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当代中国青年偶像的变迁——以〈中国青年〉为个案》写作过程

一 论文写作缘起

说到这篇论文的写作缘起，要追溯到陶东风老师课堂上的一次选题讨论。我最初的设想是将毕业论文做成对洛文塔尔大众文化理论的阐释与评述，在与陶老师交流后，陶老师建议我不要只把目光集中在西方理论的阐释上，希望我能够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地做一个中国文化现象的个案分析，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分析能力，也能够使西方理论同我们的文化进行对话，从而实现认识中国现实与丰富理论知识这两个方面的互动。有了陶老师的提示，加之一直以来对青年文化的兴趣，我便将关注点锁定在洛文塔尔最为精彩的个案分析文本——《大众偶像的胜利》上，希望通过洛文塔尔的偶像观念及偶像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的青年偶像变迁进行一次梳理与探索，这样我便开始了本篇论文的初步构思与资料收集。

二 论文前期准备工作

（一）资料的收集

因为想以一本杂志为研究对象、以杂志所刊载的人物传记主人公的变迁为切入点，这样我所面临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将这本杂志确定下来。最先考虑到的几份杂志，有《青年文摘》《中国青年》《大众电影》，通过初期的阅读思考与筛选比较，我最终把研究对象确定为《中国青年》。之所以选择《中国青年》作为个案来研究青年偶像的变迁，主要是考虑到该刊物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鲜明特点，以及它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物的特殊地位。众所周知，《中国青年》从革命年代起直至1980年代，对于青年文化具有极强的整合建构能力，曾经推出过一大批具有时代影响力的革命榜样、启蒙精英，如雷锋、罗盛教、邢燕子、陈景润、遇罗克，等等，这些典型曾经对青年身份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与传媒一体化格局的打破，读者对以往主流媒体所宣传的道德-政治典型、知识精英的认可度不断下降。为求刊物生存，《中国青年》不得不面向市场，进行大规模改革，大量地刊登以房祖名、王珞丹等为代表的消费偶像来迎合青年读者的新口味。一方面，作为团机关刊物的身份使其必然坚持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导向作用，大众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元素如娱乐、消费、时尚等被整合到杂志内容之中，以迎合读者的趣味。因此，主流话语与大众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暧昧与耦合显得更加富有意味。可以说，刊物的经历及与之相应的内容转变和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

在确定了研究对象后，我开始对1949年至2010年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人物传记进行阅读与主题分类。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青年》中人物传记的宣传报道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往往是与同期刊物中其他栏目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号召密切相关。因此，在整理人物传记的同时，我也对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讲话、决定等历史资料进行了有意识的收集与摘录。现在回顾起来，写作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这一环节是论文准备工作中最耗费时间、工作量最大的，但对于数十年中千余篇人物传记的漫长整理过程为后期的论文撰写准备了丰富的材料。也是由于传记资料和相关史料数量的庞大，我放弃了最初整理完传记资料后再阅读理论材料的计划，改成了一边整理传记资料，一边阅读可能会涉及的理论材料，如《葛兰西文选》《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意识形态》《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传媒与文化领导权》《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等等。

（二）写作思路与最初的困惑

对材料进行大致梳理后，在师门内的预开题阶段我对论文结构的初步设计如下：

革命偶像。这一时期传记着力建构的偶像大多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这些形象的大量生产是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进行的，担负着建构起青年对党、对新中国的文化认同的重要责任。传记文本通过反复强化青年对新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使对党的服从、为党献身等话语合法化。

启蒙偶像。这一时期的传记偶像以科学家、知识分子、艺术家为主体，多是某一领域内凭借自身才能而获得成功的人。这些偶像担负着知识启蒙的责任，强调对蒙昧时期进行反思，号召青年走出“文革”桎梏，鼓励青年积极进取、努力学习，在奋斗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革命偶像的短暂回归。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偶像宣传再次回归到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宣传与强调上，并且开设了“学雷锋学赖宁”的专栏。

多元化的偶像。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刊物的意识形态规范力量逐渐减弱，传记偶像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道德楷模、财富英雄、娱乐明星等形象共同出现在刊物之中。

