛，文广命谢都统讨彝之，斩理郭，戮穆獠，释其党七人”。[71]明代，反映播州土司的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僚”的记载，如播州宣慰司在白泥等处“招引九姓土僚在彼往种”[72]，说明在播州杨氏土司的庄园中，九姓土僚的广泛存在，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有学者认为播州统治者杨氏土司家族的族属为仡佬族的先人僚人，[73]此论断有一定的说服力。
从播州主体民族的构成及当时的形势而言，杨氏土司为当地土著的可能性较大，至于杨氏家族以太原为籍贯，表明自己的中原汉人的正统地位，似是在中原文化的强势吸引力之下，地方土司对汉文化的攀附的结果。这种攀附名地望族的现象在唐宋时代司空见惯，特别是当时一些移居内地的少数族人，在逐渐汉化的过程中，在叙述其族源的过程，往往认同华夏始祖黄帝，或者攀附汉地的高门大姓。这实际上是历史记忆重组的过程。正如当代社会人类学的族群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族群是一个想象（主观认同）的共同体，其时空范围由历史记忆来界定，而历史记忆是可以改变的。[74]这一点，台湾学者王明珂亦强调，所谓“华夏认同”首先出现于黄河流域邦国的上层贵族间，然后逐渐向下层、向四周扩散。在地理上华夏认同向四周的成长扩张，主要是透过其边缘人群的认同变化——不断有华夏边缘人群对本地古文明失忆，寻得或接受一位华夏圣王祖先作为“起源”，并在历史想象中将此“起源”之前的本地历史“荒蛮化”。[75]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对太原郡望的攀附，重组自身历史记忆，提高自身地位，以提高自身在地方的号召力，扩大地域势力，正是这种华夏边缘群体华夏化的体现。这亦反证出播州杨氏非汉人身份的可能性。
此外，播州土司以仡佬文化为特征的非汉主体文化可以从考古资料得到印证。遵义杨氏墓葬中的铜鼓等器物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播州作为西南地域民族文化的独特意义，可以说，铜鼓文化[76]是远古时代包括中国长江以南到东南亚的广阔地区的一种典型文化代表，依照汉文化的角度，可以将其视为古越民族的代表性器物文化，如宋代朱辅《溪蛮丛笑》中记载了西南非汉人铜鼓的情况。仡佬族先人僚人也具有铸造使用类似于铜鼓等铜物的悠久历史，根据《魏书》记载，当时作为仡佬族的先人僚人，“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为铜爨，即薄且轻，易于熟食”。[77]铜鼓作为我国南方古代民族的乐器，产生于青铜时代，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78]铜鼓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功能也不断演化。作为早期出现的铜鼓，主要是作为乐器使用，且兼作炊具。后来，又作为祭祀活动中的礼器使用，象征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威，甚至用作葬具。规模大、制作精的铜鼓对于研究我国南方古代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巨大。播州地区的铜鼓文化亦颇具代表性，明初播州地域附近曾有以铜鼓为名的非汉群体，史载明景帝景泰七年（1456），朝廷“调辉兵征铜鼓、五开叛苗”[79]。
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根据中国南方古代铜鼓的不同形制和纹饰，将其分为八个标准类型，每个类型均以其代表性器物的出土地点命名，分别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杨粲夫妇墓出土的两面铜鼓，被定为遵义型铜鼓的标准器物。遵义型铜鼓是我国古代铜鼓发展到东汉至两宋时期的一种形制，形制和花纹较为简单。[80]目前，在全国收藏的1360多面铜鼓中，属于遵义型的共35面，其流行地域相当于古代的南中、五溪等少数民族地区。播州作为古越民族分化后的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地，墓葬中发现的铜鼓，至少说明了墓主在丧葬活动中对地方民族文化的吸收，或者可以说明墓主本人的少数民族身份。这点学界有一定的共识，如学者章光恺认为播州土司杨粲死后，其家属赶制铜鼓入葬，即反映了杨粲族属方面具有古代西南少数族僰人的特点。[81]发掘的陪葬陶俑的服饰风格的考证亦可探寻当时播州的民族文化及地域文化风情。章光恺的考证与播州仡佬文化的主体地位并不矛盾。僰人是秦汉时代云南境内的主要民族，也为早期西南夷的种类之一，也称“滇僰”。僰族是西南夷中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且又最受汉王朝器重的民族，“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82]秦汉之后，社会动荡，民族分化剧烈，僰人中的奴隶主势力迅速衰落，被后期的“大姓”“夷帅”等封建领主取代，僰人分化迁徙于邻近的播州地域，与仡佬的先人交流融合，应是历史的一种发展趋势。
二 播州非汉文化的多族属性
作为边缘地带的播州在民族文化上呈现非汉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其机理正如台湾学者王明珂所论“无论如何，就包括云南、贵州及广西、四川一部分的整个西南地区来说，各地社会之人类生态、族群及社会阶序区分都极为多元、复杂，因此其社会历史记忆也应是极为多元、复杂。”[83]播州建制以来900余年间，经历唐、五代、宋、元、明等朝代的更迭，伴随着王朝的更迭及王朝内部的战争，播州地域的人口迁移流动频繁，特别是唐宋时期又是民族不断分化生成的时期，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播州非汉文化呈现多族属性的特点。播州的非汉文化除了以仡佬文化为主外，还包括不少今天南方民族的最初形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彝文化。播州地域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载诸史籍，所谓“播州地方千里，山川险恶，夷汉杂居”。[84]其中与播州地域交接的水西土司及其属民的主体民族性被定位为彝族。[85]彝族作为西南地区古老的民族之一，是古代羌人南下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距今六七千年，古羌人部落就从河湟地区向四方发展，一部分沿着岷江、雅砻江、安宁河向南迁徙，到达邛之卤。后来又渡过金沙江，进入洱海、滇池及滇东北广大地区。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彝族的先民。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由于宦官、外戚专权，朝廷腐败，士族大地主内部兼并斗争激烈，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王朝中央集权衰微，无力管辖西南地区。滇东北彝族先民黑部后裔第二十世勿阿纳乘势开疆拓土。在与“濮”“僚”征战中，以水西为中心，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地方政权。唐末，播州人称其为“罗闽”，南宋时称其“罗氏鬼国”。元代时彝族亦称“倮倮”或“罗罗”，明清相继沿称。水西主要指贵州西北部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地区，这与贵州彝族的主要分布区相一致。早在蜀汉时，当地彝人建立的王国“慕俄格”[86]君主济火，因为帮助诸葛亮南征有功，被封为罗甸国王。明洪武初，于此置宣慰司，从此开始彝人土司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明英宗赐其首领龙富姓氏。安氏在水西的统治时间超越了临近的播州杨氏，安氏“自汉后主建兴三年（225）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凡千四百七十四年，时长水西，其受命于中朝，为蛮长、为罗甸王、为姚州刺史、为顺元宣抚使、为贵州宣慰使、为水西宣慰使，号凡六更”。[87]洪武六年（1373），明廷诏以水西土司“霭翠位各宣慰之上”。[88]霭翠亦向明朝每年贡方物及马匹等，加强与内地的联系。霭翠死后，其妻奢香代袭，其时都督马晔实行民族压迫，企图在当地消灭彝族官员，用中央的流官代替，激起罗罗人的强烈不满。后水东土司宋钦之妻刘淑贞将马晔的乱行上报朝廷，及时处理了马晔。明朝皇帝还召见奢香，赐以官服等，加以慰问，事态始趋平息。后奢香又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立龙场等驿，维护了罗罗地区的稳定。播州由于与水西共处的时间长，可以说贯穿播州的历史，双方之间政治、地域、文化等方面联系不断，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双方曾建立长期的联姻关系，相互依靠。当然播州与水西之间也有见利忘情，反目成仇的争斗。如水西土司的地理位置比播州更加边缘化，在明代，水西安氏曾羡慕播州杨氏与明政府密切的关系，仰慕杨氏文化的发达以及杨氏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希望和播州杨氏搞好关系，结束两大土司之间的征战，并派人到播州求亲，愿把自己的女儿嫁与杨氏的儿子为妻，结果遭到了杨氏土司的拒绝，其理由是水西安氏是少数民族，其身份、地位都与播州杨氏土司差距太大，所谓“安、杨二氏，先世原为敌国，安曾求亲，杨氏不从，求以女嫁之，亦不从。盖自负为太原诗礼旧家，而安以猡鬼，耻与同盟也”。[89]
