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常事件始末[1]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晚，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于帅府老虎厅内，对东北乃至全国政局的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起国内外的关注，时人称之为“杨常事件”。
为了使读者对这一事件有个比较详细的了解。笔者走访了当时的知情者刘鸣九、王家桢、荆有岩几位老前辈，并参照有关资料整理此文，有遗漏或不当之处，希望批评指正。
张、杨之间
杨宇霆在奉系军阀中居核心地位。他机智多谋，辅佐张作霖主持政局，投其所好，干了几件漂亮事，深得张作霖的赏识，官职累进。但此人恃才傲物，飞扬跋扈；排斥异己，结党营私。他以诸葛亮自居，但又不为“少主臣”，另起炉灶，把自己放在一个不适当的位置，致遭杀身之祸。
一九二二年二月，张作霖欲称霸中原，起用杨宇霆为东北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杨好大喜功，鼓吹武力统一中国，穷兵黩武，扩军备战，因而兵工厂、粮秣厂应运而生。杨为兵工厂督办，视兵工厂为己有，任意安排亲信，弊端百出，贿赂公行，常年经费达数百万元之多，竟不受财政预算的限制。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失败，退守关外，张作霖决心整军经武，一决雌雄。在杨的积极参与下，成立陆军整理处，起用新人，改编旧军队，提高部队战斗素质。杨推荐亲信姜登选、韩麟春为陆军整理处副统监，掌握实权，大肆收罗士官毕业生，来投者有臧式毅、邢士廉、于珍等人，在奉系军阀中形成了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他们排斥老将，看不起元老派，杨“送客及门而不出户”，并打击新崛起的陆大派，视郭松龄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郭松龄陆军大学毕业，曾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教官、旅长、军长等职。为人思想进步，治军有方。他反对打内战，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这一主张得到少帅张学良的支持。
张学良在讲武堂毕业后，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长，调郭松龄任该旅参谋长兼二团团长。张、郭率部赴吉林剿匪，立有战功，经张学良推荐，郭充任第八混成旅旅长，张任第三混成旅旅长，两旅合署办公，称“三八”旅，该旅为东北军内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之劲旅，引起杨宇霆对郭的嫉恨。
张学良对杨宇霆的狂妄嚣张、骄横、自大行径深感不满，但因是老帅的功臣，无能为力。
当张学良得知兵工厂成了杨家天下后，为了打击他的嚣张气焰，征得乃父的允许另办迫击炮厂，由讲武堂出身的李宜春担任厂长。李承张学良的意旨，办厂规模小，经费开支少，产品精良，效益显著。两下相比，杨宇霆处于被告席上而耿耿于怀。
杨宇霆的野心很大，不满意任总参议的职务，企图掌握奉军的实权，因此千方百计地插手军队。他鼓动并支持同学于珍建立预备军，大量储备日本士官派嫡系军官。“他用盖有张作霖图章的命令通令各军，无论官兵出缺，一律不得自行填补，必须由预备军中调入补充。”[2]杨宇霆这个阴谋被郭松龄识破，密告张学良，遂制止了这一阴谋的实现。杨宇霆由此仇恨郭松龄。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由以姜登选为首、韩麟春为副的第一军，和以张学良为首、郭松龄为副的第三军组成一、三联合军，主攻方面是山海关一线直军的主力部队，直军取守势，奉军取攻势，攻守之战，异常激烈，久战不克。
姜、韩的第一军在山海关的侧翼九门口另开辟战场，所指挥的军队，全是由第三军抽调的。当奉军在九门口一线危机之时，张学良和郭松龄二人协议，秘密由正面山海关前线，抽出步兵八个团和炮兵两个旅的大部，由郭率领进入九门口，增援石门寨战线，不料在此紧急关头，原属郭松龄部的炮兵营长阎宗周、关全斌被撤职，郭与姜、韩大闹意见。郭在盛怒之下，亲写命令将原属姜、韩所部的炮兵团长陈琛撤职，并令阎、关复职，这使姜、韩大为难堪，他们除电告总部外，韩亲自回奉报告张作霖。结果，张作霖命令陈、阎、关各复原职。郭知此事对姜、韩极为愤怒，于夜间赌气率所属八个团撤离阵地。张学良闻知，立即率随从寻找郭松龄。张、郭二人见面后，抱头痛哭。经张学良百般劝解，郭松龄始率部重返前线，出击九门口，奋勇攻至留守营迤东地区，截断了直军后路，将直军主力部队包围在山海关和秦皇岛之间。到十月三十一日，战争结束，直军官兵除重要将领由秦皇岛乘舰逃往天津外，其余全部被俘。此战奉军虽然获胜，但是，士官派与陆大派的矛盾却日益激化。这次战争郭松龄出力最多，但战后论功行赏时却没有郭松龄的份；而毫无战功的杨宇霆，竟出任江苏军务督办，姜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苏、皖两省地盘，均归士官派所得，以致激起陆大派郭松龄的愤懑不平。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郭松龄在滦州倒戈反奉，声言“清君侧”，矛头所指即杨宇霆。
