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政治-道德符号的革命榜样（1949～1966年）
在复刊后的十八年中，《中国青年》宣传、介绍了一大批具有革命[2]文化特点的典型人物，他们中有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铁人”王进喜，也有为了保护国家财产献出生命的向秀丽、丁佑君，还有返乡务农的知识青年典型，等等。虽然这些传记主人公的事迹所占篇幅长短不一，传记主人公的职业也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看，他们仍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这些主人公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宣传色彩，对这些主人公的宣传报道，往往是配合党的政策需要进行的。比如，在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里，传记主人公多为革命领袖或者战斗英雄，到了1964年前后，主人公中开始出现返乡务农的知识青年，并且数量逐渐增多。其次，他们大多来自工、农、军三大领域，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者、革命事业的建设者为主，他们与革命意识形态、集体主义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面对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抉择时，他们都选择了前者。
此外，知识分子的形象几乎被排除在传记文本之外，即使有极为少数的几位入选者，他们的形象也同新政权的建立密切相关，是革命的文人或知识分子。以聂耳为例，他的入选并非取决于他艺术上的造诣，而是由于他与新政权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极为特殊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他的事迹与形象已经成为新中国这一共同体文化标志的一部分，因而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身份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他的单纯知识分子或艺术家的身份。
（一）文化认同建设与青年身份规训
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建立或者统一的过程中，文化认同都是极为关键的战略问题，因为这关乎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正如安德森将民族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来强调民族的文化建构属性[3]一样，民族成员虽无法完全相互认识，却可以通过诸如历史故事、典型事物、游行庆典等表征相互联结。因此，《中国青年》在这一时期树立的革命榜样就如同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等符号一样，共同表征着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政权。虽然各地的青年因为地域遥远、交通不便等因素无法认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能亲自参与到各种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见证那些伟大而辉煌的时刻，但是他们可以通过阅读革命榜样的传记来建立起一种“在场感”，建构关于新中国的共同记忆。
这些经过精心筛选的传记，便成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再生产作用的文本，它们不但能够将那些符合新文化道德标准的人物形象传递给读者，而且将榜样成长的经历阐释为普通人在共产主义道德不断感召下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典范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典的成长模式被认为是可被效仿的，它们能够生产出更多践行新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的优秀青年。革命榜样以及他们的事迹作为新中国价值体系的一种文化表征，赢得了青年们的追随与崇拜，在青年中形成一种象征性的力量。这些形象作为革命时期新的道德秩序和伦理规范的承载者，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向青年传递着新的价值观念，向青年群体灌输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
党历来重视青年群体在社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青年运动更被党视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到北伐战争，再到“一二·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中，青年运动不仅被表述为历史悠久、意义重大的革命性运动，而且这种记叙力图表明，青年运动之所以能够保持先锋性和正确性，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它与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青年运动的伟大历史成就。早在1926年，斯大林就曾指出过青年运动的重要性，“在中国，青年问题现在是有头等的意义，学生青年（革命的青年）、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一切这些力量，能够推动中国革命向前进展”。[4]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将中国青年自五四以来在中国革命中所体现的重要作用概括为：“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的革命运动，都是从觉悟了的学生青年、知识青年开始发起的”。[5]
