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殊的区域位置
浙江位于我国东部沿海的中端，北接吴会，南连闽粤，地理位置突出；沿海一带岛屿密布，港汊众多，拥有许多天然良港，历史上一直都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基地。唐宋以来，在宁波设立市舶司，专门负责对外邦的贸易。“浙居天下首藩，内为国家财赋之奥区，外为倭夷出入之重地”[2]。到了明代，市舶司的区域位置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分，位于明州的市舶司专门负责处理日本的贡市贸易，使浙东的位置变得非常特殊，《续文献通考》说：“市舶初设太仓黄渡，寻改设于福建、浙江、广东……”[3]《明史》说：“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4]由于明州的市舶司主要负责对日本的贡市贸易，使两浙一带逐渐成为日本商人的首要交易区域，由此也容易成为倭寇为患的重灾区。“两浙负海而都，岛夷之来最为切近，故设险要焉”[5]。而宁波更是首当其冲：“若倭夷奉珍入贡，则风帆直至宁波，突至倏来，黠诈叵测，先事而备，其在定海乎。”[6]由于倭寇来去方便，使得两浙遭受倭患最为频繁，被倭寇侵犯也最为严重，“倭寇连年侵犯中国，盖南自闽浙、北至登莱，皆被其害；而江南苏松杭嘉等府，田赋甲于天下……今皆屡经劫掠焚烧之祸”[7]。《筹海图编》说“自倭奴入寇东南，惟浙为最甚。浙受祸，惟宁台温为最甚”[8]，即概括地说明了浙江当时遭受倭患的情况。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说：“自王直倡乱，被祸莫甚于浙江”[9]，时人钱薇说：“吾闻倭之寇浙屡矣，故国初遣信国汤公筑登莱至浙沿海盖五十九城”[10]，也是持相似观点。近世学者翦伯赞也有类似判断：“倭寇之患……以浙江、福建受祸为最深。”[11]查《明实录》，其中记载洪武、永乐年间倭寇入犯事例，涉及浙江的最多，为16起，其次为山东9起，广东6起，南直隶6起，福建5起[12]。郑晓《今言》说：
洪武年间，倭奴数寇东南傍海州县，其时浙江一省，既遣信国公汤和筑城，又遣魏国公徐辉祖、安陆侯吴杰练兵，又遣都督商暠、杨文、刘德出战，又遣都督于显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谋臣宿将，尤且迟之数年，未得宁息。[13]
浙江受祸最重的原因之一，即是所谓贡道所在，“浙江宁、绍、台、温，地滨大海，宴倭夷入贡之涂，盗贼出没之薮”[14]，嘉靖初任兵部尚书的张时彻说：“浙东郡邑率薄海隅，与岛夷为邻，且贡道所经，于入寇最迩”[15]。《明史》说“日本地与闽相值，而浙之招宝关其贡道在焉，故浙、闽为最冲”[16]。宁波古称鄮县，其名称也与海外贸易的传统有关：宝庆《四明志》说“古鄮县乃取贸易之义……南通闽广，东接倭人，北距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溢”[17]。雍正《浙江通志》说，宁波“东出镇海，大洋辽阔。南连闽粤，西通吴会，舟山突起中洲，延袤四百余里，控扼日本诸蕃，厥惟咽喉之地”[18]。突出的地理位置，传统的中日贸易渠道，使得浙东区域成为倭人东来的首选之地。“江南控扼在崇明，浙东控扼在舟山……以障蔽浙直门户”[19]。《郑开阳杂著》说：“始倭之通中国也，实自辽东；由六朝及今，乃从南道浮海，率自温州、宁波以入。”[20]按照当时人的看法，日本地望与浙东相对，所谓“与会稽临海相望”，这种会稽与日本隔海相望的观点来源较早，《后汉书》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21]，陈寿《三国志》也说“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22]。东冶即福建福州一带，当时的会稽包括浙东及福建区域。明代学者也都有类似观点：“日本在东海中……度皆与会稽临海相望”[23]。“倭之界，与明越诸州相值”[24]。“吾浙地滨大海，与倭为邻”[25]。因此，明代初期把宁波作为专门交通日本的市舶司所在地，是符合当时人的地域概念的。