杨宇霆督苏被逐，狼狈逃回奉天，仍任张作霖的总参议，一时在奉军中窃窃私议，议其无能。杨宇霆为了昭雪惨败之耻，竭力怂恿张作霖再次发动战争，以期达到他重返江南的目的。张学良主张休养生息，反对再战。结果张作霖仍然听从了杨宇霆的意见，主张奉军第三次入关打内战，因而导致郭松龄倒戈。郭松龄倒戈给奉系军阀集团以致命的打击。张作霖在危难之际，杨积极出谋划策，秘密与日本谈判奔走于奉天、旅大之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郭松龄反奉失败，杨宇霆主谋杀郭于途，以泄私愤，这引起张学良极大不满。
一九二七年春，张学良、韩麟春率领第三、第四方面军团进兵河南作战，已定的战斗序列最前头的部队是赵恩臻的第十一军，其次是荣臻、胡毓坤的第十六、第十七联军，最后是于珍的第十军。是时，军团部设在黄河北岸的汲县。当军队将要渡黄河时，杨宇霆于总部突然下令，把第十军于珍部的序列位置由最后提到前面，目的是让于珍抢先过河，占领河南地盘。于珍到达河南省会开封后，并未周密部署军队，只是忙于同地方绅商应酬，为他接管河南任督军做准备。结果竟被他所轻视的直系靳云鹗部及杂牌军队所袭击，致使装备精良的一个军不战而溃，损失惨重。于珍被撤职，由王树常接替。张学良为此对韩麟春非常不满，批评韩执行杨的命令，为抢占地盘，轻敌冒进，结果遭此惨败。韩不接受批评，张学良不无感慨地对部下刘鸣九说：“如果郭松龄在，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3]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对郭松龄的怀念，以及对杨宇霆等士官派将领的不满。
一九二七年底，第四方面军团长韩麟春突然中风，回沈治疗，一时不能视事。一九二八年农历除夕，张学良在北京中南海万字廊住处，邀集第三、第四方面集团军留京处长以上的军官吃年酒，饭后举行会议。张学良说：“芳辰（韩麟春号）的病短期内不能痊愈，大元帅府想要派人接替，你们看看由谁来接替合适？”[4]在座的人听到这话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更换军团长这样高级军事长官，竟谋之于部下？张接着说：“这事关系军团大局，大家可以各抒己见。”[5]与会的人提出几个人选，张都表示不行。他最后把底细告诉大家说：“大元帅府第一次提出鲍贵卿，我没同意；第二次让于珍来，我也没同意。最后杨宇霆要来。”[6]张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说：“他不是要抓我的军队吗？看看我的军队能不能被他抓去？”[7]张学良向部下暗示，他对杨宇霆插手军队，是十分不满的。不久，由于老将的信任和支持，杨宇霆继韩麟春任第四方面军团长。杨宇霆任军团长后，军权在握，如愿以偿，骄纵益甚，根本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
张、杨矛盾激化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日本侵略者企图乘东北政局混乱之机，一举占领东北。奉省当局察觉到日本侵略者居心叵测，为稳定人心，秘不发丧，社会秩序安定如常，日本侵略者未敢贸然进行军事行动。当时国民党新军阀继续北伐，逼近京津地区，张学良率领第三、第四方面军团向滦河以东撤退，军团部到达滦州时，张学良、杨宇霆和军团部的高级将领，已经得到了张作霖被炸身死的确实消息，张学良非常悲痛，剃光了头，表示哀悼。但是秘而不宣，私下对部下刘鸣九吐露说：“老将不在了……”随即泪如雨下，话说不下去了。张学良率部撤往滦东时，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残部约五万人，集结在天津附近，听说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扬言要率十万大军开出关外，为张作霖报仇，得到杨宇霆的支持。张宗昌与褚玉璞野心很大，早与日寇勾结，想到辽东依靠外力，以实现其阴谋诡计。[8]加之，他们军队的纪律太坏，张学良坚决反对他们率兵出关。张学良曾向白崇禧的代表何千里说：“效昆（张宗昌别号）想率部回到东北。咳！我和他长年一块儿相处，一块儿玩耍，我把他看透了。我不能放他进来捣鬼。”而杨宇霆则说：“效昆跟老将出力多年，现在穷途末路，我们不能不管。我主张把他的队伍编为四个师，调出关来好好整理。其实效昆也不是不能听话的呀！”[9]可见，张学良和杨宇霆对直鲁联军的处置持不同意见，此事不能不引起张学良对杨宇霆的提防戒备。
奉天省议会代表各法团前来欢迎张学良回沈主政，张为防备日本人暗算，化装成士兵，夹杂在兵车中离开滦县，潜归沈阳。张学良离开滦县后，给军团参谋长鲍文越和机要处长刘鸣九一封密信，主要内容是要他们两人“把杨监视住，不能有任何疏漏”。
张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从滦州出发，十八日潜回沈阳，一切布置妥善后，奉天当局认为“军民有主乃发丧”，公布张作霖于六月二十一日逝世。
七月一日，张学良向南京政府发出停止内战，撤兵关外的通电，准备实行南北合作，东北易帜，拥护南京国民政府。
七月四日，经东三省议会选举，张学良以子继父业的名义当选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
张学良在正式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发表通电说：
