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纪元》的叙事特色与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新纪元》创作于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中，作为“新小说”的一种，它同样也是晚清民族主义和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产物。晚清民族主义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对于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得小说在观念、文类、主题、形式等方面发生转变，而晚清科幻小说正是中国小说发生现代转型的一种具体表现。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社会，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势必在晚清中国社会大变局的背景下发生转变。西方文化的撞击、中西文化的交汇，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这一方面反映了西学东渐对晚清中国产生的全方位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晚清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思潮中自觉接受现代理念，渴望通过文学转型来实现“觉世醒民”的时代使命。
显然，在“强国保种”为核心内容的晚清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晚清小说的革新所诉诸的最终目的无疑是为了“新民”，无论是严复所主张的开启民智、更新民德，还是梁启超所指出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这些观点、主张都反映晚清知识分子力图利用小说转型推动民智开启，并最终实现变革图强、振兴中国的时代使命，而文学救国、文学改造社会等学说也都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综观晚清科幻小说，一个明显的特征便是小说文本中通篇的科学因素。如在《新纪元》中，层出不穷的是军事发明，通篇大致有25种，并且作者在每种新型武器后都附上详细的使用说明，其中内容涉及发明原理、应用利弊等，科学气息十分浓厚；再如《新法螺先生谭》则充斥着光、热、电等物理知识；《新石头记》则将这种科学意识渗入“文明境界”的方方面面，如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具有透视功能的医学仪器等；这些都显示晚清知识分子自觉地将科学意识投射到晚清科幻小说的创作中。
此外，晚清科幻小说中开始出现第一人称叙述。传统中国小说因脱胎于说书人的话本，所以大多以第三人称叙事，小说文本也都采取全知视角，使小说家一直扮演着说书人的角色。但是晚清科幻小说打破了这种单一的叙述视角，在《新法螺先生谭》《新中国》中，我们都能看到“我”承担了小说故事的亲历者与讲述者的双重角色，这也是晚清科幻小说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的一大特点。
在小说语言方面，晚清知识分子主张“言文合一”，因而晚清科幻小说大多采用白话文来进行书写。同时随着西方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大量译介，晚清科幻小说中出现大量的新名词，这也显示晚清知识分子革新后的知识结构体系。
在这一章里，笔者将重点分析《新纪元》，并结合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从小说文本的语言特色、科学叙事、传统情节再现等方面来探讨《新纪元》的叙事特色。
（一）体用分离：《新纪元》的语言特色
晚清中国社会时局动荡，亡国灭种的国难危机使得晚清知识分子意识到“通文字”有助于新思想的传播，从而推动民智的开启，因此语言的变革成了关乎民族振兴的重要问题。对此，黄遵宪早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一文中便提出了“言文相合”的主张，[16]之后梁启超在《变法通议》[17]中亦指出，通过“言文合一”能够“激发国耻”“旁及夷情”，随后裘廷梁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18]白话文运动由此展开。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19]的著名观点，高度称赞了小说之“不可思议之力”，从而在中国掀起了“小说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使得小说的文学地位得以提升，而小说也成了重塑民众思想文化的利器。晚清小说的语言转型便是对“言文合一”思想的回应。
综观晚清科幻小说，除了几部短篇的科幻小说以外，其余几部长篇章回体的科幻小说皆是用白话文来书写的。白话文的书写方式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一次革新，同时对于文学自身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民智的开化。同时晚清传媒技术的革新与白话文报刊的兴起，推动了想象的公共空间的形成，于是关于中国的民族想象得以实现。
伴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发展，小说的叙事语言也发生转变。晚清知识分子倡导“文、言”相通，使之“不隔”，从而使得小说成为传播政治思想、科学知识的有效途径，以实现小说“新民”的社会功能。
晚清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类别，势必在书写上有别于传统中国小说的书写语言，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对西方科幻小说译介所致；西方科幻小说被大量译介并传入中国，如何选择一种合适的书写语言并进行翻译成了晚清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所激发；甲午战争的失败给晚清知识分子以强烈刺激和情感震荡，于是白话文承担起了开启民智的重要使命。另外，伴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白话文报刊迅速兴起，也对晚清科幻小说书写语言的现代转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晚清科幻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
晚清科幻小说中新名词的出现和西方科幻小说的译介不无关系，这些新名词多是由西方词语直译而得，尽管翻译得略显生硬，但赋予了晚清科幻小说以鲜明时代特征。而晚清科幻小说迅速发展也强化了西方文明的传播，进一步革新晚清知识分子的传统知识模式，从而促进了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以实现开启民智、“觉世醒民”的历史使命。此外，伴随着大量新名词的传入，中国小说的文体也发生改变。尽管晚清科幻小说作为新型的小说类型，词语、标点等方面的结合难以和之后的五四白话文学相媲美，但晚清知识分子迈出了文体改变的第一步。对于中国传统小说革新的尝试，折射出了晚清知识分子的时代情绪。
综观中国小说发展史，早在宋元时期便已经出现了白话文话本小说，形成了文言和白话两套书写系统，而白话文小说也被当时的文人墨客视为俗文学的代表。
