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晚清中国于战败中开启国门，放眼世界，接纳西学，于被动与屈辱中开始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孕育于此种动荡的社会大变局之中的晚清科幻小说，便是晚清以来西方文化撞击、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见证。伴随“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作为“新小说”的晚清科幻小说被赋予了“觉世醒民”的时代使命，也因此具有了强烈的启蒙色彩。一方面，强国保种的民族主义情愫让晚清知识分子迅速接纳西方传入的科幻小说，以求实现新知识的传播，塑造新民，从而为中国未来寻求出路；另一方面，中国小说所具有的幻想传统使得西方科幻小说能够顺利为晚清知识分子所接纳，加之传媒技术的革新，使得中国科幻小说在晚清时期迎来了第一次创作繁荣高峰。
晚清知识分子的这种对于现代的积极态度，我们已经能够从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中获得真切的感受。国难危机让晚清知识分子意识到变革小说语言对于开启民智的重要意义，于是中国小说于晚清出现了语言转型。也正因如此，晚清科幻小说所践行的对于中国传统小说的革新所诉诸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新民”。无论是严复所主张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还是梁启超所指出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晚清知识分子急于与传统脱离，推动社会、文化的转型，于是晚清科幻小说成了一种“新民”的途径，晚清知识分子力图通过这种“新小说”来开启民智，进而实现变革图强、振兴中国的“强国梦”。
受此影响，《新纪元》在小说语言方面践行了晚清“言文合一”的主张，希望借由一种新型的语言书写模式完成开启民智的重要使命，由此可见，晚清知识分子倡导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动机在于白话文的传播功能。而这种对于功能的强调，还体现在《新纪元》中的科学观上。在《新纪元》的科学叙事系统中，虽然小说通篇都包围在浓厚的科学氛围之中，但作者显然所关注的是科学功能层面上的意义。无论是小说中层出不穷的军事发明，还是拥有科学知识的军事人才，二者所展现的都是科学对于获取战争优势的价值。这种模糊的科学意识还体现在《新纪元》中的传统情节再现上，小说中科学外衣所包裹的仍是传统的内核。但是《新纪元》中直写未来的线性时间意识，以及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空间模式、多国参战的战事规模，都显现这部小说的科学观较之前几部科幻小说已经更加成熟。
此外，《新纪元》开放式的结尾也是其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另一特征，而这样的结尾设置并非《新纪元》所独有。综观晚清科幻小说，停笔于未完成式结尾的科幻小说不在少数。“强国”“新民”的民族主义情愫让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传入的科学理念积极进行回应，并借此开创新小说类型，但是其对科学的认知仍然只停留在功能层面上，所以呈现的是科学外衣里的斗法斗阵，以及不知未来为何的未完成结尾。
当然，晚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仅体现在小说的叙事特色上，《新纪元》中主人公黄之盛的命名已经将“重回盛世”的理想直观展现。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晚清其他几部科幻小说之中。《新纪元》中因为黄帝纪年之争而引发的黄白种族大战则可谓晚清强国保种、重振雄威的民族情绪的集中体现。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中，黄帝从皇权符号上升为中华民族之始祖，形成了种族血缘维系的民族想象，而黄帝纪年最终取代西历纪年则暗含着一种杂糅了种族、国家与文化等多元概念的民族主义。
晚清知识分子在战败中认识科学，在剧变中接触现代，所以晚清民族主义从其兴起之初便带有救亡图存的民族情绪。一方面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民族观念；另一方面是亡国灭种的家国危机，受到二者交互影响的晚清民族主义势必带有排外、非理性的色彩，所以在《新纪元》的结尾，我们看到了西方国家因为战败被迫签署“不平等条约”；在《电世界》中，我们看到黄种人与白种人的大规模厮杀；等等，这些都是晚清民族主义在小说中的情感投射。
