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张学良与东北易帜研究
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易帜[1]
五十年前，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以后，张学良将军被东三省议会推选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将军在执政期间，对东北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东北易帜，就是使东三省从军阀割据的状态下，归附全国统一的一个重大事件。
张学良将军的父亲张作霖，原是清政府奉天地方军队的一个营官[2]，一九一一年乘镇压辛亥革命的机会，进入奉天，用武力逐渐统一了东三省，一九一八年当上了东三省巡阅使，实际上成了“满蒙王”。他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不断向关内扩张势力，和直系、皖系军阀为争夺中原打了多年内战。他于一九二六年打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夺取了北京政府的统治权，由安国军总司令升为海陆军大元帅，俨然成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末代统治者。
一九二八年春，叛变革命后的蒋介石，打着“北伐”的旗号，进军华北，逼近京津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乘机向摇摇欲坠的张作霖安国军政府提出侵占“满蒙”的要求，欲出兵干涉国民革命军进占华北。张作霖慑于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革命力量，不敢死心塌地地充当日寇的侵华工具，对日本政府多次提出的“满蒙觉书”、“警告”等置之不理。这样一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满蒙的野心未能实现，张作霖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日本国军部大本营非常仇恨张作霖，最后下决心杀掉他。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张作霖退出北京，乘火车回奉天，路经皇姑屯车站附近的京奉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口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关东军炸死张作霖后，原想乘机以武力占领东三省，提前三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但是由于奉天省当局处理得当，没有公布张作霖被炸死的真相，而日寇作贼心虚，一时摸不透虚实，不敢贸然行事，其阴谋没有得逞，但是，日本政府又转用拉拢手段，企图利诱张学良将军同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把东北置于日本控制下的“独立王国”和殖民地。但是，张学良将军没有上它的圈套，顾全大局，积极地归附南京政府，使中国实现统一。
张学良将军，生于一九○一年六月，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奉天讲武堂，早年充任东三省巡阅使公署卫队旅团长、旅长，在直奉战争时期担任过师长、军长、军团长等重要职务。他在讲武堂学习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教育，以及一些思想进步的年轻教官对他的影响，使他初步树立了“富国强兵”的思想。后来由于他多次参加内战，目睹军阀混战，造成国家分裂，国防力量削弱，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这些使他产生了厌倦内战和憎恨军阀的情绪。一九二七年他在同北伐军作战时，给他在日本留学的弟弟信中说：“我们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荣华富贵也”，“勿践旧官僚之臭习，是为切要”，又说，“但一念同是同种，一相残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3]。可见他对内战是极力反对的。所以他痛恨其父打内战、夺地盘的军阀割据的行为，更痛恨杨宇霆等辈亲日派军阀政客。特别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工农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反帝反军阀统治的呼声遍及全国，而东北人民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尤为激烈。这对张学良将军和奉系军阀内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一些青年将领，由参加打内战，到反对打内战，他们爱国观念增强，对内不满意那些以打内战为能事的旧军阀和亲日派；对外仇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三省的侵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新旧两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明显。从第二次直奉战到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奉军内部反对内战情绪达到高潮，最后以郭松龄举兵反奉，揭开了两派斗争的序幕。郭松龄反奉，旨在反对内战，反对进攻国民军，反对勾结日本侵略者，要求清除以杨宇霆为首的亲日派，促进中国统一。这一具有革命性的军事行动，据一些材料记载，是得到张学良将军支持和默许的。[4]虽然由于日本侵略者出兵干涉，郭松龄反奉失败了，但张学良将军对内反战思想却越来越强烈。他认为打内战不利于国家的统一，而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加深对中国的侵略，所以，他极力主张罢兵息争，退回关外，以便开发东北，加强国防力量，防止日本的侵略。因此，当蒋介石北伐军进入华北，张学良将军由前线回到北京时，建议其父实行南北合作，统一国家。这个好的建议，首先遭到杨宇霆的反对，而后又被张作霖所拒绝。张学良将军为此遭到一顿斥责，在其父被炸死后，他这个主张才得以实现。鉴于他父亲被炸的教训，为了防止日本人对他暗害，他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便易装潜回奉天，处理善后事宜。一切布置妥当后，于六月二十一日，公布了张作霖遇害身死的消息。七月一日，他向南京政府发出停止内战和撤兵的通电；准备南北合作，东北易帜，拥护南京政府。七月四日经东三省议会推举，他以子继父业的名义当选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