及至晚清，时局动荡，民族危亡，在此背景下激发的民族主义让晚清知识分子意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在联合民众共同实现强国目标的驱动下，晚清知识分子开始倡导白话文，主张“言文合一”。
对此，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指出：“白话文运动完全不能被看做是一个方言运动，作为一种书面语系统，白话文对文言文的替代也不能被描述为语音中心主义。在这里，并不存在用一种民族语言去取代另一种帝国语言的问题……这里存在的是用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取代另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的问题……将一种世界主义的取向纳入中国书面语改造的轨道上。在这个意义上，上述语言运动更为单纯地宣告着一种‘现代认同’或民族认同的现代形式。”[20]晚清时期出现的白话文运动所体现的正是晚清知识分子对于西方传入中国的现代意识的拥抱和回应，晚清知识分子倡导的“言文合一”所诉诸的并非语用体系的革新，而是语言革新所承担的“强国”和“新民”的历史使命。
所以晚清知识分子对白话文的青睐，在于其实用性和宣传性。1897年，裘廷梁便撰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在文中他这样写道：“入其国而智民多者，靡学不新，靡业不奋，靡利不兴，君之于民，如脑筋于耳目手足，此动彼应，顷刻而成。入其国而智民少者，靡学不腐，靡业不颓，靡利不湮；士无大志，商乏远图，农工狃旧习，盲新法；尽天下之民，去光就暗，蠢蠢如鹿豕，虽明诏频下，鼓舞而作新之，如击软棉，阒其无声，如震群聋，充耳不闻。”[21]
至此，裘廷梁提出了“言文合一”的主张，而白话文便是“言文合一”的集中体现。他的这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也成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基础，推行白话、主张“言文合一”也成了一种时代的文化共识。
因此，白话的重要性在于使更多的人通晓文字，了解时事，以便参与到救亡图存的运动中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作为“新小说”的晚清科幻小说虽然在叙事语言方面多采用白话文，但是仍然沿袭了章回体的文章体式，尤其是晚清中国出现的长篇科幻小说，如《新石头记》《新纪元》《新中国》等，都采用了章回体结构来进行小说叙事。可见，晚清知识分子虽然意识到语言变革与开启民智之间的关系，在语言工具论的驱动下，让晚清白话文运动带有了明显的启蒙色彩，但是这种语言转型，仍然是在古代文学体系内的语言转型，晚清知识分子确实在“用”的层面上实践了白话文，进而创造了一个人人得以参与想象中国的公共空间。然后就其内部而言，“体”仍是古朴典雅的文体。
晚清科幻小说语言所表现的“体用分离”也恰恰反映晚清知识分子渴望实现变革，以求民族生存，却又无法割舍传统的矛盾与无奈。
（二）科学叙事：《新纪元》中的科学观念
“科学叙事”一词并非笔者原创，而是受吴岩和方晓庆撰写的《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科学观》[22]一文中关于《月球殖民地小说》及《新法螺先生谭》的科学叙事分析的启发而提出的。在《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科学观》中，作者对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和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两部晚清科幻小说进行文本分析，指出《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科学叙事系统是由科学观、科学背景、科学器物以及科学功能组成；与《月球殖民地小说》中同心圆式的科学叙事系统不同的是，《新法螺先生谭》的科学叙事呈现为一种“无孔不入”[23]式的复杂科学观，但是两部科幻小说的一致之处在于都将科学等同于能力，科幻小说中呈现的是科学功能层面上的意义。作者进一步指出，这样的科学观乃是中国早期科幻小说所共有的一种叙事特征。
反观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中的科学叙事，其着重关注科学功能层面的意义同样是这部科幻小说的一大叙事特征。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从层出不穷的新型军事武器发明中得到直观感受，而小说中出现的具有科学知识背景的人才，在小说中做出的最大贡献也是利用所学知识提供新型作战武器，而非提供一种科学认知。
《新纪元》相较于《月球殖民地小说》及《新法螺先生谭》具有更加成熟的科学观念，这体现在小说中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空间架构，以及多国参与黄白大战的世界意识。
1.新型军事发明：科技斗法
通观《新纪元》，我们不禁震撼于碧荷馆主人在小说中所设计的大量新型军事装备，根据笔者粗略统计，小说中一共出现了25种新型军事发明。同时由于新型空间意识的形成，小说中也出现了陆、海、空三位一体多层次的黄白大战之战争场面描写，其中所涉及的新型作战武器都各有所长，不禁让人感叹碧荷馆主人惊人的想象力。通篇阅读下来，其中所描绘的战场之开阔、兵器设备之丰富，阅读起来确实令人有酣畅淋漓之感。
比如，在海战方面，中方舰队中便有功能不同的战舰：“当下傅翼听说，……就命吾雄飞为向导，又派两艘侦探舰作为吾雄飞的耳目……吾雄飞答应了，当即领着部下的铁甲战舰数艘、水底鱼雷舰一艘、寻常蚊子鱼雷等舰七艘一齐起碇。”[24]这足可见1999年的中国海军实力之强大。
更为奇特的是，此时作战双方使用的枪炮已经是无烟无声的新型枪炮：“若要晓得无烟无声枪炮之缘起，当知这是西历一千九百年时法国某人所创制，其制之之法，以一铜铁管较炮口直径稍大者套于炮口，弹丸由此跃出，而续出之炭气即留于管中而不外散，故不发音，不生烟，且炭气旋即消灭，毫不障目。”[25]
在小说中，黄白种族对战，虽然敌军新型武器层出不穷，但是黄之盛所率军队总能在危机之刻谋出化解之道，可谓敌来我往，令我们在惊叹众多新型军事发明的同时，有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小说中黄白双方的对战模式似乎总是遵循着“一物降一物”的模式，而这种作战模式与其说是得益于现代科技发明的突出贡献，不如说像中国传统志怪小说中仙魔间的斗阵斗法，正如碧荷馆主人借黄之盛军中大将何杰之口所说的一样：“某以为，今日科学家造出的各种攻战器具，与古时小说上所言的法宝一般，有法宝的便胜，没有法宝的便败。设或彼此都有法宝，则优者胜，劣者败。”[26]在此，武器发明被等同于仙魔法器，晚清知识分子的科学观念由此可见一斑。
例如，吾雄飞在与白种人进行海战时，遭遇敌军“浮雷”致使侦探舰、铁甲舰失事，但恰在此时军中参谋耿光忽然报告军中有“行轮保险机”能够克制“浮雷”：“启元帅，这兵轮遇见水雷炸烈的危险，某有一物可以预为防范，其名叫做行轮保险机，是从前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时美国马加亚君所创造。这保险机的形状如两只大鸟翼一般，是熟铁制成的，安在舰头两旁，倘遇有他船擦过，则机翅自能分开，使他不得近身，以免碰撞之患。其后美国又有卫来忒其人者，复就其法大加改良，某在湖北工艺学堂时曾仿照卫来忒之式制了一具，又想出法子在机翅上面安了弹簧，不但遇见他舰自能撑开，而且有万余斤的反势力，能够把水面上几千斤重的东西击至数百步以外，叫他不能妨害。”[27]
再如，黄之盛所率军队在海面遭受敌军的“海底潜行雷艇”的攻击，由于其“往来无见”，使得黄之盛的舰队难以预防，于是命人请出越南王洪继泉相助，得到克敌法宝“洞九渊”，“此镜系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意大利人卑那所发明最新之奇器也！此器能下瞰海底，照见海底各物，不论如何深浅，皆能洞察毫芒。又战时赖以认识布设水雷之所在及预知潜水水雷之来袭……”[28]“洞九渊”的“能洞察毫芒”恰恰克制了敌军“海底潜行雷艇”的“往来无见”。
