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强国梦”下的黄白种族之争
晚清民族主义作为晚清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意识形态，其对晚清科幻小说的影响显然不仅仅表现于文学转型和小说叙事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小说内容中出现的极富隐喻特征的意象，无一不是晚清知识分子渴望盛世再现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投射。晚清科幻小说对人物的命名中出现的“东方”“龙必大”“黄震球”等字眼，以近乎直白的方式显示晚清知识分子“唯我中华”的民族自信以及强国保种、重振雄威的民族主义诉求。反观《新纪元》中最为核心的，也是引发黄白种族大战的直接导火索黄帝纪年之争的背后，也蕴藏着强国保种的民族情绪。
晚清国难让身处动乱中的晚清知识分子急于寻求一个承载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象征，于是本属于维护皇权统治的黄帝被挖掘出来并演变为维系民族情感的纽带，成了一种支持民族建构的精神信仰。借用安德森的建构论民族主义观点来看，黄帝在晚清中国成了一个被想象的共同体，《新纪元》中黄白种族关于黄帝纪年的论争所最终诉诸的其实是遭受重创的中华民族得以永恒存在的合理解释。
但是晚清科幻小说中关于中国强盛的种种描摹都是建立在未来中国的基础上，在未来，科幻小说中的一切关于当下中国颓势的倒转、逆袭成了一种既定的事实。强国保种的民族情绪能够让晚清知识分子对未来怀抱希望，却无法填补当下到未来的这段时间的空白，中国颓败的现实与辉煌的未来之间永远存在一段“被隐去的时间”。
（一）人物命名与强国理想
综观晚清科幻小说，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便是作者通过对小说中出现的人物进行命名，将一腔强国情怀直白地展现出来。且看《新纪元》中主人公黄之盛，其姓名之意乃是黄种人强盛。在《新纪元》中正是因黄之盛作为中国军队的兵马大元帅，才最终战胜了昂飞的安所率领的西方军队，而这场世界大战的胜利一方面意味着黄种人彻底摆脱了白种人的欺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重回盛世，重新接受世界诸国的朝拜。
再看《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龙孟华、龙必大、凤氏一家三口，作者对他们命名更是表达其对于中国未来能够龙凤呈祥，龙的传人能够由弱转强的美好希望。还有《电世界》[70]中黄震球的姓名，其传达出黄种人震惊全球的含义。在小说开篇，黄震球便以电学大家的身份出场，小说中这样写道：“亚细亚洲中央昆仑山脉结集地方，有名乌托邦者，新出一位电学大家，自从环游地球回国，便倡议要把电力改变世界，成一个大大的电帝国。”而组建电帝国的目的乃是“此厂若成，二十世纪里那些电气大王，都要被他席卷并吞，同归淘汰云云”。[71]
显然黄震球的野心并不止于此，“今鄙人立志欲借电力一雪前耻，扫荡旧习，别开生面，造成一个崭新绝对的电世界”，[72]所谓“绝对”便是“不消五十年，中国稳稳地做全世界主人翁，那才真正可以算得天下无敌哩”。[73]后来黄震球以运势炼出名为“
”的物质，利用其于空中发电的特点，制成了电手枪，将入侵的西威国飞行舰队全部歼灭，并将帝国都市烧成焦土，从此威震全球诸国。作者借由主人公黄震球姓名将重振中华的民族主义情怀，以及一雪前耻、重回盛世的复仇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
即便是在续写《红楼梦》的《新石头记》中，主人公虽然还是贾宝玉，但是文中依然还会有名为老少年的引导者，以及管理“文明境界”的东方家族……而这样直抒胸臆的命名方式在晚清科幻小说中随处可见，“强国”成了每一个人物命名所要传达的唯一含义。
对此，赵毅衡在《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中指出，晚清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使处于转型中的晚清小说急于弘扬真理，鼓吹理念，“因此尽量‘实在’地叙述”。[74]因此很多晚清小说家将小说视为一种宣讲政治理念、社会理想的工具，而这种将小说叙述推向可靠的一个较为明显甚至是粗糙的方式便是让小说中的人物姓名带有叙述者的评论。在赵毅衡看来，“自然，《水浒传》、《三国演义》已经有了给人物起绰号的传统，但至少那里只是一种性格描写，并非善恶判断，而且不先规定情节发展”。[75]晚清小说叙述正是受制于一种“觉世醒民”的意识，于是乎小说中的人物也被脸谱化，变成了道德规范的图示。
晚清科幻小说自诞生之初，便作为一种“新小说”，肩负着启蒙的使命，而这种“觉世醒民”的最终目的乃是为了保国保种，重振中华。正如康桥所指出的一样：“中国自晚清开始的现代性转型一直很不顺畅，始终未能进行彻底地现代性启蒙运动。由于国家危亡的压力，自由平等价值观一再为救亡理论让道。”[76]于是，“百年来，真正融入国人心扉的‘西学’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支配下的自强论”。[77]显然，晚清科幻小说中这些人物的命名便直观地展现了晚清知识分子渴望自强的诉求。
