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文化启蒙者的偶像（1978～1995年）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结束了近30年的革命时期，转向了世俗化的社会主义。[24]革命时代的“政治挂帅”“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口号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等价值观念和国家发展战略所替代。在思想文化方面，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思想文化的控制逐渐松动，政治—道德优先性作为价值评判唯一标准的时代已经结束，人合理的物质追求与对科学知识的尊重获得了主流话语的重新肯定与强调，“政治主宰一切”悄然地转向了“科学文化主导”。在这一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被视为相互关联的并对中国当代社会思想领域有着非常深远影响的两次重大事件，它们共同标志着当代中国“启蒙时代”的到来。
虽然对于复刊之后的《中国青年》而言，其作为团机关刊物的身份没有改变，但是刊物的内容与价值导向同革命年代相比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发生了重要转变，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但不是彻底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更多的力量参与到了该刊内容与形式的建构之中。与整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关注目光相一致，对青年人进行启蒙成为刊物在20世纪80年代的核心诉求。
（一）传记主人公的身份转型与多元化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复刊后的《中国青年》作为政治宣传与青年指引者的身份并没有改变。但与第一阶段刊物的话语特征相比较，它逐渐淡化了革命意识形态色彩（虽然在复刊初期革命意识形态对于刊物的控制并没有完全解除），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启蒙-精英话语对青年人进行引导。刊物的自身定位由革命时期的如何将青年改造为革命事业的合格接班人，转向了如何将曾经被革命“架空”的青年们还原到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中来，帮助青年在世俗世界中找到前行的方向，实现自身的价值。从发行量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叶，《中国青年》仍然是青年杂志中的领军者，这不仅是由于其作为机关刊物，它的发行量有着得天独厚的制度保障，而且是因为开放的时代赋予了刊物以开放的精神，对于青年热点问题的关注以及鲜明的启蒙意识使得《中国青年》在依靠基层团组织的公费订阅之外也赢得了大量自主订购的读者青睐。
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中国青年》中的传记主人公，由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控制下的革命榜样，逐渐转变为启蒙-精英话语影响下的文化偶像。曾经的革命榜样是按照政治道德优先性筛选出来的，为革命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服务，而到了1980年代，传记主人公所要承担的主要职责是对青年进行启蒙。启蒙话语的引入并不意味着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彻底失效，特别是在复刊初期，传记的意识形态色彩还是比较浓重的，革命、阶级等词语依然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文章之中。与此同时，除了主导话语的转变外，这一时期，传记主人公无论从其所从事的职业来看，还是从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来看，都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传记内容的开放性与多元性都是革命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以下的图表更加清晰地呈现了这种变化情况，下表所反映的是在“启蒙时代”《中国青年》传记主人公所属领域的分布情况，下图所反映的是“革命时期”与“启蒙时期”各领域主人公所占比例的对比情况。
《中国青年》（1978～1989年）传记主人公所属领域的分布情况表
“革命时期”与“启蒙时期”传记主人公所占比例对比图
通过上图中的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一时期（1949～1966年）的传记主人公几乎全部集中在与国家的革命意识形态建构密切相关的工、农、兵领域，然而到了1970年代末直至1980年代，这种状况却发生了逆转，原本受到主流话语特别关注的来自工、农、兵领域的传记主人公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比例上都急剧减少，反而是革命时代对于意识形态无足轻重，甚至被视为异端分子、划归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与艺体工作者成了启蒙时代的宠儿。图表中数字的变化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转变，文化精英与艺体工作者的激增反映了这个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东西。社会价值的衡量标准已在不知不觉中倾向了启蒙所代表的理性与科学。正是在启蒙力量的感召之下，无论是主流话语的有意建构，还是青年读者的自主选择，整个社会都沉浸在对于“上升运动”的渴望之中。