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清科幻小说的渊源与兴起
晚清科幻小说作为近代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新兴文类，其出现显然和晚清时期西方科幻小说被大量译介并传入中国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任何外来文学类型要想影响本土的文学，势必经历接受和转化的过程。中国本土科幻小说在晚清时期迎来第一次创作高峰，便体现了来自西方的科幻新因子与中国小说中的传统因子的相互结合和转化关系。
与此同时，在晚清中国，受到内部民族主义推动而兴起的“小说界革命”，以及高涨的科学救国思潮，让晚清知识分子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接纳西方传入的科幻小说。
在民族主义的传播过程中，现代印刷技术的革新，以及白话文杂志的兴起，也为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现实载体，为民族认同感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公共空间。此时期先后出现了《新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四大晚清小说期刊，在加速西方现代理念传播的同时，也间接促进了中国职业作家群体的出现，这些都为中国科幻小说在晚清时期迎来创作繁荣期提供了必要条件。
可以说，晚清科幻小说本身从文学和文化层面上展现了晚清中国是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又如何在剧变中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一）中国小说的幻想传统
科幻小说在中国出现并迅速繁荣，显然和晚清时期西方科幻小说的传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笔者认为，西方科幻小说给予晚清科幻小说的影响更多地集中于科学知识，而晚清科幻小说中带有明显幻想特征的故事情节则是对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幻想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延续。
相较于诗歌、散文，中国小说成熟得较晚，直至明清之际，伴随着《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长篇巨著的出现，中国古代小说迎来了其繁荣时代。
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其中的幻想传统我们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诸如“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神话传说也成了后世小说不断书写的母题，可以说是后世小说中幻想传统之最初的源头。而上古神话中所体现的最为原始的文学幻想传统对后世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唐代传奇、明代神魔小说、宋元明清的笔记小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一脉相承的幻想传统。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便存在幻想传统，我们甚至能在其中发现中国古人对于机器人最早的描写。《列子·汤问》中的《偃师造人》便记录了偃师用木头制造了一个仿真机器人，更为可贵的是，偃师所造的机器人乃是根据《黄帝内经》中所记述的人体经脉原理而制成的，因而机器人不仅外表能够以假乱真，而且腹中五脏俱全，是极具科技含量的一项发明，兼具科学性与幻想性，是至今中国最早的描写机器人的文学作品。
这样的文学幻想传统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便衍生出了志怪小说，如张华的《博物志》乃是由《山海经》发展而成，干宝的《搜神记》则是由《穆天子传》发展得来。
之后进入到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唐代传奇延续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幻想传统。在初期出现了如《古镜记》《游仙窟》等作品，其中大多是描写灵异鬼怪、人仙爱恋的故事。直至中唐时期，出现了如《柳毅传》《霍小玉传》等比较成熟的唐代传奇，此时的唐代传奇也不乏描摹怪异传闻，将上古神话传说加以艺术处理，展现了中国古人丰富的想象力。
直至宋元时期，中国古代小说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出现了话本白话文小说，鲁迅更是将这一变革称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迁，这种从说书人的说话艺术脱胎而成的话本小说，首先确立了作者在进行小说创作中采用的全知视角，作品采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故事，而这样的叙事模式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长篇话本小说也为章回体小说的出现做出了酝酿和准备。
中国文学的幻想传统发展到明清之际可谓迎来了其繁荣时期，明代出现的《西游记》代表了中国古代神魔小说的最高成就，而之后出现的《封神演义》则将法术斗阵演绎得淋漓尽致。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中国古代社会并非没有科学意识，而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更是古已有之。虽然科幻小说是现代社会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科学意识以及幻想传统为晚清中国本土科幻小说的出现提供了传统因子。正如陈平原所言，晚清中国是一个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的时期，而晚清科幻小说正是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小说发生“对话”后的产物。[2]
（二）西方科幻小说的译介
小说于晚清时期从文学结构边缘走向中心，并且开始承担“觉世醒民”的启蒙功能，这与西方小说传入中国有直接关联。对此，陈平原更是直言：“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内部的变迁，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可以这样说，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3]晚清中国被迫敞开国门，西方文化得以大量传入，此后西方文学拓宽了晚清知识分子的视界，同时，晚清知识分子也在这种传播过程中经历了由被动接受到自觉模仿的阶段，而晚清科幻小说的出现便是晚清知识分子自觉接受西方科幻小说中科学意识的表现。
陈平原在《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4]一文中指出，晚清科幻小说的创作是受域外小说的启示而形成的。因此晚清科幻小说的兴起和西方科幻小说的译介与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值得指出的是，晚清科幻小说的译介高潮和1902年兴起的“小说界革命”，以及晚清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晚清中国先后遭受鸦片战争、甲午战败，晚清中国的动荡时局使得晚清知识分子意识到学习西方制度的必要性，而后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晚清中国陷入了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危机。晚清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变局之中，使得一直自诩为“天朝大国”的中华民族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而由民族危机所激发的民族主义进一步推动了晚清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改变中国的强烈愿望。
