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后单一偶像时期的“诸神纷争”（1996～2010年）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纸媒昔日的强大影响力可谓日薄西山。较之前两个阶段，在“新媒体”时代，主流话语很难再凭借某一刊物的单一力量制造出具有时代轰动效果的青年偶像，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青年》也逐渐由前两个时期对青年偶像的塑造向对青年偶像的展示转变。从“塑造”到“展示”的转变，标志着以《中国青年》为代表的主流话语建构偶像能力以及推广偶像效果的减弱，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初乃至1980年代，主流话语是塑造偶像最为强势力量的话，那么到了1990年代之后，这种力量逐渐散落到大众媒介、消费领域之中，主流话语不再完全掌握青年偶像的生产权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转向了对其他力量塑造出的偶像的展示。
如果将之前能够通过某种单一力量制造出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偶像年代称为“单一偶像时期”，那么现在则进入了“后单一偶像时期”或“偶像纷争时期”，既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独自担当起生产全民偶像的“伟业”，也没有哪一类偶像能够赢得所有人的认可。偶像的数量增长与更迭速度已经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程度。在各种力量竞争与博弈之下，暧昧含混成了当下偶像文化的一大特征。
（一）消费文化的兴起与消费偶像的盛行
如果说革命时期的偶像观念是由国家意识形态所决定，启蒙年代的偶像观念是以启蒙文化为主导的话，那么在“后单一偶像时期”，消费文化这一新成员的加入再一次改变了中国偶像文化的拼图。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扩大，大量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加之本土商业力量的快速崛起，商业逻辑与商业话语迅速占领了原本就非常有限的公共话语空间。琳琅满目的商品橱窗、明星代言的巨幅海报、滚动播出的电视广告无一不向人们发出热情的邀请：加入这一场无与伦比的消费盛宴。它们也在共同昭示消费社会的全方位降临。
对中国而言，消费社会的兴起，与曾经全面控制的社会相比较，的确为当今的中国人带来极大的自由与个性解放，标志着人从革命乌托邦向世俗社会的降落，尤其是在1980年代初，消费的自由象征着对权威的抵制与反抗。然而，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也译成“波德里亚”）却对消费社会的到来表示了无比的担忧。根据鲍德里亚的观点，在消费社会中，商品存在的作用是对拥有者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与较高阶层相比较，人们总是处在符号“匮乏”状态之中，即使处于较高阶层的人也随时都有被赶超而失去地位的危险，这就要求人们不断消费以达到占有更多物品的目的。“（商品）匮乏总会迫使人们不断地追求更多的对于物的占有以获得地位的认可”，从而形成一种“占有的焦虑”，这样的结果将导致符号（商品）对人的全面控制。[44]受马尔库塞的影响，鲍德里亚将消费社会视作一个全面控制的社会，消费社会的到来意味着人反抗能力的丧失。虽然鲍德里亚的观点过于悲观，但是也为沉浸于消费自由中的人们敲响了警钟，当我们欢呼摆脱了一种单一模式的控制之后，是否有陷入另外一种陷阱的危险？
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偶像观念再次发生了转变，消费偶像开始大张旗鼓地盛行于各类媒介之中。“消费偶像”这一概念由列奥·洛文塔尔在《大众偶像的胜利》一文中提出，与来自于工商业、科学界的“生产偶像”相区别，“消费偶像”主要产生于娱乐领域，他们是体坛明星或电影演员、时尚模特，“他们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与闲暇时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要么不属于服务社会基本需求的行业，要么或多或少地接近于一种对社会生产媒介的讽刺性描画”。[45]一方面，消费偶像代表着消费的观念，在消费偶像的刺激下人们醉心于消费的快感与欲望的追逐，精神价值与现实世界逐渐被消费梦境隔断，舒适与时尚替代拼搏成为生活的主题；另一方面，消费偶像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他们专门等待填充读者的闲暇时光，沟通着社会与个人的消费行为。洛文塔尔指出，大众媒介对于消费偶像的过度关注反映“今天这个时代的重点已不是在寻找‘具有创造力、组织才能和领导能力的天才’，而在娱乐时光和食物上”。