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友亦师指路径
——铭感樊骏同志对我的研究课题的关心与指导
范伯群
樊骏长我一岁，我总视他为同行中最值得尊敬的“学术兄长”，尽管我们见面的机会大多是在各种会议上。每次开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理事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时，他往往要作一次总览近期全国现代文学教研成就与缺失的长篇发言，他“纵览全局”“紧扣要领”，并能建言今后的努力路向。每次听完他的发言，我总感到获益匪浅。把他的发言看做是对会议有指导性的“主题报告”，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我们现代文学界的有权威性的“学术发言人”。我们虽然年龄相仿，可他实在是配得上做我的老师。我们私下里当然也有交往。例如1979～1980年，我为写《冰心评传》常到北京拜访谢老，或查找她早年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每次，我都“下榻”在崇文门第二旅社，那旅社每个房间五张双层床，住十位旅客。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正拆了老房子准备盖新大楼，也正好将住集体宿舍的人安排在这个旅社里“过渡”。于是我每到北京就能与樊骏做“邻居”。他们不是“旅客”而是“住家”，因此每人独占一间。我白天“泡”图书馆，晚上就常到樊骏的房间去打扰他，向他请教问题。又如在1982年我请他到苏州大学来讲学，他说自己不善于上大课，如果小范围地讲两次是可以的。因此主要的听众是我们现代文学学科的教师和准备考现代文学研究生的同学。我们又向他请教了许多学术上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樊骏对我指导，使我受用不尽的是我后半生的主要研究课题，也是他对我研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关心、鼓励与启发。
我们教研室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文学研究所的编写“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中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卷的。于是我的个人研究课题也将重心转移到通俗文学领域中去。在当时，这一“转向”曾在某些同行中引起一些“不解”与“哗然”。但是樊骏支持我的“转向”，认为这是很有价值、值得作深入探讨的课题。
在1983年5月《文艺报》召开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会上曾“对‘现代文学’是否相当于‘新文学’，能否将鸳鸯蝴蝶派之类的作品写入现代文学史，也有针锋相对的分歧意见。”但樊骏的学术观点是鲜明的，他对所谓“新”“旧”的界限作了这样的横向比较：
再与其他艺术门类作横向的比较，更会发现它们并无类似的严格界定：美术界没有将同属传统形式的中国画一概视为旧美术、音乐界没有完全把民族音乐作为旧音乐、书法界更难有这样的新旧之分，而将他们都写入现代美术史、音乐史、书法史之中。如果编一部综合的“中国新文艺史”，写到了齐白石、张大千的画作，梅兰芳、周信芳的剧艺，阿炳的乐曲，罗振玉、郑孝胥的书法等，却不提鲁迅、郁达夫、柳亚子、毛泽东等人的旧体诗词，张恨水、金庸等人的章回体小说，岂不荒诞不经？难道后者比前者缺少“新”的属性吗？这就需要对艺术上的“新”“旧”，作出全面系统的理论阐释。[1]
在交谈中，樊骏向我表达过这一学术观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研究路向有支持的作用；推而广之，对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格局“拨正”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1986年，我申报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课题被批准为“七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虽然在申报之前，我已经在通俗文学领域中“转悠”了五六年，手边已有若干资料与积累；但是说来惭愧，许多有关理论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相应的解决，我就写信给樊骏，将我经常在脑海中盘旋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向他求教。这封题为《关于编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通信》的文章曾刊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3期上。在2009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0年精选·文学史研究·史料研究卷》（第74～77页）上又选载了这封我给樊骏的信。我当时刚拿到这册精选本时，直觉的反应是，我在丛刊上发的文章也比较多，为什么编者别的不选，偏要将我当时思想上“一团乱麻”的文章再次呈现在同行的眼前呢？不过我很快就释然。我觉得选家是有一定眼光的，这正好说明一个研究者的“转轨”，去触及一个新课题时的“艰难的心路历程”。
我向他提了这么多的问题，不当面促膝谈心是无法回答的。但是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那篇文章中还是用前瞻的眼光，看好通俗文学的研究，他在谈到《丛刊》刊发论述鸳鸯蝴蝶派文章时说：
前不久又有“通俗文学研究”专栏等。这些文章不一定都已引起普遍的注意，一些主张还处于倡导的阶段，尚未成为同行间的共识，更没有成为共同的实践。不过从长远看，可能会触发这门学科总体格局的变动；或者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或者扩大中国文学的外延，对于整个学科的发展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2]