当然由于族群间频繁的迁徙和流动，在播州地域内彝族先人的分布应颇为广泛，这一点亦反映在史籍中，所谓“播州，古夜郎地也，自生民以来，长山深箐，彝种丛居，倏叛倏臣，时征时讨”。[90]当然此处所说的彝种应主要是泛指的意思，与“夷种”接近，包含彝族的先人，但不能等同。杨氏占有播州之后，在其不断地向周边扩张的过程中，把一部分彝人居住区纳入播州地域，扩大了播州地域的多民族属性。这种民族间的交融也可以通过官方文献得以反映。如明万历时期准备出兵播州时，曾就当时播州土司与水西安氏土司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盖杨氏和安氏，接壤世姻，声势相依倚。”[91]这说明，无论从地域还是通婚关系上，播州与其毗邻的水西在民族构成上有许多共同混杂之处，作为水西土司的主体民族彝族，通过联姻，或者经济军事文化的交往，在播州地区亦有一定数量的存在。此外，当前仡佬族民间中仡彝联姻的传说亦可侧面印证播州时代彝人的分布，大意是：安宣慰娶亲，新娘被山妖掠走，娶亲人惊恐万状。正巧有一位美丽的仡佬族姑娘在溪边洗衣，遂将其拉上马充作新娘，送回与宣慰成亲。姑娘因语言不通，思念家乡亲人，闷闷不乐。三年后，一群仡佬小伙追猎来到宣慰衙门对面的山上，歇息唱歌。宣慰娘娘愁容尽扫。宣慰看到娘娘高兴的笑容，问明情况，立即派人将小伙们请来与娘娘见面，并热情款待，还叫小伙们日后作为亲戚长相往来。[92]此故事说明了水西与播州之间的婚姻关系，也隐含了水西地区社会发展程度不及播州一带，播州的仡佬先人在选择婚姻对象的时候并不看好水西地区。因此，对播州民族中的彝人的数量与分布，不应估计太高，在播州地域非汉人的群体中，其数量似应少于仡佬或诸苗族群。如宋代播州土司杨轼幕官曾对其说“骨肉相残，彝狄之俗也”[93]，说明在逐渐接受汉文化的播州杨氏，并不认同于周边的野蛮无知的习俗，自然彝族及其文化在播州的影响力度及范围不会太大。
彝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六种方言。大约13世纪，彝族有自己的文字，是中国最早的音节文字，一个字形代表一个意义，文字总数达一万多个，其中比较通用的有一千多个。彝族文化艺术源远流长，流行的民间集体舞是“跳乐”。漆绘、刺绣、银饰、雕刻、绘画等有精美的传世之作。彝族服饰独特而美丽，男子喜穿黑色窄袖左斜襟上衣和多褶宽大长裤，缠包头，并在包头右前方扎一细长锥形的“英雄结”；女子喜穿镶边或绣花大襟右衽上衣和多褶长裙，有的系围裙和腰带，缠包头；男女外出时，喜披“擦尔瓦”，“擦尔瓦”形如斗篷，长可及膝，下端缀以长穗，用羊毛织成，多为黑色。彝族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也较为发达。
（2）苗文化。播州民族文化中，苗文化亦应占有一定的比重。继古代三苗的“苗民”名称之后，与现代苗族有着直接关系的“苗”族之称谓最早出现于唐宋时代。唐人樊绰《蛮书》卷十载“黔、泾、巴、夏四邑苗众”。[94]宋代朱辅《溪蛮丛笑》前文亦载当时五溪蛮中有苗、瑶、僚、僮、仡佬五种不同族称。唐宋时代，苗族等南方民族的居住地域与分布格局基本形成，大致居于湘西与贵州等地。这一时期大多数史书中将苗人混杂于五溪蛮，其中既有苗瑶系统的族体，亦有廪君蛮或其他蛮人成分在内。说明宋代苗族已经广泛散布于今湘西与贵州等地。
在关于播州的文献中，多处提到“苗”、“蛮”、“苗蛮”或“播州苗”，如明洪武时期，播州杨氏归附明朝，辖境内时有苗蛮作乱，史称“播州江渡蛮黄安作乱，贵州卫指挥张岱讨平之”。[95]此江渡蛮具体所处位置不详，应是乌江一带播州与贵州交界之地的苗蛮。永乐时期，播州境内苗蛮被向化招抚的情况较多地见于史籍，如“永乐四年（1406），免播州荒田租。设重安长官司隶播州宣慰司，以张佛保为长官，以佛保尝招辑重安蛮民向化故也。七年（1409），宣慰使杨昇（升）招谕草塘、黄平、重安所辖当科、葛雍等十二寨蛮人来归”[96]，可见当时播州境内苗蛮数量之多，并且许多深处山间，尚未接收播州宣慰司的管辖。宣德（1426～1435）、正统（1436～1449）、景泰（1450～1456）时期，播州境内的苗蛮曾多次对抗朝廷，并明廷相继平定。如宣德七年，“草塘所属谷撒等四十一寨蛮作乱，总兵陈怀剿抚之，旋定”。[97]正统末曾出现播州周边苗蛮与播州苗相互勾连，围攻明朝在贵州各地设立的卫所机构的情况，据《明史·平越土司传》载：“正统末，镇远蛮苗金台伪称顺天王，与播州苗相煽乱，遂围平越、新添等卫”。[98]景泰三年（1452），播州境内发生了更大的诸苗起事，播州土司的力量无法消弭，只得由朝廷派遣播州周边政府军队前来镇压，史称“湖、贵所辖臻剖、五岔等苗贼，纠合草塘、江渡诸苗黄龙、韦保等杀掠人民，屡抚复叛，乞调兵征剿，以靖民患。帝命总督王来、总兵梁瑶等，会同四川巡抚剿之”。[99]景泰七年（1456），又“调辉兵征铜鼓、五开叛苗”。[100]此外，关于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的文献中亦多次强调“苗人”“诸苗”，特别是杨应龙子可栋死于重庆之后，播州与朝廷的关系急剧恶化，杨应龙“拥兵驱千余僧招魂去。分遣土目，置关据险。厚抚诸苗，名其健者为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没入其资以养苗，苗人咸愿为出死力”[101]。在杨应龙与朝廷的军事对抗中，杨氏亦广泛联结周边诸苗，对抗官军，如史称应龙“益结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等为助，屯官坝，声窥蜀”。[102]可见，无论从地域及文献记载而言，播州非汉人中苗人应占有一定的比重。
此外，元末明初播州土司范围内及周边的苗民起义，也可以体现苗文化在土司中的存在。特别是在元朝的统治下，南方各民族人民深受阶级与民族的双重压迫，多次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如1283～1285年，“九溪十八洞”的苗、土家族人民在今川、黔、湘、鄂4省边区一带起兵反抗元朝统治，利用险要的地形，原始的武器同官兵斗争，最后归于失败。大德五年（1301）五月，苗、仲家、葛僚等族人民在雍真葛蛮安抚司土官宋隆济率领下，反抗元军的征服，几个月后，水西土官奢节也起兵响应。苗、仲家等族人民的起义，将元军分割包围于群山之中，官兵缺粮，狼狈不堪。
苗族有自己的语言，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苗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芦笙是苗族最有代表性的乐器。苗族地区以农业为主，以狩猎为辅。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剪纸、首饰制作等工艺美术瑰丽多彩，其中，苗族的蜡染工艺历史悠久。苗族盛行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较大的节日是“西松”（祭祖），每年秋后举行一次。斗牛（牛斗牛）是苗族人民喜爱的一项活动，每年正月、端阳、火把、中秋等佳节都要举行斗牛活动。
（3）土家文化。播州地域与湖北、湖南两省西部及四川省东部比邻，或犬牙交错，这些地区是土家族的传统居住地带。土家族人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土家族有自己的语言，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是藏缅语族内一种十分古老独特的语言。土家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追根溯源，从大量的文献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土家族与古代的部分巴人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103]在殷墟甲骨文上就有“巴”的记载，说明巴人是一个古老的族类。殷周之际，巴人就活动于江汉一代，奉务相为君，是为廪君，时称巴氏族为廪君蛮。《春秋左氏传》《山海经》等先秦史籍中，就有不少关于巴人活动的记载。《华阳国志》殷周之际，巴人就活动于江汉一带，奉务相为君，是为廪君，时称巴氏族为廪君蛮。《春秋左氏传》和《山海经》记，周武王伐殷，巴人有功，将其居住地封为巴子国。《华阳国志》说：“巴子时治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巴亦有三峡”。[104]可见巴人已以川东、鄂西为主要活动区域。