诚然，如今回望晚清科幻小说，我们能明显地体味其中浓厚的工具论色彩，但正如王国维所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晚清中国深陷亡国灭种、民族危亡的困局之中，中西矛盾、“满汉”矛盾，这些因素都使得晚清中国社会充斥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似乎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如晚清一般让中国人充满惶恐与挫败，千年传承的信仰为西方文化所动摇，战败让晚清知识分子对传统失去了信心，所以晚清知识分子所推行的“新小说”承载的是一种极为强烈的关乎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
因此，我们在《月球殖民地小说》《电世界》《新纪元》等晚清科幻小说中总能发现黄白种族大战的情节，而结局也总是以黄种人大胜白种人，实现强势复仇。对此，陈平原认为晚清小说家过分关注了“新小说”的启蒙作用，而忽视了个人情感。[89]笔者认为这种对个人情感的忽略是晚清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现代”，进入“世界”的进程中，携带着一种面临外族瓜分狂潮的恐惧情绪，一方面积极接纳“现代”概念，更新知识系统；另一方面又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胆战心惊。他们在这种双线并行的结构中生发出的民族主义必然带有一种明显的反抗意识和复仇情绪，正如胡安·诺格所言：“民族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是一种人类深层感情的表达，它远远超出任何理性分析。”[90]所以在《新纪元》中才会出现一个科技发达、制度昌明的现代气息浓厚的“新国”却要重新启用黄帝纪年，用黄帝纪年取代西历的背后，隐藏的是晚清知识分子渴望中国重回历史辉煌时期的“旧梦”。
于是从关心民族危亡到社会变革，晚清知识分子试图赋予小说这一文学形式以救国、“新民”的色彩，这种革新小说的动机难免让晚清科幻小说带有政治救亡、启蒙民智的工具色彩。但与此同时，晚清科幻小说所折射出的晚清知识分子之强烈的忧国忧民、变革图强的民族主义情愫也悉数透露。
自晚清开始，带有启蒙性质的科幻小说在中国扎根，至今已走过百年历史。回顾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晚清中国充满压抑感的历史语境显然刺激了晚清知识分子，而作为“新小说”的晚清科幻小说也迎来了第一次创作高潮。民国以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幻小说进入了创作沉默期，唯有老舍的《猫城记》（1947）让人眼前一亮。之后，中国科幻小说开始转变为大众儿童文学。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科幻小说以儿童文学的形式走向大众，但在“文革”十年期间，中国科幻小说再次进入了沉睡期，直到1979年童恩正提出了科幻小说应该以普及科学的人生观为己任的创作理念，再一次掀起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创造高潮，于是我们看到了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1979）、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1979）等科幻小说佳作。进入21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创作进入了全面井喷期，以刘慈欣、韩松、王晋康、钱莉芳、星河、间客为代表的科幻小说家们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创作推向高潮，小说主题涉及对人类生命价值的追问、宇宙道德准则的思考等诸多方面。
与此同时，纵览当代中国科幻小说，我们依然能在其中发现很多晚清科幻小说《新纪元》残存的影子，如刘慈欣的《全频带阻塞干扰》（2001）[91]就是一部以战争为背景的军事题材的科幻小说。小说讲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约”凭借其先进的电子战军事势力对俄罗斯发起了全面侵略。俄军则以自我牺牲的方式驾驶飞船撞向太阳，撞击带来的磁暴干扰了电磁通信，使得美国军队被迫与俄罗斯站在相当的军事水平上，为俄罗斯援军的到来争取了时间。俄罗斯士兵为了保卫领土而浴血奋战，让小说充斥着浓重的民族危机意识。