（二）黄帝纪年与民族信仰
《新纪元》开篇便是关于纪年归属问题的探讨。碧荷馆主人将小说的时间设定在1999年，那时的中国早已经推行君主立宪制，而且凭借其强劲的军事实力、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反20世纪初颓败之势，正所谓“这个少年新中国，并不是从前老大帝国可比！”[78]可见，此时的中国已经可以和西方国家分庭抗礼。
晚清中国社会的最大隐患便是种族灭亡，中华民族在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第一次明显地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并在这场危机中生发出强国、保种的民族情绪。当时的晚清知识分子势必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无可避免地借用科幻小说的幻想形式书写种族之战。因而《新纪元》中关于推行黄帝纪年所引发的黄、白种族大战便显得颇具深意。
小说中所描绘的这场黄种人和白种人的世界大战，其缘起是西方诸国听闻中国要使用黄帝纪年，担心中国要借此将地球上的黄种人联合起来，害怕白种人日后会受制于中国。小说中这样写道：“今日中国要使黄种诸国及附属中国的各贡献国，一概都要改用黄帝纪年，明明是要联络黄种的先声！……我们白种各国到了此时，若再因循观望，不肯同心协力筹一个抵制黄祸的善法，将来必然受制于中国，为中国所鱼肉了。”[79]于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荷兰召开了“万国和平会”，专门商讨抵制“黄祸”的办法。
至此，碧荷馆主人已经在小说中道出了虽然1999年的中国因为推行君主立宪，摆脱了昔日颓败之势，但是黄白两个种族始终无法和平相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理念便在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显然，碧荷馆主人在小说中将年号之争视为核心是依托于当时的历史语境。20世纪的中国于被动中承受内忧外患，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急需一个足以支撑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于是黄帝便成了这种精神信仰的符号。
反观晚清中国出现的这种“黄帝崇拜”现象，我们似乎能从中发现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根据史书记载，关于黄帝的传说是从战国时期兴起的，之后更被司马迁收入《史记·五帝本纪》之中，位列五帝之一，可见黄帝地位之显要。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黄帝的推崇显然是脱胎于封建帝制，而并非符合西方社会的现代国家理念。因此如要追根溯源，黄帝本不应该与晚清民族主义有所牵连。
黄帝跟封建帝制的关系源远流长，根据顾颉刚的考证，在《史记·封禅书》中便记载了秦文公对于黄帝的祭祀活动，之后的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皇帝也有过祭祀黄帝的活动，黄帝已经转化为一种政治权威的象征，被赋予了上古圣王的政治符号含义。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黄帝被赋予了无上的政治权威，而历代君主对于黄帝的祭祀活动乃是为了寻求一种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对此沈松侨认为，历代君主的这种祭祀行为乃是为了与黄帝这一上古圣王建立一种虚拟的政治血缘关系，从而将帝王对于臣民的统治视为天意，实乃君权神授、毋庸置疑之意。但是黄帝的这种政治符号的功能在晚清时期发生了转变，由中国古代的政治血缘符号，上升为中华民族的共有始祖，而中国人也在黄帝这一共同的民族始祖的血缘维系中而具有同胞的含义。在晚清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黄帝脱离了古代皇统的符号意义，而被重塑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1903年，刘师培撰文《黄帝纪元论》，直言：“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族之始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故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80]之后，许之衡在《读〈国粹学报〉感言》一文中写道：“今日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盛。以是为民族之始祖，揭民族主义而倡导之，以唤醒同胞之迷梦。”[81]