战国后期，秦楚势力强大，巴人活动范围逐渐缩小，东抵夔峡，北抵汉中，南达黔中。秦统一全国，以其地设巴郡（今遵义北部地属之）、南郡、黔中郡。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从此，史书把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泛称“巴郡南郡蛮”“武陵蛮”，其中含有巴人，历经迁徙，扩散，分出不同支系。三国时期，“武陵蛮”又称为“五溪蛮”，其中辰溪、酉溪流域是土家族先民的居住地。时有向、田、覃、冉等土家族首领的活动载入史册。唐宋时期，居住在湘、鄂、川、黔毗邻地区的土家族已经形成稳定的共同体。随着行政建置的变化，土家族人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被泛称为“夔州蛮”“信州蛮”“彭水蛮”“高州蛮”等。迟至宋代，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土民、土蛮、土人、土丁等，作为秦汉时代廪君蛮、板楯蛮的后人，因有大量外地人迁入，为了和外来人（客家）相区别，出现了“土民”“客民”之分，“土家”称谓开始出现。即称原居本地的土人、土民为土家，亦即现代的土家族。板楯蛮的历史记载较早，其在汉代的历史文献中大量记载，如“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賨钱赎死。”[105]可见，板楯蛮活动的区域与播州地域毗邻交错，族群间的迁徙、杂居、融合、分化的显现的不可避免。
此外，播州民族文化中“土人”的记载多处可见，如《遵义府志》在谈到播州杨氏统治时代的民族状况时曾言“（遵义）自唐末归杨氏，统诸姓八百余年。宋中叶间设州、军，未闻有流官及播、珍、溱者，其皆土人为之可知。”[106]笔者认为，此“土人”之称谓为当时世居播州的非汉人的总称，并非为某单一民族之专有称谓。但其中至少应包括一部今天土家族的先人。这一点亦可从文献中得到佐证。宋时，渝州蛮，即土家族先人古板楯七姓蛮的后代，其居住地域西南接乌蛮、昆明、哥蛮、大小播州，曾因其首领土人王近才死，“部族无所统，数出盗边。朝廷命熊本讨平，建为南平军，以渝州、南川、涪州、隆化隶焉”。[107]元丰四年，有杨光震者，助官军破泸夷乞弟，杀其党阿讹。大观二年，木攀首领赵泰、播州夷族杨光荣各以地内属，诏建溱、播二州。[108]此外还有史载“沿河一带，向为酋地”[109]，沿河即位于今黔东北乌江河畔，与渝东、湘西比邻，是传统的土家族的居住区。这种土家人地域与播州地域的交错相接，说明播州地域中土家人存在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播州东北部，即土家人传统的聚居地带，土人的分布在当时播州非汉族群中应占有一定的比重。播州境内土家族，有田、冉、安、任、杨、张等大姓。田姓最先徙入务川。《思南府志》载：“黔中夜郎、且兰等地，自汉以来，自为君长者以十数，皆土著也。隋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太守，其四世孙克昌卜筑思州，唐授为义军兵马使，思州遂为田氏世土，以故思南土司田氏为最先”。[110]宋宣和年间，思州蕃部田祐恭内附，世有其地。思州，辖有婺川、风冈地。其他姓氏的土家族人多在宋代以后从邻省、邻县迁入务川。土家族徙人道真早为冉姓。据《冉氏家谱》记载，冉姓自酉阳入境有4支：冉守忠之次子冉桂森，从父征南僚平诸洞后，授宣慰将军、光禄大夫，于宋淳熙四年（1177）人播，安营珍州蟠溪笼子头，后迁上坝场，子孙袭抚兹土。冉茂登、冉月华、冉天恩先后于明、清入境。另有安、任、杨、张等，先后于宋、明、清时期由四川、湖南等省和邻县迁人道真。宋至明代，先后有冉、安、戴、任等姓徙入凤冈县。如明朝蛮夷长官司长官安氏，据道光《续思南府志》载：“宋安仲用，……率兵征三十六洞诸蛮，授义阳（今风冈）元帅府元帅，留守兹土。安世兴，元时，克服三十六洞九十九寨苗彝，授沿边溪洞军民万户总管。”[111]土家族人民与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开辟和发展着播州地区的经济文化。[112]
土家族处于原始宗教崇拜阶段。有祖先崇拜、自然崇拜、英雄崇拜、图腾崇拜等多种形式。其祖先崇拜为土王、八部大神等，这些都是土家早期的祖先神，认为其灵魂可以庇护本民族的繁荣昌盛。建有庙、祠堂，定期祭祀。对自然崇拜，认为万物皆有神。土家族敬祭白虎，各地都有白虎庙，有的家里神宪上供有白虎神位，以求保佑平安。“摆手舞”是流行的古老的集体舞，也是土家族最隆重的风俗活动，节奏鲜明、动作优美、朴素、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土家族爱唱山歌，山歌有情歌、哭嫁歌、摆手歌、劳动歌、盘歌等。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动，在刺绣、编织方面工艺精湛。
三 播州民族文化的山地游耕特征
播州地域诸民族属于典型的山地民族，在生产方式和文化特征呈现游耕文化的特征。关于游耕，学者一般认为是中国南方的一种山地文明，是南方民族的一种文化特征。游耕文化与北中国的游牧文化、中原的定居农耕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113]古播州地域的民族文化特征、社会组织及经济形态与播州独特的地理环境相关，包括其地形、气候等因素。播州所在的贵州高原位于多雨的季风区，雨量充足，有“天无三日晴”的说法。由于多雨，高原上的河流水量大，许多河流长期切割地面，形成许多又深又陡的峡谷。贵州高原的地貌大致分为三级地形面：山原、盆地和峡谷。高原面因长期受河流切割而呈山原形态。正所谓“山国也，举目四顾，类攒孴险峻，无三里平。偶平处，则涧壑萦纡，随山曲直，名之不胜名也，书之不胜书也。”[114]不同于中原地区四季分明的平原农耕区，也不同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草原环境，这种地理气候决定了此地的生产方式为游耕型的方式，使其呈现浓郁的南方民族特色。这种游耕文化在生产方式上的体现是“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渔猎在经济生活中占一定比重。如直到明代，巫溪地区的部分仡佬族还“食不足则猎兽”[115]，新添卫的仡僚“以耕猎为生”[116]，清平县的仡佬族“种山射肉为生”[117]等，这些说明在播州及周边地域，特别是在仡佬族先民中，渔猎还占有相当比重，生产生活方式总体上处于游耕阶段。
分散游耕的生产方式，难以形成中原地区基于治水模式的中央集权社会，也难以组成如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那样强大的军事力量，只能产生相对分散的、闭塞的播州地方土司势力，亦即形成当地各小土司松散的联合统治模式。这种模式下，内部的矛盾冲突无法避免，难以形成强大持久的统治力量。如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的失败，或者说明代平播战争的起因和结果，都或多或少与播州土司内部的矛盾有关，特别是杨应龙与播州地域五司七姓的矛盾即可说明问题。史籍中多次出现杨应龙和五司七姓矛盾对立的事件，如“十七年所部何恩、宋世臣等及张时照上飞文告龙反”[118]，又如杨应龙“以杀人立威，小有睚眦，辄诛戮之，所诛伤无数，州人不堪其苦，所属五司七姓之民及张氏家奏诉之”[119]，再如“初惑七姓虐所属黄平等五司，久而觉其欺，稍夺之权，七姓逆反噬”。[120]这些持续不断的播州地域内的部族冲突，说明播州杨氏土司治理下的播州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其内部存在诸多的权力真空，也即是播州杨氏土司军政力量所无法达到的地方。这些冲突本身的直接原因多半在于族群间的利益差异与争夺，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西南山区地形下的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游耕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决定了播州土司，即使在其繁荣昌盛时期，也不可能消除内部众多的形态各异的部族的差别，也难以平息基于种种差别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也就不可能在播州地域建立强大的集团制的统治。当然这种生产方式下的相对松散的土司政治，对中央而言是有利的，即在依靠农耕经济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面前，内部矛盾重重的土司是难以与其对抗的。个别极端条件下的对抗，如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的对抗，从根本上而言，不会削弱明王朝的统治基础，反而是通过平播战争增强了明朝在播州地区的直接统治力量。
四 播州土著上层精英民族文化的儒家化