同时，小说中关于战场的选择也显示作者开阔的空间意识，“话说此时系黄白两种民族因生存竞争之问题上开战，所以红十字会之外，并没有什么局外之国前来观战。虽然红种、黑种、棕色种三样人尚未绝于世界，然衰耗已甚，不能自立，仅为列强之奴隶，故亦无前来观战之人。……因此印度支那洋面上真个是海阔天空，一片极好大战场”。[29]较之中国传统军事题材小说多将战场选择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新纪元》的战场选择则将黄白种族大战的世界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至此，碧荷馆主人为我们绘构出了一个科技氛围浓厚的未来世界，中西方军队中所使用的先进的武器无一不迎合着文中金作砺所说的“科技斗法”的时代。但是有意思的是，在小说中，当黄之盛率领的部队遭到敌军埋伏，受制于电网，无法通过无线电和外界联系时，他只能采用最原始的“飞鸽传书”方式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试想1999年的中国，一个具备铁甲战舰、蚊子鱼雷等先进武器，能够运用步行器在海面行走，采用无烟无声武器进行军事对垒的军事强国，“飞鸽传书”这样的情节在如此浓厚的科技氛围中显得颇为突兀，这无疑从侧面显示晚清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的认识程度之不高。
这种只关注科学技术的功用层面的稚嫩科学叙事特征，并不是《新纪元》所独有，和《新纪元》的这种斗法斗阵的对战模式相似的还有俞万春的《荡寇志》。[30]俞万春在《荡寇志》中续写了《水浒传》的故事，但和其他晚清科幻小说所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将描述的时间定位于未来，而是重新回到了宋朝时期。《荡寇志》秉承了金圣叹“惊噩梦”的意愿，将原著中梁山好汉的故事演化为剿灭梁山泊众头领的故事。
宋朝正规军在与梁山起义军的作战过程中，各种新型作战武器层出不穷，而在这一过程中，“洋鬼子”白瓦尔罕发挥了的作用不容小觑。小说中，白瓦尔罕在梁山起义军中充当军师的角色，在为梁山起义军的作战出谋划策的同时，还提供技术支持。但是正是白瓦尔罕的新型武器，进一步刺激了宋朝正规军新武器的发明。
我们在《新纪元》中，还能明显看出黄之盛所率军队所使用的新型武器乃是源自西方的科技发明，小说中关于这些新型军事武器的介绍也为小说提供了一种浓厚的科学氛围。但与《荡寇志》对比后，我们不难发现，《荡寇志》中对于原著故事的“翻新”则并非简单地依托于新型武器的发明，传统志怪神魔小说中的幻想成分也融入其中，并在小说中形成了一种交替式的话语形式。
小说中出现的诸如“乾坤宝镜”“参仙血”等作战宝物都能让我们明显地体味到神魔小说的味道，于是新科技锻造的兵器和“神物”的双剑合璧，终于帮助宋朝正规军消灭了乱党。
俞万春在《荡寇志》中借助科学想象与神力幻想为小说创造了一种“狂欢化”的效果，显示了晚清知识分子在这个巨变时代的混乱思维逻辑：一方面，积极迎合鸦片战争之后的“富国强兵”“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另一方面，又继承了道教神话思维逻辑。这些因素使得《荡寇志》成了一种“混合产物”。
由此可见，以俞万春、碧荷馆主人等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对于科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科学与其说是一种理念，毋宁说是一种克敌制胜的“法宝”。正如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开篇时所说的一样：“我国从前的小说家，只晓得把三代、秦汉以下史鉴上的故事，拣了一段作为编小说的蓝本，将他来描写一番，……否则或是把眼前的实事变作了寓言，凭空结撰了一篇小说。从来没有把日后的事仔细推求出来，作为小说的材料的。所以不是失之附会，便是失之荒唐。”[31]
也正因如此，碧荷馆主人也将《新纪元》定位为一部“除去了过去、现在两层，专就未来的世界着想，撰一部理想小说”，[32]而“因为未来世界中一定要发达到极点的乃是科学，所以就借这科学，做了这部小说的材料”。[33]于是，《新纪元》中借由科幻小说的形式所描述的未来中国战争便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以“现代”为标志的科学技术的外衣下已然包裹着一个古老的灵魂，科技发明的意义在于“斗法”。而碧荷馆主人所谓的“日后的事”，在《新纪元》中的体现，便是一个扭转颓势、重回盛世的未来中国，但是究竟是如何从现世走向未来的，他并未呈现。他所说的“仔细推求”因为无法寻得成熟科学观念的依托而不得不成为一纸空谈。
在《新纪元》的第八回中，黄之盛的大将何杰指出，19世纪以来的战争，不是斗力，而是斗智。只要拥有新奇的作战武器，便可以稳操胜券。[34]先进的科学技术已然成了战争胜负的先决条件，而这种科学观念也必然孕育于晚清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中。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得晚清中国朝野上下见识到了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也激发了晚清国人学习西方“长技”的自觉意识。仅在1840年到1860年短短二十年间，介绍西方兵船火器等“长技”内容的书籍便有二十多部。[35]
由此可见，碧荷馆主人借小说人物何杰之口，在《新纪元》中所陈述的这段对于19世纪以来世界局势的理解，很有代表性地体现了晚清知识分子自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方科学的认识。晚清知识分子对于以新式武器为代表的科学相当推崇，在小说中将其列为能够左右战争进程，关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月球殖民地小说》《新纪元》《电世界》等晚清科幻小说中皆能看到这种极力渲染科学威力，宣扬科学救国思想的叙述内容。
2.新型角色设置：“格物”[36]人才
《新纪元》中浓厚的科学氛围不仅体现在小说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武器较量上，而且体现在军队将领身上。小说中所出现的军事将领不同于同时代的同题材的传统小说中的军事将领。较之后者，《新纪元》中出现的军事将领可谓是具备深厚科学知识的新型人才，更重要的是其中不乏优秀的知识女性，这些女性群体同样能够运用所学的科学知识，参与到种族大战之中，为化解黄种人的种族危机贡献力量。
（1）新型军事人才：黄之盛
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黄之盛于小说第二回出场。单从碧荷馆主人对其姓名的设置，便不难看出作者赋予这个人物的使命。正因如此，黄之盛可谓是天赋异禀，超乎常人，由于父亲是实业学堂里的化学教习，他自幼便熟习格致理化之学，“后来在理科学堂卒业之后，又在天文、农务、水师、陆师、万国语言等专门学堂一一就学。因他生得资质异常聪慧，所以卒业时都得了超等的文凭。到了二十四岁上，已学成满腹经纶，浑身才干”。[37]不仅如此，其仕途也是一马平川，担任参赞期间游遍欧美，之后升至海军提督。但因为当时“温和党”主掌大局，无奈之下只得辞官回家，开设一个日报馆。