[46]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学者的基本立场一致，洛文塔尔认为，消费偶像同消费社会中的大众文化产品一样，是让大众遗忘现实的“致幻剂”。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消费偶像出现和发展的速度要比20世纪初的美国更加迅速。对于《中国青年》而言，消费偶像在传记中的大规模出场几乎是随着杂志1990年代的改革一同发生的，较之之前的两段时期，此时的《中国青年》已经失去了推出偶像的绝对优势，出于对经济目的的考虑，对传记主人公的选择自然会倾向于读者所关注的消费偶像群体。但是作为主流话语对青年文化加以引导的重要阵地，《中国青年》的主流立场与姿态仍然要求其行使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职能，主旋律意义上的道德楷模在传记主人公中依然保留了一定的份额。
（二）人物传记中偶像的碎片化、明星化与娱乐化
与消费偶像盛行这一现象相对应的是代表主流价值观念的道德典型影响力的相对弱化，但主流媒体依然试图建构主流价值观念的代言人，这就使得消费偶像、道德楷模、文化精英、商业巨头、政治明星等代表着不同价值观念的青年偶像共同充斥于当下的传记文本之中。
1.传记偶像的碎片化
在本文论述的前两个时期中，传记的主人公可以根据阶级或职业类型进行划分，但是从近期的文本来看，用这种归类方式已经变得十分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21世纪以来传记主人公所涉及的职业领域和阶级归属越来越复杂，尤其是一些新近出现的职业类别很难将其归入某一传统行业的范畴，如度假顾问、户外运动规划师、自由旅行者、网络拍客等，这些职业往往与主人公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相关联，带有极强的随意性与消费气息；他们的入选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某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特殊而又能够吸引读者的生活方式，其阶级归属很模糊。另一方面是因为还有一些主人公，传记总是试图突出其身份的多重性质，她（他）可能既是一位通过拼搏与努力走向成功的公司CEO，又是一位才情绝代的美女（男）作家，还是一位能够引领都市潮流的“时尚教母（父）”，在社会需要的时候又能表现较强的勇气与担当。在启蒙、时尚、消费、集体主义之间徘徊，不同传记，甚至是同一篇传记中也会表现立场的游移与矛盾。
诚然，政治话语、商业话语、启蒙话语的拼贴与并置已经成了“后单一偶像时期”偶像文化的一大特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碎片纷乱杂陈的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正如陶东风教授所言，“‘文化偶像’在80年代一直是被精英知识分子垄断的（比如鲁迅、陈景润等），而新世纪文化界的一个戏剧性现象就是文化偶像的多元化、碎片化、世俗化”。[47]不同力量的较量结果作用于文化表征上，显现了十足的中国式后现代意味，它意味着在现在的阶段，过去由政治意识形态与一体化传媒合作制造的“一神”独统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多元包容、允许质疑之声存在的“诸神”时代已经降临。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而言，突破一体化的控制有着积极且深远的解放意义。
如果对青年偶像碎片化的文化拼图进行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并置意味着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内涵的文化碎片被剥离了当时的生产和接受语境，在新的、混合杂交的文化语境中被随意地拼贴排列在一起。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当前中国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多元状态”。[48]一方面，启蒙价值观念、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力虽然不及以往强势，但依然作用于当代文化表征之中，并且在以新的形式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消费话语为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也在小心地回避着意识形态禁忌，将自身包装为主流意识形态或其盟友。由于缺乏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基本道德准则与价值体系，人们无法形成一套恒常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评判标准，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很容易受到外界各类因素的影响。因此，权力场域中的些许倾斜都会带来社会文化版图的震荡，以及其背后价值天平的摆动。