晚清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晚清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科幻小说的译介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鸦片战争之后，“世界”开始进入晚清知识分子的空间认知模式之中，洋务运动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社会思潮，但之后甲午海战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晚清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启发民众觉悟的重要性，“觉世醒民”成了此时翻译活动的重要使命。之后，梁启超于1902年撰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力倡导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并将此前一直被视为文学边缘的小说提升到了主流文学的地位，认为小说具有启蒙大众、开启民智的重要作用，从而为“小说界革命”和翻译小说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因而西方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新型的小说形式传入中国，便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开启明智”的作用，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晚清中国对于西方科幻小说的译介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经过粗略统计，自1840年到1912年，晚清翻译的世界各国的科幻小说大约80种，而其中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是首屈一指的，此外日本的押川春浪和英国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在晚清中国也颇具影响。对此，陈平原对1896年至1916年出版的翻译小说进行了整理，其中销售量排名前五的作家中，凡尔纳排名第三，而日本的押川春浪排名第五，这组数据足以说明当时西方科幻小说在晚清读者群中的受欢迎程度。[5]
作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的《新小说》，在创刊号上便刊载了《海底旅行》和《世界末日记》两部西方科幻小说的译本，此外《月月小说》《小说林》《绣像小说》等也都陆续对西方科幻小说进行连载，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科幻小说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和扩散。
在大量西方科幻小说译著的影响下，晚清知识分子开始创作中国本土科幻小说。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1904年由荒江钓叟创作的《月球殖民地小说》是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小说讲述了龙孟华因为杀人避祸而逃往南洋，其间偶遇日本友人玉太郎，并乘坐其发明的热气球，一边寻妻一边进行游历，途经南洋，飞跃纽约，游历月球。通观小说故事内容，不难发现其中有明显的模仿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痕迹。
1905年，徐念慈创作了《新法螺先生谭》，小说中叙述了新法螺先生乘风而起，灵肉分离，周游月球、水星、金星，探访地底，最后又返回地球。随后，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吴研人的《新石头记》、包天笑的《空中战争未来记》、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许指严的《电世界》、陆士谔的《新中国》等相继问世，这些小说大多由晚清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小说林》《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刊载，足可见晚清知识分子对于科幻小说的重视程度。
《小说林》的主编徐念慈更是身兼多职，不仅参与西方科幻小说的译介活动，同时还创作了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鲁迅在1903年到1904年期间更是接连翻译了三部西方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而且他在翻译《月界旅行》之后撰写了《月界旅行辩言》，提出了“经以人情，纬以科学”的科幻理论，对后世中国本土的科幻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晚清知识分子如此热情地投入西方科幻小说的译介活动，力图通过西方科幻小说传入中国，普及科学知识，进而开启民智，实现小说“觉世醒民”的社会功用。
伴随西方科幻小说的传入，中国传统小说类型也随之发生改变。传统中国小说类型大体可以分为志人、志怪、讲史三大类型。直至20世纪初，晚清知识分子大量地译介西方小说，促进了中国小说新类型的出现，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晚清中国也随之出现了政治小说、侦探小说、教育小说以及科学小说等小说新类型。
正是受此影响，中国于晚清时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1904年，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的《绣像小说》连载的由荒江钓叟创作的《月球殖民地小说》被学术界认定为中国本土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由此拉开了中国本土科幻小说创作的序幕。随后徐念慈创作的《新法螺先生谭》、吴研人的《新石头记》、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东海觉我的《女娲石》等中国本土科幻小说陆续出现，至此晚清中国迎来了科幻小说创作的高潮。
值得说明的是，西方科幻小说的传入不仅丰富了中国小说类型，而且小说中的科学知识影响了晚清知识分子的早期科学观念，同时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的革新产生影响，晚清科幻小说中开始出现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在语言方面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传入以及译介小说的兴起，晚清科幻小说文本中出现了大量的新概念和新名词，小说语言也告别文言体，大量采用白话文的形式以实现“言文合一”。这些转变都体现了晚清中国小说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三）社会思潮的内在推动