显然，和中国传统军事演义小说中的人物所不同的是，在《新纪元》中，作者将黄之盛的特异之处不是体现在如关羽的“身长九尺，髯长二尺”，抑或若张飞“燕颔虎须，豹头环眼，声若巨雷，势如烈马”等先天生理体质的优异上，而是体现在一种“善学”的特质上，而这种“善学”的特质明显地偏向于格物学，是为典型的“格物”人才。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将数学、地理、力学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传入中国，而利玛窦、徐光启作为西方科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者，将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命名为格物学。直至18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晚清知识分子仍然基本沿用了前人的“格致”来称呼西方的自然科学，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这样写道：“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致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38]
黄之盛在之后的几场与西方诸国的世界级大战中所表现的军事才能，也大多依托于军队中将领对科学技术的运用。在小说中，碧荷馆主人借金作砺之口这样说道：“从前遇有兵事，不是斗智，就是斗力；现在科学这般发达，可是要斗学问了。”[39]一语道破了科学技术已经成为1999年中国对外作战的制胜秘诀。
但是值得说明的是，在《新纪元》中，黄之盛的确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战争，但是在碧荷馆主人的叙事中，黄之盛仍然被刻画为一位临危受命的民族英雄，是一个被神化了的角色。神化的一个明显表现便是虽然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第一回便指出黄之盛熟习格致理化之学，但是后文中在黄之盛与西方白人舰队的作战中并未展现其过人的科学技能，而由其带领的黄种人战队用布阵的方式在黄白大战中取得最终胜利。
作者一方面赋予黄之盛不同于传统小说中将领的品质——熟习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又看到在实际作战中仍然采用传统的布阵方式应对敌军。于是，传统与现代以一种杂糅的形式体现在黄之盛的身上，这折射出晚清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被迫转型过程中的混乱思维。碧荷馆主人于1908年创作了此篇小说，此时中国已经蒙受甲午战败之耻，庚子之变也以失败收场，晚清知识分子已然意识到向西方学习需要由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但是在此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的残存，于是在黄之盛的手中，科学技术成了两军对垒的取胜法宝。
（2）知识女性
知识女性可谓是晚清科幻小说中所塑造人物的创新之处。在晚清科幻小说中，女性不再仅仅是依附于男人的贤妻良母，而是一跃成了能够与男性并肩作战的强势女性，从而使得晚清科幻小说的故事模式脱离了“才子佳人”传统小说中弱不禁风的女性角色的固有设定模式。在晚清科幻小说《新纪元》中便有不少掌握最前沿科学知识的知识女性；在碧荷馆主人的笔下，这些女性通常身怀绝技，要么能够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要么能够凭借所学的科学知识辅佐黄之盛等人，在军事战争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新纪元》中，这些知识女性能够独当一面，成了1999年中国与欧洲大国作战中的有生力量。
《新纪元》中的一位重要的知识女性便是第二回提及的金景嫄。金景嫄作为黄之盛的原配妻子，于《新纪元》的第三回正式出场。此时的黄之盛因为之前所发表的黄白种族优劣的言论而引起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此时黄之盛也料定中国必在不久之后与高扬白种人优秀说的欧洲诸国展开一场世界大战，因而与其妻金景嫄商讨此事，以表明自己投身战争的意愿。
在该小说中，黄之盛的妻子金景嫄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也有不寻常之处。碧荷馆主人在小说中这样写道：“原来黄之盛的夫人金景嫄，本是个名门之女，自幼即喜研究光学，很造出几件新奇有益的器具。”[40]金景嫄不仅熟谙光学，而且是一位能够进行科技发明的发明家，足可见科学知识在1999年中国的普及程度。
此时的中国，女性群体不再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为规训来束缚自己，相反，她们凭借自身的真才实学投身战事之中，成为保家卫国的有生力量。在《新纪元》中，正是凭借金景嫄对于光学知识的熟练掌握，最终帮助黄之盛扭转战局，为中国获得这场世纪大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纪元》的第十九回，麦克率领的白人战队凭借其新型武器“电气”将黄之盛的战队团团包围，阻断了后者的一切交通和通信，“岂知无线电行在空际的，都与麦克的电气化合，竟不能达”，[41]使其陷入与外界隔绝之地，毫无招架之力。最终黄之盛凭借飞鸽传书，将求救信息传出。收到黄之盛的求救信息后，金景嫄携带自己的光学器具，乘坐气球飞行器空降战场，而且带来了制胜法宝“追魂砂”。“金景嫄道：‘妾有一种宝物，名曰追魂砂，乃光学家之秘宝，盖即五金质内之坚光也。’”[42]也正是凭借金景嫄的这个发明，使得黄之盛最终扭转战局，赢得胜利。
小说中另外一位重要的知识女性是金凌霄。如果说金景嫄将所学科学知识应用于战争，还仅是为了助其夫君黄之盛一臂之力的话，那么作为晚辈的金凌霄，则怀揣一腔报国热情，希望将所学的光学知识运用到战场之中。金凌霄于小说第九回正式出场，但是早在小说第三回，金凌霄便已经凭借其过人的科学才能而被举荐给黄之盛：“金作砺又道：‘我有一个舍侄女，名唤金凌霄，于光学颇知一二，意欲投在麾下，聊尽国民之义务，未知元帅能不见拒否？’”[43]碧荷馆主人借金作砺的言辞说出了在1999年的中国，女性不仅热心学习科学知识，而且积极践行“国民之义务”。
除《新纪元》外，在其他几部晚清科幻小说中也开始出现知识女性的形象。如《新中国》中的李友琴，在引领陆云翔重温中国过往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时，她熟谙各种新型发明的原理，为陆云翔娓娓道出四十年来中国在交通、政治等方面的改变，其视野之开阔、知识之丰富，颠覆了传统深闺女性形象。《女娲石》中的女性，不仅熟练掌握科学知识，进行发明创造，而且拥有过人的胆识，希望凭借革命来拯救日渐衰败的中国。她们在面对国家危难时，不再是“不知亡国恨”的无知“商女”，而是积极投身救国运动中的革命者。
从这些人物的设计中，我们不难看出，以碧荷馆主人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在角色划分与社会功能等方面，对男女进行了重新定位与认知。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之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女性同样可以作为一种有生力量加入民族复兴、国家建设之中。碧荷馆主人更是在小说中明确地指出，“力尽国民之义务，男女等而视之”。
除此之外，在《新纪元》中还有很多科学发明家、外国科技人才等角色，虽然他们在小说中一闪而过，但这些人物的设置无一不体现金作砺所说的：“从前遇有兵事，不是斗智，就是斗力；现在科学这般发达，可是要斗学问了。”[44]足可见，身处晚清中国动乱社会的知识分子已然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新纪元》这部晚清科幻小说中，碧荷馆主人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直观地反映到中国与西方诸国的世界大战之中，而这种对于科学技术过于直观的、带有浓厚的工具论色彩的认识，显然与晚清中国所经历的特殊遭遇不无关系。