一
张学良将军主持东北大政以后，为了稳定局势，采取许多重要措施，以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发动武装侵略。同时，派出邢士廉、米春霖等人，持他亲笔信件，到北京与在西山碧云寺向孙中山先生之灵告祭“北伐完成”的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等人，联系东三省易帜撤兵等一些重大问题。张学良将军，当时悲恨交加，国恨家仇，系于一身，他感到如复仇雪恨，赶出日本侵略势力，仅东北一隅，势单力薄，不足以奏效。于是他积极主张南北议和，早日统一国家，依靠全国力量，抵制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国家建设好。张学良将军这些进步和爱国思想，在那时是难能可贵的。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非常害怕中国统一，妄想肢解中国，分而治之，企图利用军阀混战，攫取在中国的权益，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它为了保留在“满蒙的特殊权利”，便极力反对东三省易帜，干涉张学良将军服从南京政府。并认为东北易帜，蒋介石的靠山英美势力必然伸入“满蒙”，害怕英美染指它久已独霸的“满蒙”这块地方。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想方设法阻挠东北易帜，破坏中国统一。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九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借访问张学良将军之机，转达日本政府田中义一首相的意见，警告张学良将军暂时观望形势，不要与南京政府联系易帜，其要点有以下几方面。
（1）国民政府的内部尚未统一，所以东三省立即加入其势力圈内，对于东三省治安的维持，是否会带来不良的影响？
（2）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合流，也会把东三省的组织和内容南方化，不但秩序因此紊乱，且国民政府蔑视我国特殊权利的方针，是否遂至在东三省与我国之间滋生事端？
（3）日本素来无干涉内政之意，但违背张作霖氏之方针，轻与南方妥协时，其结果所造成之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此点希望予以充分考虑。[5]
日本政府以蛮横威吓的手段，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张学良将军突然受到日本政府的强硬干涉，虽然表示非常愤慨，但迫于其威胁，不得不把原定七月二十一日正式易帜时间往后推延。南京政府闻讯，电驻日公使汪荣宝与日外务省交涉，抗议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东北易帜的行为，并要求日本政府予以停止这种漠视中国主权的活动。日本政府不但不接受南京政府的强烈抗议，反而下决心干涉到底。
七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派前驻中国公使、老侵华分子林权助，以吊唁张作霖为名来奉天，进一步干涉易帜，阻挠中国统一。八月四日，林权助偕林久治郎就访问张学良将军，再次转达田中首相的意见，声称“满洲断不可归顺国民政府，以妨碍日本在东三省之既得的特殊权利，目前东三省应取观望态度。阁下如违反日本旨意而易帜，则日本惟有取断然态度，而自由行动，若有力持异议，主张联南者，可以武力制止之，力若不敷，日本可予军事上之援助”云云。[6]
张学良将军对日本再次武力恫吓，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强烈反对，坚决拒绝日本的所谓“劝告”。这消息传到日本后，八月八日田中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公开讲如果张学良不接受日本的“善意劝告”，日本政府将“被迫采取积极手段”，以保护日本在满洲的一切权益。同时，日本军部也散布“大举出兵满洲的消息”[7]，对张学良将军施加压力。但是，张学良将军没有被日本政府的威胁和恫吓所屈服，决心易帜，暗中与南京政府代表方本仁等人研究对策，协商易帜的具体办法，原拟于八月十日易帜，宣布归附南京政府。不料，这一消息竟被日驻奉总领事窃知，九日林权助再次向张学良将军提出通牒式的警告：“敝国政府劝告贵总司令暂时观望形势，乃是一片好意，如果蔑视此项警告而擅行易帜，则敝国将被迫采取必要行动，希望郑重考虑。”[8]张学良将军义正词严地反驳说：“承蒙赐教，感谢之至。贵国诚比之如良友，但南京政府则比之如主人，就理性而论，似当先听主人言，然后容纳友见。”[9]“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希望中国统一，目前东三省人民希望与南京政府实行分治合作，这不是我个人的私意。以国际关系而论，我相信贵国政府对于中国内政断不至加以干涉。”林权助悻悻地说：“日本政府具有反对东北易帜的决心，即使指为干涉内政，亦在所不辞”，又说，“田中首相对于这个问题的确具有决心，希望一聆总司令的决心”。张学良说：“我的决心将视东三省人民的共同意志来决定。”[10]双方争论四个多小时，互不让步，林久治郎竟然指手画脚，用命令式口吻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11]日本政府蛮横至极，充分暴露出侵略者的狰狞面目。
