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民主化趋势初步凸显的必然性
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诉求，民主化则是追求实现民主的过程。实现政治民主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我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需要加快民主化进程以推动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换言之，民主化对于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而言，是不可回避的，也是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它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更关系到中国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主是化解社会风险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民主的方式可以让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充分的利益博弈，释放社会压力，使矛盾遏制于萌芽状态，从而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经济的发展，使人们产生了要求分享国家决策权的意向，也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民主价值观念的提升。[43]
一 现代经济获得巨大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巨大成功，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巨大转变，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为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条件。
（一）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余载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也将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健全。首先，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积极推进，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不断增强。其次，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再次，在我国，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决定，目前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比重已分别达到95.6%和92.4%。最后，我国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部门间协调机制逐步形成，计划规划、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协同作用明显增强，调控方式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调控手段实现了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主要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的转变。[44]
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为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竞争的原则和精神，必然要求政治领域中的自由、平等、竞争的原则和精神；其次，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一个复杂多样的经济体系，而这是集权的政治体制所难以驾驭的，只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复杂体系；最后，市场经济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有利于民主化的实现。[45]
（二）促使了社会财富的增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获得巨大成功，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这就为民主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条件。
首先，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我国的经济总量呈现出加速扩张态势。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至47.1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为10%左右（见图2-1）。
图2-1 1978～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
其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在成倍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11年的35083元（见图2-2），扣除价格因素，2011年是1978年的近100倍，年均增长10%以上。一定的经济福利是民主化重要的物质条件。若社会基础阶层群体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疲于生活，无心顾及民主的参与，也即公众参与缺乏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为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图2-2 1978～201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最后，国家财力不断增强。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也带来了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加。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仅为1132亿元，到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达到51322亿元，年均增长约14.1%。[46]另据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共计103740亿元，首次突破10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0639亿元，增长24.8%（见图2-3）。[47]财力的增加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也为中国的民主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如李普塞特指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48]相反，国家越贫穷，人们生活水平越低，不但人们无心顾及政治，而且很容易导致政治上的裙带关系，这往往不利于民主国家所需要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李普塞特还进一步指出：“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在富裕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上的公民相对较少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而在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政治（少数上层分子的独裁统治），要么导致暴政（以民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49]也就是说，社会普遍富裕程度是决定一个社会能否发展和维持民主制度的关键。
图2-3 1978～2011年国家财政收入状况
（三）促进了教育水平的提高
研究民主问题的学者普遍认为，一个国家教育普及的程度（常用成人识字率来衡量）和教育发达的程度（常用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入学率来衡量）是影响其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对民主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50]经济发展与教育水平两者之间是紧密相关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推动教育的发展，提高人们的教育文化水平；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助于促进人们民主和权利意识的提高。对此，李普塞特指出：“一个人教育水平越高，他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实践；国家总人口的教育水平越高，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虽不能说高水平的教育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但证据显示，它近乎是民主的必要条件。”[51]例如在选举的时候，教育文化水平高的选民就更能作出合理的选择，更能理性地分析选举中出现的各种情况。虽然教育不能把个体的人都培育成良好的公民，但它至少会更容易使人成为良好的公民。
