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日本[1]
1928年，是张作霖任北京军政府大元帅的最后一年，由于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实行强硬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致使中日关系日趋恶化。田中内阁为了执行“满蒙积极政策”，与张作霖就“满蒙铁路问题”举行多次谈判，甚至强硬地要求张作霖完全和无条件地实现“二十一条”的全部条款。但是，张作霖没有屈服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
张作霖任北京政府首脑期间，与日本的关系是他感到最为难办的问题，“如果与日本妥协，就脱离了民众要求恢复国权运动的潮流；而与民众迎合这种恢复国权运动的潮流，就又处于同日本严重对立的状态”[2]。张作霖深知同日本对立，对他在东北的统治地位是极为不利的。在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异常尖锐的形势下，张作霖还是保持了民族气节，他坚定地向对日交涉的官员表示：“个人成败事小，地方存亡事大。”[3]对日本的苛刻要求不予许诺，甚至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为此，日本军阀于1928年6月4日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
日本军阀本想以阴谋手段炸死张作霖之后乘混乱之机出动关东军一举占领沈阳，使“后来的满洲事变一气呵成”[4]。但出乎日本人所料，奉天当局采取了异常镇静的态度，秘不发丧，人心稳定，社会秩序井然，因而，日本关东军未敢贸然行动。
张学良在北京得知其父被炸的消息，在军事上做了妥善的部署，命令驻在关内的奉军迅速东撤，在滦河东岸构筑防御工事，以防国民政府的军队东进。
张作霖被炸死之后，东北的内政问题急待解决。为此，张学良于1928年6月18日返回沈阳，他为了防止日军的暗算，化装成士兵，乘一列兵车潜回沈阳，回到大帅府见父亲已死，“扶灵痛哭，几至昏绝”。那时，张学良年仅27岁，处于内忧外患相逼，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境地，时局阽危，稍有不慎，就会酿造大祸，在此一发千钧之际，他沉着冷静地应付了日本的强横干涉。张学良在表面上仍与日本保持正常关系，把杀父之仇深藏于心底，但“实际上却改变了他父亲所采取的态度，决心与国民党联合，在恢复国权运动中保持他自己的地位”[5]。这是张学良在内政、外交方面所采取的方针。7月9日，在省议会联合会上，举行张学良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就职宣誓，从此，张学良继承父业，掌握了东北的军政领导大权。
张学良就职后，首先发表通电收束军事，申明今后以开发东北、改革政治为己任。他在就职通电中宣称：“学良才质驽下，奉令服务乡邦，时局方艰，责任綦巨，当此任务之始，敬以至诚之意，倾吐素抱为我父老陈之。（一）学良束发从戎，屡亲战阵，目睹兵火之惨。战区则妇孺沟壑，闾舍丘墟；列郡则捐税烦苛，商民停业，贫者收死，富者亦贫，民苟不存，国将何有？……自今以后，谨遵大元帅佳日（五月九日）息争通电，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二）东三省地界强邻，尤宜讲求外交亲睦。自今以往，当以最诚恳之态度与各国相周旋，摒除挑拨离间之阴谋，务达共存共荣之目的。（三）东三省为国防地带，整饬戎政，固职责所当然。……自今以后，当取精兵主义，力谋收缩，一面励行兵农政策，即以收束军队，从事农垦，期于开发地利，为国实边。（四）自今以后，当励行开源节流主义，实事求是，除一切苛捐杂税，以利民生。一面提倡实业，奖励生殖，其他，如推广教育，整理司法，凡百内政，均协助民政长官切实进行，俾民政早日观成，即政治改革，可期完善。（五）至于国家大事，民意所归，即国是所在。自今以往，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循序渐进，其一切制度规章，悉采众意，归于公决。……志愿所在，生死以之。敢布腹心，敬希公鉴，谨请明教，张学良号（七月二十日）。”[6]从他就职通电中可以看出，为了稳定东北局势，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他在与日本交涉的过程中，把对日本的仇恨埋在心底，向来是以冷静含蓄的语言对付日本，“张学良当时的答话非常得体”[7]。实际上张学良是用拖延政策对付日本的强硬政策，这一点张学良与其父亲张作霖的对日政策有所不同。
张学良素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爱国思想。张作霖执政时，他处于少帅地位，不能左右政局。张学良曾说：“我自一九二六年即主张停止国内战争，早日促成统一。在先大元帅（指张作霖）在世时，我曾迭次进谏，未蒙采纳。”[8]
张学良主政后，他竭力实现自己的主张，对内主张和平统一，对外奉行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对日外交是他最棘手的难题。他因国难家仇，绝不能屈服日本；只靠东北的力量对付日本又感到力量不足。审时度势，张学良认为只有依靠南京国民政府之一途。于是，他决定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促成国内统一，一致对付日本。当张学良派出代表与南京政府谈判东北易帜时，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它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强行干涉和阻挠。7月17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乘访问张学良的机会，转达田中首相的意旨，警告张学良不准东北换旗，张学良未予理睬。田中首相见张学良毫不屈服，又给林久治郎发出电令：“由于我方对张学良的态度一贯过于和善，使他产生日本好对付的心理。因此，应根据对方态度，有必要把日本的强硬一面，叫他领教领教……”[9]林久治郎立即向张学良提出警告，其要点是：
（1）国民政府的内部尚未统一，所以东三省立即加入其势力范围内，对东三省治安的维持，是否会带来不良的影响？
（2）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合流，也会把东三省的组织和内容南方化，不但秩序因此紊乱，且国民政府蔑视我国特殊权利的方针，是否遂至在东三省与我国之间滋生事端？