2.传记偶像的娱乐化与明星化
从主人公所属领域的分布来看，表面的情况同1980年代极为相似，源自艺术、体育领域的主人公仍占有非常大的比例。但是，如果深入文本对这些传记的主题与内容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后单一偶像时期”的主人公们已经绝非1980年代的文化启蒙偶像，他们不再是追求技艺水平、体现自我价值的艺术家与运动员，而是来自文艺界、体育界的耀眼明星。文本不再关注现实中人们所期待解决的某些严肃问题（如如何成才），而是热衷于对艺体明星隐私（如生活用品、私人关系）的窥探，对逸闻趣事（如各类“八卦”新闻）的娱乐化讲述，时尚潮流与另类生活方式成了令人津津乐道的主要内容。
全彩印刷的装帧方式，使得刊物能够在每一篇传记中穿插大量画质精良、妆容精致、穿着时尚的人物图片，图片背景或是烟波浩瀚的太平洋，或是神秘圣洁的青藏高原，或是“澳门小姐”选美比赛的颁奖现场，或是精致典雅的咖啡厅……这也的确证实了《中国青年》的改版追求——“在赏心悦目之外，能够具有一定的阅读内容”。此时刊物的可看性已经超越了文字可读性，视觉冲击效果成了刊物的第一位追求，其中所包含的商业目的更是不言而喻。对于视觉效果的追求与强调正是消费时代、娱乐时代所带来的后果之一。
明星们的大量登场，也成了消费时代娱乐因素给该刊物带来的巨大冲击。较之传统的艺术家而言，明星们通常拥有更加时尚化与商业化的气息。明星们不再局限于严肃艺术的领域之中，因此明星们的传记也从对主人公技术的关注转向了其他的方面。在过去，传记对于艺术家们的介绍绝对会严格遵守着“表演成就至上”这一原则，然而在现在的传记中，从主人公的休闲娱乐、饮食习惯、家居风格到恋爱波折、家庭关系，事无巨细，样样都成了文章的关注对象，单就其“八卦”程度来看俨然一副娱乐快报的面孔。在这一阶段的传记文本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文章在展现主人公工作成就的同时，也有着大量对于主人公私人爱好的细致描写，而这些私人爱好看上去总是颇具消费暗示意味，“（主人公王珞丹）希望能睡到自然醒，喝一杯热豆浆，穿有熊猫LOGO的T恤……爱滑旱冰、攀岩、练过架子鼓……因为年轻有资本，不太在意花时间保养，相反得空就是睡大觉，却又渐渐体会到定期排毒和运动给身体带来的不一样的感受；喜欢去有山有水有海的地方，快乐很重要，开心就好……对她来说这些全都是生活的意义”。[49]就这样，在温馨舒适的私人空间里，生物必然性的满足感被阐释成了生活的全部意义，消费变成了实现人生价值的便捷途径。
此外，传记对主人公私人情感经历，特别是对婚姻恋情的关注程度也显现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热情。漫画作者麦佳碧是经历了怎样的“好事多磨”才寻到自己“温暖”“浪漫”的爱情，[50]网络编剧宁财神作为一个“新好男人”在生活中是如何疼惜自己的妻子，[51]谍战戏女主角家庭生活的保鲜秘诀，[52]等等，都成了文本津津乐道的内容，事业与爱情在主人公的人生故事中总是相依相伴、密不可分的。依据克里斯汀·格拉提的观点，“明星是兼有专业性和私人性两个维度的”，“一个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既不可能完全依靠其艺术表演，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其私生活”。[53]公共性的技艺水平与私人性的生活内容共同呈现在传记之中，标志现今的传记偶像确实已经“明星化”了。
（三）暧昧的文本策略
政治意识形态与消费意识形态的相互借重不仅体现在传记主人公的变化上，还体现于传记暧昧的文本策略之中。接下来，本文将对传记文本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产品与大众文化商品的双重身份进行解读，探究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身份是如何在文本中得到弥合的，并且力图呈现官方与消费这两种不同价值体系所产生的张力。
1.道德楷模的私人化叙事（私人生活与休闲时光的展示）
无论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榜样，还是启蒙时期的文化精英，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话语建构的偶像，几乎是由于在公共领域中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尽管公共领域可能是被某种单一力量强势控制的），偶像们的私人生活与私人情感基本上被排除在文本表述之外。但是在“后单一偶像时期”，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楷模，还是当今的各类明星，传记文本都热衷于对其私人生活进行窥探，这不仅满足了读者的猎奇欲望，也为缝合消费话语与主流话语的裂隙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对于道德楷模、技术精英们家庭生活、业余爱好的展现，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淡化文本中主流话语的意识形态色彩，打破“忠孝两难全”式的讲述模式，使文本在一种轻松温馨的氛围中完成意识形态的传播。