对于1980年代的青年读者来说，科技精英、商业精英、艺术精英的成功秘诀远比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传统故事显得更加富有魅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个时期的传记主人公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相同的领域，但是文本叙述角度与价值立场的偏移是不容忽视的。在革命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传记也都是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建设的，主人公的个人生活与专业成就只是作为对于国家政权合法化的一种旁证。而到了启蒙阶段，文艺工作者不仅肩负着向人们传递美、传递善的责任，他们的传记也被建构成能够为青年进步提供技术指导与学习辅助的文化资源。总之，直至1980年代，青年偶像终于能够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而不再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政治-道德符号而存在。
（二）启蒙话语影响下的传记偶像
在新时期的传记主人公中不仅包括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斗英雄，而且包括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体育领域的运动员，以及艺术工作者等，所涉及的领域之广是革命年代所无法比拟的，传记主人公的多元化也代表了不同生命道路选择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但是，1980年代文化偶像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偶像建构陷入了一种纷乱的状态，启蒙话语在这一时期的传记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其中不仅包括政治启蒙，还包括知识启蒙与主体意识启蒙。
1.政治启蒙与“文革”反思
启蒙话语对于这一时期人物传记的影响，最早体现在“文革”反思与对青年的政治启蒙方面，这些传记在《中国青年》复刊之初是以“同四人帮斗争的青年英雄谱”的专栏形式与青年读者见面的。在经历了十数年极“左”路线对于青年思想的侵蚀与肉体的摧残之后，理性、反思、民主、自由等话语对于青年思想的启蒙显得格外重要。随着政治领域中“拨乱反正”的推进，纠正“文革”时期的错误路线、昭雪“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复“文革”创伤，成了公共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随后的几期《中国青年》中，这种政治启蒙意识集中体现在对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的事迹报道中，如《张志新烈士狱中斗争片段》[25]《他有了真正的金色衣裳——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战士遇罗克纪事》[26]。这些传记以白描的手法将主人公在狱中遭受到的惨无人道的迫害公之于众，揭开了“文革”中血腥、残虐的一面，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混沌蒙昧、是非颠倒的专制世界，形成了非常强大的阅读冲击力。更为重要的是，烈士们捍卫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积极争取公民权利、同极“左”思想进行斗争的行为得到了正面的肯定。在《纪念张志新》一文中作者写道：“作为人，她有思想的权利。作为公民，她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做为共产党员，她有被党章明确规定的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提出批评建议、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决议提出不同意见以及保留意见、越级报告和申诉的权利。”“我们纪念张志新，是为了使残杀她的刽子手永远不再能得到重复其罪行的机会。因此，今后必须坚决取消所谓‘思想犯’，坚决反对‘以言治罪’。思想不能犯罪，因而法律不能惩罚思想。”“我们纪念张志新，还要保卫社会主义法治，保卫人民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权利。”[27]
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启蒙话语在揭露、批判“文革”的同时，并没有深入对中国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之脊髓的反思，只是有意识地停留在表象之上，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等“别有用心”的反革命集团。虽然对张志新、遇罗克等人捍卫自由、同封建血统论斗争的行为加以赞扬，但是在此之后并没有深入对个人迷信的反思，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何以能够滋生“出身论”的思想根源，仅仅是借主人公之口将之模糊地归结为“因为真理被颠倒了，民主被践踏了，林彪、江青他们要上台，就要把坚持真理的人打倒”，“坚持真理，在任何时候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既然选定了自己的道路，就决不后悔，决不回头，无论前面等待的是什么样的危险，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28]于是，对坚持真理行为的高度赞扬替代了对践踏真理的批判与反思。刊物中政治启蒙话语有意或无意的遮蔽与偏移，必然会影响文本的反思力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这场“文革”反思的局限性。