“学良才质驽下，奉令服务乡邦，时局方艰，责任綦钜，当此任务之始，敬以至诚之意，倾吐素抱为我父老陈之。（一）学良束发从戎，屡亲战阵，目睹兵火之惨。战区则妇孺沟壑，闾舍丘墟；列郡则捐税烦苛，商民停业，贫者收死，富者亦贫，民苟不存，国将何有？……自今以后，谨遵大元帅佳日（五月九日）息争通电，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二）东三省地界强邻，尤宜讲求外交亲睦。自今以往，当以最诚恳之态度与各国相周旋，摒除挑拨离间之阴谋，务达共存共荣之目的。（三）东三省为国防地带，整饬戎政，固职责所当然。……自今以后，当取精兵主义，力谋收缩，一面励行兵农政策，即以收束军队，从事农垦，期于开发地利，为国实边。（四）自今以后，当励行开源节流主义，实事求是，除一切苛捐杂税，以利民生。一面提倡实业，奖励生殖，其他，如推广教育，整理司法，凡百内政，均协助民政长官切实进行，俾民政早日观成，即政治改革，可期完善。（五）至于国家大事，民意所归，即国是所在。自今以往，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循序渐进，其一切制度规章，悉采取众意，归于公决。……志愿所在，生死以之。敢布腹心，敬希公鉴，谨请明教，张学良号（七月二十日）。”[10]
张学良主持东三省政局以后，表面上似乎很平静，但内部派系之争仍然激烈，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势力对张学良的威胁最为严重，加之日本人虎视眈眈，必欲吞之而后快，张学良忧心如焚，迫切需要左右悉心襄赞。他感到御外侮，报父仇，必须谋求全国统一，一致对外，才有力量。为此决心捐弃前嫌，缓和与杨之关系，团结共事。张学良曾找王树常商量，拟任杨宇霆为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嘱王代其征求杨的意见，结果遭到杨宇霆的拒绝。不久，张学良又叫王树常去和杨宇霆商量，请杨到欧美各国考察，又遭到拒绝。这使张学良感到十分为难，后来张学良又和夫人于凤至商量，让于凤至和杨宇霆的夫人换兰谱，拜干姐妹，通过夫人之间的往来，联络感情。于凤至备了一份八色厚礼，还写了兰谱，送给杨宇霆的夫人要求结拜。但杨宇霆不同意，说辈数不对，婉言拒绝，并把兰谱和礼物退回。这件事对张学良和于凤至刺激很大。
杨宇霆对张学良总以父执自居，抱以轻蔑的态度，称张学良为“少帅”或汉卿，私下不止一次叫小六子（张学良乳名），而不以长官看待。在杨看来，张学良年轻体弱，才能凡庸，视之有如阿斗。他对张学良制定的重大决策，持有异议，事事肆意阻挠。
张学良酝酿东北易帜时，关内各方面都派代表到沈阳来，争取支持。白崇禧派叶琪、何千里，唐生智派刘兴先后到沈阳。他们到沈阳后都先去见杨宇霆。杨公开表示：“关外的事我杨宇霆可以做主，汉卿是个小孩子，不必理他。”[11]这些代表信以为真，也就没有去见张学良。后来在一次公开的集会上，张学良见到了刘兴，大吃一惊，刘兴说他是唐生智派来的。张学良问刘兴，为什么不来见我？刘说，已见到杨督办面陈一切。张学良听了极为不满。第二天，在一次会上，张问杨是否已和刘兴、叶琪等见面。杨宇霆傲然回答说：“是的，我们可以分开来做，你走中央路线，我和地方派联络。”[12]事后有人告诉张学良说，杨宇霆这些做法都是常荫槐策划的。
常荫槐其人
常荫槐，奉天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系毕业，先在黑龙江省任事，后为许兰洲骑兵旅之参谋长。在战争期间，常荫槐代表许兰洲到总部办事，为杨宇霆赏识。一九二五年任京奉路局长，一九二七年潘复组阁时期代理交通部长兼京奉路局长。日本政府强迫张作霖签订修建满蒙五路条约时，常拒绝签订。
常荫槐为人刻薄无情。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天各县土匪四起，张作霖任他为奉天省清乡局总办。他到各县清乡，杀人很多。一九二三年奉军第四混成旅一个团，驻扎在中东路沿线的博克图车站，因为团长管兵过苛，激起公愤，士兵起来把这个团长杀了，全团哗变。张作霖闻讯即派常荫槐会同吴俊陞去查办。常荫槐到出事地点，把一部分叛变逃出的官兵骗回，派兵包围，当场杀死百余人，真是残酷至极，连吴俊陞对这种做法都不满意。吴认为应该分别首从，不应该滥杀。常荫槐在担任军法处长时，执法甚严，不讲私情。有一次，张作霖的岳母王老太太的管事人，身穿上校军装，坐火车不买票，被常荫槐查出，当场把军衣扒去，痛打一顿。就是现役团营长以下军官，如有不买票坐火车的，他发现了都撵下去。高纪毅当团长时，有一次无票乘车，也被常荫槐从车上扯下来。常荫槐因为执法无情，无论在老派或新派人物中，同许多人结下仇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老将庇护他，一旦老将死了，他就成了众矢之的，难免灾祸临头。
杨、常沆瀣一气，互为利用，得寸进尺。
杨宇霆的公馆门庭若市，宾客云集，俨然形成另一个政治中心，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对杨有如芒刺背的感觉。有一次张学良向杨宇霆说：“我说我干不了的，老杨，还是你来干为好！”[13]杨笑着回答：“咳！甭说那个，不要焦急，您现在身体不好，少烦神，多保养。有事大家商量，我代你张罗张罗。”[14]话虽委婉，但语气之间，却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
杨宇霆和常荫槐擅权跋扈的行径，引起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老派人物的愤恨。黑龙江督军吴俊陞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后，张学良派万福麟去接任。万已任职一个多月，杨宇霆授意常荫槐，去向张学良要求任他为黑龙江省省长。张学良被逼无奈，只得依他。常荫槐到黑龙江后，感到地方空虚，特编练全省警备队四十余营，并拟设立全省警备队总司令部，由他任总司令。