综观晚清科幻小说中塑造的这些人物形象，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有很多共通的性格特征，而其中最明显不过的便是保种护国情怀。小说中，西历1999年的中国，因为坚持推行“黄帝纪年”而遭到西方诸国的联合攻击，在此危难时刻，黄之盛挺身而出，将毕生所学悉数投入了这场由纪年之争而引起的黄白种族大战之中。
类似的还有《新石头记》中的贾宝玉，为了实现“补天”的夙愿而重回人间，来到了晚清中国。于是贾宝玉以游历者的身份，以第三方视角揭露了晚清中国的惨淡现实——工商实业为洋人所掌握，民众愚昧不求上进；更让他吃惊的是，昔日胸无点墨的薛蟠却在晚清中国这个“野蛮世界”如鱼得水。这些足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晚清中国社会的腐朽昏暗现状的痛心疾首。
《新石头记》中的贾宝玉还仅仅是对晚清中国的惨淡现实无力回天的无可奈何；在《新法螺先生谭》中，新法螺先生则为了拯救衰微国运、唤醒民众而付诸行动，他将自我灵肉分离，“将灵魂之身炼成一种不可思议之发光原动力”，[45]希望借这种悲壮之举来唤醒民众，“余祖国十八省，大好河山最早文明之国民，以为得余为之导火，必有能醒其迷梦，拂拭睡眼，奋起直追，别构成一真文明世界，以之愧欧美人，而使黄种执其牛耳”。[46]从中不难看出新法螺先生所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为了能唤醒国人，共造文明世界的自我奉献精神。
但是晚清中国人对于新法螺先生的灵魂之光不以为然，“置刺眼之光明与不顾”，[47]终让新法螺先生感叹：“欲以余身为烈火，爆成无量数火球，将此东半球之东半，一举而焚之，使为干净土，复成一未辟之大洲。”[48]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新法螺先生希望借毁灭旧中国而使其获得新生，渴望唤醒民众，共图新国之法。新法螺先生这样强烈的忧国之思背后，折射出的是如作者东海觉我一般的晚清知识分子胸中激荡的那股强国保种、革新图强的民族主义情愫。
3.线性时间观念：直写未来
碧荷馆主人于《新纪元》开篇便指出了文中所要描绘的是西历1999年的未来中国。这种放眼未来的创作方式，在碧荷馆主人看来也是对以往中国小说创作的一种弥补，“我国从前的小说家，只晓得把三代、秦汉以下史鉴上的故事，拣了一段作为编小说的蓝本，……否则或是把眼前的实事变作了寓言，凭空结撰了一篇小说。从来没有把日后的事仔细推求出来，作为小说的材料的”。[49]进而，作者指出传统中国小说常会出现的弊病便是“不是失之附会，便是失之荒唐”。[50]
随后碧荷馆主人便交代了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关键问题——改历。显而易见，创作于晚清特殊时代背景之下的《新纪元》，其中所涉及的改历事件势必别具深意。
本文创作于1908年，此时的晚清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败、庚子事变，时局动荡的晚清中国亟须改变，从而重建一个独立、自强的国家，但是重建家国的理想受到残酷现实的挤压，于是科幻小说成了这种民族情绪纾解的途径之一，因而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中描绘了一个崭新的未来中国：“这个少年新中国，并不是从前老大帝国可比。”[51]在此碧荷馆主人显然受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启发，以一种幻想的方式，曲折地展现富国强民、重建家国的强国梦，而在小说所描绘的未来中国中，践行这种强国梦的依据便是推行“黄帝纪年”，预示着从此世界秩序开始发生重组，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将小说命名为《新纪元》的缘由：从此万物归一，历史将重新书写。
晚清中国推行西历，这显然不仅仅是用数字取代传统中国采用天干地支和历朝历代年号来纪年的方式。改历意味着时间起始方式的更改，中国古代的年号纪年是一种维护皇权的象征，更改年号意味着国家改朝换代。新年号一方面意味着一个新的朝代的开始；另一方面也是传统中国人循环式的时间观的表现，旧有的一切在新年号的推行中都将重新开始。因此可见《新纪元》中用黄帝纪年取代西历的意义非同一般——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胜利，另一方面也有中国历史将重新开始的寓意，这一点从小说题目《新纪元》也能明显看出。
此外，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晚清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线性时间观念，而这意味着晚清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历史的发展带有一定的方向性。与此相对，《三国演义》开篇点明天下大势总是依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发展趋势，这一经典言论折射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所持有的循环往复的历史发展观，世间万物的发展也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往复变换。因此传统知识分子在虚构幻境的创作时，更多的是在小说中另外开辟出一个空间，而非如晚清科幻小说一般直接放眼“未来”，所以我们在《桃花源记》中看到的是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古朴山村，时间在这个封闭的村庄中被静止，最终成了一个游离于历史之外的静止的“乌托邦”。
晚清知识分子能够接触西方进化论思想得益于严复《天演论》的出版，于是开始接受事物直线式的发展轨迹，并逐渐意识到可以由现在推知事物未来发展状况，基于此一种新的历史观念的逐渐产生，关于中国的未来展望也借由科幻小说的虚幻形式慢慢展开。在《新纪元》中，1999年的中国人倡导恢复黄帝纪年，发生于未来中国的改历事件反映了现实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传入的时间观念的迅速接纳。
与此同时，尽管《新纪元》中黄白种族的纪年之争折射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已经逐渐接受西方进化观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结尾处中国作为纪年之争的战胜国，不仅得以推行黄帝纪年，而且凭借强劲的军事实力迫使西方诸国割地赔款，这无疑是将晚清中国的颓势进行逆转，实现了对西方侵略国的复仇。正如王德威所指出的，碧荷馆主人对中国未来的前瞻性描述，其实是基于一种对于昔日盛世的回顾，[52]切实践行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古老定理，而科幻小说中“瞻望未来”的现代意义也就荡然无存。这种新国与旧梦的背离，使得一切关乎现代的观念都带有了某种工具论的色彩，重回盛世的民族主义情绪让晚清知识分子渴望改变，但也正是在这种“强国保种”的非理性民族情绪的驱动下，晚清中国于被动中改变命运变得如此不切实际。
在碧荷馆主人的笔下，历史依旧在重演，凭借暴力强权来强取豪夺，强行推行黄帝纪年的时间专制，这种强烈到近乎霸道的民族主义情怀的背后依然是传统中国的“夷夏之辨”，以及“天朝大国”的民族自豪。
于是小说本身便产生了一种文本断层，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晚清知识分子对于崭新时间观的积极接纳，对于现代观念的积极回应，但是深层次中我们看到的是重回盛世、历史重演的强烈憧憬。