播州上层民族文化的儒家化反映了中央王朝统治力量在当地的深入。这种深入实际上与中原王朝的统治制度相联系。羁縻府州的制度的完善是在隋唐时期。唐朝在经略西南的过程中，总结了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在贵州境内完善郡县制。隋唐时期地方建制基本上是郡县两级制，唐代前期的道大多是作为监察区而非行政区存在，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兴起，道成为事实上的地方行政机构。贞观年间天下根据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贞观十道分别为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其中，江南道为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设置，辖境在长江之南，东临海，西抵蜀，南极岭，北带江，包括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及江苏、安徽、湖北之大江以南、四川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治所在苏州。可见，唐前期，今贵州大部分地区属于属江南道，一小部分属剑南道和岭南道。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改天下十道为十五道，分别是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京畿道、都畿道。其中变化最大的是江南道，此时，江南道一分为三：即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今贵州地域主要归属于黔中道。
唐代，与贵州地域有关，隶属黔中道的经制州[121]主要包括黔州、思州、锦州、叙州、奖州、费州、夷州、播州、溱州、南州等，它们主要分布于分布在乌江以北和黔东北一带。今黔北地区大部分县属于黔中道的几个郡，只有赤水、习水一部分地域属剑南道的泸州泸川郡。当时属黔中道的郡县有：黔州黔中郡：武德元年（618）将隋代的黔中郡定名为黔州，天宝元年（742）改名黔中郡；乾元元年（758）复名黔州。领六县：彭水、黔江、洪杜、信宁、洋水和都濡。其中彭水县，包含今天四川的彭水县及贵州铜仁地区的沿河北部；洋水县，在今务川、沿河间；都濡县，今务川。南州南川郡：武德二年（619）置南州，武德三年（620）更名僰州，四年（621）复称南州。天宝元年（742）改名南川郡，乾元元年（758）复名南州。领县二：南川、三溪。南川县，今四川綦江；三溪县，今道真西部。思州宁夷郡：武德四年（621）以隋朝巴东郡的务川置务州，贞观四年（630）改务州为思州。天宝元年（742）改思州为宁夷郡，乾元元年（758）又复名为思州。领三县：婺川、思王、思邛。婺川县，今务川、沿河；思王县，今德江；思邛县，今印江。夷州义泉郡：武德四年（621）以隋明阳郡所领绥阳县地置夷州。贞观元年（627）废，贞观四年于黔州都上县复置夷州。天宝元年（742）改名义泉郡。乾元元年（758）复名夷州，领五县：绥阳、都上、义泉、洋川和宁夷。绥阳县，今凤冈西北；都上县，今湄潭、凤冈间；宁夷县，今凤冈、余庆间；义泉县，今湄潭；洋川县，今绥阳。费州涪川郡：贞观四年（630）分思州之涪川、扶阳二县置费州，同时又将黔州、思州部分划入。天宝元年（742）改名涪川郡。乾元元年（758）复名费州，领四县：涪川、扶阳、多田和城乐。涪川县今思南；扶阳县，今德江西南境；多田县，今思南、德江间；城乐县，今凤冈、思南间。播州播川郡：贞观九年（635）以隋代牂牁郡的延江（今乌江）北岸地置郎州，贞观十一年（637）废。贞观十三年又于郎州地置播州，领六县，天宝元年（742）改名播川郡。乾元元年（758）复称播州，领三县：遵义、芙蓉、带水。遵义县今遵义县东北；芙蓉县，今绥阳芙蓉江北岸；带水，今桐梓东南。溱州溱溪郡：贞观十六年（642）渝州万寿县人牟智才上封事，在窦州、渝州之界，开山洞置珍州，同年又在珍州东北置溱州。天宝元年改珍州为夜郎郡，随即将夜郎郡并入溱州而称溱溪郡。乾元元年又分出珍州，复改溱溪郡为溱州。元和二年（807）又撤珍州入溱州，领五县：荣懿、扶欢、夜郎、丽皋和乐源。荣懿县，今四川綦江；扶欢县，今习水与桐梓之松坎间；夜郎，今桐梓；丽皋、乐源两县，在今正安、桐梓间。牂州：武德三年，牂牁首领朝贡，以其地置州，领三县。州治在建安县（在今余庆、瓮安之间）。
综上，可见唐代在播州的建制区域主要在乌江以北，说明经过汉代以来的开发，汉文化在乌江以北的传播渐广，人口和土地数量有所增长，达到了经制建制的程度。需要说明的是，唐代前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在北方，在关中本位政策的背景下，及在唐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的情况下，唐代对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的统治力度不大，换言之，汉文化在西南贵州地域的传播有限。唐代对州的划分是以经济情况，户数多少为划分标准，将州县分上、中、下三等。唐代不同时期划分州县的标准是不同的，对于缘边地区则降低其标准，如“武德令：三万户以上为上州。永徽令：二万户以上为上州。至显庆元年九月十二日敕：户满三万以上为上州，二万以上为中州，先已定为上州、中州者，仍旧。至开元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太平时久，户口日殷，宜以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缘边州三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其亲王任中州、下州刺史者，亦为上州。王去任后，仍旧。”[122]依据文献记载，隋唐时期，播州地广人稀，汉人较少，主要是以土著民为主。从唐代前期在播州地域的行政建制来看，设置部分稀疏的经制州，对播州地域的统治初见成效。但唐朝对西南经营的重点不在贵州高原，所以对大部分地区仍采取松弛的统治政策，以“招抚”各少数民族首领内附，许以官职为条件，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123]
唐代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建立正州，在周边地域及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设羁縻州。羁縻中的羁字原义，为马络头；縻字原义为牛靷。羁縻寓意牵制联系之意，借以形容天子与边疆四裔之关系，羁縻不绝。在今播州地域范围内，唐代仅在乌江以北及黔东北地区设有正州，其他地区主要是羁縻州。关于羁縻州的建置情况，《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124]总计当时在唐朝核心区周边共设置羁縻府州八百五十六，分属关内、河北、陇右、剑南、江南、岭南诸道统辖。
其中的羁縻府州中，“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125]，江南即江南道，即在今贵州及黔桂边境，均由黔州都督府治理。在贵州境内者计二十二州。羁縻州在行政建置上虽也称州，但其在政治、经济管理制度方面，不同于当时设置在内地的经制州和处于更加边远的藩属；而且不同于两汉时期“郡国并行”[126]体制下的同姓或异姓方国，以及元、明、清时代的土司制度。它是这一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由比较松散逐步走向整齐划一的一个过渡阶段，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与不平衡性的辩证统一，表现为“土流并治”演变的阶段性和特殊性。[127]唐代的羁縻州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由于羁縻州多设在沿边及少数民族地区，其建置范围以各土著首领所献地为基础，而中央王朝就将献地范围设置羁縻州，承认各族统治者对原有地区的管辖，即以土官制土民。这种统治方式保留原来部落组织，保留土著酋长的政治地位，保留原有的统治方式和不改变当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第二，中央王朝任命土著首领为都督、刺史，子孙世袭其统治，这就与正州官员的任命完全不同，这些土著首领实质就是一方诸侯。但土著首领不能擅自立为王侯，要由朝廷封赐册命，给予承认。受封后的土著酋长要恪守礼制，忠诚中央王朝，定期朝贡象征臣服的方物土产，率领本部兵卒，守边卫土，服从朝廷的调遣。否则就要因“无蕃臣礼”而被讨伐、取缔。[128]即是：既臣服于王朝，恪守中央王朝的法令制度，又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即是说各羁縻州乃是王朝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又比较松弛，王朝往往对其“来而不弃，去而不追”。第三，土著首领所管辖的人民，由于“多不上户部”，不直接向国家缴纳赋税，但受到土著首领的经济剥削，所受的压迫也较为沉重。从唐初夜郎一带僚人反对官府残暴压迫的起义到唐后期辰、淑、锦三州人民反官吏“督敛苛刻”持续三年的起义斗争，反映了唐代播州和周边羁縻州地区阶级矛盾的尖锐、激烈。[129]
