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事业（代序）
陆建德
模模糊糊地记得，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过道中或电梯上见过樊骏先生。但是，真正将他的面容看得真切的，是在两年前的遗体告别会上。那是一次文学教学与研究界悲伤的聚会，人们在含泪悼念一位出色的学者、亲爱的师长的同时，深惧他所象征的品质和工作态度会离我们远去。樊先生奖掖后进，培植正气，在学术评价上不徇私情，有一种近乎迂阔的真率。他的真率来自无我的精神。希望这样的精神永在。
一位19世纪的哲人说，只有那些不为自己谋取幸福而把心力用在别的追求上的人，才是幸福的。樊骏先生以无我之心投身于他所热爱的工作，他是一个幸福的人。想到这一点，追念他的时候，我们也感到一点快慰。樊骏先生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鞠躬尽瘁，绝无借此扬名的意思。在人文学术研究资金匮乏的时刻，他捐款设立现代文学学会的“王瑶学术奖”和文学所的“勤英文学研究奖”，条件是文学所必须为他保密。樊先生长期以来为社会和学术工作，举重若轻，自然而然，仿佛那是他的习惯，这一境界非有心做“好人好事”者所能企及。太史公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不能用于樊先生，因为他从来不会为了“名不称”而焦虑。欲称名于世者使他所从事的事业服务于自己，而樊骏先生将自己服务的对象看得远比自己重要。为此，我们向樊骏先生三鞠躬。
读了这本纪念文集里的文章，会对樊骏先生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我还想做点补充，稍微介绍一下他的中学经历。樊先生1944年9月到1949年7月就读于上海麦伦中学，该校原称麦伦书院，是英国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北伐成功后，在中国政府的干预下，学校取消了宗教方面的课程，但是保留了一些办学的特点，仍以服务社会、服务公众为重。说到麦伦中学，不能不提校长沈体兰先生。沈先生为麦伦订立了四项原则：树立高尚理想、养成社会意识、练习集团生活、实行公众服务。他是基督徒，热心捐助，更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希望学校能够“养成新国家公民，造就新人格青年”。麦伦中学的人格教育始终是在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前提下进行的。樊骏先生从麦伦所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
这样的办学理念淡出个人，强调利他，绝不会把读书作为改变个人和家庭社会地位的手段。樊骏先生一度喜欢上教堂，也能接受一些基督教教理，但是有人劝他受洗入教，却被他一笑拒绝。他在麦伦念高中的时候喜欢写诗，大约在1946年或1947年，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生命是一把火，
不断地替人类发射温暖与光芒。
有人说：“世界是如此黑暗，人情是多么冷酷。”
这是他自己熄灭了生命之火。
别怕木头会被燃烧，燃烧才能增加更大的火苗；
一块木头的毁灭，
光芒与温暖才能永远不绝。
樊先生少作里的“生命之火”是去我的，甚至是随时准备做出自我牺牲的。有了这样的生活态度，就不会悲悲切切，满腹牢骚。何其芳同志在延安写的诗《快乐的人们》里有这样的句子：“我们是一堆红红的火。”他笔下“快乐的人们”深入广阔的生活：
去过极寻常的日子，
去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
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
去以心发现心。何其芳：《生活是多么广阔》。
在麦伦中学念书的樊先生读过何其芳同志写于延安时期的这些诗吗？可能没有。但是从上面所引的这些诗行里，我们看得出，燃烧的木头和快乐的人们其实非常相像，他们都对人生与社会张开双臂。传统文学中不遇的诗人总是抱怨社会黑暗，自己太高洁，反而不为世所容。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唱着“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的调子，实际上是对“平凡的事物”闭上了眼睛，那样的态度不是熄灭“生命之火”，就是走向自我封闭。世界并不会因有这么一堆愁眉苦脸、自我欣赏的人而变得光明。
樊骏先生进北大的时候，正值新中国成立。对自己的祖国，樊先生有一颗拳拳之心。在现代作家里，樊先生研究得最多的是老舍，也许后者的温和宽厚与樊先生的性情比较相合。他多次强调，老舍1949年从美国回国，有其必然性。他曾引用老舍一篇文章，里面说到初冬时节轮船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老舍爱恋故土，刻骨铭心，回国是他必然的选择。樊骏先生跟老舍一样，对新中国满怀期待，欲以自己的燃烧给周围带来“光芒与温暖”，同时他又敏锐地感受到正在中国发生的历史变革。
历史变革的参与者总想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祖国发生的一切。1950年，学校曾组织学生到东长安街参加义务劳动，樊骏先生就奇怪，为什么北大校内有些倒塌的房子，断墙碎砖需要清理，大家视若无睹，反而挤到大街上凑热闹。他坦率发问：是不是非要报馆记者来采访、拍照、大事宣传了，大家才去劳动呢？也就是说，义务劳动不是形象工程，专门摆出样子来给人看的。
真正具有主人翁负责任的态度的人，才说得出这样的话来。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听取中肯的意见，要取得踏踏实实的进步就很难。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一度不能开明地对待这样的意见。樊骏先生在1957年的整风鸣放运动中，有些不合标准的言论，也在意料之中。为此他还被开除团籍。文学所党总支已在1978年对此事进行复查，认为当时开除团籍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改正。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樊先生依然故我，他身上的“生命之火”不会因为个人的境遇而熄灭。
樊先生1953年从北大一毕业就分配到文学研究所，由于他是单身，久久没有自己的住房。他长期住集体宿舍，在20世纪60年代，还以文学所的办公室为家，面北的书桌旁就是一张单人床，而他的八个书架正好用作影壁。樊先生在同辈研究人员中，算是藏书丰富的。一直到1980年左右，樊先生才分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于是这些图书跟着他也搬了家。近三十年我国文学事业兴旺发达，樊先生的私人藏书也在不断扩展。
樊先生去世后，他的弟弟樊绘曾先生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藏书捐献给文学所。为此，文学所在小会议室腾出地方，定制了一些书架，作为存放、陈列樊先生图书所用。文学系的贺嘉钰、程帅和刘玉静三位同学花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将这些图书整理、编目完毕，她们十分辛苦，脸上却透出喜悦，因为这项任务对于她们而言，是爱与崇敬的劳作。有位同事看到这些樊先生生前不时翻检的书籍，感到他的精神永在，不禁脱口而出：“樊骏先生又来上班了，还是住朝北的办公室！”目前这些书籍已经上架，只是它们摆放的位置不同于安贞桥书房，樊先生如要使用，恐怕还要耐心寻找。
文学所的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唐弢先生于1992年逝世后，樊骏先生曾撰文纪念。他说，唐弢先生未了的工作也就是下一辈的任务：“我们这些生者，面对这些未了的工作，除了遗憾，肩上还多了几分责任——共有的遗憾，本来就源于共同的事业，因此，也只有借助于共同的事业的不断发展，才得以逐步消解。”樊骏先生辞世后，我们这些生者也感到了类似的源于共同事业的遗憾与责任。相信文学所的同人会继承樊先生的精神遗产，真正推进几辈学人为我们奠定了基础的共同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