党对青年力量的重视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青年工作中。新中国成立伊始，举国上下面临着建设新中国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因此，在动员人民力量参与伟大的革命建设事业的时候，党中央特别指出，必须将青年作为一支主力军进行着力动员，发挥广大青年的积极作用。虽然青年所蕴含的巨大的革命能量是不可否认的，但是青年人由于年轻冲动、缺乏社会经验等特点又被认为是在政治上不够成熟、容易动摇的，还需要在共产党的指导下不断地学习与改造。此外，尽管身处解放区的青年们已经在革命旭日中沐浴成长，不断剔除了封建残余思想，形成了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正在以全新的风貌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但是那些生活在国统区、被反动教育体制浸染着的青年们还没有形成正确的国家政权意识，无法树立正确的观念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他们仍须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帮助与改造。所以，对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后备军”的青年们进行意识形态规训被认为是极为必要与迫切的。这种规训直接体现在毛泽东为《中国青年》复刊所题的著名题词中，“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6]短短二十个字涵盖了对青年的革命斗争与生产建设两个方面的要求，而革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前提保障是要不断加强对青年的纪律性建设，而所谓的纪律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党领导的绝对认同与绝对服从。
但是，原有的曾被广泛认同的五四青年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诸种元素，如自由、民主、个性解放、崇尚西化、对于支配制度与文化的反抗等，在这一时期则是不符合革命意识形态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对党的绝对服从等价值观念的，甚至是与之相冲突的。对于五四青年文化内涵的修改与剔除，也为此时的新民主主义青年想象提供了必然性。如何将传统意义融入当下，建构出新的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具有权威性的符号性框架，用之标示青年的义务与职责，指导青年效仿与学习，就迫切地呼唤着对新民主主义青年进行身份建设。
“新民主主义青年”这一称谓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7]该决议表明，为进一步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整合以往的社会青年群体，期待他们在新社会更好地发挥应有的力量，所以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更好地指导全国青年团的工作和组织广大青年学习，中央决定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负责出版《中国青年》定期刊物。1949年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会议宣布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随即成为对符合政治标准的青年人的共同命名。
为了与以往的“五四青年”“新青年”等从社会文化角度对青年身份进行标志的称谓相区别，“新民主主义青年”这一身份的建构具有突出的政治色彩，它是指在党的帮助和培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与强烈的无产阶级道德意识的青年。这一身份的获得并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需要不断地用新民主主义道德标准锻造自己，通过党的考查，获得党的允许后才能够实现的。对于这一身份的内在精神维度，《中国青年》也有详细的阐释，这种青年人应当具有的新品质包含许多具体的要素，如“要培养青年团员们具有革命的人生观、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懂得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也就是说：要联系到我们的理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还要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为了群众，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大公无私的精神”。[8]