唐朝中央在播州地域的相当部分地域实行羁縻统治。羁縻这种统治方式对播州民族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唐代羁縻州地方行政制度落实到播州地域，促进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羁縻府州的推行，各土酋首领通过定期到京城朝贡等，增强了边缘地区对内地情况的了解。朝贡往往是中央王朝对边缘地区土著的一种笼络手段，一般情况下，中央王朝回赠给各朝贡使节的礼物的价值远远大于朝贡品的价值，王朝大量的赐予礼品，为边远地区带来了汉族地区的一些工艺品和生产技术。政治交往的加强，也带来了周边地区汉民族向播州地域的人口迁移，有利于播州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130]总之，羁縻府州的设置，对于促进内地与播州地域的政治联系、经济文化交流以及民族关系的发展，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唐代在今云贵高原大部及黔、桂边境地区，设置羁縻州达到五十个，如此之多的羁縻府州的设置本身亦说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换言之，中央王朝在播州地域羁縻府州的设置是与当时这一地区社会发展的水平是适应的。唐代所处的中古时代，播州地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乌江以北接近巴蜀的播州地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稍高一些，而其他周边各地相对落后荒蛮。这就决定了中央王朝在当地的统治不可能整齐划一，必须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播州地方民族文化格局的形成与中央王朝中央集权力量的衰弱相关，正如学者所言“中央大一统的控制能力，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央王朝势力如果强大，国家就处在强盛的阶段，反之就会削弱，对周边控制的能力相应地减弱”。[131]唐代中后期，播州地域民族势力开始凝聚形成，最终演化为统治当地800多年的播州地方势力形成。
唐朝在各边缘州派驻军队，每年更替，不在驻地进行屯垦，所需衣粮皆由内地运去，耗费极大。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政治日趋衰败，特别是天宝十四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历时八年（755～763）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此时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所谓“自天宝丧乱以后，兵兴不已，地割民凋。人民死绝逃亡，仅存者二分之一也而犹不足。”[132]如果不顾经济规律，一味派遣大批官吏、士卒来进行统治，会给王朝政府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诸如行政官吏的俸禄和军队所需的物质供应将无法解决。因此在国力有限，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唐朝对贵州部分经制州的放弃、调整是必要的，亦是无奈之举。同时从社会经济基础的角度分析，经制州的体制一般与封建经济较成熟的地主经济地区相适应，是封建地主经济的中央集权在地方行政管理上的体现。而在羁縻州的体制中地主经济成分不多，或者处于领主制，甚至与奴隶制经济阶段的情况相适应。唐朝只有在力量已经无力实际控制的边地逐步放弃经制州制而采取羁縻政策，给少数民族首领以封号，所附土地置羁縻州，才能解决设置郡县统治与客观存在的矛盾。当时播州地域除与巴蜀、荆楚邻近的地区，其地主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外，其他大部分地区还比较落后，社会发展还处在领主制阶段。唐朝对播州地域区划的调整也正说明当地不少地区，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建置正州县区划的要求。
与此同时，也说明中原文化在播州地域的影响有限，也即是说播州非汉文化占据相当的比重，实质上在川南乌江流域和赤水河流域广大土地上土著首领有着牢固的社会统治基础。“东谢蛮，其地在黔州之西数百里，南接守宫僚，西连夷子，北至白蛮。……其首领谢元琛，既世为酋长，其部落皆尊畏之。”[133]说明谢氏在其部落族人中社会地位之高，社会统治基础之深。在东谢蛮之南的西赵蛮也颇有势力，史称其“在东谢之南，其界东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山洞阻深，不知道里。南北十八日行，东西二十三日行。其风俗物产与东谢同。首领赵氏，世为酋长。有户万余。”[134]有户万余，人口当在五万左右，显然与唐朝在播州地域及其附近设置的正州和羁縻府州统计的人数不相上下，说明其势力确实存在。再如，“牂牁蛮，首领亦姓谢氏。……风俗物产，略与东谢同。首领谢龙羽，大业未据其地，胜兵数万人”[135]军事力量不弱。这些地方土著势力从某种程度上随时可以轻易成为对抗王朝政府在当地的政治势力。所以，在强大的地方势力下，中原朝廷不能不考虑这些地区历史环境的特殊性。东谢蛮首领谢元深、南谢首领谢强、西赵蛮首领赵磨、牂牁蛮首领谢龙羽皆被朝廷授予应州、庒州、明州、牂州等羁縻州刺史，可见一斑。
与唐朝中央力量在向北收缩的同时，则是播州地方民族势力的伸张，其最终导致了播州民族地区土著势力的形成。唐初，播州属于黔中道的经制州（正州）。由朝廷吏部委派刺史治理，直接控制地方政治、军事、赋税等权力。据《新唐书·地理志五》记载当时的播州地方偏僻，人口稀少，总计户约490，人口不过2168余。随着安史乱后唐朝中央集权力量的削弱，藩镇割据与地方民乱的交替出现，如川陕、江南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南方地方割据势力膨胀，纷纷拥地自立。唐朝中央自顾不暇，对周边民族地区的拓展势头明显放缓。具体在播州民族地区而言，则是唐朝的军政力量不断减弱。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播州僚人“反叛”，泸州僚族首领罗荣，率军队平定收复了播州，并据有播州，开始对播州地域进行世袭的土官统治。《遵义府志》对此有所记载：“唐大历中（766～779），夜郎叛，命（罗）荣帅师南征，剿抚并行，蛮方永靖，朝廷遂即其地分封，命世侯播土。”[136]但实际上，罗氏对播州的统治并不长久，随着唐与南诏之间争战的爆发，播州地区几度陷于南诏，各种民族势力在此交错汇聚，播州地域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
隋唐时期，是南北方民族充分发育的时代，对南方而言，一些民族不断发育形成，如莫徭、东谢、南谢、西谢、西赵、牂牁、南平僚、西原蛮、黄洞蛮、俚、乌蛮、白蛮、和蛮、磨些蛮、金齿、茫蛮、朴子蛮、望蛮等，基本上为现代瑶族、侗族、水族、布依族、仡佬族、土家族、壮族、黎族、彝族、白族、纳西族、傣族的早期称谓。在中晚唐时期，地处播州地域西南，居于黔西北毕节以及黔中贵阳一带罗罗人（即彝族）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而与居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黔北地区僚人时有争战。8世纪中叶，与唐朝政治日趋衰败、内忧外患不断、中央集权力量严重削弱的同时，今滇西北洱海地区以乌蛮为主体的“南诏”部落崛起。在朝廷腐败、政事混乱的情况下，南诏将势力大肆向东扩张，几度把战火烧到播州地域，据《新唐书》载，咸通年间（860～874）年间，唐与南诏战事不绝，南诏军队“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137]“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138]从唐懿宗大中十三年（859）至僖宗乾符元年（874），南诏世隆（酋龙）为首的奴隶主贵族集团对唐朝发动了一系列掳掠战争，两次攻陷邑州，一入播州，一入黔中，四次攻打越巂、成都等地，先后掳掠数十万人口和无数财物，对当地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39]