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用武力威胁，不断从朝鲜增兵奉天，驻在奉天附近的关东军举行军事演习，甚至在演习归途中，高唱“满洲是我们的家乡”的歌曲，视东三省为日本殖民地，向张学良将军和东北人民示威。同时，日本关东军还秘密策划以杨宇霆代替张学良，或扶持清废帝溥仪，建立傀儡组织，颠覆张学良的政权。[12]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拟以六千万元借款为整理奉天财政为诱饵，引张学良将军就范”[13]，妄图把东北从中国领土中割出去，永远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但是张学良将军，决心归附南京政府。迫切要求一致对付日本的侵略，报杀父之仇。因而，他不为日本政府的威吓干涉所屈服。
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将军处境很窘迫。他一心易帜，统一国家，又顾虑日本的威胁，十分担心祸生肘腋，怕易帜不成，反而遭受日本侵略，失掉东三省。为了稳妥行事，不给日本制造侵略口实，只好把易帜的日期一延再延。日本无理干涉，引起了英美诸国不满，他们反对日本独霸“满洲”，也准备把自己的势力伸入东三省，所以他们积极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支持东北易帜。蒋介石为了急于在“双十节”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要求张学良将军同日易帜，任他为国民政府委员。南京和奉天分别派人到日本去接洽疏通易帜问题，结果还是遭到田中义一内阁的反对。日本蛮横干涉中国内政，更加增强了张学良将军易帜的决心，南北接触更加密切，信使往来不断，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南京派张群、吴铁城、方本仁到奉天，商谈东北易帜问题，并送来“旗帜”、“委任状”等，一切安排就绪，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奉天城头到处飘起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南北统一的大业告成了！张学良将军不顾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对，毅然宣布东北易帜，归附南京政府，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之职。张学良将军在高昂的乐曲声中，举行易帜大典，方本仁代表南京政府监督，驻奉各国领事均列席，唯日本领事未到。张学良将军宣誓后，发表通电说：“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14]，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吾人胡为易帜，实法某先进国之所为，某国初亦由军阀操权，妨害中央统治，国以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以谋真正统一”[15]。借用日本历史故事，讽刺其干涉东北易帜，破坏中国统一的可耻行为。
二
张学良将军在东三省易帜问题上，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顾全大局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日本侵略和干涉，跳出了旧军阀争地盘、打内战为个人谋私利的圈子，这是张学良将军的历史功绩。东北易帜，结束了奉系军阀武装割据的政治局面，使中国由南京国民政府统一起来，这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和起到了进步作用。东北易帜后，奉天省改为辽宁省，东北人民从此安宁，但是辽宁并没有安宁。张学良将军接管东北三省政权后，其基础不稳固，外有强邻虎视眈眈，觊觎“满蒙”；内有杨宇霆等一些亲日派时时掣肘，处处为难张学良将军，使张“大有运转不灵之苦”[16]。
杨宇霆是辽宁省法库县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张作霖统治时期，担任过总参议、督军、军团长和奉天兵工厂督办等要职。“张作霖对他极端宠任，倚之如左右手，东北军政一凭他做主。他也以诸葛自命，骄纵恣睢，不可一世。”[17]张学良将军主政后，他认为年少凡庸暗弱，孺子可欺，视张学良将军为阿斗。他暗中拉拢桂系军阀白崇禧，破坏东北易帜，而主张仍然依靠日本势力，雄踞东北。因此，使张“一切政务受其牵掣，无从进行”[18]。除此之外，杨宇霆还结党营私，培植个人势力，其党羽趋势奔走，门庭若市，与张学良将军“分庭抗礼”。杨还暗中与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结成死党，“包藏祸心，事事阴图破坏”[19]，杨、常私编山林警备队，扩大军备，使张学良将军更加怀疑他们有野心，勾结日本搞分裂，取而代之。为此，张学良将军认为“非去此二人，东三省非徒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20]，忍恨于怀，为了杜绝乱源，安定局势，决心处决他们。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晚，在东北边防司令部里，张学良将军果断、迅速地除掉了杨宇霆、常荫槐。杨、常被诛这一震惊东北的重大事件，不是张与杨常之间的恩怨，而是政治主张不同，是奉军内部新派与旧派斗争的结果，是一个关系到东北政权存亡的大问题。杨、常被处决，对于稳定东北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斩断了日本侵犯者在东三省制造“变乱之萌”的根源。处决杨、常之后，“东三省政治空气为之一变，张学良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事无掣肘，人心统一，充分发挥了人治的效果”[21]。