此外，这种政治启蒙也是建立在民族意识的重建基础之上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成了主流话语重构民族意识的一个绝佳契机。对于民族英雄的歌颂，对于祖国苦难的申诉，对于边疆意识的强化，无不唤起读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主流话语在激发青年投身现代化强国道路的强烈意愿的同时，也在为改革开放的深化实施奠定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政治启蒙与前一时期的革命宣传仍有很深的内在一致性。
2.知识启蒙
1980年代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科学技术开始飞速进步的时期，对于“发展”“速度”的崇拜几乎浸润到了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这样的时代语境赋予了知识启蒙的双重重要性：一方面，经过“文革”十年的荒废，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社会经济几近崩溃，在新时期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走上经济发展、生活提高的强国之路，各个领域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然而人才的短缺却使得经济强国之梦的实现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文革”时期各类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几乎完全阻断了正常的教育教学过程，大量缺乏文化知识的青年在蹉跎岁月之后陷入了生活的困窘之中，甚至走上“歪路”，威胁到社会正常秩序，他们迫切需要通过文化知识的学习来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来。
在这一时期，传记所着力表现的主人公形象就是通过锲而不舍的刻苦学习，改变命运走向成功的青年。这类传记有很多，如《从青工到副教授——李慰萱发奋自学二十年》[29]《把命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初中生熊存瑞自学成为研究生》[30]《闯出了一条阳关道——记从待业青年成长的女经理张占英》[31]，等等。虽然这些主人公在各自的生活中遭受过各不相同的坎坷，但是他们并没有向逆境低头，而是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最终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并且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在自信昂扬的基调中，这些故事为当时的迷茫青年提供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典范，对于成功人生的揭秘与对文化重要性的强调，共同激发与强化青年们的求知欲望和求学信念。在反复强调提高青年文化素养的重要性的同时，《中国青年》也在呼吁社会对于失足青年的宽容与帮助。例如，文章《社会有什么责任——记一个青年的失足与新生》不仅宣扬了“文革”时期的惯窃犯杨新才改过自新被评为“新长征突击手”的先进事迹，而且表达出《中国青年》对杨新才所在街道党团组织与生产小组同志的感谢，因为是他们以开阔的胸襟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挽救失足青年的好范例。[32]知识启蒙就是要积极调动一切力量，鼓励青年完善自身的文化与修养。
知识启蒙意识对于文本的渗透，使得这一时期传记的字里行间经常流露一种时间的紧迫感和担心“落后”的恐慌情绪，“现在，这里，就是学习的最好条件”，[33]“在向四化的进军中，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解放军队伍里，也有着许多有志青年，在辛勤学习，在奋力追赶”，[34]“往回退，无异死亡；原地徘徊，等于慢性自杀；只有不避艰险，在前方的荒棘中踏出一条新路来，才能抵达辉煌的目的地”，[35]等等，诸如此类的表达俯拾即是。可见，整个社会对于文化知识的缺乏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如何解决这种焦虑呢？《中国青年》给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对进步的追求、对时间的珍视、对超越的渴求，成了浩劫之后中国社会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铸造着中国社会中奋起拼搏的一代青年人。
依据旅美学者林毓生的观点，在中国社会中，历来有借思想文化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36]近代的五四启蒙运动如此，当代的新启蒙运动也是如此。跳出政治藩篱以寻求反思批判之路，文化启蒙就被当作了更彻底、更纯粹的方式。因此，1980年代主流话语对于知识与科技的强调不仅有培养人才与发展经济的目的，而且包含着为社会的全面改革寻求话语支持的内在意味。
3.主体意识启蒙
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与重建，是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共同目标之一。“人”，在1980年代中国的启蒙者那里，“既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又是情感的，它充满了各种合理的自然欲望”，“这样的人，超越于国家、阶级和各种自然社会关系，内含着普遍的人性，他具有自主的意志和无限的自我创造能力”。[37]经历了“文革”时期对心灵和情感的极度压抑与控制之后，个人的自然情感、世俗欲望、自由思想等逐渐被认定为合理。对于人的主体性的积极肯定，也正是启蒙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主体性的重建过程中，人获得了自我选择的权利，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个体价值的实现方式变得多样化。面对那些转型时代难免暂时有些困惑的青年们，传记向他们传递着这样一种信念：只要能汇入现代化的历史伟业，能够正视自己的存在价值，相信自己的能力，勇敢地去拼搏，“闯过去，就是阳关道，一片开阔天地”。[38]虽然人们的行业各有不同，但是在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只要用心经营，即使是最平凡的岗位也能闪耀生命的辉煌。返城知青张占英就是这样一个代表，她放弃了进入国企的机会，一心扑在街道服务社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从一个待业青年成长为服务社的经理。“她无意去挽住历史的脚步，而是要有意架（驾）住历史的车辕，载着自己的事业，朝着未来走去。她终于发现，自己不断地追求、探索，找到了最有意义的岗位，职业的选择对于自身的完善、理想和事业的追求，显示了力量。理想、人生、青春和爱情伴随着她工作的成效、事业的发展，而有了新的寄托。”[39]文本意在向读者充分展示一个普通的个体是能够依靠个人的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的。
