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樊骏学长

严家炎

新年总是亲友间相互祝贺，分享节日快乐的一段时间。不过今年对我来说，仿佛有点特殊：元旦刚过几天，就遭受了带状疱疹——俗称“蛇缠腰”的病痛袭击，天天去医院输液、打针、治疗；才到1月15日，又突然传来樊骏学长逝世的噩耗，更使我陷入极大的震撼和悲痛之中。

我与樊骏先生都是上海人。20世纪40年代后期念高中时，他在上海市内的麦伦中学，我在上海近郊的吴淞中学。他比我高一届。50年代虽然同读北大，但他1953年就本科毕业，留在北大文学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我到1956年才考进北大上研究生，当时我们还无缘相识。

我们真正相识，乃至逐渐相知，是在1961年9月编写高校文科教材的过程中。那时唐弢先生担任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编，我和樊骏都在同一个编写组内工作。尤其到1963年6月以后那段时间，现代文学史进入最艰苦的攻坚阶段，编写组大部分成员都已返回原单位，唐先生只留下他自己、路坎、樊骏和我四人，要在两个月内先把“五四”“左联”两段完成。用唐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四个人边琢磨，边润饰，灯下苦干，往往直到午夜后三四点钟，才上床合眼片刻，每晚平均只睡两小时多一点。”（见《唐弢文集》第5卷：《严家炎著＜求实集＞序》）任务如此繁重，时间又如此紧迫，唐弢先生后来就因心肌梗塞发作而住院；路坎先生当时每晚盗汗，不久也因肠癌病故。樊骏和我由于处在三十上下的年岁，身体算是挺过来了。然而，我和路坎毕竟还挂着一个“责任编委”的名称，唯独樊骏却什么名义都没有：既非“五四”一段的责任编委，也非“左联”或“抗战”一段的责任编委，却实实在在地完成着“左联”一段的改写任务。他在工作中所显示的那种认真刻苦、一丝不苟、严于律己、不记名分的精神气度，确实使我感动和钦佩不已。足见，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看到的他与两位年轻人一起撰写现代文学学科年评，总是把自己“辛宇”的笔名署在最后这类看来有点奇怪的事，樊骏是早在60年代就做着的。

这里我再说说1997年前后樊骏在香港的姐夫病故，姐姐因思夫心切，立下遗嘱后跳楼自杀的事。这件事情当时香港报纸有较详细的报道。报道中提到，樊骏的姐姐、姐夫都是基督徒。也就是说，他们相信自己身后会回到上帝那里去。姐姐因自己并无子女，留下遗嘱将不算很多的遗产分别给了她三个弟弟。樊骏为了处理姐姐的遗嘱，特地到我家里，找内子卢晓蓉打听香港办理遗产继承的相关法律手续。樊骏当时想将自己分得的姐姐家那份约200万元的遗产捐赠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基金，但是双方谈来谈去，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好像对此并没有多大兴趣。于是，樊骏决定将这200万元拆成两半，一半留给文学所，一半留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作为王瑶学术奖，而且他一再嘱咐我要保密，绝不能泄露是他捐赠的，我也一直严格遵守这条保密协议。无奈几年后有一位知情的上海朋友不谨慎将此事捅了出去，樊骏知道了非常恼火。于是我只好劝他索性公开，这样，也就从2002年起正式开始了王瑶学术奖的评奖工作。在樊骏，这种不计名利之心、宁可隐姓埋名的愿望确实是极其真诚的。我曾经劝他用自己的名字设奖，他绝对不同意。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里现当代文学部分，他曾经参加修改了不少稿子，但最初他也不肯挂名。还有，王瑶先生逝世后1990年那次杭州年会所产生的理事会上，叶子铭先生（据他本人告诉我）本来提名樊骏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长候选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樊骏原先已是副会长，但樊骏坚持不干，他推说自己只出版过一本书，硬把我推上去替代他，恰好我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没有出席那次会议，无从为自己申辩。后来，在既成事实面前，我只得坚持一个“强制”的条件：就是会长不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主编，而必须由樊骏来当《丛刊》的主编，他才接受了。