随着论文思路的逐渐显现，相应的问题与困惑也随之而来。首先，时间跨度之长与涉及的资料之众，使我在选择其中的一个时间段还是对1949年复刊以来的六十余年进行全面考察时，非常犹豫。如果选择其中的一个时间段，则涉及的内容较少，比较容易操作，有利于深入挖掘。但是这样一来又无法展现当代偶像观念的变化，也就降低了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如果将六十多年发表的传记文本都纳入考察范围，如何对传记进行选择又成为困扰我的问题。其次，对于文章的章节内容所涉时间段的划分有两种方式：一是按照文化发展的外部逻辑进行划分，另外一种是按照《中国青年》刊物自身发展的特色进行划分。最后，借助洛文塔尔的理论和方法来反思当代中国青年偶像的变迁就会发现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这不仅仅体现在当代中国以更为迅速的方式完成了由生产偶像向消费偶像的转化，还体现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戏剧性变化。在中国，作为文化表征的偶像，其变迁经历了更为特殊的阶段——革命偶像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70年代末）。在革命时期，偶像的建构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参与、控制下完成的，偶像是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工具。当下社会，革命偶像与消费偶像、精英偶像等代表着不同价值观念的文化符号，共同活跃在大众文化传播的舞台上，呈现一种相当复杂暧昧的关系。这就意味着，虽然洛文塔尔对于偶像观变迁的理论对本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对洛文塔尔研究模式的简单套用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还需要更多的支撑。

陶老师在了解了我的思路以及困惑后，对论文构思给出的意见是：

第一，各个阶段的青年偶像观念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偶像观念并不只是在1990年代后才变得多元的，分析时既要体现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又不能忽视偶像观念背后的复杂性，要抓住文本中的裂隙，呈现其中的复杂纠葛。

第二，对任何一种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简单挪用，都无法应对中国当代纷繁复杂的文化现状，要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在具体的文本阐释与文化分析中呈现中国青年偶像变迁的特征，要把研究建立在大量的阅读资料和扎实的文本分析上，不能够只凭设想。

第三，还是要做一个整体上的考察，这样更能体现变化，也更有价值，篇幅的大小也比较合适。在材料的选择上，要选择那些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传记文本进行分析，不一定要面面俱到，可以在文章后附一个传记篇目。

三 写作阶段

（一）论文提纲的拟定

带着陶老师给出的修改意见，我重新开始了对人物传记文本进行细读，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对材料的选择与文章的结构逐渐生成了一些新的想法。最后，我决定结合着《中国青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的特殊历史进程，将论文划分为三个部分进行梳理：第一阶段，1949年复刊至1966年因“文革”被迫停刊；第二阶段，“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复刊至1995年刊物改革；第三阶段，1996年改版至2010年。这样论文提纲初步拟定如下：

导言

第一章，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政治-道德符号的革命榜样（1949～1966年）

1.传记主人公的构成

2.革命榜样树立的背景

文化认同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构

新民主主义青年典型宣传与青年身份规训

3.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制约下的传记文本

4.多样性的剔除与主体性的缺失

第二章，作为文化启蒙者的偶像（1978～1995年）

1.传记主人公的身份转型与多元化

2.启蒙话语影响下的偶像

3.启蒙的中断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尝试性重构

第三章，后偶像时期的“诸神纷争”（1996～2010年）

1.消费文化的兴起与消费偶像的盛行

2.人物传记中的偶像的碎片化、明星化与娱乐化

3.暧昧的文本策略

（二）开题报告的调整

将开题报告初稿交给陶老师后，陶老师不仅对我的开题报告进行了细致的修改，而且为我的论文提出了详细的修改建议：

论文导言部分要对青年偶像的概念加以界定。在论及当下社会偶像观念的复杂暧昧时可以以21世纪的文化偶像评选为例。

文中所说的青年典型，是什么意义上的典型，是革命的还是启蒙的？这个要交代清楚。

在“本文的创新”中要说明和其他《中国青年》的研究相比较，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在第一章第三小节中，可以回顾一下“新”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的演变历史，中国革命为什么有崇尚“新”的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新”和五四启蒙运动的“新”有哪些继承关系，有哪些超越。