（3）日本素无干涉内政之意，但违背张作霖氏之方针，轻与南方妥协时，其结果所造成之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此点希望予以充分考虑。[10]
张学良对日本政府如此蛮横干涉中国内政的方针表示非常愤慨。他立刻向林久治郎反问道：“那么，我要向南京报告，说日本不愿意中国统一，由于日本的干涉，东北不能更换旗帜，这样可以吗？”[11]林久治郎哑口无言，只有沉默而已。
张学良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不得不把原定7月21日正式易帜的时间往后推迟。南京政府闻讯，蒋介石立即电令驻日公使汪荣宝，抗议驻奉天日本领事阻挠张学良易帜。同时又派人到奉天劝告张学良“不要屈服于倭奴的恫吓，应发出毅然服从中央的通电。此乃拯东北、救中国之道”。蒋介石唯恐易帜时间延长，情况变化，由他统一中国的计划破产，所以一方面与奉方派出的代表于珍、邢士廉积极接洽，另一方面派出方本仁为代表去奉天与张学良协商。在外交方面，蒋又派员去日本疏通，并请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从中斡旋。日本担心张学良与南京合作，便采取了极端强硬的手段，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决定，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以参加张作霖的葬礼为名到奉天，阻挠张学良易帜。
8月4日，林权助偕林久治郎访问张学良，再转告田中义一首相的意见，声称：“满洲断不可归顺南京政府，以妨碍日本在东三省以既得的特殊权利，目前东三省应取观望态度，阁下如违反日本旨意而易帜，则日本唯有取断然态度，而自由行动，若有力持异议，主张联南者，可以武力制止之，力若不敷，日本可予军事上之援助。”[12]张学良对日本政府再次以武力威胁，表示坚决反对，谢绝了这种“劝告”。8月8日，田中在内阁会议上说：“如果张学良仍然不能领会日本的‘善意’，日本政府将被迫采取积极手段以保护日本在满洲的权利。”[13]日本还散布出兵沈阳的消息，以此恫吓。
8月9日午前，张学良偕外交秘书王家桢至日本驻奉总领事馆答谢林权助时，林久治郎又威胁说：“余屡次传达帝国政府对于南北妥协持反对意志。东三省若与国民政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之既得权利之利益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此刻劝告贵总司令暂时观望形势较为妥当。不幸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取自由行动。”[14]张学良理直气壮地答道：“林权助特使、林总领事所提忠告，我衷心感谢，但我是中国人，我的思想自然是以中国的利益为中心。我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是要完成中国的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人民的渴望。这不是我个人的私意。以国际关系而论，我相信日本府政决不甘冒干涉内政之嫌。”[15]
林久治郎强硬地说：“理由已经谈够了。要言之，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谓干涉内政，亦在所不辞，请贵总司令三思！”[16]林权助发问道：“田中首相已具有决心，贵总司令决心如何？”张学良断然答道：“我的决心以东三省人民的意愿而定，违背东三省人民意志的事，我绝不能做。”[17]林权助见张学良毫不妥协，又改换口气说：“你的父亲曾是我的挚友。因此，我对你有亲如爱子的感情。愿向你进一言，你的想法十分危险！”[18]张学良愤而起立说：“我和贵国天皇同岁，我想要对阁下说的只此而已。”[19]这次日本政府与张学良会谈，未取得任何效果。张学良立即召集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将上述情况向大会报告，该会决定：“先精神统一，易帜延期三个月。”
10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并要求张学良能在“双十节”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的同日实行易帜。东北方面，因日本的蛮横干涉，易帜的日期只得再次往后拖延。但是张学良决心易帜的意志毫不动摇，并且用东北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独立的意志去对抗日本政府的威胁。在国际上，尽力争取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等待时机成熟，立即宣布东北易帜。
1928年12月，日本国内的在野党利用田中对华政策的失利，掀起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张学良看准了在田中内阁已经内外交困的时机，于同年12月29日，毅然宣布东北易帜。
张学良在举行易帜典礼时，欧美各国领事均列席，唯有日本驻奉总领事没露面。张学良在就职宣誓后，即发表通电说：“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20]张学良在发表演说中指出：“胡为易帜，实法某先进国之所为，某国初亦由军阀操权，妨害中央统治，国以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以谋求国家的真正统一。”[21]显然，这是针对日本而谈的。第三天，即除夕之夜，林久治郎访问张学良当面宣告：“突然更换旗帜等于与日本断交。日本将根据张学良的态度，采取坚决措施。”张学良只回答一句话：“那也没办法。”[22]
张学良实行东北易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割东北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爱国的正义行动，是对国家统一的一大贡献。