常荫槐还兼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要职，掌管东北各省铁路局人事和经济大权。凡是张学良想要从铁路拨款补充军费，常荫槐找各种理由拒不拨给；杨宇霆要扩建兵工厂，耗费巨款，而常荫槐都从铁路存款中拨给，凡此种种，都使张学良忍无可忍。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张学良与杨宇霆最根本的政见分歧，表现在“易帜”的问题上。张学良认为要摆脱日本控制东北的处境，唯有与南京政府合作才有出路。因此，他强调国家必须统一，他说：“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15]
杨宇霆却肆意反对“易帜”，他认为蒋介石不能统一中国，主张联合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倒蒋，走所谓地方路线，另搞一套，与之分庭抗礼。致使张学良产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除杨之心乃决。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执行易帜典礼，张学良同政务委员、南京政府代表合影，杨拒不参加，手挟皮包愤愤而去。
一九二九年一月五日，杨宇霆为他父亲大办寿辰。事前，杨同乡好友李友兰（时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曾劝他说：“老太爷办寿，可以回法库去办，你如同意由我主持一切。”[16]杨坚决不允。办寿那天，杨宇霆在小河沿附近青云寺胡同私邸，彩棚高耸，灯火辉煌；百戏杂陈，锣鼓喧天；精馔佳肴，水陆咸备；高朋满座，门庭若市。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担任总招待；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潘复，亲自去大连迎接程砚秋到杨府演戏，宴飨宾客三昼夜，极一时之盛也。东北各省军政长官，车水马龙，到杨府祝贺，并致重礼以取杨氏之欢心。
已就任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张学良也亲往祝寿，只见东北高级文武大员正在围桌赌钱，杨的副官喊：“总司令到！”那些围桌赌钱的文武大员，只有少数人起立，多数人半起半坐，有的略一欠身。可是，杨的副官一喊“督办下来啦！”围桌赌钱的官员，不约而同地肃然起立，直到杨与各位来客一一周旋后，他们才就座。
张学良亲临目睹这种咄咄逼人的场面，实在难以忍受。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张学良易帜，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制造流言，拨弄是非，离间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以达到破坏易帜目的。说什么东北局势恰似日本幕府时代，丰臣秀吉死后，丰臣秀赖子承父业；而大臣德川家康夺取了政权，结果丰臣秀赖自杀，丰臣家族灭亡。把张学良比做丰臣秀赖，把杨宇霆比做德川家康。
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匆匆忙忙把原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派往张学良处，试图让他为履行铁路合同作最后努力。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当初的负责人杨宇霆之外，町野再找不到其他谈判的对手。町野和林久治郎总领事首先访问了张学良。但张学良以“满蒙五条铁路”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交通部管理相推辞，拒绝进行直接谈判。十日，町野又同杨宇霆进行会谈，“决定就有关履行敷设吉会、长大两线合同发表声明”[17]。可是，就在这天晚上，杨常事件爆发了。
血溅老虎厅
一月十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一同来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其理由是，中东铁路为中苏合办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如果成立了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它纳入管辖之内。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大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从事，此事必须从长计议。杨、常则坚决主张即刻决定，并取出已经写好的便条，要张签字。张最后推托说，现在已经到晚饭时间，容待饭后再做决定，并留杨、常共进晚餐。杨、常表示临来之际，已告家人回去用饭，回去吃过饭再来，于是杨、常辞去。
杨、常走后，张学良立刻打电话召高纪毅进府，时间是下午五点半钟。高进府被张学良召入内室，面授机宜，张向高说：“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能够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成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18]