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晚清中国在被动中开始睁眼看世界，如果说此时的中国还试图通过对西方器物的模仿来实现境遇逆转，一句“师夷长技以制夷”还透露旧日中国睥睨四方的自傲的话，那么随后的甲午战败，让古老中国在连连重创下，于千年“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上至皇帝下至普通文人、士子所秉承的文化优越感与民族自豪感在这场剧变中，被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燃烧殆尽，而晚清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愫也正是在这一系列连续重创中被激发出来的。于是晚清知识分子颠覆了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人心态，转而积极投身于对强国之路的探寻中。随后出现的“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一系列的政治谏言事件宣示着晚清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建设之积极心态，以及改变现状之急迫感。而晚清知识分子所表现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激进姿态的背后，隐藏的同样是从未有过的民族危机感，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让晚清知识分子一方面怀揣着对于昔日强国盛世的留恋与自豪，另一方面又急于向西方世界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这种矛盾的情感投射到晚清科幻小说中便出现了一个处于未来时空，拥有先进科技与现代制度的“古老帝国”。
1.“小说界革命”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指出，近代中国经历了一场从“天下”到“世界”的认知转变历程。[6]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在战火中认知西方，步入世界，重塑了晚清知识分子的空间认知模式。
如果说此时晚清中国对于西方的理解仅仅出于对其“长技”的领教，依然寄希望于“中体西用”，以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美好理想，那么，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则将中国“天朝大国”的迷梦彻底击碎。正如柯文在《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中所说的一样：“在1800年，中国人认为自身就是世界，……直到1840年这种感觉依然存在。但到1900年，这种感觉消亡了。在这动荡的过渡年代，一种精神觉醒首先为某种非常重要的事件或并非每一代人都能经历的大规模变化所激发。”[7]至此，晚清知识分子开始感受到古老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民族认同感油然而生，也正是在这种民族情绪的推动下，晚清知识分子于1898年开展了戊戌变法。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戊戌变法和此前的洋务运动皆是由民族主义思潮推动而展开的，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异。晚清知识分子在甲午战败的错愕和震惊中意识到中国固有政治制度的缺陷。更具有进步意义的是，戊戌变法的推行不再是由清朝士大夫主持，而是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知识分子主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民族主义思潮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晚清士大夫群体，而是已经浸入普通知识分子群体，借助当时进步的传媒印刷技术，迅速形成讨论的公共空间，而这也为之后出现的晚清科幻小说提供了想象的公共领域。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想改变中国未来的命运，唯有通过改造国民、开启民智来实现，而“小说界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推行的。
于是，小说承担了“新民”的历史重任，从而由文学结构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了开启民智的思想利器，因而是否具有启蒙色彩就成了晚清时期评价小说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
伴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晚清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改变的前提是须要开启民智，欲救国先要完成“新民”的使命，由此奠定了随后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的思想基础。其实早在1897年，梁启超便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提出了将小说列为幼学读物。随后于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新小说》，并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8]为宗旨，继而撰文《论小说与群众之关系》，发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9]的呼唤，也由此掀起了“小说界革命”。
定一在《小说丛话》中所阐述的中国小说与科学之关系，足可见晚清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科学知识以及西方科幻小说的态度，他写道：“中国小说，起于宋朝，因太平无事，日进一佳话，其性质原为娱乐计，故致为君子所轻视，良有以也。今日改良小说，必先更其目的，以为社会圭臬，为旨方妙。抑又思之，中国小说之发达，犹有一因，即喜录陈言，故看一二部，其他可类推，以至终无进步，可慨可慨！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考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吾意以为哲理小说实与科学小说相转移，互有关系：科学明，哲理必明；科学小说多，哲理小说亦随之而夥。”[10]由此可见，晚清知识分子将西方传入的科幻小说视为传播哲理的一种有效途径，于是科幻小说也成了晚清新小说之一，担负了“觉世醒民”的历史使命。
晚清中国在变局中激发的民族主义让晚清知识分子迫切希望改变中国，在经历了从“天下”到“世界”的空间认知模式革新，从器物学习到制度学习的认知提升，再到开启民智的思想转变之后，晚清科幻小说作为具有“觉世醒民”启蒙功能的“新小说”在晚清时期迅速繁荣。
晚清时期西方文明的大举侵入，对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剧烈冲击。主权丧失、文化衰落，使得中华民族深陷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遭受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民族主义随之升起。正是在这种民族情绪的推动下，晚清知识分子意识到“改变”的重要性，开始积极回应西方文明传入的现代理念，而中国小说也随之步入了传统与现代的转型之中。