同时，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会不断使得人们的需求增多，从而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各种政治生活和参与到其中来。“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媒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而在缺少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52]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8年，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基础教育，同时也适度发展高等教育。文盲率由1964年的33.58%下降到1982年的22.81%；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义务、高等、职业等教育方式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首先，我国普通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从学生绝对数量上看，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16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9%。1978～2011年累计毕业普通本、专科毕业生近5000万人，研究生近300万人。其次，我国的各种教育普及程度明显提高，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9%，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4%，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100.1%，全国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9.79%。2011年，高中阶段（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为4686.11万人，比上年增加9.28万人。最后，适应我国经济发展进程要求的职业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2011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2205.33万人，每年有超过500万名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53]
（四）经济发展培育了初步成熟的现代公民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民主主体的成熟。这种成熟主要表现为公民的民主权利意识的凸显、政治参与能力的增强等，而这些又是衡量政治体系民主化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1.民主权利意识的增强
市场经济是以承认主体的物质利益为前提的，它崇尚公平竞争、协商、自由、法治等精神，具有孕育人们民主权利意识的天然优势，它是“一切狂热的激情的敌人。商业爱温和，喜欢妥协，竭力避免激怒人。它能忍耐，有柔性，委曲婉转，除非万不得已决不采取极端的手段。商业使人各自独立而重视自己的个人的价值，使人愿意自己处理自己的工作，教导人学会成功之道”。[54]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这种天然优势符合现代民主应有的价值内涵。我国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人们的平等意识、自由意识、契约意识、自主意识、妥协精神得到了增强，克服了计划经济所造成的人身依附和从属心理。人们主动进取、顽强竞争，也逐渐具备了基本的民主习惯、民主性格。他们学会了沟通协商和互相尊重，寻求解决矛盾和冲突依靠的是制度程序而不是非制度方式。这一切都为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从整体上提高了公民的政治素质和政治参与能力。而如果缺乏具有主动积极性和奋发进取精神的民主主体的存在，任何性质的民主政治的产生、发展和巩固都是不可想象的。[55]
2.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
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参与意识大大增强，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并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也努力寻求各种渠道进行利益表达和维护自身的权利，这些都促进了我国民主化的推进。对于人们这种需求的变化，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H.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他认为，人有一系列复杂的需求，这些需求有五个层次，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并认为人的需求遵循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有足够的活力驱动。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各阶层中，私营企业主参与意识的增强表现尤为明显。一直以来，由于其社会属性问题没有得到确定，私营企业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导致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冷漠。而随着我国把私营企业主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56]关于私营企业主社会属性问题的争议得到了有效解决，使得私营企业主的政治热情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开始寻求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一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私营企业主比例越来越大。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的“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先后开展的8次调查显示，入党的私营企业主所占比例呈现逐步递增趋势，1993年私营企业主党员比例为12.9%；到2002年，首次突破20%，达到26.2%；2006年达到32.3%；2009年我国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私营企业主中的共产党员比重达33.5%。[57]有关部门曾在江苏常州展开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民营、私营企业主当中，有意愿加入共产党的占34.86%。[58]二是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私营企业主被选为县以上人大代表的全国有9000多人，被推荐为县级以上政协委员的全国有3万多人。[59]据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28.8%的私营企业主认为“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为迫切。[60]其他各地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出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热情。在常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认为参政“非常必要，现阶段还很不足，必须大力推进和改善”者，占84.06%，只有15.94%的被调查者认为“新的社会阶层参政在目前不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将来是必要的”。在深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只有19%的人认为自己参政渠道“畅通”，而有37.7%和35.5%的人分别认为自己参政议政的渠道“一般”和“不畅通”，其中接受调查的民营企业科技人员和技术人员认为自己参政渠道“不畅通”的比例高达55.6%；参与政治的途径一般是“参加社团和行业组织”，比例为51.9%；人们普遍认为，个体协会、私营企业主协会、律师协会等中介组织作为反映他们要求和愿望的“娘家”，“权力太小”，说话不被重视。[61]此外的参与方式还包括在工商联等人民团体中担任职务、竞选担任村官等。
3.参与能力的提高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和核心。而公民的参与能力则是公民参与的重要核心要素，极大地影响着公民的参与水平和质量。公民的参与能力包括主观能力和客观能力。公民的主观能力，是指公民对自己影响和参与政府决策、参与行政的能力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公民的客观能力是指公民影响和参与政府决策、参与行政的实际能力。公民参与的主观能力和客观能力是相辅相成的，主观能力是客观能力的基础和前提。[62]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公民参与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参与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种参与能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依法参与上，人们依法参与的水平有所提高，制度化参与越来越多；在参与的事务上，公民参与的公共事务范围越来越拓展，涉及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等；在参与的方式上，公民参与的途径和形式越来越多元化。同时，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来看，妇女、农民和新出现的社会阶层的参与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从我国女性群体的参与来看，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参与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教育的普及使妇女初步具备了参与的能力，就业的普遍化又给了妇女参与的机会。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就业率的增长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妇女的社会参与能力有了一个历史性的飞跃。1950年1月在上海市金融业、文教、卫生、社会事业、国家机关和宗教职业者中女性仅占总数的14.9%。而1990年之后，女性在专业技术人员中已总量过半，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占18.6%，且有了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政协主席、市人大副主任等高层次的女领导干部。[63]
