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代初期的倭寇活动
“吴越之间，考传记以来，海寇为患绝少。国初时亦由方谷珍、张士诚残党窜入岛中，因而煽诱倭奴，相与为乱”[107]。天启《海盐县图经》也说：“国家初平，海内所歼灭群雄方若张皆在海上，故部党逋诛不能出者、则窜而之海岛，就群倭入寇掠，以故警之发乃在开国时”[108]。明代建国以来，来自海上的威胁越来越频繁。以倭寇为主的海上盗寇势力开始频繁侵扰东南沿海一带，严重影响到东南沿海的社会经济，明太祖曾说“东夷固非北胡腹心之患，亦犹蚊虫警寤，自觉不宁”[109]。倭寇虽然多小股活动，单船只艘，对国家防卫危害不大，而对于地方而言，倭寇侵掠城池、烧杀百姓，却是一场场深重的灾难。从明初开始，倭寇侵犯浙江的事件几乎年年都有，对于刚经历元末战争祸乱的沿海百姓而言，又增加了新的创伤。从相关记载来看，明初浙江最早的倭患记录是在洪武二年：“洪武二年，倭犯温州中界山，永嘉、玉环诸处皆被剽掠”[110]。
成书于嘉靖后期的郑若曾《筹海图编》“浙江倭变纪”记录了上述事例，此事虽不见于《太祖实录》，但万历《温州府志》“兵戎”有相同记载：“洪武二年三月，寇苏州之崇明、太仓……五月，复寇温州中界山、玉环诸处”[111]。中界山、永嘉、玉环三地当时都属于温州，其中，中界山、玉环是海岛，《大清一统志》说：“中界山在永嘉县东三百里海中……旧有中界山巡司戍守”[112]，倭寇先侵犯偏处海中的中界山，随后进犯永嘉县及靠近大陆的玉环岛。这是明代倭寇犯浙的最早记录。此后，倭寇进犯浙江的记录几乎每年都有，到了洪武晚期、永乐年间才逐渐减少。
洪武三年（1370）六月，“倭夷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113]。
洪武四年（1371），“有海民沈保童用竹筏载倭，登略海盐”[114]。
洪武五年（1372）五月，侵犯海盐澉浦，“杀掠人民”[115]。
洪武五年（1372）八月，“明州卫指挥佥事张亿率兵讨倭寇，中流矢卒”[116]。
洪武六年（1373）六月，“台州卫兵出海捕倭，获倭夷七十四人、船二艘，追还被掠男女四人”[117]。
洪武七年（1374），倭寇侵扰海边，靖海侯吴桢率领水师船队一路追剿到琉球洋，斩获甚众，抓获的俘虏器械等都解送到京师[118]。
洪武十六年（1383）六月，有倭船一十八只，围攻平阳金乡的小濩寨，小濩在海边，靠近蒲门千户所，西面临海，背面依山，地势险要。守寨官兵依靠地形优势击退了倭寇[119]。
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月，“浙江定海千户所总旗王信等九人擒杀倭贼，并获其器仗”。同月，倭寇在台州登岸，劫杀巡检等[120]。
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倭人由舟山的穿山浦登岸，一路杀掠，沿途抢掠百姓财物，致七十余人伤亡[121]。
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黄岩海盗张阿马，引倭寇自水桶澳登岸，劫掠沿海居民，恰遇杭州运送军粮的兵船经过此地，百户长孔希贤率领士兵上岸与战，由于倭寇有当地海盗指引，熟悉当地环境，作为客兵的杭州饷运军士渐处于劣势，最后不慎战败，兵船等皆被倭寇抢夺[122]。
洪武“二十六年（1393）八月，夷船一只寇小尖亭”。到了第二年，倭寇再来，以倭船九只围攻小尖亭[123]。
洪武二十六年（1393），倭寇进攻温州金乡卫[124]。
洪武二十八年（1395），倭寇进犯乐清茅岘[125]。
洪武三十一年（1398）正月，倭贼二千余人、船三十余艘入寇海澳寨，楚门千户所千户王斌、千户所镇抚袁润等率领官兵据城守御，进行顽强抵抗，但由于倭寇人数众多，兵力方面占优，最终力不能胜，千户王斌等皆战死[126]。
建文三年（1401）九月，倭登岸剽掠宁波象山县钱仓所，千户易绍密令游兵间道焚贼舟，贼惊觉，返回与绍宗等格战，随后败退，绍宗等追至海滩，手刃数十贼，后陷泥淖中，遂被害[127]。
同月，倭夷船队六只，侵犯乐清蒲歧千户所周围的茅砚山、永东、黄花等处[128]。
永乐二年（1404）四月，倭船十一艘侵犯宁波穿山千户所，百户长马飞兴阵亡。不久又进犯苏州、松江等地[129]。
永乐四年（1406）平江伯陈瑄督领海运船队，与倭寇在沙门岛附近海域相遇，陈瑄率领官军船队一路追击至朝鲜洋，“尽焚其舟，斩获无算”[130]。
永乐九年（1411）倭寇松门、金乡等处[131]。
“永乐九年以后……寇松门、寇沙园诸处者不绝”[132]。
永乐十一年（1413）倭犯沙园千户所，温州卫左千户所副千户沈忠率军对敌，以兵寡不支遇难[133]。
永乐十五年（1417）倭寇进犯乐清[134]。
永乐二十年（1422）“寇浙东，朱亮祖、徐忠击败之”[135]。
永乐二十二年（1424）“寇象山”[136]。嘉靖《宁波府志》记载：“二十二年寇象山，县丞宋贞持竿击贼而死，教谕蔡海骂贼而死”[137]。