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在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下，成立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政府。翟文选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张作相为吉林省政府主席，常荫槐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为热河省政府主席。辽宁省这个名称，就是在这时确定下来的，沿用至今。东北易帜结束了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时代，开始由国民党统治的时期。根据分治合作的原则，东北在内政外交上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张学良自1928年执政东北以来，对日本的交涉，“如对皇姑屯炸车案的追究责任问题、吉会铁路草约交涉问题、撤换日本顾问等，大抵已经结束或告一段落”。这时，张学良很得意地说：“咱们年轻人干的也不错啊！他们还很佩服我们哩！”[23]然而，日本对张学良的压力，并未放松。1929年初，日本为了敦图、长大、延海、洮索等铁路的筑路权，曾命令林久治郎与张学良进行多次严重交涉，最后甚至公然要以武力强行筑路，但是都被张学良严厉拒绝。张学良的态度是，东北易帜后，所有筑路权均由南京政府主管，日本可向南京交涉。如果日本方面以武力强测路线，由此引起的排日后果，均由日本负责。张学良坚强不屈的态度，终使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未能实现侵略“满蒙”的计划。这段历史事实是理解张学良这个人物的思想及其历史作用的关键。
1930年，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为了贯彻和平统一、一致对外的方针，率东北军主力入关，进行武装调停。张学良认为，“内战残酷与无意义”，内战有“引起外患的危险”，因而他主张：“欲免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欲免国家的危险，必须停止一切内战！”[24]然而，张学良的这种爱国主张并未能如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他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以致东北沦陷十四年，中国近代史经历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这个教训是沉痛的，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
[1] 原载《日本研究》1987年第4期。
[2]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39页。
[3] 金毓黻：《张作霖别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245页。
[4] 〔日〕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张锦堂、武育文译，政协沈阳市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
[5]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39页。
[6] 《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辽宁图书馆藏。
[7] 王家桢：《日本鼓动张学良搞独立王国的一段阴谋》，《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中华书局，1960。
[8] 于学忠：《东北军第四次入关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中华书局，1961，第88页。
[9] 〔日〕草柳大藏：《满铁调查部内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10] 〔日〕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
[11] 〔日〕草柳大藏：《满铁调查部内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12] 蒋坚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现代书局，1930，第240页。
[13]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八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14] 《国闻周报》第5卷，第32期，辽宁图书馆藏。
[15] 《国闻周报》第5卷，第32期，辽宁图书馆藏。
[16] 《国闻周报》第5卷，第32期，辽宁图书馆藏。
[17] 《国闻周报》第5卷，第32期，辽宁图书馆藏。
[18] 〔日〕草柳大藏：《满铁调查部内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19] 〔日〕草柳大藏：《满铁调查部内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20] 王家桢：《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和收买日本政友本党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中华书局，1960。
[21] 王家桢：《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和收买日本政友本党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中华书局，1960。
[22] 《国闻周报》第6卷，第2期，辽宁图书馆藏。
[23] 王家桢：《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和收买日本政友本党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中华书局，1960。
[24] 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原发于1937年，又见《王卓然史料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