在这一过程中，小说被赋予了“觉世醒民”的启蒙色彩，一举从文学结构的边缘地带步入中心位置，同时在叙事模式上也发生了转变，并衍生出了科学小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谴责小说等新类型小说，体现晚清知识分子文体意识的提升。
2.科学救国
值得说明的是，伴随洋务运动兴起的科技救国思潮同样对后来科幻小说在晚清的繁荣产生了推动作用。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世界利用坚船利炮让晚清中国见识了西方的“长技”，但是如果说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观念还仅仅停留在对西方“长技”的学习上，注重军工、实业等方面的科技知识的话，而后甲午战争的失败，则彻底惊醒了晚清中国，使得晚清知识分子意识到仅仅学习器物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向西方学习，变革图强成了晚清中国朝野上下的共识，也正因如此，在晚清民族危机的刺激下，科学救国成了那个时代的重要思潮。
甲午战争之后，严复先后发表《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提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11]而“通外国事”更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实现救亡图存的不二法门。此后，严复又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一文中这样写道：“以科学为艺，则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年，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12]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时以严复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已经能够从更高层次中理解科学与中国命运之关系。
学习科学知识不仅是对器物的模仿，而且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在变革图强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晚清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全面引进西方文明中的科学文化，以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1900年，杜亚明创办了《亚泉杂志》，成为当时中国较早的科学杂志之一。之后于1903年，《科学杂志》创刊，将科学救国的思潮引向高潮。根据王福康和徐小蛮的统计，自1872年出版第一本科学杂志《中西闻见录》起，到1911年为止，晚清中国先后一共发行了44种科学杂志，其中涉及综合性科学、专业科学（地理、医学、农学、算学、兵器学）等类型的科学杂志，[13]足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对“科学救国”理念响应的程度之高。
（四）传媒技术的革新与白话文杂志的兴起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西方帝国的强势入侵中，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也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中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了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最大动力，正如李泽厚所说的，反帝救国的民族主义成了整个近代中国思潮中之压倒一切的首要主题。[14]在民族主义的传播过程中，现代印刷技术的革新，以及白话文报刊的兴起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促进了晚清报刊树立起“通上下内外之情”的创办理念；另一方面，晚清报刊也为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提供了现实基础，为民族认同感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公共空间，最终成为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勃兴的现实载体。
1895年以后，受中日甲午战争溃败的影响，报刊的数量较之以前有了明显的提升，仅1895年到1898年三四年间，中国报刊的数量就增加了60多种，而新增的报刊所报道的内容拓展到政治改革、介绍西方新思想等方面，同时还出现了南洋公学译书院等现代出版机构，现代的印刷传媒技术进一步推动了报纸、杂志的批量发行。于是在新传媒技术的推动下，新思想和西方现代理念在晚清中国社会的传播获得长足发展，晚清中国迅速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未来想象的公共空间。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民族主义并非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过程中，伴随着长期激烈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等因素而被建构出来的人为的产物。民族、国家、社群等皆是通过诸如仪式、旗帜、民族服装、歌曲等具体象征物被想象的，而这一想象与因文字出版而开辟的通信方式有很大关系。[15]
显然，晚清白话文报纸杂志的兴起，进一步催生报刊体语言——白话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晚清科幻小说的叙事语言。依托于现代传播技术的支持，加之杂志本身的权威性和影响范围，晚清科幻小说在短时间内迅速兴起，并迎来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晚清中国经历前所未有的剧变，身处剧变时代的晚清知识分子提出了开启民智、变革社会的主张。正是在此基础上，小说开始从文学结构边缘走向了中心，被晚清知识分子赋予了“觉世醒民”的历史重任。在这种变革图强、富国强民的社会思潮之中，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刊载小说的杂志，其后李伯元于1903年主编的《绣像小说》则是中国国内创办的第一份小说杂志，之后《新新小说》《小说世界》《月月小说》《小说林》等小说期刊也陆续问世，这些都为西方现代理念和科学知识的传播提供了载体，间接刺激了晚清科幻小说的发展。
毋庸置疑，新传播媒介的出现，带来的不只是学术思想传播形式的转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强国保种”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主义成了晚清时期弥漫全国的思潮。
不仅仅是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和学会的出现也进一步促进了晚清中国新思想与新型知识的传播。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新式学堂的建立，促进了新知识群体的出现，使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得以迅速在晚清知识分子群体中传播开来，同时也使晚清知识分子不再将“学而优则仕”视为唯一的出路，间接促进了职业作家群体的出现。这些都为后来的包括《新纪元》在内的晚清科幻小说创作繁荣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