由于倭寇多属流寇，来无规律，去无踪影，既难以捕捉，也较难防御，“倭夷鼠伏海岛，因风之便以肆侵掠。其来如奔狼，其去若惊鸟；来或莫知，去不易捕”[138]。多数情况下倭寇以登岸袭击平民、抢劫财物为主，一旦倭寇势力较大，他们也会袭击兵寨，如洪武十六年倭船十八只围攻平阳金乡的小濩寨，洪武三十一年倭贼二千余人、船三十余艘入寇温州玉环的海澳寨，等等。
对于日渐严重的倭患，官军也不是一味死守，朝廷多次命令沿海水军出海巡倭，搜捕沿海倭寇，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洪武五年（1372）六月，朝廷任命羽林卫指挥使毛骧、于显及指挥同知袁义等带领兵船，捕逐苏、松、温、台濒海的倭寇，指挥使毛骧在温州下湖山遭遇倭船，战而胜之，倭寇随后北逃，官军追至石塘大洋，获倭船十二艘，生擒一百三十余人，缴获了倭弓等兵器。由于倭船多为小型船只，官军兵船较大，海战时官军往往利用船大的优势冲撞倭船，常能战而胜之，《太祖实录》说：“若倭夷之来，则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战不能敌，欲退不可走”[139]。由此朝廷多次命沿海卫所建造军船，以供防倭之用，如洪武五年（1372）八月“甲申，诏浙江、福建濒海九卫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御倭寇”；洪武六年二月“令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添进多橹快舡”；洪武八年“四月庚寅朔，丙申，命靖宁侯叶升巡行温、台、福、兴、漳、泉、潮州等卫，督造防倭海船”[140]。装备了“海舟”“多橹快舡”的官军“大船薄之，快船逐之”，使得对倭寇的海上剿捕往往取得成效，洪武七年（1374），靖海侯吴桢率领水师与倭相遇，一路追到琉球洋，斩获甚众。洪武六年六月，台州卫兵船出海捕倭，抓获倭夷七十四人、倭船二艘。
虽然主动性的出击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来去无踪的倭寇仍旧避开海上官军，频频登陆，入犯浙江。据后世学者判断，明初在军力鼎盛的前提下，倭寇犯边事例仍旧频频发生，恐怕与当时两浙乃至东南一带的环境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元末明初战争中，战败的方国珍、张士诚等残余部队退入沿海岛屿，据岛为寇，勾引日人结为势力，“纤岛倭入寇”，侵扰江浙沿海一带，可能是倭患频仍的主要原因：
《皇明四夷考》：“初，方国珍据温、台、处，张士诚据宁、绍、杭、嘉、苏、松、通、泰，诸郡皆在海上，方、张既降灭，诸贼强豪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141]。
《靖海纪略》：“国初既降张士诚、灭方国珍，其余烬亡入海者，每诱岛夷入寇”[142]。
《明史》：“明兴，高皇帝即位，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又说：“时国珍及张士诚余众多窜岛屿间，勾倭为寇”[143]。
《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诸豪亡命海岛，纠倭入寇”[144]。
嘉靖时人茅坤：“国初时，由方谷珍、张士诚残党窜入岛中，因而煽诱倭奴，相与为乱”[145]。
方国珍、张士诚都属于元末时期义军的首领，其中，方国珍是诸豪强中举事最早的：“方国珍已先起海上”[146]。在元末的群雄兼并战争中，作为后辈的朱元璋异军突起，推翻了蒙元的统治，并击败兼并了方国珍、张士诚等的割据势力，而方、张原来的部下多是在沿海一带“讨生活”的，世以浮海贩盐为业，这些人过惯了山大王式的生活，其中多有不认可新主的，便重操旧业，遁入海岛当起了海寇，时与倭寇相勾结，重新干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另外，舟山诸岛原来的居民也“纠倭入寇”：“国初，定海之外，秀、岱、兰、剑、金塘五山争利，内相仇杀，外连倭夷，岁连边患”[147]。除了上述因素，其他的濒海草寇、海盗也勾引倭寇，据为同伙。《太祖实录》记载有类似事例：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癸酉，海盗张阿马，引倭夷入寇……阿马者，台州黄岩县无赖民，当潜入倭国，导其群党至海边剽掠，边海之人甚患之。至是复引其众，自水桶澳登，欲劫掠居人，遇杭州饷运百户孔希贤，与战，不胜而死，兵船皆为所掠”[148]。天启《海盐县图经》也记录了类似事件：“洪武四年，有海民沈保童用竹筏载倭，登略海盐”[149]。
以倭寇为主的沿海盗寇的频繁入侵，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一方面，朝廷派遣使者诏谕周边藩国，令其约束；另一方面则从自身防务抓起，整饬沿海一带的兵卫建设，加强沿海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