他的这些意见，支撑着我们课题组更努力去完成“七五”国家重点项目。在我主编的那部140万字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正式出版之前，为了慎重起见，我写了长达51页的章节题目与论点提要先请专家们审定。樊骏在回信给苏州大学季进的信中，对提要发表了很多鼓励性的意见，要季进转告我：
看了《通俗文学史》的论点提要，觉得这不仅是一部内容详尽的文学史，为人们打开了一个陌生的文学世界，而且是一份为现代通俗文学争得应有历史地位的宣言书（使人联想起当年胡适编写《白话文学史》为白话文学作历史申辩的那种作用）。两者都是有学术价值的，但后者会引起一系列的争议。
当然，我与胡适是无法比拟的；但在樊骏看来，为某种被歧视而有一定价值的文学史现象进行“历史申辩”却是类同的。樊骏要我做好思想准备，此书一出，会有一系列的争议。我也深知这是必然会产生的后果之一。别说是在当时，直到现在，也有同行仍然“质疑通俗文学史”。但是这是学术问题，我们可以在以后的学术讨论中从长计议和反复辩证的。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出版后，在2000年6月10日樊骏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后来他扩写成了一篇文章，题为《能否换个角度来看》，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上[3]。他一方面对我们课题组的工作，进行了鼓励，衷心祝贺这部史书的出版：“把鸳鸯蝴蝶派文学纳入视野、提上日程，尤其是把它作为独立的重要的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一大进展，也是我们文学观念、文学史观有了变动的鲜明标志。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是这一进展和变化的重要成果。”他认为这本书“向自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的轻视、歧视、无视‘鸳蝴派’的历史偏见提出挑战，给它以新的历史定位和评价，更显示出可贵的学术勇气。人们不一定都会一一认同书中提出的见解和结论，但就认识这段文学历史和这一文学流派而言，《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但是在肯定我们课题组的成绩的同时，对我执笔的《绪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他以自己对现代文学史的深湛研究，高瞻远瞩地作出了他对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建树与历史地位的评价，指出了我执笔的《绪论》的不足，希望我“能否换个角度来看”。他的见解是非常辩证而富有历史感的，使我心悦诚服。所谓“换个角度看”，就是我对“纯”与“俗”的对立，看得太绝对化了，他认为容易造成新的混乱。他指出，既要看到“‘鸳蝴派’和新文学诚然是不同的流派，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在历史进程中，在不少的具体事例中，又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似相通的。”因此，他认为《绪论》没有从“比较先后出现的‘鸳蝴派’和新文学的同和异，再进而考察各自的历史位置和优劣得失。”他将以市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鸳蝴派，与原先局限于士大夫狭小圈子的旧文学相比，给鸳蝴派一个相当高的评价，提出了他非常精辟的见解：
它在面向较为众多的接受群体，内容较为贴近社会现实，形式上注意借鉴现代手法技巧等方面，都是历史的超越与创新，它也因此迅速取得文学市场的巨大份额，成为20世纪最初三四十年代里相当活跃的流派。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换中，比之五四新文学，它在好几个方面（比如文学的平民化、世俗化、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倒是个先行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它称作“前现代（化）文学”“前新文学”，也不为过，至少是得风气之先，在新文学之前作过一些探索，取得若干成就，起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是“鸳蝴派”在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建树和历史地位。
读了樊骏的这段论述，我真被他那明快而深刻的论证所折服。我执笔的《绪论》缺乏史家的眼光；而樊骏却能一针见效地击中历史的“穴位”。但樊骏的论点并非到此为止，他再进一步发挥道：
“五四”之前，“鸳蝴派”应该说是当年文坛上一个最有影响的新的流派。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就文学写作传播等环节而言，现代报刊事业→现代稿酬方式→作为自由职业者的专业作家“三位一体”体制的确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体制实现了文学的商品化，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商品化，文学事业的物质生产过程就难于摆脱传统的种种羁绊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方面，新文学步的是“鸳蝴派”的后尘。
樊骏在新文学与鸳蝴派的对立之外，看到了他们之间在历史长链中的连接点。这一层道理被他点穿之后，我好像觉得从士大夫狭小圈子的旧文学→以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鸳蝴派→新文学之间的发展路径，从此要有新的历史诠释。