在1980年代，传记主人公主要承担着启蒙的责任，并且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但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标准并没有完全失效。

结合陶老师的修改建议，我重新调整了开题报告内容，并开始重新查阅资料、梳理“新”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的演变线索。在这些资料中，特别是邓金明师兄的博士论文《从〈新青年〉到“新青年”——五四青年对〈新青年〉杂志的阅读研究》中有关“新”“旧”意识产生的论述对我有很大的启示。

（三）初稿写作及修改

经过了开题报告阶段后，我便开始了论文初稿的写作。因为之前对导言和第一章的思考与材料准备工作做得相对充分，所以这两部分的写作是比较顺利的。可是当初稿写到第二章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写作的滞涩，于是我一边重新翻看传记文本的整理笔记，一边拓宽对1980年代思想文化状况的认知，并且在中间的一段时间，跳过了第二章没有完成的部分，直接进行第三章的写作。最后第二章的初稿虽然写完了，却因为没有前后两部分进展得顺畅，心里总是有些不踏实，自己的语言感觉像被《中国青年》牵着走，没能跳出来。在递交论文初稿的时候，我跟陶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担忧。陶老师在看过我的论文初稿后给出的点评，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章中对于西方理论的介绍可以简略一些，文章显得说理过多，文本分析过少，要把研究落到实处。第一节中“实例教育”与“传记教育”两者的关系需要分析。

第二章中“政治启蒙意识”的标准要怎么掌握？这点要处理好，不是仅仅反对“四人帮”就是启蒙，政治启蒙必须有民主自由的诉求。这章中第二小节的结论也还需要更多的细节进行补充，比如，在介绍张志新等人的时候有没有肯定其民主诉求，破除个人迷信等内容？

第三章标题中的“后偶像时期”这个概念要解释，既然是后偶像时期，为何仍然还是有偶像？什么意义上的偶像？

对传记偶像明星化的论述最好多加入一些文本分析，娱乐化的论述中所选择的例子也不是很典型，因为介绍的不是明星的化妆品或者性伙伴之类的花边新闻。

最后一节中“个性/自由与责任的弥合”这点抓得好！可以再多写一些。

根据陶老师的建议我对论文重新进行了修改，首先压缩了理论论述在文章中所占的篇幅，增加文本分析的内容，并对个别代表性不强的例子进行了替换与删减，比如，在第三章第二节中替换掉林璎的例子，增加对倾向于展示主人公私人爱好与私人情感经历的传记文本分析等。这样，在经历了数次的结构调整与内容增易后，论文修改的工作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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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研究方向；指导教师：陶东风。

[2] 本文所指的革命，是指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文革”结束，武装斗争式的暴力革命运动已经基本结束，中国社会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但是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思想依然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因此这一时期仍属于革命时期。根据陶东风教授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意义上的革命文化，发轫于20世纪初期，成熟于40年代，繁荣于解放后，极盛于‘文革’时期”［参见《革命的祛魅：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本文第一章所探讨的历史时期，恰好是革命文化的繁荣时期。

[3]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6页。

[4] 任弼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国青年》1949年第7期。

[5] 毛泽东：《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中国青年》1949年第7期。

[6] 该题词见《中国青年》1949年第1期。

[7] 该文件见《中国青年》1949年第2期。

[8] 循心：《培养青年人的新品质》，《中国青年》1950年第16期。

[9] 循心：《培养青年人的新品质》，《中国青年》1950年第16期。

[10] 《团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国青年〉的决定》，《中国青年》1949年第12期。

[11] 《大力发现与培养青年先进人物是青年团组织十分重要的工作》，《中国青年》1955年第1期。

[12] 黄文：《党的好女儿向秀丽——记向秀丽同志的生平事迹》，《中国青年》1959年第6期。

[13] 黄文：《党的好女儿向秀丽——记向秀丽同志的生平事迹》，《中国青年》1959年第6期。

[14] 《雷锋日记摘抄》，《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合刊。

[15] 《雷锋日记摘抄》，《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合刊。

[16] 杜近芳：《勤学苦练攀登艺术高峰》，《中国青年》1962年第10期。

[17] 王秀清等：《玉米姑娘王小改》，《中国青年》1965年第5期。

[18] 黄既：《回忆续范亭同志》，《中国青年》1949年第4期。

[19] 邓金明：《从〈新青年〉到“新青年”——五四青年对〈新青年〉杂志的阅读研究》，博士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8。