那么，青年人何以获得这些优秀的品质？该刊物马上给出了答案，要言之，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新环境的熏陶和接受新教育——“我们必将以新品质的范例，号召大家学习。同时又将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去掉坏的品质”。[9]由此而知，实例教育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同被作为新中国教育培养青年人养成新品质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传媒状况的局限性下，纸质媒介是实例教育宣传推广过程中最为重要、最易普及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实例教育是通过传记教育的形式得以实现的。这从一个方面为我们解释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青年》上刊载的人物传记会迅速增多的原因。
根据1949年7月《团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国青年〉的决定》[10]要求，《中国青年》改为周刊，它所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向各级团组织及广大青年及时地宣传、介绍典型。为了更好地指导各地方团组织的工作，该决定要求《中国青年》要切实做到更进一步地结合实际，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团员进行实例介绍就是更为与实际结合的一种主要方法。在该决定中，关于“团的省级以上的委员会每月至少供给《中国青年》周刊稿件一篇，各地团组织机关刊物通讯组，应同时为《中国青年》周刊的通讯组”的要求，为《中国青年》及时发现典型、宣传典型提供了制度保障。1955年《中国青年》发表理论文章《大力发现与培养青年先进人物是青年团组织十分重要的工作》，[11]再次强调典型建构与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这些规定不仅保障了《中国青年》宣传典型人物的迅速与及时，并且使典型宣传行为逐渐实现制度化。至此，典型宣传不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灌输，而且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积极支持”。
（二）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制约下的传记文本
介于纪实报道与文学书写之间的传记文本，为革命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了绝佳的运作空间：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对典型事迹真实性的强调，隐藏了传记文本是经过对多种文学叙述方式选择重塑后的载体这一事实，有利于将主人公塑造成可供学习效仿的对象，突出其作为行为准则与价值标准的普遍适用性；另一方面，渲染、抒情、传奇等文学修辞方式对原始事迹的修饰，使得传记文本在亦真亦幻的讲述中显得更富于煽动性和感染力。虽然传记通常采用一种非常私人化的讲述方式，将个体成长中的经历与感受呈现给读者，但作为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其内容与意图受到政治权力的左右。传记文本传递的信息，不仅仅在为受众讲述一个关于英雄的个体故事，而且通过对这个故事的讲述向受众传递“什么是英雄”的价值评判以及“怎样才是成为英雄”的规范过程。
1.“重生”模式的使用：青年与共产党想象性关系的建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传记文本倾向于将主人公生命遭遇的变化置于整个社会的历史性变迁之中，并力图将二者阐释为一种必然的联系。在此影响下，对主人公“重生”情节的强调与放大成为典型叙事模式。
“重生”模式在文本中的运用，首先体现在时空的转换，即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由万恶黑暗的旧社会到美好光明的新社会，为主人公带来肉体的“重生”。此时的传记文本，大多数热衷于展现主人公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从童年的悲惨境遇中迈向新生的。1959年，共青团发起了向“党的好女儿”向秀丽学习的号召，在回顾向秀丽的成长过程时，传记中有这样触目惊心的描写：“三个小弟妹又因患病没钱医而白白死去，接着又一个弟弟被日本鬼子的炸弹夺取了生命。全家大小虽然都起早摸黑地干着编席等零活，但还是吃不到一餐干饭……卖给地主当养女，七岁当牛做马，无论严冬酷暑，常遭毒打……”这样不堪回首的日子直到党的到来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十六岁的向秀丽头一次感觉到愉快和欢乐。……解放后的广州，革命秩序迅速建立了，物价日渐平稳，工厂恢复了生产，人民生活安定了……到处都是一片生气勃勃的新气象”。[12]文本对“血债仇”“阶级恨”等苦难过去的生动再现，很容易在有着相似体验的青年群体中引发情感共鸣，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一句抽象的口号转化成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真实可信的生活情境。意识形态所要建构的党与青年之间的关系在文本的形象演绎下变得具体化、现实化了。
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这种“重生”模式的运用还体现在主人公精神的巨大飞跃上，这种精神“重生”具有更高等级的标准，即青年对党彻底认同的表现。党领导的革命使向秀丽翻身成了主人，因此向秀丽将对党的感激之情化为了内心的坚定信念：“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需要你到哪里，就奔向哪里”，“我在旧社会吃了这样多的苦，今天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多做一些工作，不为共产主义，还想什么呢？”[13]也正是对党的感激与追随，在关键的时刻向秀丽才能有舍身就义的勇气。