在《饶毅：全面适应中国现状？那是失败》一文中，传记在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锐意改革、直言教育弊端的批评者形象的同时，也着意为我们展示了饶毅温情、慈爱的一面：
饶毅每天早晨，从蓝旗营已经居住了两年多的临时公寓出发，步行送儿子到北大附小上学。6点半下班和儿子一起晚饭。
饶毅几乎不加班。十几年前，波士顿的儿童游戏场所，一大堆美国母亲带着小孩，万红丛中一点绿，那位中国大老爷们儿，便是饶毅。
饶毅有着“致命的微笑”。“只能学生骂我，不能我骂学生，对学生只有鼓励。”[54]
主人公多次解释自己回国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外缺乏归属感，没有归属感的人生对于饶毅来说，即使成功也不幸福。在谈及回国是否会对子女教育产生影响时，饶毅没有像寻常父母那样担心教育的质量，反而是强调身份归属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性，“不少人认为国内教育对后代不好，我认为，回国对孩子是好事：国内教育种种问题无一大于失去健全的归属感之问题”。[55]文本巧妙地把为父者之“慈”与爱国者之“忠”结合到一起，超越了“舍小家为国家”的传统叙述模式，使“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获得了共赢——回国既是出于给孩子寻求一份“健全的归属感”的父爱流露，也暗合了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的宏大逻辑。正是因为前文中有对饶毅“好爸爸”形象的细心刻画，饶毅的回国原因才没有显得刻板与做作，传记文本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主流话语的宣传教育作用。传记文本不再刻意突出道德楷模“不近人间烟火”的圣者形象，游乐场、家庭生活也不再被视作精神道德的腐蚀剂，相反它们共同标注着新道德榜样的真实性。
2.主流意识形态对消费偶像的整合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刊物要迎合读者趣味来吸引关注，借以达到提高发行量、增加广告收入的目的。但是，作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不得不保持正统的意识形态规训能力，消费偶像所暗含的娱乐至上、消费至上等“负面”因素必须向主流意识形态妥协，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收编与改造。于是，传记文本一方面大肆宣传主人公时尚的、物质的、享乐的消费话题；另一方面又强调着主人公对祖国的热爱、对社会的责任感等。他们或者依然自强拼搏，不甘于当一个“富二代”坐享其成，[56]或者身为明星，热心于慈善事业。[57]不同话语力量的博弈与制衡在传记文本中从未停止过，对于意义的竞争过程也是一种权力的较量过程。不难发现，传记在对消费偶像进行报道的时候，也在精心筛选着合乎“集体—个人”阐释规范的故事情节，并对之加以叙述。
曾经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的王治郅被国家队开除的事件中，王治郅是作为一个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荣誉的国家队“叛徒”形象受到攻击和批判的，但是当这一页翻过之后，王治郅再次回归国家队时，传记的话语有意倾向于重新建构王治郅的正面、健康、爱国者的形象：
2001年王治郅作为申奥大使，在莫斯科见证中国申奥成功的历史性时刻，他第一个从后排座位上跳起欢呼，然后眼泪就掉下来了。他不可能想到，北京申奥成功，将在未来挽回他的命运。
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为备战北京奥运，实施训练计划。2006年4月10日凌晨，王治郅回到阔别经年的国家队。不再是回首告别时那个意气飞扬的毛头小子，他……不断低头：我错了，对不起。[58]
从申奥成功的激动泪水，到重新归队后真挚的道歉，传记文本为我们构建了一个青年由莽撞懵懂到谦虚内敛的成长过程。从过去只为追求个人荣辱得失，到今天的幡然悔悟、游子归家，主流话语以母亲般的亲切与包容的姿态，原谅并重新接纳了这位昔日的NBA篮球明星。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叙事过程的意义筛选，文本既保留了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作用，又喻示了主流价值观念在今天商业明星中依然拥有着极强的感召力。原本紧张冲突的消费价值观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就在具体化的、片段化的事迹中得到了释放与融合。