总之，樊骏做人的原则是：宁肯本色地做实事，不愿苟且地挂虚名。这体现了他一贯热心公众事业，同时又极其重视学术发展的崇高精神风范。樊骏先生作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专家和最早的学科带头人之一，半个世纪以来，用他认真扎实、勤奋刻苦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严谨创新的优良学风，以及大量高素质的富有理论深度和前瞻性眼光的学术成果，为文学史研究（尤其史料学研究）、老舍研究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樊骏也非常关心朋友，关心他人。记得在1963年夏秋之交那段时间里，每当吃过晚饭后的二三十分钟，他和我总要散散步，聊点共同有兴趣的话题。比方说，我因为此前曾发表过谈论梁三老汉和梁生宝艺术上谁高谁下的文章，当时正受着不少报刊的批判。樊骏在这方面是支持我的，他还帮助我出过反批评的主意，使我有勇气在第二年（1964年）写出《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的反驳文章。再比方说，樊骏同陈贻焮先生都是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同窗好友，他们在专业上却离得比较远，一个搞现代文学，一个从事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相聚机会很少。有一次，正在病中的陈贻焮先生大概感到寂寞，突然给樊骏打电话说：“我快要死了，你怎么不来看我呀？”樊骏把这话告诉了我和钱理群，于是我们三人相约，一起到陈贻焮家中，去看了患有脑瘤的陈先生，那天聊了很长时间，聊得非常愉快，让陈先生的心情好了许多。樊骏1957年下半年起曾经下放到河北平山、昌黎等地劳动，后来一到春节或新年前后，他总要花一两天时间到平山县农村去看看自己当年的房东，与他们一起过年。但另一方面，樊骏却不大肯接受别人对他的关心帮助。比方说，当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问他：独身生活可不可以改变一下？可不可以结婚？谈到周围朋友愿意帮忙，我想吃他的喜糖等，他就不答话了，表示不愿意谈这类问题，总是一副很固执的神态，毫无商量的余地，叫人无法可想。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他2003年春天脑血栓出院以后，我和卢晓蓉上他家去看他，发现他思维、记忆、语言尤其涉及数字时总是不顺畅，甚至会出错，好像脑神经搭错了线似的。于是我们建议他，可不可以再找有经验的脑血管专家进行检查和治疗，这次他接受了。我们就找了一位曾经在北京医院工作过的朋友余立江，通过他找到北京医院的脑血管科主任秦绍森大夫，在那年8月初陪着他到医院去看了一次病，想帮助他消除或减轻思维和语言上的障碍。先前给他看病的陈大夫认为，脑血栓发病六小时内治疗有效，过了六小时已经没有太多办法，只能慢慢康复。而秦大夫则注意到了樊骏有房颤而未用过适当的药，容易导致血栓复发，但因樊骏同时患有痛风，只好约定一个多月后再住院治疗。我不知道樊骏年前这次大出血，跟平时的房颤有没有关系了。

半个世纪来和樊骏先生的接触与相处，使我感受到他为人的基本态度是：尽量要多为社会作点贡献，同时要少向社会伸手索取。作为学者，其具体途径当然是通过学术。在今天，樊骏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了，但是还有他，这是我们社会的幸运，希望这样的人能尽量多一些。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这种人生态度的形成，可能有三方面的因素或者说有三个来源：一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墨家仁爱精神的影响，那是无形地潜在地渗透在我们民族文化的血液里的。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革命的热血凝结成的，这也许就是朱寨先生有一次称樊骏为“非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理由。我个人认为，这种因素在樊骏身上也是存在的。三是青少年时代起所受到的基督教哲学的影响，这也许是樊骏所受的最深的影响。樊骏所上的麦伦中学，就是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我有个初中同学刘南治，也在这所中学上高中，我听他说到过学校在这方面进行的相当多的教育。樊骏的姐姐、姐夫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从与樊骏的交往中，我确实感到他深受基督教精神的濡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宗教称作“精神鸦片”，这是从启发群众革命觉悟的角度来说的。但我们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评估宗教，那就把宗教的社会作用简单化了。基督教义确实宣扬博爱，倡导忏悔，佛教甚至反对杀生，它们都提倡慈善事业，而且都是相当真诚、身体力行的。在樊骏身上，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宗教精神有其积极的方面。这是我的一点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