同样讲述战争的还有刘慈欣发表于2002年的小说《天使时代》（2002）。[92]小说讲述了桑比亚国为解决本国人民面临的饥饿问题，通过基因技术对本国人民进行基因重组，造就出能够吃任何植物的“新人类”。这一举动违反了“第一伦理”，因而招致联合国以菲利克斯为最高指挥官的“第一伦理”行动组织的围攻。小说的故事主体部分便是讲述这场联合国与桑比亚国之间的对抗。在双方交战的关键阶段，两万多名被重组基因的桑比亚“飞人”壮士飞向林肯号舰队，让人不禁回想起诺曼底登陆时的壮烈场面。这些“飞人”最终凭借数量战胜了三大舰队的智能武器。和《全频带阻塞干扰》相似的是，双方对战也是由科技战演变为了原始肉搏战，“飞人”俨然成了整个桑比亚民族的“天使”。科学技术为桑比亚国提供了绝地反击的机会。
同年发表的小说《人和吞食者》（2002）[93]将战争升级到地球人面对外星人的星球保卫战。外星种族“吞食者”的入侵目标很明确，即将地球变成其专属殖民地，而地球人只能以“吞食者”家禽的身份延续种族。最后，地球人在月球上忍辱负重地度过了一个世纪，最终确定在月球深埋核弹，并伺机引爆。月球上的地球人以同归于尽的决心，将月球脱离地球引力，径直撞向“吞食者”。遗憾的是，这场地球保卫战以失败告终，但是地球人的反击捍卫了这个种族的尊严。
在这些小说中，科学技术都被神化为决定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种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在这些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无论是从科学性层面，还是从文学性层面，显然都超越了如《新纪元》一般的晚清科幻小说。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代科幻小说中依然存在着通过科技武力实现种族对抗的主题模式，尽管战场已经从地球转移到了外太空，尽管所凭借的武器早已超越了“乾坤镜”“奔雷车”等“前科学思维”产物，尽管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描写对象也不尽是中华民族、黄种人，但是它们仍存在一个相似点：这些科幻小说的故事模式都是弱势族群凭借科技实现逆转。和晚清科幻小说相同的是，强大的科学技术为弱势族群提供了生存保护以及生存空间。
科幻小说由西方世界传入中国，从一开始中国科幻小说便在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子中摸索前进。如果说晚清科幻小说中所表现的对科学技术的崇拜乃是为了强国保种，那么当代科幻小说中所显现的技术崇拜则展现了来自第三世界科幻小说家的民族主义情愫。所以当我们在《全频带阻塞干扰》的结尾处看到受到干扰而无法使用先进信息技术的“北约”将军帕克发出全体上刺刀的命令时，不禁思考如果脱去科技的华丽外衣，孰强孰弱的生存秩序或许将被重新评判，于是弱势族群赶超强势族群的可能性便被具体化，即对先进科学技术的掌握。
正如中国当代学者康桥所言，“近现代民族国家思想反复激荡着中国人的‘天下’，交替影响着中国人，而强国梦则代代相传，那些累积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愫，在当代中国人心中生根开花”。[94]借用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的那个生动比喻，自晚清开始，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便一直处于一种“发炎红肿”[95]的状态。的确，21世纪的中国科幻小说应该跳出强弱民族对峙的尖锐关系，当代科幻小说家也在呼吁科幻小说应该关注全人类的生存问题。但是中国科幻作家生长在一个拥有苦难记忆的民族中，成长环境与历史记忆让他们创作的科幻小说无法与民族主义彻底绝缘。
中国对于现代化的探索是在抵抗西方侵略过程中被迫选择的征途，文化与社会发生了非自然性的断裂，所以自晚清开始，中国人便陷入了一种双重认同危机中：何谓现代的中国人，何谓现代的民族国家。如果说被强行植入“现代”概念的晚清中国被迫将西方视为现代转型的具象目标，那么时至今日，当我们从被迫转型过渡到自由选择的时候，中国的未来又将如何。韩松在《想象力宣言》中指出，科幻小说中关于未来天马行空般的设想应该源于科学理性的想象力。他认为，科幻小说的本质是强调自由诉说，[96]但是看似个人化的自由诉说折射出个体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关系，折射出一代中国人关于文化的反思与未来的思考。如果说以《新纪元》为代表的晚清科幻小说是渴望古老帝国重新腾飞的“旧梦”，那么今天的中国科幻小说却展现了在反思当下后对中国未来的焦虑。
詹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指出：第三世界文学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97]是文本与现实境遇之间的对话。反观今天的科幻小说，刘慈欣以浪漫主义的笔触书写着现代化进程中的落伍者对强势群体的反抗；王晋康则用他朴素的笔调书写着关于生命、人类生存的思考，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普世情怀；而韩松小说中诡异怪诞的色彩则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不协调之处。他们都以自己的独特视角来反思当下的现实境遇，在这种现实焦虑中思考中国未来。科幻小说虽处于文学边缘地带，但是这些科幻小说家并非将自身边缘化，他们以幻想性的书写方式描摹着未来世界，呈现最现实的社会问题、家国危机，他们在科幻小说中描写的中国未来代表了这一代中国人对于中国现实与未来的思考。