“重生”模式通过对个人生命历程中特定阶段的特写式再现，将过去与现在串联在一起，共同呈现在此时此刻读者的阅读活动中。“黑暗”与“光明”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很容易在情感上引发对是非功过的价值评判，不证自明地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文本所体现的不仅是贫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渴望，而且是党对革命前景的美好承诺。“痛说革命家史”式的忆苦思旧，对今日幸福的来之不易进行了强化，这一切的美好都有赖于党的恩赐——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没有这美好的新生活，甚至没有享受美好事物的个体生命。这种逻辑关系的反复强化，就使得青年对党的绝对服从乃至“为党献身”成为一种再合理合法不过的要求。因为青年的新生是党赐予的，理应为了维护党的事业而随时准备奉献生命。
2.亲情话语对人民伦理的遮蔽：青年与共产党想象性关系的强化
出于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传记文本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必然会经过政治道德原则的整饬与规范，原本充满偶然性的个体生命的经历和体验被整合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目标和进程之中，在宏伟蓝图的实现过程中，个体生命必须皈依于“大写的人民”。因此，从叙事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传记采用的并不是“个体叙事”，而应是属于“人民伦理的大叙事”。
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下，个体的生命想象与生命意义变得无关紧要，所有价值评判标准都取决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天平。但是在传记文本中，人民伦理对于个体生命的征用并没有以一种强制性的、直白的话语显现，而是通过诸如“党的好儿子”“无产阶级的好女儿”“毛主席的好孩子”等温情话语进行了转换。在文学语言的渲染下，原本是革命对青年提出的献身要求变成了母亲对孩子的挚爱式和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式的最纯粹的表达。
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雷锋形象的建构与宣传。1963年《中国青年》以第5、6期合刊的形式出版了“学习雷锋专辑”，刊发了雷锋传记、雷锋日记摘录、领导人的题词，以及大量的纪念文章。在雷锋日记中我们能够看到大量的“党啊，母亲”式亲情话语，这种亲情话语不仅体现在雷锋与党的关系上，而且表现在雷锋与党的领导人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上，这样的例子在文本中大量存在：“可巧，我在昨天晚上做梦就梦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像慈父般的抚摸着我的头，微笑着对我说：好好学习，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14]“……亲爱的党，我慈祥的母亲，我要永远做您忠实的儿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而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15]在真挚深情的话语下，雷锋表达了对人民伦理的绝对认同——党赐予了我新生命成了我的母亲，作为党的忠实儿子就要为党无条件地献身。
母子伦理的反复出现，将意识形态的叙事伦理隐藏在温情话语之下，不断强化了党与青年之间的想象性关系，读者对“祖国母亲”“党啊，妈妈”之类的亲情话语的接受过程，也就成了对意识形态所建构的党与青年之间“救赎—感恩”关系的认可过程，青年对党的绝对服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于是，人民伦理便被温情脉脉的亲情话语所遮蔽。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原本应属于现代价值取向的公民对共同体的政治认同，在此被替换成了一种前现代的家族式的血缘归属，二者最为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关系是出于理性的政治选择，而后者则属于一种无法更改的宿命。
3.“新”的修辞方式：青年与共产党想象性关系的升华
在新政权的巩固过程中，主流话语都会有意识地借助媒介建立一套有利于自身统治的修辞方式。在诸多修辞手段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传记中对于“新”与“旧”的强调，如：
我是一个在旧社会中出生，尝过一段旧社会的煎熬，而在新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京剧演员，也是在党的关怀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整个青年一代的一员。[16]
过去咱住的是茅草棚，现在一片新瓦房，不是靠集体咱凭啥能盖起新房子？[17]
（续范亭）伟大的爱国者，由旧营垒走向新世界的典型。[18]
其实，自近代以来，“新”“旧”这两个范畴就一直被运用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改革的各种讨论之中。“新”“旧”意识的发生可以追溯到晚清维新变法时期，但是在最初的使用中并不将二者之间的关系视为对立的，真正地将“新”与“旧”视作一对势不两立、互不融合的范畴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19]进化论的视角与思维模式赋予了“新”相对于“旧”的天然优越性，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五四时期人们对“新”常常呈现一种乐观甚至赞许的态度。