张学良将军在易帜和处决杨、常后，励精图治，发奋图强，施展才干，决心要把东三省治理好。积极兴修铁路，开发葫芦岛港口，控制日本对“北满”经济掠夺。同时，新建许多矿山、工厂，采西方诸国先进技术，注重文化科学教育，大力发展东北经济，增强国防力量。准备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收回旅大租借地。张学良一方面对日本政府采取强硬外交政策，限制其对东三省各地侵略活动；另一方面同情和支持人民反日斗争。一九二九年以后，东北人民反日情绪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抵制日货的运动轰轰烈烈，爱国热忱非常高涨，反日的群众性组织纷纷成立。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就是在反日斗争中成立起来的群众性的反日团体，其组织者为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等人，其宗旨是调查日本侵略的阴谋活动，支持东北当局对外交涉。除此之外，该组织还发行刊物，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也是一个反日爱国的群众组织，发动和领导广大青年学生，宣传反日爱国思想，提高人民反日斗争觉悟。此外，辽宁工商联合会、基督教青年会、学生联合会等反日团体都积极进行反日斗争活动。这些群众性的组织，先后进行了许多反日斗争活动，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侵略的气焰。
但是，张学良曾调走东北军二十万到鄂豫皖三省，进行“剿共”。这样一来，东北国防空虚，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三一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武力占领了东三省。一九三三年，张学良将军又受蒋介石驱使，率东北军进攻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后，又被蒋介石调到西北“围剿”红军北上。张学良将军在“剿共”作战中，逐渐了解共产党的主张，认识到红军是抗日救国的伟大军队，而蒋介石是利用“剿共”消灭异己，加之东北军里的广大官兵反对打内战，要求一致抗日，收复失地，打回老家东北去的情绪日益高涨，因而他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推动下，张学良将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联合西北军杨虎城将军，出于高度的爱国热忱，对蒋介石实行了“兵谏”，逮捕了到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放弃“剿共”政策，促成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历史证明，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是有功于抗战事业的”[22]，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怀念的。
[1]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创刊号，1979年。
[2] 东北档案馆：《军督部堂档》。
[3] 《张学良致二弟西卿（学铭）信》，《盛京时报》1927年6月16日。
[4] 王之佑：《张作霖击败郭松龄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中华书局，1961。
[5] 〔日〕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第408页。
[6] 蒋坚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现代书局，1930，第240页。
[7]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下册，第28期。
[8]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八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239页。
[9] 《国闻周报》第13卷第26期，辽宁省图书馆藏。
[10]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八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240页。
[11] 王家桢：《日本鼓动张学良搞独立王国的一段阴谋》，《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中华书局，1960。
[12] 宁武：《老残回忆录》第三册，油印稿。
[13]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八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240页。
[14] 东北档案馆：《易帜通电电文》。
[15] 《国闻周报》第13卷，第26期。
[16] 《国闻周报》第14卷，第14期。
[17] 高纪毅：《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华书局，1960；另见《辽宁文史资料》第十五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78～86页。
[18] 辽宁省档案馆：《枪杀杨字霆、常荫槐通电》，1929年1月11日。
[19] 辽宁省档案馆：《枪杀杨字霆、常荫槐通电》，1929年1月11日。
[20] 辽宁省档案馆：《枪杀杨字霆、常荫槐通电》，1929年1月11日。
[21] 王家桢：《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和收买日本政友本党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中华书局，1960，第66页。
[22]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