4.新型空间认知：世界大战
碧荷馆主人在小说开篇便将这场关于时间战争的矛盾聚焦于黄白两个种族的纷争上，从而奠定了这种纪元之争势必会演变为一场世界大战。在《新纪元》第一回，作者便指出由于1999年的中国想要推行黄帝纪年而招致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方白种诸国的反抗，并且针对中国的修改纪年事件召开了万国会议，以商讨应对之策。而之后匈耶律国“认祖归宗”，重新归顺中国，则直接激发西方白种诸国的“黄祸”恐慌情绪。
且看小说第二回，匈耶律国恃有中国的保护而不屈服于西方白种诸国的统治，也正因此黄白两族彻底交恶。西方诸国为了讨伐匈耶律国，必须推举一名熟谙兵事的大员，文中这样写道：“这道电报一经分布开去，果然就有三十余国依言派出军舰如期出境，相约到阿德里亚基克海取齐，然后再公举统帅。内中只有罗、独、亚、臆四大国以及色尔为、贝加立等数小国，都是由陆路调兵，直捣匈境。此外如美洲密黑制必等国，因为国内侨寓的华人得了这个消息，不肯承担军事上的义务，反与白人大起冲突，政府派出官兵去弹压，便与官兵对敌，以至各国自顾不遑，一时调不出兵来。就是澳洲各国属地上的情形，也是如此。”[53]从这段描述中，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黄白种族大战之规模，卷入的国家涉及亚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其范围之广是中国以往小说所不及的，由此也折射出了晚清知识分子空间认知模式革新之后的开阔视野。中国不再只是立于天圆地方范围内的“天朝大国”，而是融于世界诸国中的一员。
就中国传统小说而言，小说家所撰写的故事大多较为固定，基本是以中国为中心进行书写，即便是一些海外游记中记述了中国之外的国家，但是这些海外国家也仅仅是作为文化经济高度繁荣的中国的对立面而进行书写的，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吴承恩的《西游记》。
《西游记》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从大唐前往印度的取经过程，其间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师徒一行人在取经历程中经过了很多西域国家，在吴承恩的笔下，这些域外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显然远远不及大唐。因而在故事最后，唐僧师徒尽管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在取得真经之后仍然要回到东土大唐。传统中国的中心地位具有无上的情感感召力，因而生活在其中的子民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而外出，最终还是要回归这片中心之地，回到作为文化主体或政治中心的中国。
但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关于空间概念的认知。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开启中国大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在被动中看清了中国并非天下中央，而是属于世界万国之中的一国而已。碧荷馆主人将这种重塑后的世界观在《新纪元》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新纪元》涉及的地理空间非常广袤，这一点仅从参战国的数量以及战场便可窥见一斑。西方联合了澳大利亚、意大利、法国、德国为代表的白种诸国，而中国则游说土耳其、埃及等国加入“反白同盟”。战场方面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附近海域，如“阿德里亚基克海”、苏伊士运河、太平洋等。综观这场黄白人种大战，战场遍布陆、海、空三个层面，描绘了一个史诗般的黄白种族战争，而此等恢宏的战争场面是在以往类似题材的中国传统小说中从未出现的。
这场史诗性巨战的背后所折射出的是晚清知识分子对传统世界认知模式的颠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所持有的“天圆地方”的认知模式不仅具有地理层面上的意义，而且是一种价值观理念的体现。中国位于天下中央的空间认知模式，呈现的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辐射四方式认知轨迹。正是在这样的认知模式中，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天下”的概念。但是这种空间认知模式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中被迫发生转型，于被动中完成了从“天下”到“世界”的认知，晚清知识分子不得不承认中国乃是处于“万国之林”中一员。
晚清中国在连连战败中不断地颠覆对于世界的传统认知体系，对于西方世界的空间感知也从最初的无知、模糊到后来的被迫承认，对此，钱钟书曾这样比喻：“‘中国走向世界’，也可以说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敲门、推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54]这一系列的变动彻底颠覆了晚清知识分子长久以来所坚信的空间观和价值观，天下之中央的地位荡然无存。伴随着这种空间认知模式的颠覆，产生的结果是，晚清知识分子被推入了一片迷茫之中，进入了世界边缘地带，昔日中国从此走下了“天朝大国”的神坛。
西方世界凭借强劲的军事实力，将“世界”这个具有浓厚现代意味的概念强行植入了晚清知识分子的认知模式之中，由此颠覆了他们固有的空间认知观念。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晚清知识分子对于现代的积极回应，如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中所描写的黄白大战，便将晚清知识分子对于世界的理解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新纪元》中，碧荷馆主人将这场黄白种族大战在亚欧大陆进行延展，涉及国家之多是以往小说所不及的，足可见此时的晚清知识分子视野之开阔，他们已全面接受了中国乃是世界一员的现实，并且对于这种崭新的空间认知模式呈现了积极回应的态度。再看黄之盛率领军队在印度洋海域与白人军队对抗，所使用的科技武器层出不穷，真可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在感叹作者令人惊叹的想象力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这场世界大战背后所残存的昔日“天朝大国”的骄傲。
显然，在这场世界大战的过程中，中国人成为黄种阵营中的绝对主力，周边国家无不伸出援手，为黄之盛所率领的军队提供军事武器。并且往往在作战双方僵持不下，或是黄之盛一方处于劣势的时候，同盟国会如及时雨般出现，使得故事的走向发生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逆转。显然，这场世界大战最后以黄之盛的胜利而告终。
黄之盛一方的胜利，意味着黄种人最终于世界之林获得了与白种人相同的种族地位，甚至埋下了威胁西方世界的“黄祸隐患”，而这“隐患”之首正是中国。世界大战在折射出晚清知识分子开阔的空间认知模式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民族主义情绪推动下，晚清知识分子希望昔日“天朝大国”重回中心地位的“野心”，且伴随着空间认知的拓展，中国的辐射范围也扩展到世界范围。