晚清国难让当时的知识分子急于寻求一个共同的历史记忆以求得民族团结，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黄帝由皇统变为国统，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正如沈松侨所言：“在晚清，以黄帝符号为中介，一种崭新的意识——国族意识，确实正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中酝酿、扩散，终至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对政治社群既有的想象方式。”[82]晚清知识分子关于黄帝的集体记忆，顺理成章地成了晚清民族主义迅速蔓延的情感基础。
在晚清民族主义的建构中，晚清知识分子将黄帝从历史中挖掘出来，重新赋予其符号意义，重构历史记忆，以获得一种民族认同。而这种以血缘维系的民族想象，势必带有一种种族化情感倾向，因而黄帝纪年的背后蕴藏着一种杂糅了种族与国家等多元概念的民族主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卷入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得以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不得不承认天下万国的共存之局，但是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然相信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仅在科学技术的落差上，一句“师夷长技以制夷”便将“天朝”残存的自满自得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这种自满情绪在甲午战败之后荡然无存。甲午战败使得晚清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至此开始对中国的革新从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
处于一片迷茫中的中国人迫切需要一个精神支撑，于是黄帝转化为中华民族所认同的一种历史符号，而这一过程就是被沈松侨命名为“国族化”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黄帝成为民族想象的依托，通过同种同缘的血缘维系，将中国构成了一个血脉相同、同种同宗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在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中进一步扩大为所有的黄种人。
沈松侨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中指出：“国族，一如族群，同样也是利用各类‘既定性’的文化符号来树立边界，凝聚认同，并以此激发国族成员牺牲奉献、生死以之的热烈感情。”[83]晚清知识分子竭尽心力，希望借西方先进的国家理念来重建中国，以延续民族生命力，但是复兴黄帝神话也显示晚清知识分子所认同的是以血缘传承为主轴的种族观念，黄帝承载着血缘与文化双重符号意义。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理念在晚清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过程中也逐渐得以默认。
正是在黄帝这一想象的民族符号的影响下，整个黄种人成了血脉相通的手足同胞，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黄帝都是构建民族国家的一种佐证。正如沈松侨所言“透过这种隐喻性的转化过程，（黄帝）被当做是一个‘家族’，一个永恒的存在”。[84]可见，以黄帝为中心符号进行的民族想象，给予当时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国得以永恒存在的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
于是，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中所想象的1999年中国推行黄帝纪元之意义也由此凸显，而中国正是由这种统一血统的传承中的同胞所组成的群体。以黄帝符号为核心的民族想象，在晚清发挥着凝聚民族成员、重建民族国家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以碧荷馆主人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在推崇黄帝背后的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主义。对此，沈松侨指出：“晚清知识分子假借黄帝这项血源性的祖源符号所建构的种族国族主义，其实也只是一套以汉族为主体，刻意排除其他族群于‘中国’之外的意识形态。”