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城市规模的适度性

适度城市规模（moderate city size）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自从城市产生以来，最优城市规模（optimum city size）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诸多学者：能够使城市产生最大效益的人口规模是多少？

最优城市规模的假设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3]认为，理想的城市有5040个居民。5040是7的阶乘，同时10×9×8×7=5040，并且5040能被1、2、3、4、5、6、7、8、9、10、12整除。他认为，5040的人口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土地等财产的划分，而且也有利于政治选举：城市里的居民应该相互认识，知根知底，这样可以确保选出的官员有良好的素质。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4]认为，最优城市规模的上限大约为50万居民。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5]则认为，城市规模以200万～300万人为宜。

美国地理学家威廉·阿朗索^[6]等学者从成本和收益角度分析了最优城市规模（见图1-2）。他们假设城市成本和收益的变化是城市规模的函数。MC为边际成本，MB为边际收益，AC为平均成本，AB为平均收益。当MC=MB，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就是理论上的最优城市规模。由于在实际测算中，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难以测量，一般采用另一种衡量方法，当AC=AB，即平均成本等于平均收益时，被确定为最佳规模或均衡规模。

图1-2 城市最佳规模

衡量最优城市规模成熟的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巴顿^[7]提出的城市规模成本效益曲线，其核心思想是，随城市规模扩大而变动的人均效益从开头迅速增长，后来上升趋势减弱，最后下降（见图1-3）。AB是平均收益；MB是边际收益；AC是平均成本；MC是边际成本曲线。P₁点是城市最小的合理人口规模；P₂点是平均收益最高时的人口规模；P₃点是边际效益最高时的人口规模，城市总效益最高；P₄是城市规模不经济临界点。

图1-3 与城市规模相关的个人费用与效益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最优或适度规模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属于规范分析范畴的问题。从不同的价值评价角度和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最优规模和适度规模。况且最优规模是时间的变量，科学技术水平随着时间不断进步，城市环境空间所能承载的“理想”人口数量也在变化。另外，尽管理论上可以通过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来确定最优城市规模，但是在实际测算中却很难操作：城市成本、城市收益的核算应该包括哪些指标？如何统一这些指标的量纲并进行加权平均？如何把城市成本、城市收益分别构建成城市人口的函数？如果仅采用单指标来进行测算，如把城市居民收入看成城市（生活）的收益，把城市居民支出看成城市（生活）的成本，然后机械地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来确定最优城市规模，那么这样得出的结论未免有失偏颇。因此，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城市最优规模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也许它根本就不存在。当然，对于某一特定的城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根据其具体条件，研究其适度规模是有必要的。

本书认为，城市的适度规模，应该是区域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相协调和统一，因此，必须立足于这四个维度，多层次地分析它们之间相互促进或相互制约的关系，寻求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均衡点”。适度城市规模多维、多视角的分析框架如图1-4所示。

图1-4 城市适度规模的分析框架

确定某个城市的适度规模，应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一是分析该城市的发展条件。主要指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条件。城市的地理位置，是城市规模的决定性因素。一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城市的通达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城市发展（规模扩张）所需资源的可获取性。

二是分析该城市在全国或区域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从区域的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分析该城市在国家或区域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以及城市的历史发展特点、现有基础和发展潜力。国家或区域相关发展规划所确定的该城市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三是运用一定的数量方法测算及预测城市规模。

四是通过综合平衡，对不同的发展规模方案进行比较，均衡得失，确定适度城市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