（三）传统情节的再现
虽然小说中有层出不穷的新型军事发明，以及具备科学知识的新型人才，但是作者对《新纪元》的情节设置，在赋予小说以浓厚的科学色彩的同时，并没有改变小说自身的传统内核。《新纪元》中的某些故事情节总会让我们产生似曾相识之感，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科技发达的西历1999年，竟然还会出现飞鸽传书这样“复古”的通信手段。于是在《新纪元》中，科学知识对于战争模式的改变无非是新瓶装旧酒，革新了武器，却依旧沿袭旧有的排兵布阵策略。这种新旧混杂的情节设置，一方面体现了晚清科幻小说对传统小说的继承，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晚清知识分子所持有的不太成熟的科学观念。
1.传统军事题材小说经典情节再现
在《新纪元》中为了迎战西方白种诸国的世界大战，中国大皇帝重新起用已经解甲归田的黄之盛，而黄之盛的这种“临危受命”“重新出山”的情节，让人不得不联想到《薛仁贵征东》中主人公薛仁贵的出场。
在《薛仁贵征东》开篇，因为徐茂公夜观星象，预感到正东外国将有战事发生，并且由李世民的梦境推算一年之内正东方向将有一场血战之灾，而能够化解这场血光之灾的唯有山西绛州的薛仁贵。
反观《新纪元》中黄之盛的出场，他同样是国家将要遭遇血战之灾而临危受命，领兵出战。在小说中，由于匈耶律国内乱，匈耶律王威哈林向此时的中国皇帝发电求助。听闻此消息的黄之盛便撰写电文指出，中国应该承认匈耶律同种，并加以保护以免其受白种人的侵凌，由此引发了黄白种族大战，于是黄之盛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总领水陆诸军的兵马大元帅。
二者皆是在本族与外族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难之际，由忠臣举荐，临危受命，经历一番波折，最终平息战事，化解危难。
再看《新纪元》结尾，黄之盛的军队遭受西方白种军队的电气、炭气包围，无法发出求救信号，幸亏黄夫人及时赶到，将破解之法传授给了黄之盛，并商讨与昂飞的安一方的最后决战。
“这晚到二更左右，东岸营寨中军士已装束完备，严阵以待，……把侦探舰伏在水中”，而此时“只有东岸的敌军与河中的敌舰，尚在睡梦之中，毫无警备”。[55]
最后的作战结果可想而知，昂飞的安一方没有料到黄之盛一方能够寻到化解电气、炭气的方法，早已放松警惕，等发现双方作战之时，东岸上已经是喊杀连天，火光一片，“那大小炮弹如雨点般的飞来，可怜这些敌舰除了被炸弹轰沉、轰毁的以外，余下的都被炮弹击伤。有的击做两截，舰上的兵卒半死于火、半死于水。有的击断栀木，有的击碎望楼。到了天明，苏伊士河北口上已无一艘敌舰的踪影，此番乃真得了全胜”。[56]
黄之盛一方本来已到穷途末路，却在最后关头扭转局势，完成了以弱胜强、转败为胜的逆袭。但是这种在夜晚攻敌军于不备的战术策略、战场上火光一片的惨烈场景，让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
在《三国演义》中，这种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当属赤壁之战，小说中曹操率领大军八十三万，而周瑜军团却只有三万人，曹军规模之大虽是夸大事实，却也凸显作战双方实力之悬殊。
凭借着强劲的军事实力，曹操本以为能够稳操胜券，“今吾有百万雄狮，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57]这种稳操胜券的自信，我们在《新纪元》中西方军队领帅昂飞的安那里同样也能发现。
《三国演义》所描绘的这场赤壁之战最后是以曹军大败收场，“船上大乱，各自奔回。南船距寨止隔二里水面。黄盖用力一招，前船一齐发火。火趁风威，风助火势，船如箭发，烟焰涨天。二十只火船，撞入水寨，曹寨中间那个船只一时尽着，又被铁环锁住，无处逃避。隔江炮响，四下火船齐到，但见三江面上，火逐风起，一派通红，漫天彻地”。[58]
对比《新纪元》中黄之盛最后的绝地反击，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大量相似的情节设置，如反击战同样是在夜晚进行，且作战双方都是敌强我弱，一方已经占得先机，另一方却能够绝地逢生，实现逆转。再有，二者都出现了火攻，且场面十分惨烈。
对比来看，作为晚清“新小说”的《新纪元》，虽然通篇都带有浓厚的科技氛围，充斥着大量的科技武器，但是故事模式、情节设置脱胎于传统军事小说。我们甚至可以说，除去其中层出不穷的新型军事武器，《新纪元》在情节设置方面实际上是对传统军事题材小说的延续。
除此之外，林健群还指出，《新纪元》中黄白种族之间“你来我往，胜败互见”的情节设置也是对传统小说故事情节的延续，正如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所指出的，正邪对抗的情节已然定型为了传统小说的一种“意态结构模式”，并且为后世小说所沿用，[59]所以我们能够清晰地将《新纪元》中黄白种族之间的世界大战的故事情节，简化为这样一种结构模式：
正邪对抗→相持不下→得道多助→反败为胜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作为科幻小说的《新纪元》虽然承担着“新小说”“觉世醒民”的启蒙使命，但是从小说叙事角度来看，依然与中国传统小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2.传统志怪神魔小说中斗法斗阵情节再现
晚清中国蒙受国难，时局动荡，由此激发的民族主义驱使晚清知识分子急于利用科学来扭转局势，视其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种对于科学的寄托和理解，投射到晚清科幻小说中，便是将科学直观地呈现在了“器物”——武器、器械发明这个层面上，而忽略了科学自身的丰富内涵和启蒙意义。侠人在《小说丛话》中道出了晚清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的态度：“西洋小说尚有一特色，则科学小说是也。中国向无此种，安得谓其胜于西洋乎？应之曰：此乃中国科学不兴之咎，不当在小说界中论胜负。……文学之性，宜于凌虚，不宜于征实，故科学小说终不得在小说界中占第一席。且中国如《镜花缘》《荡寇志》之备载异文，《西游记》之暗证医理，亦不可谓非科学小说也。”[60]
侠人的这段话可谓是最早的对晚清科幻小说的评价，从中也能看出了晚清知识分子对科幻小说的认识尚不明确。但是他将《西游记》划定为科幻小说的论断确实有待商榷。在晚清知识分子眼中，时常将小说中的科学等同于器物、法术。当科学以一种新概念的身份，由西方世界以暴力手段植入晚清知识分子的认知结构中时，科学势必以一种直观的方式呈现，而器物、技术便是科学在晚清中国的现实存在依据。
作为“新小说”的晚清科幻小说顺理成章地承担了“觉世醒民”的历史重任。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使得保种强国成了晚清知识分子深植于内心的一种执念。以碧荷馆主人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在科幻小说中大量地描绘新式军事发明，以彰显其对科学的追求，而对未来中国的描写更是凸显了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如汪晖所指出的，“功用”是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家科学观中的关键词之一，而“功用”本身便是民族主义情愫的折射。[61]因此，我们在《月球殖民地小说》[62]中看到了明朝遗老，在《新法螺先生谭》[63]中看到了黄种祖，在《新纪元》中则看到了黄帝纪年，等等。晚清科幻小说中出现大量含有“黄种”“黄帝”“汉族”之概念的关键词，而这些词语无一不显示晚清知识分子积压胸中的强国梦。