相隔一个世纪的两代中国人都在幻想中描摹着“未来中国”，“新纪元”不仅是晚清知识分子憧憬的开始，也是当代中国人所渴望却又不知如何抵达的未来。
回望中国科幻小说百年历程，晚清知识分子怀揣着强国“新民”的民族主义情愫进行科幻小说创作，开创中国科幻小说之先河。尽管晚清科幻小说透露他们尚未成熟的科学观念，无限扩大的科学功能意义赋予小说以浓重的工具色彩，但与此同时，在小说字里行间中也显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承受的中国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显然这种转型时的阵痛以及民族生存的现实焦虑，成了一种无法淡忘的民族情绪，而且代代相传。如今已经具备成熟科学观念的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家，依然在小说中书写着未来中国，小说中依然能够看到弱势族群实现命运逆转的情节，让人从中体味自晚清绵延至今的民族焦虑情绪。
如果说晚清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强势入侵而焦虑于种族生存与文化延续，他们在科幻小说中书写的复仇情节更是将这种非理性的民族情绪彰显无遗；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当代科幻小说所折射出的关于中国现实的焦虑依然延续，并且更加多元和复杂：对外，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存在，国际地位的不对等；对内，中国社会的过速发展所带来的思想异化，以及全球化对中华文明的冲击等。因此，我们也该以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来审视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如盛洪所言，晚清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是以呼唤民族血性为目的的，是由传统天下主义转变而得的，但是今日中国同样需要从这样激进的民族主义转向一种新天下主义。[98]
英国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曾预言，将来最严肃的文学要到科幻文学中寻找。[99]科幻小说以科学理性关注当下现实，又在此基础上幻想未来，这正是其严肃性所在。正如吴岩所言，科幻文学凭借科学和未来对现实展开双重入侵。[100]这也使得科幻小说兼具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所以我们能够在韩松的《地铁》中在地铁飞速前行与乘客文明退化的对比中，看出作者对于现代化的担忧；在王晋康的《替天行道》中看到作者对科学技术与道德准则关系的思考，虽然小说中有对东方文明的推崇，但是内涵是对生命与道德关系的思考。
伴随着刘慈欣“三体”系列大热，中国科幻小说开始受到世界科幻文学界的关注，华裔科幻小说家刘宇昆一面积极创作科幻小说，一面将中国优秀的短篇科幻小说翻译成英文，引出国门，为中国科幻与世界科幻的交流做着努力。如果说科幻小说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现代化程度，那么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家也一直在向世界展示一个现代的中国，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崛起。中国科幻小说应该走向世界，世界科幻小说界也须重新看待、接纳中国科幻小说，我们应当在这种双向流动的过程中来消解误解，面对现实。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是一个多种文明共存的世界，一味排他、只关注本民族的非理性民族主义不仅将束缚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而且会禁锢中国自身的发展。或许我们须要唤起一种新的天下主义，来认识并接纳全人类文明，在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建构现代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