南诏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余年间频频发动对唐朝的战争，向广西、四川、贵州进攻，主要是唐朝统治集团内部政治腐败的结果。[140]而唐朝过度征发兵役和长期对吐蕃、南诏的战争，使唐朝人口大减，国力大衰，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社会秩序失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如唐懿宗即位的咸通元年（860），爆发了浙东以裘甫为首的农民起义；咸通九年（868）又爆发了桂林戍兵起义；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又聚众数千，起义于濮州，黄巢也聚众数千响应。而此时唐朝与南诏的战火又起，南诏对黔中、播州用兵。南诏攻陷黔中后，并未对当地进行长期占领，仅掠夺一番便返回故地，仅攻取与自己族属相同的水西地区[141]，水西罗闽借南诏之势攻占了僚人世居的中心——播州地域，因此史书上有南诏陷播的记载。大中十三年（859）南诏进犯播州，但在咸通元年（860），安南都护李鄠“复取播州”[142]，不久撤出，南诏于公元873年“回寇黔中”[143]时，播州被南诏属下的水西闽族所侵占。
唐大历年间入播的泸州僚人首领罗荣四传至罗太汪嗣位，太汪“少而孤”[144]，南诏又犯黔时，闽族攻占了播州，罗大汪被播州僚人和罗闽人彝人逐走，逃至四川老家泸州去依附叔祖避难，以图东山再起。唐朝先后派兵助太汪恢复不克，太汪乞援于同族杨端收复播州，杨端入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随着南诏势力的衰落，水西的实力亦逐渐减弱，此时居于四川泸州、宜宾地区的僚人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原和四川盆地先进的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的传入，其实力逐渐得到增强，其中以杨端为首的杨保族势力较为强盛。乾符三年（876），居住在叙永以东，合江、泸县南境边徼习水及赤水河流域下游一带的僚族土酋杨端[145]，偕八姓族人兴兵，太汪带路，自泸州、合江“迳入白锦（今遵义县南）”[146]，结土豪庾、蒋、黄三氏，打败罗闽和僚人，据有播土。从此杨氏取代罗氏世代盘踞于此，并历任播州刺史，成为唐朝的一个羁縻州，历经五代、宋、元、明，直到明万历平播战争，据有播地长达725年之久。
杨氏入播20年后，唐朝亡，进入五代的混乱时期。杨端的子孙在播州并非一帆风顺，遭遇敌对势力的进攻，还有僚人的不断反抗，加之内部争权夺利的相互残杀，因而“无暇修文”。经过长时间的争斗，杨氏在播州逐渐站稳脚跟，同时，开疆拓土，领地逐渐扩大。从北宋到南宋，杨氏始终与中央朝廷保持紧密关系，一则杨氏效忠宋王朝，一则朝廷不断给予封赏，杨氏在播州的统治更加巩固，播州地区的社会也进入发展时期。南宋初，杨氏治播已历10余代，传至11世杨选，官封武经郎，始兴文教。其子杨轸袭土官职，其弟杨轼“留意艺文”。十三代杨粲袭职，受封沿边安抚使。他“喜儒而好礼”，建学宫，提倡儒家学说，大量养士，风俗大变，“俨然与中土文物同”。[147]他当政40余年，文化与经济同发展，史称“播州盛世”。他制《家训十条》：“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佞，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148]将此家训刻于石上，务使后世子孙牢记并实践家训。事实表明，“尽臣节”已成播州土司的政治传统，代代恪守，极少发生君臣不和之状。随着杨氏土官仰慕汉文化，重视文教，境内大小土官及其子弟汉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他们自身文化素质较高，普遍好学，好儒术。元时杨氏第十七世汉英就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史载他：“究心濂洛之学，为诗文，典雅有则”。[149]入明，杨氏传人们的文化素质更见提升。如杨升，其学问深广，撰文作诗出人意表；如杨辉，博览经史，歌咏得唐人之音律，行草书皆有造诣；如杨斌，研究儒家经典，《易》学皆有功底，他自撰自书的鹤鸣洞摩崖诗，书法飘逸飞舞，甚见功力。杨氏传人文化素养之高，又为西南其他土司所不及。读书明理，深谙事君之道，为臣之礼。杨汉英为先祖杨粲撰写《忠烈庙碑》，要求后世子孙：“承家事君”，要做到两个字：“曰忠曰勤”[150]。这与杨粲所制《家训十条》一脉相承。以忠、以孝、以勤传家，故能使其多数后人能安其位，与朝廷共进退。
少数民族上层精英对儒家文化的吸纳和率先汉化，不仅有利于中原文化的传播，还有利于先进的农耕技术的推广，促进了播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移居播土的中原人和其他地区的移民与当地的土著民族杂居，增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相互取长补短，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小结
本章以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结合传统文献的记载，以及播州地域的历史地理等特征，探讨了播州民族文化四个方面的特征：即播州主体民族的仡佬文化特征，多族群的丰富多彩性，与当地独特的生产方式相结合的山地游耕民族特征，以及播州土著上层精英的儒家文化倾向，等等。当然，这些判断仅是初步的，某些判断也存在着商榷的地方。因为经过播州末代的战乱，直接反映播州历史原貌的第一手文献资料遭到人为的破坏，现有的资料多是在传统中原中心模式下的汉文文献，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偏颇。相信随着新研究方法的不断介入，以及考古文献的不断出现，我们对播州民族文化特征的认识会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完善。
[1]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中华书局，2013。
[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中华书局，1982。
[3]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第3页。
[4] 万国鼎：《中国田制史》，商务印书馆，2011，第117～118页。
[5] 贵州省遵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遵义地区志·人物志》，天马出版社，2001，第285页。
[6]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三《列传一》。
[7]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三《列传一》。
[8]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
[9] 漆春华总编《美哉遵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第188页。
[10]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卷二〇《漾水》，中华书局，2007，第485页。
[11]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〇一《獠传》，中华书局，1974。
[12]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1卷，第289页。
[13]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14] 王兴骥：《播州杨氏族属试探》，遵义史志编纂办公室《遵义市志资料选集》第十二期。
[15]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中》，中华书局，1975。
[16] 《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中》。
[17]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18]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19] （元）脱脱：《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中华书局，1985。
[20]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九《年纪一》。
[21] 《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
[22] 《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四·西南诸蛮等》。
[23]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24] 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第129页。
[25] （明）宋廉：《元史》卷一〇《世祖本纪七》，中华书局，1970。
[26]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27] 《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