当然，樊骏在肯定鸳蝴派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指出新文学和鸳蝴派之间的差异、对立也是明显存在的。新文学家的主流“比之‘鸳蝴派’文人又具有远为宽广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情怀，受到过远为先进的社会思潮、文艺思潮的洗礼……着重在思想艺术各个方面提高作品文本的现代品格，创造出充分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将文学的感化教诲作用而不是消闲娱乐功能放在首位；为人生为革命服务的功利主义往往多于单纯的经济目的……是新文学与‘鸳蝴派’的一些明显区别。”而鸳蝴派往往“疏离于现实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在自己营造起来相对闭塞的文学环境和相当凝固的艺术氛围中，他们一如既往地生产经销主要作为供人消遣娱乐的商品的作品”，因此未能和新文学一起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他这个结论也是可以得到公认的。文章似乎本来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可是樊骏还将论点延展下去，他敏感地觉察到，现在又有一个市民社会回归的现实问题：
在文学的市民情趣、世俗化的浪潮、以描写都市生活、渲染都市男女情爱纠葛为热门题材、并以市民读者（观众）为主要对象的作品，以至于视文学为消闲手段的审美取向等重新涌现的今天，科学地总结“鸳蝴派”的经验教训，还会提供不少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启迪。
《能否换个角度来看》这篇文章不长，它恐怕是《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下）中最短的一篇。但是它阐明了樊骏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值得我去不断地学习与反思。这篇文章为我进一步深入钻研我的课题指引了路径。实际上他一再强调要去攻克这一段历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他在写了《能否换个角度来看》的三年之后，又在《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一文中，对这一问题再次作了强调：
……新旧的差异与演变又确实是客观存在着的。关键在于两者既有新陈代谢式的有我无你的取代，又有推陈出新式的我中有你的嬗变。在现代文学的实际发展中，新旧之分与其中的演变，也不像新文学倡导者最初设想的那样简单绝对，可以一刀两断、彼此了无瓜葛，而是复杂曲折得多。不对这种新陈代谢、推陈出新的错综关系与丰富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揭示其中的规律，总结经验与教训，从中作出理论的概括与阐发，就无法科学地界定“现代文学”或“新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不仅难于摆脱上述的学术困境，对于文学史上的一系列问题也都无法作出准确的解释。[4]
当我在会场里亲耳听樊骏讲这段话时，我的理解就变得更为宽泛了。我觉得他除了为我指明路径之外，又关涉到我们应该对“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发展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也牵连到如何“重写文学史”的问题。从士大夫的狭小文圈→为新兴市民阶层服务的鸳蝴派→新文学→市民社会的回归与市民情趣的重新涌现，就是他为我们呈现的一幅“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简图”，就是我们“重写文学史”中要深入地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要再将文学史的发展“设想得那么简单绝对，可以一刀两断，彼此了无瓜葛”，而要写出那复杂曲折的错综关系，并且作出理论上的概括与阐发。从樊骏看来，我们的文学史家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地步，这就是我们的学科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与成熟还相差甚远的症结所在。樊骏因为健康的原因，没有能够对上述的问题再进一步的深入发挥，他的患病真是我们现代文学学术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自从樊骏病后，我们就失去了一位无私的“学术兄长”，一位从来不考虑自己写多少文章，而是全心寄托在整体的现代文学发展路径的深思熟虑中的“学术兄长”。当我在听他作《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时，他不仅宏观把握，不仅对第二代的现代文学学者的研究动向了如指掌，甚至还分析了第三代现代文学学者的学术研究个性，这实在令我震惊，那要花多少精力去投入啊！自从樊骏病后，我还是常常参加现代文学的年会，但在年会上我很少能听到像樊骏式的有权威性的“主题发言”了。而他现在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自觉地担当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发言人”的那种深刻而严谨的发言，还常常回响在我的耳边。我切盼，在我们现代文学界能早日出现一位“樊骏式的接班人”。
[1] 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2006，第510页。
[2]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第422～423页。
[3] 此文已收入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第477～482页。以后凡加引号而不说明出处的均出自樊骏的这篇重要文章。
[4] 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