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去工业化”后人民公社的困境
人民公社的最终告罄有众多的归因，而“去工业化”使人民公社断失了发展之翼无疑是其中之一，而且可以说有着基础性的因果关联。
在公社和生产队一般不许办企业后，大多数社队企业解散了，农村经济也因此缺少了内生的活力。具体表现为：一是在当时农业生产主要靠手工劳动的情况下，劳动工具大部分是由社队企业提供的。而社队企业一砍，生产队的手工业一时又难以恢复，因而使得中小农具奇缺。二是由于人均耕地有限，农业的扩大再生产很大程度上从副业中获取资金，并且，农民的现金收入也主要来源于副业。社队企业停办后，副业萎缩，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更为重要的是，社队企业被“砍”掉以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耕地上，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随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增加，人口对有限土地资源的压力不断增大，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出现“内卷化”[84]，投入和产出的边际效益渐趋于零。在这种成分均等、功能单一的社会组织中，从生产到分配的各个环节都难以产生社会分化和分层，而“有了社会阶层，才能有社会流动”[85]。公社不办工业，流动又受到限制，成千户农民窝在公社圈定的土地上进行劳作，劳动力大量剩余，难免出现窝工、怠工、费工或重复劳动等现象。一个组织的绩效，取决于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否有效。在人民公社体制中没有明晰产权的情况下，一方面，监督和约束是困难的，存在着高监督成本以及监督者的监督等问题；另一方面，衡量个人劳动贡献是困难的，这跟农业不同于工业的生产特点有关。农作物的生产周期长，社员付出的劳动努力只能在几个月后作物收割时观察到总产出，而在总产出中很难确定每个社员所作的贡献，因此，要精确地计量劳动的边际贡献从而采取相应激励措施是难以做到的。由此，集体劳动变成集体出动，出工不出力、做活毛糙、贪数量、抢工分而不顾质量等现象普遍存在，工分制“激励”出许多重复劳动和无效劳动。[86]由于体制内缺乏对个人的有效监督和激励，“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偷懒理性便会冲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从而“搭便车”、偷懒行为难以有效控制和杜绝，使得劳动能力强的人丧失积极性，整体劳动效率低下[87]，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在单腿的公社体制中无法从根本上消除。
毛泽东设想通过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大办乡村工业企业、就地转移劳动力以避免农村剩余劳动力盲流，把农村建设得跟城市一样甚至更好，从而达到全国普遍共同富裕起来，这或许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乃至实现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甚或唯一出路。正如迈斯纳所理解的那样，毛泽东“将发展的重点从资金密集的项目全部转移到劳力密集型的项目——从重工业转移到相对来说投资较少且要求最大限度使用人力的农业、轻工业和中小规模的工业企业上”“目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和农村中的失业的问题”。[88]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户口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城乡经济发展。这里，将种种问题的出现简单地归咎于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可以说是欠思考或有失偏颇的。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涌入城市，不仅解决不了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反而给城市增加一系列弊病。对城市的吸纳能力作过高的估计，企望以此提供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事情恐怕不那么简单。历史发展表明，毛泽东当时的看法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有远见的。在现实中国农村的某些地区，毛泽东所设想的蓝图似乎展现出来：乡镇企业（其前身即社队企业）大发展的一些地方，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成为工人，农村生活水平赶上甚至超过了某些城市的生活水平。河南颖县南街村便是从最简陋的砖瓦厂起步，靠自身积累滚动发展，做面粉，做饼干、点心、月饼，到做日产400吨的方便面，再扩展到汽车运输、纸箱厂、彩印厂等配套企业，加工一条龙、产品系列化，一业带着百业兴，“在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夹缝里找出路”[89]，并取得成效。此外，江苏的华西和镇江、广东的中山以及河南的温县等，都提供着相似的实例。这种从农业里边生长出工业之路，既来自农村工业化的现实要求，又扎根于我国的经济传统之中。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这是否意味着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耕作特点的农村，都存在着从农业中生长出工业的要求、元素和契机？同时，其他国家的实践也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如泰国十分重视乡村的发展，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力发展乡村的手工业、服装业，组织村民从事纺织、铜器等手工艺制作与加工，使农民获得可靠的收入，从而将大部分人口留在了农村。
毛泽东主张将农民组织起来并赞成人民公社这一形式的初衷，不是要集合农民进行纯粹的农业生产，从他的文章和多处讲话所强调的来看，是希望借助于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进行分工合作，实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扩大经营范围，形成规模效应，通过将社队工业与农业紧密配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90]，从而走出一条中国的农村现代化之路。而且，人民公社的“草根工业”还承载着毛泽东更多的期待：社队企业的收入可以被用来缩小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资助丧失劳动能力的以及鳏寡孤独的农民，修建农田水利设施，补贴办学校、医院、福利院等。毛泽东之所以一再强调“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名称上也不要用集体农庄或农场，就是因为他所理解的人民公社并不是纯粹的农业组织，他力图使中国的人民公社避免走斯大林模式的集体农庄之路。中国若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效果只能更差而不会更好，原因在于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人口更多，而耕地更少，机械化程度和水平更无法与苏联相提并论。
然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交接时的政策调整中对社队企业“去工业化”后，绝大多数公社回到了纯农组织，与原来为其所设定的优越性及应有功能相去甚远，实际上失去了应有的功能，成为主要管束成百上千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组织。加之大规模组织中普遍存在的经营管理上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而使得这种单一农业生产性质的人民公社难免陷入困境。在上述种种原因的合力作用下，最终走向消亡。在这些“合力”中，“去工业化”可以说是更为深层和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