从当时的相关记载来看，从日本渡海而来，到浙东一带非常便捷，春天东风劲，很快就能到达：“春时东风便帆，直抵宁波境为便”[26]。一般从日本出发，多从五岛开洋，漂洋过海，五天左右即可到达浙江沿海港口，“风东北迅，自彼入此，约可四五日程”[27]。所谓五岛者，即现在日本长崎县外海的五岛列岛，“西境尽处边海之地有五山相错而生，总名五岛，即今之长崎设土库之处”，从五岛出发“顺风五六日可抵江浙之陈钱壁下洋面”[28]。“倭奴入寇，自彼黑水大洋，舟行一二日抵天堂山；复一二日渡官绿水抵陈钱、壁下”[29]。《虔台倭纂》说：“贡使之来，必由博德开洋，历五岛而入中国。”[30]明代人对当时日本来华的路线有明确的记录，从日本萨摩洲的博德出发，经过五岛至天堂官渡水，根据风向变化，如果东北风多，则至乌沙门分别行进，有的倭船过韭山、海闸门，进而侵犯温州一带；有的倭船由舟山之南翼，进而侵犯定海一带；有的经过大猫洋，进入金塘、蛟门，进犯象山、奉化一带；或由东而西入奉化湖头渡，并借此进犯昌国；入石蒲关，则进犯台州一带，并进犯桃渚港、海门港、松门港等。如果正东风多，则至李西岙、壁下、陈钱分别行进，倭船经由洋山之南翼，侵犯临山、观山一带，并进而侵犯府城钱塘[31]。贡船自开洋而来，首先看到的是舟山外洋的陈钱、马迹、大衢、殿前洋山诸岛，称为“四山”，倭船必依次停船驻泊，以补充淡水、柴火等，“始至陈钱必泊，次泊马迹，次泊大衢，次泊殿前洋山，若驿传驻跸然”，“自倭东南而来，望中惟此四山，相去各一二日程”[32]。“其来也，自五岛开洋冲冒风涛，困眩精神者数日，至下八、陈钱，而始少憩，然孤悬外海，旷野萧条，必更历数潮，泊普陀乌沙门之类，而后得觇我兵虚实，以为进止”[33]。总兵俞大猷也说：“倭自彼岛入寇，遇正东风，经茶山，入江以犯直隶……遇东北风必由下八山、陈钱、清水、马迹、蒲岙、丁屿、长途、衢山、普陀、马墓等岙经过，然后北犯金陵、西南犯浙江”[34]，显然，倭船从日本出来，都要经过舟山群岛外缘的陈钱、马迹、大衢、殿前洋山诸岛，然后选择转变方向，或进浙江，或攻南直隶。由于历史上舟山属于宁波府管辖，宁波与舟山海陆毗连，明代设在宁波的市舶司就此专门管理“通日本”的事务，使浙东成为倭商的首选登陆之地。实际上早在南宋时，日本入贡也是走此线路，“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记载了日本僧人奝然入贡归国时所写的诗：“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35]，从浙东回到日本沿岸需要约一个月的时间，这行程不算快。按照明代人的说法，从浙东返回，顺风的话四五日即可到达：“而西南风迅，自此至彼亦约四五日日程”[36]。
明代时倭商船队乘风而来，在浙东一带依次云集，而浙东沿海密布的岛屿也由此成为倭寇“少憩”、结巢的理想场所，“未有不念此为可巢者”[37]。如舟山的塘头、螺门一带“逐利者常于此处勾引盗艘”；“梅家墩直对曹山大洋，倭奴曾经入据”；岑江、干榄“嘉靖时王直辈曾自岑江登岸，窃据芦花岙结巢”[38]。明代初年曾在舟山设昌国卫，屯兵戍守。到了洪武二十年（1387），信国公汤和经营浙江海防，考虑到舟山诸岛孤悬于外，一旦有战事，老百姓孤立无援，于是把舟山一带的百姓迁徙到了大陆，“以其民孤悬，徙之内地”[39]，并把昌国卫也迁至象山，只在舟山设立二千户所，“信国公徙卫于象山县之东，存中中、中左两千户所，属定海卫；革县，存民五百余户，属定海县（今宁波镇海区）”[40]。由于昌国卫内迁到象山，使舟山的守备兵力大幅减少，防卫力量顿显单薄，实际上是基本放弃了对舟山等沿海岛屿的控制，“迁徙其民，勒石厉禁”[41]，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既有“五谷之饶”又有“鱼盐之利”的舟山诸岛，逐渐成了倭寇长途奔袭后的绝佳休整场所，一旦环境适合，倭寇就会在舟山诸岛建立据点，并以此为跳板，对两浙内陆展开侵掠。这种情况在明代早期军力鼎盛、沿海防卫比较完善的情况下还不太容易发生，到了明中晚期，沿海兵备逐渐松弛，其祸害就不断凸显出来，嘉靖年间的东南倭患就是如此。故后来的论者多认为放弃舟山是明初海防的一大失误，“议者指为失策”[42]，“信国废昌国故县而内徙之，恐是千虑之一失”[43]。有的从经济角度考虑“荒山起税，获利不多。即以万顷计之，不过万石”，所以认为放弃百姓屯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鉴于嘉靖的倭患，后期的学者显然更有清晰的判断：“大都海外绝岛，当计其要害，不当计其小利。如地所必争，虽无所利，犹当守之。况有屯田之利乎”[44]。