正是受“强国保种”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主义影响，晚清科幻小说中时常出现大规模的种族厮杀。如《新纪元》第十三回中，黄之盛所率军队用电水杀敌，《月球殖民地小说》中有对白种人进行炮轰等情节设置。正如陈平原所说的：“注重国家命运、文明的进程，而不大考虑各人的情感得失。”[64]于是我们在晚清科幻小说中看到科学凝缩为武器，个体情感让位于种族生存，这便是作为晚清中国主要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在晚清科幻小说中的现实投射。
通观小说中出现的新型军事发明，一个共同的特征便是，这些新型武器大多是西方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造发明的，即便其中有很多发明是经过中国科学家改良的，但是也皆缘起于西方。小说文本每出现一个新武器，作者总会在后面附上这个武器的说明，其中涉及此项武器的发明时间、发明者，以及如何使用等。显然，这样的叙述方式是碧荷馆主人有意为之的，这不仅为小说本身营造了浓厚的科学氛围，而且从中也可看出以作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对于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
正如钱钟书所比喻的，19世纪末西方帝国凭借强劲的军事实力强行“破窗”进入中国，由此开始了“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65]中国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也让晚清知识分子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意识到了科技发明的强大威力。所以无论是俞万春在《荡寇志》中关于战争的狂想书写，还是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中对黄白双方的斗法斗阵的描写，科技发明在其中都发挥着“平乱”的功能。
在《荡寇志》中，宋朝正规军与梁山起义军的尖锐对垒恰恰影射晚清时期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对垒局势。小说结尾对宋军大获全胜后白瓦尔罕归顺朝廷的情节设计颇具深意，白瓦尔罕是俞万春在小说中插入的一个隐喻，他的出现让我们回想起中国那段远去的辉煌历史，于是中国平复战乱、重回世界强国的梦想也借此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热切救国的民族情绪在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中表达得更加强烈，在小说结尾，黄之盛一方最终大败西方白种人的战队，并且强迫白种人签署“不平等条约”，使得黄帝纪年得以推行。于是晚清中国的现实境遇在《新纪元》中发生了完全逆转，字里行间散发出民族复仇的快感。
晚清中国时局动荡，人心思变，西方帝国在凭借武力击碎传统中国“天朝大国”迷梦的同时，也让晚清知识分子意识到了科学在这场民族拯救中能发挥的重要作用。西方列强以侵略者的姿态将科学观念传入中国，晚清知识分子在如此被动局面中开始睁眼看世界，于是在这种民族救亡情绪的推动中，科技顺理成章地成了反抗入侵的神器与宝物，在科学的背后蕴藏着重整河山的民族主义情感。因而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中关于1999年黄白对战的幻想性描写，并非如西方科幻小说一般脱胎于自然科学知识，而是在民族主义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幻想传统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科技斗法”，最终在这部科幻小说中形成了一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有意思的是，《新纪元》和《新石头记》[66]等晚清科幻小说所不同的是，碧荷馆主人在小说中并未显露西方人的这些发明中国古已有之的想法，可见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学崇尚之强烈。
（四）没有完成的结尾
故事的完整性历来是中国传统小说书写的一种规范模式，故事叙述有始有终。但是晚清科幻小说的叙事模式并未遵照这样的一种书写范式，开放式的结尾成了晚清科幻小说叙事的一大特色。
在《新纪元》的结尾，黄之盛率领的黄种人战队逆转战局，最终战胜了西方白种人的战队。到此截止，小说的结尾看似是以中国人为代表的黄种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黄白种族的对抗并未因黄之盛一方的胜利而终结，作者在小说结尾这样写道：“不料事有意外，情有不测，各国君主、总统于此次和约已均一一签字讫，惟有英、俄两国不肯签字，说是签了这字，世界上的白种人就要做黄种人的奴隶，此时我等白种各国科学家也车载斗量，那有示弱于中国之理？……这几句话说了出去，各报馆便演成论说，一唱百和，数日间欧、美各国所有国民都起了大风潮，与这和约反对。”[67]而且碧荷馆主人更是添了一句：“强弱由来无定许，全凭人力挽天行，等闲莫把天机泄，留待将来再说明。”[68]中国的未来最终也成了不可泄露的天机，没有定局。
如果说《新纪元》这种开放式的结尾姑且算作有始有终，那么晚清科幻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小说是未完成的作品，如《月球殖民地小说》中，故事以龙孟华搬家到月球为结局，而玉太郎等人则是驾驶气球继续周游世界，传授知识，开化民智；但是此时玉太郎运用新方法发明气球失败，自己也身负重伤，究竟结果为何作者却没有写完。《女娲石》收笔于对战争杀戮的慨叹。《电世界》结束于黄震球失望于国人难以去除的惰性与弱点而转身离去。《新中国》停笔于陆云翔终于梦醒，得知自身仍处那个旧中国。如此等等，没有完成的结尾成了这些科幻小说的共同叙事特征。
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晚清科幻小说的这种未完成的结尾。一方面，晚清科幻小说对于中国未来的幻想，乃是晚清知识分子对积郁胸中“强国梦”的书写，他们将难以言说的政治诉求、民族情绪全都投射到了科幻小说中的未来中国，但是现实的巨大落差使得他们无法从具体言说中走向未来。
另一方面，这种没有结尾的小说结构也折射出晚清知识分子革新后的知识结构体系。伴随着西方进化论、线性时间观的传入，晚清知识分子传统的时间认知模式、“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循环发展模式被打破，于是晚清科幻小说中所呈现的是一种未知的未来，晚清科幻小说中未书写的未来或许正是晚清知识分子所寄托的希望。正如汪晖所言：“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的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和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到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69]未来的存在让晚清知识分子相信中国当下的悲惨命运依旧存在扭转的可能，因为未来也成了晚清知识分子抒发强国情绪、书写“强国梦”的平台，但是在这个充斥剧变的时代之中，对于如何走向未来，晚清知识分子终究是无从知晓的。如何扭转颓势走向未来，未来是否到来，未来是尚未实现的现实抑或是难以抵达的梦境，等等，这些关于未来的追问皆不是身处迷茫中的晚清知识分子能够解答的，所以晚清科幻小说中的这种开放式的结尾似乎恰恰说明了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迷茫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