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代以前的倭寇活动

中国历代的外族入侵，主要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主，即使是国力强盛的汉唐，也屡屡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以致历朝把主要的防卫力量布置在北边一带，将阻遏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作为国家防卫的重点。而东南沿海一带，一直是海上天堑，“因山为垣，就海为濠”^[80]，社会晏安，生民乐业，既有鱼盐之饶，又有海舶之利，《浙江通志》说“盖晋汉之际于海收鱼盐之饶。晋唐以降，于海通番舶之利”^[81]。大约从宋代开始，来自海上的威胁因素增加，沿海一带开始设立防御设施，“宋时尝于明州招宝山抵陈钱壁下置十二水铺，以瞭望声息。然宋终始未尝罹倭患也”^[82]。当时的防海设施主要是防御蒙古军队从海上的侵袭，“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说”^[83]。实际上倭人“唐宋以来但修贡而不闻寇抄，中国亦加优恤，不为防御”^[84]。到了元代，以倭寇为主的海上威胁开始出现，如武宗至大元年（1308）“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85]，至正二十三年（1363）“八月丁酉朔，倭人寇蓬州……自十八年以来，倭人连寇濒海郡县”^[86]，等等。倭寇犯边的记载还见于别史，《闽中理学渊源考》记载：丘葵乃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因家在“海屿中”，“元时倭寇至其宅，他无所犯，惟取遗书以去”^[87]。其实早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日本商人已经露出亦商亦寇的面目：“（至元）二十九年（1292）……冬十月戊子朔……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恐有异图”^[88]。商船夹带武器甲仗，既可能作为自卫防身之用，也有可能用来持械抢夺，“伺机变为海盗”。再看看元朝初期的至元十九年（1282），“福建宣慰司获倭国谍者，有旨留之”^[89]，“元初常入寇，世祖谕之，不从”^[90]。显然从元朝建国初年开始，习惯于与宋朝和平交易的日本商人已经开始对元朝统治区域展开刺探工作，即便是要求互市，也准备了武器甲仗，伺机掠夺。这种转变的大背景是元朝初年的两次征日战争。清人蔡方炳说：“迨元初，范文虎之师败于日本，狡焉启疆，斯肇焉。”^[91]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朝廷命“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92]。至元十八年（1281），“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万人征日本”，元军至日本沿海后，恰遇台风，“暴风破舟”而败还^[93]。《明史》“列传·日本”说：

惟元世祖数遣使赵良弼，招之不至，乃命忻都、范文虎等帅舟师十万征之，至五龙山遭暴风，军尽没。后屡招不至，终元世未相通也^[94]。

两次征日战争，对长期以来和平交往的中日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前的遣唐使、遣宋使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亦商亦寇的倭船。相应的，元朝廷也在沿海重要港口、江口设置机构，部署军队，以防备海道。至元十八年（1281）“金州等处置镇边万户府，以控制日本”，“敕征日本回军后至者，分戍沿海”^[95]。至元二十九年（1292）“诏立（庆元）都元帅府，令哈剌带将之，以防海道”^[96]。成宗大德六年（1302）冬十月，“改浙东宣慰司为宣慰司都元帅府，徙治庆元，镇遏海道”^[97]。大德八年（1304）“夏四月，置千户所戍定海，以防岁至倭船”^[98]。为了加强对倭人来华交易互市的管理，朝廷还专门派遣官员监管：延祐四年（1317）十二月“江浙行省遣左右司都事王克敬往四明监倭人互市”^[99]，等等。

鉴于倭商焚掠之事时有发生，而沿海兵力不足，朝廷便抽调内地军力充实沿海，作为边海防卫：至元十八年（1281）“敕征日本回军后至者，分戍沿海”^[100]。成宗大德八年（1304）二月，“以江南海口军少，调蕲县王万户翼汉军一百人、宁万户翼汉军一百人、新附军三百人守庆元，自乃颜来者蒙古军三百人守定海”^[101]。武宗至大二年（1309）七月，“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江浙省言，请以庆元、台州沿海万户府新附军往陆路镇守，以蕲县、宿州两万户府陆路汉军移就沿海屯镇。臣等议……莫若从宜于水路沿海万户府新附军三分取一，与陆路蕲县万户府汉军相参镇守’，从之”^[102]。可见当时为了沿海的防卫，曾经抽调了相当部分的内地军兵来加强沿海军力。“元氏之末，倭人航海钞掠国家，设立水寨，分布卫所以卫兆民”^[103]。

由于倭船来时多以商船面目出现，一旦窥得沿海兵力不严，便伺机作乱，焚烧抢掠无恶不作，故被动性的防备确有难以周全之处，于是，元代武宗时期，也曾一度撤销对海外交易的市舶司，禁止与外番经商，实施海禁：“至大四年（1311）罢之（市舶提举司），禁下番船只”；也加强了对倭寇的警备，“倭商有庆等抵庆元贸易，以金铠甲为献，命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备之”^[104]。此后不久又恢复了市舶司，但海禁仍旧施行：延祐元年（1314）“复立市舶提举司，仍禁人下蕃……至治二年（1322），复立泉州、庆元、广东三处提举司，申严市舶之禁”^[105]。恢复市舶后，由于加强了对倭商的监管，使倭商来互市时“无敢哗”，史书记载说：“江浙行省遣左右司都事王克敬往四明监倭人互市。先是往监者惧外夷情叵测，必严兵自卫，如待大敌，克敬至，悉去之，抚以恩意，皆帖然，无敢哗”^[106]。

由于元代在征日失败后，即在沿海一带设置机构，加强布防，抽调内地万户府充实海防力量，沿海防卫逐渐加强，再加上倭人入寇多以小股海盗为主，海防严备则不容易得逞。故“宋元以来，倭夷衰弱不足为患”，使得终元一代，“盗贼不敢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