《舟山防御论》也说：舟山“其地则故县治也，其中为里者四，为岙者八十三，五谷之饶，鱼盐之利，可以食数万众，不待取给于外”[45]，把这样富饶的海岛放弃，无疑对外来的盗寇势力提供了栖息、中转的场所，实际上如前所述，倭寇开洋而来，进入两浙内陆之前，舟山诸岛屿是必经之路，“乃倭寇贡道之所必由，寇至浙洋，未有不念此为可巢者”，虽然汤和在舟山设置了二千户所，但由于舟山范围很大，四面环海，倭寇船只无处不可登泊，仅仅依靠上述的兵力是不足以完成防御任务的，“设乘昏雾之间，假风潮之顺袭至，舟山海大，而哨船不多，岂能必御之乎？”[46]天启《舟山志》说“舟山周围皆海，贼舟无处不可登崖。而东之沈家门切近乌沙门，去普陀不远，一望海洋，浩淼无际，岛夷相连。嘉靖乙卯夏，倭船百余只突犯普陀而入据之。遂致东陲鼎沸，及征兵七省，费金钱四十余万，幸而扑灭”[47]。显然，舟山作为外海的战略要地，简单地实施清野之策，不做重点防御，给外来的盗寇势力留下了运作为患的场所，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
倭寇东来，一般选择在每年的清明之后，因为这时候多吹东北风，风向比较稳定，有利于倭船海上航行。而清明之前的风向多变，不利于行舟，“浙海二千余里，何处不可登。三、四两月，何日不可到”[48]。五月以后，南风渐生，从北而南来的倭船航行不易，倒是利于倭人返回。重阳以后，偶尔刮东北风，但十月以后，以西北风较多，也不利于倭船行舟。所以，一年之中，三月、四月、五月风向东北，是倭船多来的季节，也是所谓防海备倭之“大汛”，需要重点加以戒备提防；而九月、十月也有刮东北风的时候，是所谓防海的“小汛”，也需要多加防备。其他时节倭船航行不便，故较少东来。而一旦倭寇占据沿海岛屿，其侵扰不分季节，所以，对沿海岛屿的占领、防卫其实最为重要[49]。
《虔台倭纂》说：“夫浙东地形突出海中，固为贼所必犯；浙西虽涉里海，而豪华财帛之府，尤为贼所垂涎。”[50]显然，除了两浙比较突出的地理位置，其富庶的经济、遐迩闻名的财富，也成了倭寇屡屡进犯、劫掠的主要原因：“吴越为天下财赋之源，国初建都金陵，盖倚两浙为左辅”[51]。“浙居天下首藩，内为国家财赋之奥区，外为倭夷出入之重地”[52]。有明一代，两浙一带经济延续宋元以来的发展势头，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与财富之区[53]，“东南财赋之薮，岁漕之所入，常以一郡当天下之半。地大物阜，号为殷富”[54]。国家财富之区、众多的殷实之家，自然引来了倭寇的“垂涎”。当时的两浙一带，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相较于中原一带连年战乱、民生凋零而言尤为突出，据《续文献通考》记载，洪武初全国人口“户总计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口总计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口”，而浙江布政司即有“户：二百一十三万八千二百二十五户，口：一千四十八万七千五百六十七口”，户籍数与人口数几乎占到全国的六分之一。到了明代中期的弘治时期，人口数量有所下降，但也占到十分之一：弘治中，十三布政司并直隶府州造册户口总数“户一千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户，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口”，而浙江布政司有“户一百五十万三千一百二十四户，口五百三十万五千八百四十三口”[55]。当时两浙一带每年上缴田赋数额也是最多的，时人指出：“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56]。“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松、常，此六府者又居东南之六分”[57]。都御史郑晓言：“江南苏松杭嘉等府，田赋甲于天下”[58]；“今之南京并苏、杭、嘉、湖等府，即古吴越之境，租税之出数倍于他州，而绮纨锦绣之贡岁有常额，上供六宫之用，下充四夷之赏”[59]。从相关记载来看，当时的各布政司中浙江的田赋数额一直是最多的，如洪武时期全国“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四百五十石”，其中浙江布政司“秋粮米二百六十六万七千二百七石”[60]，达到了十居其一。由于对圩田的重视，使得江南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也使得农作物的收成大大提高。