[20]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第544页。

[21] 邓立：《女拖拉机手梁军》，《中国青年》1950年第18期。

[22] 刘朝蓝等：《新式农民董加耕》，《中国青年》1964年第1期。

[23] 余太贞：《感谢党对刘文学的培养》，《中国青年》1960年第5期。

[24] 所谓世俗化的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的建设从原来的乌托邦式的总体性目标中解脱出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之前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转向经济与现代化建设，个人领域与日常生活能力获得关注。

[25] 本刊编辑部：《张志新烈士狱中斗争片段》，《中国青年》1979年第7期。

[26] 宁文郁等：《他有了真正的金色衣裳——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战士遇罗克纪事》，《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27] 林春等：《纪念张志新》，《中国青年》1979年第7期。

[28] 宋文郁等：《他有了真正的金色衣裳——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战士遇罗克纪事》，《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29] 杨世运等：《从青工到副教授——李慰萱发奋自学二十年》，《中国青年》1979年第5期。

[30] 张忠文等：《把命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初中生熊存瑞自学成为研究生》，《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

[31] 孙兴盛等：《闯出了一条阳关道——记从待业青年成长的女经理张占英》，《中国青年》1981年第3期。

[32] 本刊编辑部：《社会有什么责任——记一个青年的失足与新生》，《中国青年》1979年第6期。

[33] 赵艳：《“现在，这里，就是学习的最好条件”——记考取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团干部陈东》，《中国青年》1982年第3期。

[34] 郭楠柠等：《追赶时代的士兵》，《中国青年》1980年第1期。

[35] 成晓明等：《历史正含情注视》，《中国青年》1983年第1期。

[36] 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第43页。

[37] 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7～38页。

[38] 孙兴盛等：《闯出了一条阳关道——记从待业青年成长的女经理张占英》，《中国青年》1981年第3期。

[39] 孙兴盛等：《闯出了一条阳关道——记从待业青年成长的女经理张占英》，《中国青年》1981年第3期。

[40] 海波：《把美还给人们》，《中国青年》1980年第12期。

[41] 从1990年第3期《中国青年》开始出现“学雷锋学赖宁”专栏。

[42] 彭波：《传奇如歌——〈中国青年〉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02～103页。

[43] 彭波：《传奇如歌——〈中国青年〉故事》，第109～117页。

[44] 〔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5页。

[45] Leo Lowenthal，Literatur，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prentice-Hall，1961），p.115.

[46] 黄芹：《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47] 陶东风：《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1页。

[48] 陶东风：《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第201页。

[49] 欧阳婷：《王珞丹：青春可以百无禁忌》，《中国青年》2009年第20期。

[50] 孙君飞：《麦佳碧：拥有一个可以发呆的地方》，《中国青年》2009年第23期。

[51] 旭川：《宁财神：金牌编剧的“宅男”人生》，《中国青年》2009年第4期。

[52] 南柯梦：《幸福潜伏在春天》，《中国青年》2009年第10期。

[53] 陶东风：《名人、明星与表演艺术家》，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348be01017teu.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6月4日。

[54] 赵涛：《饶毅：全面适应中国现状？那是失败》，《中国青年》2010年第1期。

[55] 赵涛：《饶毅：全面适应中国现状？那是失败》，《中国青年》2010年第1期。

[56] 薛臣艺：《房祖名：他没有成为“富二代”》，《中国青年》2010年第7期。

[57] 河流：《拒绝走捷径的红色艺人》，《中国青年》2010年第10期。

[58] 陈亦佳：《王治郅：篮球很大我很小》，《中国青年》2010年第2期。

[59] 〔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富成、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78页。

[60]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陈维振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232～234页。

[61] 梧桐：《镜头只对众苍生》，《中国青年》2010年第1期。

[62] 周华诚：《爱是孤独的酥油灯》，《中国青年》2010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