[28] 《元史》卷一六五《杨赛因不花传》。
[29] 《（道光）遵义府志》卷二七《职官一》。
[30] 《元史》卷一一《世祖本纪八》。
[31]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
[32]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
[33] 《元史》卷二六《仁宗本纪三》。
[34] 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第140页。
[35] 《明太祖实录》卷七一，洪武五年正月乙丑条。
[36] （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一二《四川土司二》，中华书局，2011。
[37] 《明史》卷三一二《四川土司二》。
[38]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39] （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
[40] 《明史》卷八〇《食货志四》。
[41] 《（道光）遵义府志》卷一六《农桑》。
[42]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43] （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
[44] 《（道光）遵义府志》卷四二《艺文一》。
[45] 《明史》卷三一一《四川土司二》。
[46] （明）徐霞客：《徐霞客游记》，中华书局，2009，第414页。
[47]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释》，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第351页。
[48] 转引翁家烈《仡佬族》，民族出版社，2005，第1页。
[49] 转引翁家烈《仡佬族》，第1页。
[50] （汉）班固：《汉书》卷九五《西南夷 两粤 朝鲜列传》，中华书局，1962。
[51] 传统汉文史籍多为儒家士大夫所撰写，其秉承的是儒家的民族文化观念，即传统的华夷观。在这种以华夏为中心的观念中，对民族的格局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见：华夏民族（后来的汉民族）居于中原，是先进的，文明的，而居于华夏周边的族群则是野蛮的、落后的。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这些野蛮族群多半是茹毛饮血，尚未脱离动物性，所以多半给其加上犬字旁，如猃狁、獠等，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和批判的。本文中，为反映历史文献的原貌，说明族群演变的古今序列，照录古文献中的称谓，其他处则用“僚”，以此说明。
[52] 《魏书》卷一〇一《獠传》。
[53] （唐）令狐德棻：《周书》卷四九《异域上·蛮獠》，中华书局，1971。
[54] 《周书》卷四九《异域上·蛮獠》。
[55] 《周书》卷四九《异域上·蛮獠》。
[56] 《周书》卷四九《异域上·蛮獠》。
[57] （唐）魏征等：《隋书》卷八二《南蛮》，中华书局，1973。
[58]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
[59]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中华书局，1975。
[60] 屈川：《都掌蛮：一个消亡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第14页。
[61] 《隋书》卷八二《南蛮》。
[62]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八三《獠妇》，中华书局，1961，第3981页。
[63] （宋）朱辅：《溪蛮丛笑》，（明）陆辑编《古今说海》，巴蜀书社，1988，第54页。
[64] （宋）朱辅：《溪蛮丛笑》，第55页。
[65] 转引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贵州的少数民族》，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第123页。
[66] 翁家烈：《仡佬族》，第1页。
[67] 现代意义上的仡佬族，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共有人口579357人，在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分布，主要集中聚居在贵州省，共有55.9万人。其中主要分布于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阡县以及正安、六枝、水城、黔西、织金、大方、金沙、纳雍、遵义、仁怀、清镇、普定、平坝、安顺、镇宁、关岭、贞丰、安龙、晴隆、兴仁、思南、松桃、江口、瓮安、镇远等70多个县。
[68] 《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列传四》。
[69]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70]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贵州通志·土司土民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第37～38页。
[71] 翁家烈：《仡佬族》，第1页。
[72] （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
[73] 参见王兴骥《播州土司与水西土司关系之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遵义县志·史实考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74]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第653页。
[75]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和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76] 韩效文、杨建新主编，黄修义、黄耀萍著《各民族共创中华·中南东南卷上》，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第157～159页。
[77] 《魏书》卷一〇一《獠传》。
[78] 如新中国成立后仅在高州（今广东省西南部）一带就发现铸造精美、花纹繁缛的粤式铜鼓40多面，参见蒋廷瑜《粤式铜鼓》，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75～185页。
[79]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80] 参见遵义市文化局编《遵义地区文物志》，1984，第176页。
[81] 章光恺：《播州杨氏族属初探》，《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4期。
[82]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
[83]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第129页。
[84] （明）李化龙：《播州善后事宜疏》，《平播全书》卷六《奏议》。
[85] 王兴骥：《播州土司与水西土司关系之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86] 江应
主编《中国民族史》（中），民族出版社，1990，第506～507页。
[87] （清）黄宅中：《道光大定府志·安氏本末》，中华书局，2000，第123页。
[88]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
[89] 李化龙：《平播全书》，大众文艺出版社，第475页。其实，杨氏的太原汉人大姓亦是其汉化后攀附的结果，这种现象正对应了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所说的“一截骂一截”，即在华夏边缘地区，随着汉文化的移植，华夷边界在不断推移，早先接触汉文化的土著因失忆而成为华夏，其逐渐瞧不起更边缘的土著，视其为蛮夷。
[90]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贵州通志·土司土民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第43页。