两浙人民又以勤勉刻苦著称，即使倭寇为患也不误农桑：“江南贼情猖獗近如退敛，江东浙西所在农耕如故”[61]；“倭奴在前，耘莳在后；宁罹锋镝，不肯罢其生理”[62]。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达。两浙素以盛产丝绸著名，“机杼之利，日生万金”[63]。其中以杭州、苏州、湖州等地的丝织业最为兴盛，“桑麻遍野，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也。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64]。四方商贾云集，也刺激了两浙的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催生了一大批因商而致富达的豪族大户。其实早在明代初期，两浙一带即以富室大户多而著名，《太祖实录》说：“惟浙西多富民巨室，以苏州一府计之，民岁输粮一百石已上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户，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户，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户，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户，计五百五十四户岁输粮十五万一百八十四石”[65]，这些富户的田赋数额，竟然超过了当时周围许多州府的输粮额度，如安庆府秋粮米一十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石，徐州府秋粮米七万九千三百四十石，庐州府秋粮米七万五千三百六十石，池州府秋粮米一十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五石，徽州府秋粮米一十一万六千六百五十四石[66]，等等。上述诸府都低于“输粮十五万石”的众大户水平，可见这些巨室大户的经济实力。同时，城乡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一些工商业集镇应运而生，余杭塘栖镇“出丝之多，甲于一邑”，“官舫运艘，商旅之舶，日夜联络不绝”[67]；嘉兴的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者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新城镇“男务居贾，与时逐利；女攻纺织”；濮院镇“民务织丝纻……亦业农贾，商旅辐辏”[68]；“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负赀云集”，“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锦帛千计，远方大贾携橐而至”[69]；湖州的南浔、菱湖，桐乡的乌镇，德清的新市等都以产丝著名，兼以织绸，“商贾四集，财富所出，甲于一郡”。这些经济发达的集镇、遐迩闻名的财富所在也成了倭寇劫掠的目标，“商贾辐辏，财货堆集；所在繁华，易以诲盗”[70]；“今江南财赋渊薮，民多散居田里，如直之罗店闵行、浙之塘西硖石等处，廛宅连云，可当近边二三县，缘无藩垣屏翰之备，以故贼一突至，长驱深入，如履无人之境”[71]。“新到……倭贼约有万余计，称略待伤者平复，齐赴杭州抢掠”[72]。当时人认为，倭寇之所以在两浙一带持续泛滥，主要是觊觎这里的财富：“贼之所欲者，宜莫如浙”[73]。嘉靖三十二年（1553）以后，倭寇占据浙西的川沙洼、柘林、乍浦一带，并以此为据点，劫掠浙西区域，嘉兴、苏州一带，王江泾、乌镇、塘栖、硖石以及昆山、平湖等地都被洗劫，倭寇尤其对富家大户重点劫掠：“贼入，以素所闻二大姓，尽掠其财而去”[74]；“体知某处单弱、某家殷富，或冐夜窃发，或乘间突至”[75]。每到一地，先“预籍”当地富室大户，然后“执民导至富家遍掠”[76]；“预籍富室姓名，而次第取之”[77]；只要是富庶人家，其家中积年所藏多被倭寇劫掠一空，“村镇有名之家，无不发其盖藏”[78]。倭寇连富家大户的冢墓也不放过：“贼侦近郊冢墓为乡宦富室者，则发其棺舁至城下，而俾之赎”[79]。而浙东诸县同样未能幸免，宁绍温台屡被焚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