[85]有必要指出的是，晚清中国是在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中被动接受西方传入的现代国家理念的，在国家、种族、文化等多重危机中爆发出的晚清民族主义，势必带有多元混杂的特征，这也是晚清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的独特性所在。因而晚清民族主义势必是脱胎于传统以黄种族为核心的汉族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晚清民族主义本身便带有从传统到现代的尚未成熟的转型特征，这也是为何在晚清科幻小说中我们总能发现其中蕴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强烈排外色彩。
（三）隐去的时间：在未来完成的“强国梦”
综观中国小说发展史，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的特征之一便是在叙事时间方面基本采用连贯叙述，但在晚清科幻小说中，晚清知识分子极尽想象之力描摹未来中国，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政治制度、科技发展水平等，都产生了质的飞升，于是晚清科幻小说中的未来中国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重新傲立于世界万国之林。不难发现，晚清知识分子虽然极力刻画未来中国的发达昌盛，却忽略了晚清中国由当下颓势到达未来强势之间的历程，这段“走向未来”的历程在小说中被刻意隐去。
值得说明的是，略写的确是中国古代小说惯常使用的叙述技巧之一，王平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中归纳总结出叙事文学作品的四种时距的基本表现形式，分别是省略、概述、场景以及停顿。其中省略指的是叙事作品的故事时间无限长于叙事时间，或者说叙事时间几乎为零，在此基础上省略又可划分为明示的省略和暗示的省略。回顾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故事时间之长可横亘百年，其中《三国演义》便是其典型代表，而短则可跨越几十年，如《红楼梦》。
但是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这种省略叙事相比，晚清科幻小说中直写未来似乎并不仅仅是一种叙事技巧，而是更多地表现小说创作者对于直抵未来的急切心情，以及对于前往过程的回避。所以笔者认为，与其将晚清科幻小说的这种直写未来的叙事方式视为一种叙述技巧，不如将其理解为来自于未来的情感召唤。晚清知识分子借由科幻小说的形式向我们反复描摹中国未来的美好，比起他们当下所立足的中原大地，未来反而成了他们想要抵达的故乡。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所指出的那样，寻找认同故乡是人类生存过程中的一部分，个体的存在感实际上都是通过对一个共同体的追寻所获得的，即追寻身体和精神的故乡。晚清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对未来中国的想象，让记忆中的中华民族重现，并在对中国未来的想象中书写出一腔强国梦，追寻民族认同。
在小说《新纪元》中，作者于开篇便设定了文中所描述的乃是西历1999的中国，“原来这时中国久已改用立宪政体，有中央议院；有地方议会；还有政党及人民私立会社甚多。统计全国的人民，约有一千兆。……所有沿海、沿江从前被各国恃强租借去的地方，早已一概收回。那各国在中国的领事，更是不消说得，早已于前六十年收回的了。……若遇有战事，并后备兵一齐调集起来，足足有六百万。国家每年的入息，有两千三四百兆左右，内中养兵费一项，却居三分之一，所以各国都个个惧怕中国的强盛，都说是黄祸必然不远，……无如中国人的团体异常团结，各种那个科学又异常发达，所有水陆的战具，没有一件不新奇猛烈，这个少年新中国，并不是从前老大帝国可比！”[86]在碧荷馆主人的叙述中，西历1999年的中国推行宪政，军事强盛，国家富强，科学发达……未来中国的种种一切都和晚清中国的当下困境形成鲜明对比，读来的确大快人心，但是这种鲜明对比的背后，是作者刻意忽略的逆转历程。在《新纪元》中，作者对于之后黄白大战的一切叙述都是建立在西历1999年的未来中国的大前提下，于是未来中国的强盛成了一种默认的既定事实，而晚清中国的颓势和未来中国的强盛之间却是一段空白，而这段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断层也成了小说中一段“被隐去的时间”。
纵览其他几部晚清科幻小说，我们总能在文本中发现这一段“被隐去的时间”。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吴研人的《新石头记》，小说中记述了穿越到晚清中国的贾宝玉，在无意间进入“文明境界”，并在老少年的指引下对“文明境界”进行游览，在目睹了其中高超的科技水平、完善的政治制度之后惊叹不已。显然，在吴研人的笔下，“文明境界”是超然于世的存在，无论是科技发明，还是管理模式都先进于当时的中国。