[91] 《明神宗实录》卷三五六。
[92] 翁家烈：《仡佬族》，第41～42页。
[93]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94] 徐杰舜编著《中国民族史新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第535页。
[95]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96]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97]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98]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
[99] 徐杰舜编著《中国民族史新编》，第535页。
[100] 徐杰舜编著《中国民族史新编》，第535页。
[101]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
[102]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
[103] 《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第2辑，《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第14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第367～371页。
[104]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巴郡》，齐鲁书社，2010，第24页。
[105] 《后汉书》卷一一六《南蛮西南夷》。
[106]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107] 《（道光）遵义府志》卷四〇《年纪二》。
[108] 《（道光）遵义府志》卷四〇《年纪二》。
[109] 朱燮元：《督黔善后事宜疏（崇祯四年）》，《遵义府志》卷四二《艺文一》。
[110] 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嘉靖 道光 民国 思南府、县志》（点校本），2002，第218页。
[111] 参见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下编1），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第779页。
[112] 参见《遵义地区志·民族志》编纂委员会编《遵义地区志 民族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136～137页。
[113] 潘洪钢：《南方民族游耕文化刍议》，《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3期。
[114] 《（道光）遵义府志》卷四《山川》。
[115]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编《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第239页。
[116]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编《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第239页。
[117]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编《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第239页。
[118] 茅瑞征、王士琦：《万历三大征考》，台湾华文书局，1968，第69页。
[119] 《明神宗实录》卷三五四，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条。
[120] 谭其骧：《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第296页。
[121] 经制在唐代文献中的意思为经理节制之意。如《新唐书·裴度传》载：“惮度复当国，因经制军事，数居中持梗，不使有功。”此处提到的经制州指朝廷能够经理节制的州，与松散控制的羁縻州相对应。
[122] （宋）王溥：《唐会要》卷七〇《量户口定州县等第例》。
[123] 何仁仲编《贵州通史》第1卷，第293页。
[124]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
[125]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
[126] 李孔怀：《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183页。
[127] 史继忠、侯绍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第15～22页。
[128] 何仁仲编《贵州通史》第1卷，第300页。
[129] 何仁仲编《贵州通史》第1卷，第300页。
[130] 何仁仲编《贵州通史》第1卷，第300页。
[131] 李鸿宾：《唐代的民族互动与政治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32]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四。
[133] 《旧唐书》卷一九九《东谢蛮》。
[134] 《旧唐书》卷一九九《东谢蛮》。
[135] 《旧唐书》卷一九九《东谢蛮》。
[136]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137] 《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中》。
[138] 《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中》。
[139] 何仁仲编《贵州通史》，第306页。
[140] 何仁仲编《贵州通史》，第312页。
[141] 今黔西北毕节、安顺西北及兴仁一带。
[142] 何仁仲编《贵州通史》，第307页。
[143] 何仁仲编《贵州通史》，第313页。
[144]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土官》。
[145] 关于播州土司先祖杨端的族属问题，学界存在着争议。这种争议源于早期各种史书传记的记载，如最早的为元末明初宋濂为播州宣慰司杨氏作的家传，《宋学士文集》卷11记载杨氏土司的世系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会稽，遂为其郡望族。入播始祖端，唐末寓家京兆。南诏陷播州，端以乾符三年应募将兵复播州，遂有其地。五传至昭，无子，值同族杨业之曾孙延朗之子充广持节广西，与昭通谱，缀其子贵迁为昭后。自后守播者，皆业之子孙也。”《元史·杨赛因不花传》称“其先太原人，唐季，南诏陷播州，有杨端者，以应募起，竟复播州，遂使领之。五代以来，世袭其职。”《明史·土司传》亦称“唐乾符初，南诏陷播，太原杨端应募，复其城，为播人所怀。历五代，子孙世守其地。”《明统志》亦称“唐乾符初，南诏陷播州。端本太原人，应募，领兵复播州，能谕以威德，縻以恩信，蛮人怀服。五代以来，子孙世袭其职”，等等。以上记载均认为播州杨氏为中原汉人望族，甚至与北宋名将杨业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谭其骧、张其昀等都持否定态度，如谭其骧在其《播州杨保考》中认为，杨氏家传，例以其族之谱牒为据，而谱牒类多依托虚饰之辞，不足征信。杨业父子祖孙，一门功烈，其轶事遗闻，自宋以来，盛传民间，播州杨氏故自附为其同族后人以为荣。并认为杨保应出自川黔一带的泸夷。张其昀在《遵义新志》中谈到播州历史地理时也分析了播州杨氏的世系，认为杨保（杨端）自称系出太原，乃汉化以后攀附之辞。从而认为杨保为居住于川黔边境之赤水河流域的罗罗一族。笔者赞同谭其骧、张其昀的杨保攀附中原汉人大姓说，但杨保的具体非汉人族属问题，也就是说，杨保属于罗罗，还是僚人，罗罗与僚人的关系，以及罗罗、僚人与当下语境下彝族、仡佬族是否具有对应关系的问题，都是相对复杂的民族理论问题，有待学界进一步讨论。
[146] 《（道光）遵义府志》卷三一《士官》。
[147] 遵义市文化局编《遵义地区文物志》，1984，第76页。
[148] 遵义市文化局编《遵义地区文物志》，第78页。
[149] 《新元史》卷二二一《杨汉英传》。
[150] 遵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遵义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