3.个性/自由与责任的弥合
个性与自由，是消费社会带给人们的美好承诺，一如鲍德里亚所言，“所有关于消费的神话都想把消费者塑造成普遍的人，塑造成人类物种全面、理想而确定的化身，把消费描绘成一场‘人文解放运动’的前奏：尽管政治解放遭到了失败，而它却必将完成”。[59]然而，消费话语中对于个性与自由生活方式永无止境的追求，其结果是将人导向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消费带给青年的只能是一种想象中的快感，而非真实性的解放。正如鲍德里亚所批判的，在消费社会制造的拟像中，现实维度逐渐丧失了。[60]当传记借助消费偶像和消费话语吸引读者的时候，怎样去克服消费主义所鼓吹的自由观念对主流话语整理能力的抵牾，如何将花样翻新的个性追求同理智恒常的社会责任感联结起来，将二者之间存在的对立进行弥合，成了传记文本所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
对于青年社会责任感的重建，传记在有意识地淡化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观念的同时，致力于倡导将个人的爱好同社会责任相联系，从对爱好的追求中生发社会责任感，并通过对社会责任的履行使自己的境界得到升华。摄影师卢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出于对摄影的爱好，卢广在下岗之后开了一家影楼，但他并没有耽于风花雪月的拍摄，而是将镜头转向了纪实题材，关注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用卢广的话来说，“多么高妙的技术都无法打动人”，“摄影拍到一定境界，技巧不重要，拼的是眼光和思想。这么多年，摄影已经融入我的生命，让我担负起属于自己的社会道义”。[61]在这里，青年的个人自由和价值取向与社会公共价值紧紧联系在一起，个人的爱好成了实现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然而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毕竟是少数，更多摄影爱好者只是沉浸在私人小世界的唯美景致中，而无心留意不那么具有美感的底层民生疾苦，因此只有“镜头只对众苍生”的纪实摄影爱好者才是会被万里挑一地选中来充当主流话语的传播者。
当“间隔年”“跨骑族”被消费主义话语鼓吹成逃离现代都市压力的最佳方式时，如何在这一氤氲缥缈的自由梦中注入正能量呢？江觉迟的故事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江觉迟在一次背包旅途中偶然遇到了几个藏区贫困儿童，从此，她果断“抛下安稳的一切，去往那连电都不通，连青菜都吃不上，连洗澡都困难的”甘孜州，并且一留就是五年。在谈到五年以来的变化时，江觉迟以一种浪漫又极为规范的话语方式说道：“我在这里，创造了我的人生价值，有时候，在深夜里面对湛蓝的星空，就会想，我并不是谁派来帮扶这些孩子的（当地曾有藏民说我是菩萨派来的），我来这里，只是来接受孩子们点化的，他们给我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62]在此，自由与责任之间的紧张就在“博爱”“点化”“救赎”等颇具宗教意味的话语下得到了弥合，旅游不再只是刺激消费、追求休闲娱乐的一种手段，只要愿意，消费娱乐与责任承担可以随时转换。江觉迟的故事更向我们暗示，在旅行这条充满“朝圣”意味的道路上，有着种种创造社会价值的可能，如果不是在高原支教，我们的主人公可以是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守护天使，可能会是东南亚热带雨林环境卫士……消费主义追求的个性与自由同主流话语所强调的青年责任被捏合到一起，传记文本以时尚中的另类方式向读者宣扬了如何在寻求个性的旅途中实现个人价值，此时，原有的消费自由早已被整合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之中，背包客的故事变成了支边英雄的传奇。
如果英雄的传奇故事像日常消费品一样无处不在，也就难以称其为“传奇”了。这一时期的《中国青年》总是力图将一些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个案打造成极富感染力的故事加以宣传，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这些传奇故事除了带来猎奇性的阅读效果和短暂的震撼抑或感动之外，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带来改变？能否单纯乐观地从那些逃避现实压力的消费狂想中得到改变现实的动力？在这样的追问之下，《中国青年》话语方式不免显得有些苍白与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