如果说新发明表现了晚清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知识的热忱，那么“文明境界”的管理模式则是吴研人对心中政治理想的书写。小说中，吴研人借“文明境界”主人东方强之口指出了“仁”对统治的重要性。一方面，这显然和传统儒家所倡导的“仁政”相统一；另一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将原有的纯精神层面的约束和物质层面的科技理想相互融合。小说中所描绘的“文明境界”，无论是农耕技术的革新、教育体制的改革，还是工厂的创建等，都以“仁”为先导，吴研人将这个重要的中国传统的哲学理念同20世纪的科学技术相互融合，使得传统思想从保守的窠臼中挣脱出来，被赋予了新时代下的内涵。
有意思的是，对于如此完美的“文明境界”，吴研人在小说中却没有着墨叙述其组建、发展的过程。在《新石头记》的结尾，东方强亮明自己的身份，他是甄宝玉，而在原作《石头记》中的甄宝玉沉迷红尘，本是贾宝玉不愿为伍的一类人。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这样的人物先于贾宝玉完成了“补天”之志，建立了“文明境界”。《新石头记》中“文明境界”的横空出世，使得其和现实的中国社会之间留下了大段的空白，贾宝玉为“补天”而来，却终究又错过了“补天”，至于甄宝玉如何建成“文明境界”的历程便成了一段“被隐去的时间”。
在晚清科幻小说中存在叙述空白的原因，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晚清中国现实的历史语境使得作者没有实体可以依托，只能在科幻小说中于未来直抵结果；另一方面，这样的设计也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在原著《石头记》中，甄宝玉是贾宝玉的对立面，那么在《新石头记》中甄宝玉的成就就不得不受到质疑，甄宝玉以贾宝玉的替身身份完成了其“补天”的夙愿，于是出自对立一方的“文明境界”或许只是贾宝玉的南柯一梦。小说结尾处贾宝玉在梦中看见未来的中国皇帝是甄宝玉之后，便突然醒来，明白这只是虚幻一场，那么这个“文明境界”是否仅仅是他灵魂出窍后的环境，吴研人所给予我们的这些模棱两可的答案也恰恰回应了《石头记》中的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于是，在吴研人这样的叙事模式中，贾宝玉从历史中穿越而来，却仍在未来世界中错过了“补天”的机会，怀抱“补天”之志的他最终成了历史的“局外人”，落入了历史与未来的夹缝中。
于是我们发现，无论是《新石头记》中不知何时建成的“文明境界”，还是《新纪元》中直抵未来的“少年新中国”，抑或是《新中国》[87]中所描绘的四十年之后的中国新貌……这些充满憧憬与希望的未来中国，无一不是对晚清中国现实的逆转，收复失地、国家富强、军事强劲、科技发达，晚清中国这种种之“不可能”，在晚清科幻小说中的未来中国皆成为现实，而中国也重回世界之巅。但是这样美好的未来总是在小说中以一种横空出世的形式出现，《新石头记》中的“文明境界”是贾宝玉无意间进入的，《新纪元》的“少年新中国”则是开篇伊始便设置的前提，《新中国》中陆云翔更是一觉醒来便穿越到了四十年后的中国……在晚清知识分子的笔下，中国总是从过去一下子穿越到未来，而中间则留下了大段的空白，避而不谈。正如王德威所指出的，晚清科幻小说中作者精心策划的未来，皆是对现实中国苦难的反转。未来的美好与现实的残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强烈对比的背后恰恰是晚清知识分子无法抹杀的现实焦虑，是纾解他们于现实压迫中生发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方法。所以，对于未来世界的狂想只能在这种断层的时间语境中展开书写。
晚清知识分子经历鸦片战争、甲午战败、戊戌变法、义和拳乱、庚子之乱，他们在这一系列的历史巨变中，目睹了中国“天朝大国”迷梦的破碎，同时也清醒深刻地认识到唯有改变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所以笔者认为，与其说晚清知识分子借由科幻小说的形式描写中国未来仅仅是为了纾解无奈，不如说他们借由科幻小说中对于未来的书写来描摹当代历史的侧影。正如陈平原所说的一样：“‘新小说’家考虑的不是历史演义（如《三国演义》的‘实’，也不是幻想小说，如《西游记》的‘虚’，而是如何于虚构故事的自然叙述中，带出时代的背影，留下历史的足迹）。”[88]而晚清科幻小说中这段“被隐去的时间”才是几代中国人需要探索的未来。
晚清科幻小说中这段未被书写的时间留白，呈现了晚清知识分子身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代变局中的茫然与无奈，民族存亡的现实焦虑让他们急于寻找一个可以依托的强盛未来，但是对“现代”的模糊认知只能让他们将中国走向未来的现代化过程抽离。他们在小说中略去的是走向未来的过程，而隐藏的则是他们对眼前民族危机的焦虑情绪，他们用对未来中国的乐观憧憬回应对现世危难的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