另外，随着主体意识的解放，对于美的赞扬与对于美的创造者的大量宣传，成为“启蒙时代”传记内容的一大特色。美的阶级性被淡化，它被作为一种人类灵魂的普遍的纯洁力量得到歌颂。此时的传记文本中不乏这样的叙事——音乐之美、文学之美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帮助主人公抗击命运的磨难，美作为一种情感的升华，激发人们对生活的爱。在歌唱演员苏小明的传记中，作者热情洋溢地写道，“你的歌声带来清新，使我们更加热爱生活”，“她们把自己全部情感灌注在歌声里，抗御命运的折磨，激起美好追求的热情”。[40]对于艺术的追求与欣赏不再被当作“小资产阶级的不良嗜好”而遭到压制与批判，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地选择，并在艺术之美中陶冶情操，提高素养。
（三）启蒙的中断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尝试性重构
在经过了1980年代末期特殊的社会震荡之后，“启蒙时代”所具有的激进的反传统与批判意识发生了断裂，社会思想文化中保守主义倾向日渐显露，其中包括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回归。与思想文化领域这种势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加速与深化。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及在“十四大”上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明确定向。这就使得《中国青年》杂志中的青年偶像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一方面，缘于这样的时代情境，主流话语的关注点再次转向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建构，《中国青年》中传记的主题再次回归到了对于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号召，并以“学雷锋学赖宁”专栏的形式呈现在刊物中；[41]另一方面，1990年代的读者已经绝非五六十年代的无条件地接受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革命战士，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再度强调因此带上了一定的暧昧色彩，甚至表现为主流话语的一种姿态。
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启蒙的焦虑早已被对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的热情所替代。在1993年《中国青年》刊载的人物传记中，已有近二分之一的主人公来自与社会财富生产直接相关联的领域，文本中更不乏对于财富拥有者歆羡与崇拜的直接流露。没有什么能够比这更好地证明，在1990年代初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社会价值取向所发生的巨大倾斜。在后启蒙的语境里，知识仍然没有贬值，但由于物质财富在价值天平中的刚性升值，知识的获取更多地被与物质生活方面的实用价值相联系。
更富挑战意味的是，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加深，《中国青年》原有的得以傲视同侪的“红色资本”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中逐渐式微，体制本身提供给该刊物的保障也逐渐减弱。[42]加之青年杂志种类激增造成商业刊物对市场份额瓜分的加剧，到了199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的发行量一跌再跌，昔日“一枝独秀”的辉煌局面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与此同时，杂志在青年中的影响力也降至冰点，曾经炙手可热的良师益友在如今商业化的书报亭中已鲜有读者问津。如何调整刊物内容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读者品味，成为商品社会中机关刊物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意味深长的是，《中国青年》的境遇也折射出了在“新意识形态”步步紧逼、消费话语甚嚣尘上的时代，主流话语的尴尬处境。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应该如何改造与包装自身才能融入新一轮的竞争之中，突破销售困境赢得读者的认可，这已成为了一个亟须应对的问题。
1995年底，《中国青年》编辑部做出决定，将从1996年第一期开始，对刊物进行全方位改革，以实现将《中国青年》从依靠发行量维持生存的传统刊物发展为“向广告要效益”的现代期刊，并逐渐实现杂志从黑白向全彩的过渡，将《中国青年》打造成一本“赏心悦目”的杂志，并要逐步实现《中国青年》的集团化运作。[43]这一决定标志着在市场经济浪潮的作用下传统的红色刊物为求生存将向市场化、商业化的路线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