高纪毅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学良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嘱咐高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人身边都带有手枪的。”[19]于是高配备了六名卫士，由高纪毅会同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旋又命令总部卫队统带刘多荃担任帅府内外警卫任务；王以哲担任守备城防治安任务。一切布置完毕，晚七时左右，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帅府，径入老虎厅内就座。这时，高纪毅同谭海率六名卫士持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两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目瞪口呆，脸色苍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六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常二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束了他们的生命，血染老虎厅。
接着，张学良按照已定的步骤处理善后事宜，连夜以长途电话向南京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他还指示高纪毅以军事法庭会审的形式公布杨、常的罪状。张学良又召总部参谋长荣臻和机要处长刘鸣九进府处理善后问题，责成他们写出说明杨、常伏法的两个通电，一个是向南京发的；另一个是对东北军政界发的。高纪毅带领他们彻夜工作，通宵达旦。翌晨未明，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说明杨、常事件经过。这些人闻言，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张学良命令郑谦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布告东北各市县，安定人心。郑谦（总部秘书长）是杨宇霆的亲信，他心惊胆战，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郑将笔扔下，起身要走。高纪毅警告他说：“现在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郑只得坐下，木然不动，仍未动笔。最后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开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放到汽车上，送到南关风雨台姜公祠（杨宇霆为姜登选修的祠堂）装棺，并通知他们的家属和亲友吊祭。枪杀杨、常的第二天，高纪毅跑到水簸箕胡同郭松龄家，给郭松龄的父亲叩头说：“我们给茂宸报仇了！”可见郭的部下是十分痛恨杨宇霆的。张学良又把刘统带（即刘多荃）叫来，嘱咐他说：“你赶快去慰问杨大嫂、常大嫂，各送慰问费一万元。”张还指示部下，杨、常被处死，不株连他人，“罪不及妻孥”。杨、常被杀的消息传出后，沈阳全城震动。为安抚民心计，以张学良名义张贴布告。[20]
杨宇霆、常荫槐丧葬之日，张学良亲作挽联致悼。挽杨宇霆联曰：“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切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21]挽常荫槐联曰：“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由此可见，枪杀杨、常张学良内心充满无限感慨，他曾对外交秘书王家桢说：“树人（王的别号），咱们可得真正好好地干啦！若不然，那太对不起凌阁（杨宇霆号）、翰香（常荫槐号）在地下了。”
尾声
对于杨常事件，论者意见纷纭，有人为张学良庆幸，清除了大野心家，消灭了心腹之患，从此东北军权得到统一，张学良威望大大增强，新派势力抬头，东北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亦有论者为张学良惋惜，认为这是自毁长城，中了日本的奸计。杨、常是东北政界中难得的人才，杨、常死后，使东北当局对日对苏交涉失掉了折冲樽俎的人，东北外交完全委于南京政府，是造成东北迅速沦丧的重要因素。
日本方面对杨常事件是怎样评论的呢？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把这一事件看成“张学良对铁路问题的最后通牒”[22]。但日本关东军方面“却认为这完全是由于东三省内部的权力之争所引起的”[23]。
杨常事件后，从东北当时的实际政治生活上看，“东北的政治空气为之一变，张学良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事无掣肘，人心统一，充分发挥了人治的效果”[24]。据王家桢先生回忆，张学良在东北执政一年多以后，对日本的交涉，如对皇姑屯炸车案的追究责任问题、东北换旗问题、吉会铁路草约交涉问题、撤换日本顾问问题等，都已取得比较满意的结果。这时东北与日本的关系比较平静，没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张学良觉得很得意，不止一次地对王家桢说：“咱们年轻人干的也不错啊！他们还很佩服我们哩！”[25]刘鸣九先生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他认为“杨常事件的解决，标志着东北军内部领导权的斗争已经结束，从而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张学良可以较平稳地掌握军政大权。同时，士官与陆大两个宗派的矛盾亦不复存在”[26]。