从党领导革命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的修辞仍然被用来强调维系政权、维护统治，但是与五四时期相比较，“新”这个范畴所包含的激进的、反传统、反封建等要素仍被保留，五四之“新”中的自由要素在此时却被划归到了“新”的对立面。共产党对于“新”“旧”的划分标准是是否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具体到青年身上，这种“新”体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前文已有论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就着意培养青年人“新”的品质，即培养青年人的革命精神。那么，如何对青年是否具有革命性进行辨别呢？依据毛泽东的思想，辨别青年是否具有革命性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20]
无论是五四启蒙运动，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对“新”的强调都暗含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以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念为基础，将“新”与“旧”视作同一条线性轨迹上两个对立、互不融合的范畴，并且将“新”视为一种优于“旧”的存在。在线性发展的时间过程中，“新”相对于“旧”而言总是更加接近理想未来的存在。与对“新”的肯定相对立，“旧”的文化、思想、道德、政权都被认为是贫乏的、枯竭的、僵死的乃至非正义的。在这种逻辑演绎之下，“新”的事物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干预、宰制“旧”事物的合法性，并有权力将“旧”事物清除出历史舞台。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传记文本对于“新”的修辞方式有着如此执着的偏爱。
（三）多样性的剔除与主体性的缺失
作为新中国文化认同体系的一部分，革命榜样的塑造与宣传经过了精心的筛选与过滤，偶像的成长过程被建构为普通人不断被共产主义道德纯化的过程，任何不利于革命和生产建设的因素都被从榜样传记中小心翼翼地剔除。革命榜样的言行不仅是个体的表征，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化身。尽管生命存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正当的，但是在革命榜样神圣化的过程中，传记主人公的自然情感需求与心灵多样选择的可能性则被视作革命道德的杂质而遭到摒弃，在所有的价值取向中只有革命才是唯一正确的。
所以在传记文本中，革命榜样在处理个人关系、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都严格遵循政治—道德的标准做出取舍，即使是最亲密的情感也无法动摇其坚定的革命意志，有时对私人情感的舍弃更加体现对党的绝对忠诚。在革命意识形态的视域中，个体的爱情总是被尽可能地排除在传记文本之外，纵使偶尔显现，也是被政治话语压抑的，甚至被认为是隐藏着资产阶级倾向的危险信号。在新中国第一任女拖拉机手梁军的传记中，有这样的文字，它向青年们昭示处理爱情问题的“正确”方式：“梁军很坚决的表示：‘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保尔呢？处理我和爱人的问题，第一是党，其次才是爱人和别的人们。’”[21]在《新式农民董加耕》一文中，主人公也有类似的表达：“共产党员决不能为了爱情而放弃革命理想！”[22]这样的话语表述，其作用不仅在于强调党与青年关系较其他关系的优先性，而且在于为面临相似人生抉择的青年做出了具有先进性的行为示范。
诚然，规范的建构有助于对青年容易遇到的问题给出相应的指导，但是当所有人的生命都被规约为一种相同的范式之后，其结果不可能是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个体价值的自由实现，而恰恰是走向了人的异化，人在通往革命的道路上逐渐失去了自己。在宣传了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为保卫公社财产而牺牲的事迹后，《中国青年》刊登了少年母亲写给党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她的泪水浸透手帕，然而这些眼泪并不是因为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而是出于对党的感激：
这一切都使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一张手帕浸得透湿，也没有办法揩干感激的泪水。我不会因为失去儿子而感到悲伤、孤独。我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也感谢广大群众对我的爱护。[23]
在信中，我们看不到一位母亲因失去孩子而流露的丝毫悲痛，所有的创伤都在毛主席的关怀、群众的爱护下显得充满温情与荣耀，牺牲似乎只是一次对党的忠诚度的考验。传记文本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封闭的世界，革命意识形态是这个世界中的唯一标尺。在意识形态对个体感受进行征召之后，我们似乎发现，人与人之间最本真、最原初的情感消失在革命事业的洪流之中了。人不断被革命道德净化的过程，也就成了人的主体性不断丧失的过程。在对青年行为不断进行规训与改造的过程中，革命榜样的宣传事迹就如同一架架革命青年的巨型招募机器，对于革命榜样的崇拜与效仿，对权威领导人的崇拜与追随，为青年们铺设了一条通往英雄伟业的光辉道路，“主席的接见”“人民大会堂的表彰”就成了这个仪式性过程的最高奖赏。
当意识形态将人塑造成那个根据某种目标所预先设定好的主体的时候，人自身所具有的主体性也就消解在意识形态的天地之中了。革命榜样用生命所献祭的，不仅是国家的财产与人民的新生活，而且是维持新政权稳定所必不可缺的新的道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