[1] 原载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张学良将军史料专辑》，1986。
[2] 高纪毅：《杨常事件前因后果》，《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华书局，1963，第92页。
[3] 刘鸣九口述，武育文整理：《郭松龄反奉及其他》，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
[4] 刘鸣九：《对〈我所知道的杨常事件〉一文的补充》，《辽宁文史资料》第七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5] 刘鸣九：《对〈我所知道的杨常事件〉一文的补充》，《辽宁文史资料》第七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6] 刘鸣九：《对〈我所知道的杨常事件〉一文的补充》，《辽宁文史资料》第七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7] 刘鸣九：《对〈我所知道的杨常事件〉一文的补充》，《辽宁文史资料》第七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8] 何千里：《1928年代表白崇禧到东北商谈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华书局，1963，第85页。
[9] 何千里：《1928年代表白崇禧到东北商谈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华书局，1963，第85页。
[10] 《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辽宁图书馆藏。
[11]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三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第646～647页。
[12]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三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第646～647页。
[13] 何千里：《1928年代表白崇禧到东北商谈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华书局，1963，第86页。
[14] 何千里：《1928年代表白崇禧到东北商谈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华书局，1963，第86页。
[15] 刘鸣九：《对〈我所知道的杨常事件〉一文的补充》，《辽宁文史资料》第七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第83页。
[16] 刘鸣九：《对〈我所知道的杨常事件〉一文的补充》，《辽宁文史资料》第七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第83页。
[17]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48页。
[18] 高纪毅：《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华书局，1960，第97页。
[19] 高纪毅：《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华书局，1960，第97页。
[20] 详见《“九一八”前后有关张学良将军的一组文电中杨常事件》一文。
[21] 〔日〕关宪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48页。
[22] 〔日〕关宪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48页。
[23] 〔日〕关宪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48页。
[24] 王家桢：《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和收买日本政友本党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中华书局，1960，第66～67页。
[25] 王家桢：《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和收买日本政友本党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中华书局，1960，第66～67页。
[26] 刘鸣九：《对〈我所知道的杨常事件〉的补充》，《辽宁文史资料》第七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