从农民群体的参与情况来看，他们参与的渠道有了拓宽，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也有了增强。农民的参与包括参与村委会的选举以及上访、投诉、诉讼行为等。当前，我国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参与村委会的选举。据民政部不完全统计，2005～2007年，全国31个省份应参选村委会为626655个，占村委会总数的98.4%；其中623690个村已完成选举，全国平均选举完成率达99.53%。参选率，一直被认为是村民选举积极性的重要指标。2005～2007年，该项指标约为90.7%，比上一轮低0.66%，也比再上一轮低0.6%。[64]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均衡机制尚不健全，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增加和激化。尤其是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资纠纷、国有企业改制等导致的上访事件越来越多。上访也越来越成为农民采用较多的一种政治参与方式。1994年上半年，在东北某省到省委、省政府上访请愿的农民就达76批，2295人。在1999年，河南省民政厅仅接待由于村民委员会选举而引起的农民上访就达1143起。[65]近年来，全国的信访量日益增多，仅全国民政部门，2007年就达81万人次，2008年升至90万人次。[66]
（五）案例分析：缺乏必要的经济发展会给民主化带来很大的困难
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如若缺乏这种必要的经济发展就可能会给民主化带来很大的困难，甚至扭曲或阻碍民主化的顺利推进。以韩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主化运动为例，李承晚统治的第一共和国时期，韩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于陷入内战的深渊，国家满目疮痍，人民苦不堪言。到1962年，韩国的GDP为23.2亿美元，人均GDP仅有87美元。教育水平亦相当低，停战初期，韩国的文盲率曾达到78%。经济水平低下限制了独立于政府的民间财富和新的权力来源生长，而教育落后则阻碍了知识精英成长和大众权利意识觉醒与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的缺乏，使发展经济与教育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要务，而政治改革的要求则相对靠后。此外，韩国政治文化中重秩序、重等级和要求绝对服从的家长制等传统，也是有利于威权政府生存的社会土壤。基于类似原因，李承晚政权垮台之后，张勉总理西方民主政治取向的改革也夭折了。[67]
二 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益的分化和调整，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向多个社会阶层并存的社会结构转变。“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步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68]陆学艺先生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把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0大阶层。在这10大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社会阶层都是新出现的。这种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为政治的民主化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一）社会中间阶层的壮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经历了一个从弱小到逐步强大的发展过程。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来源构成主要包括：传统的“中产阶级”，包括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个体户；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间阶层”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干部、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由引进“外资”及高新技术人才而出现的新型中间层。[69]对于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陆学艺先生认为，一个以专业技术人员、农业中的专业大户、自我雇佣者和中小企业主为主的社会中间阶层已经产生，并正在逐渐成长。而有的研究者认为，目前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大约占就业人员的15%，并且今后每年将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70]据陆学艺等人估算，2007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2%，比1999年的15%增加了7个百分点，现在中产阶层的比例每年约1个百分点增长，约有8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71]另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我国中产阶层规模到2020年有望达到38%。[72]总之，虽然当前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不够，且未形成社会中间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但社会中间阶层在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阶层的发展和壮大对民主化的推动力是巨大的。中产阶层是推动民主化主要推动力的观点，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政体的天然盟友，古希腊民主的发达就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73]李普塞特也指出：“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增强，逐渐要求在政策上享有发言权，通过组织和支持温和的政党及其他团体来遏制极端主义团体的滋生。”[74]
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原有的社会阶层内部结构出现新的变化，特别是社会中间阶层的逐步形成和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他们大部分经过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竞争等意识的洗礼，权利意识显著增强。特别是经济地位的提高急需政治地位的提高，由此，他们密切关注甚至热衷于国家政治生活，采取各种方式参与到国家的各种政治生活当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是扩张最快的阶层结构部分。其中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3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私营企业主也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其人数和规模越来越大。1978～1999年，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重从零上升为0.6%。[75]2005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首次突破1000万人，达到了1109.9万人；2007年，私营企业主达到1396.5万人，比上年增加124.8万人，增长9.8%（见表2-1）。另据国家工商总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私营企业达到967.68万户，总数达10353.6万人。
表2-1 全国私营企业发展情况（2003～2007年）
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也日益增多，他们迫切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来进行政治和利益表达。而如果不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那么这股力量就可能寻求非常态的政治参与形式，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造成政治和社会动荡。亚里士多德曾就中产阶层与民主化关系指出：“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的，公民之间就少党派而无内讧。”“如果使中产阶级的人数超过其他两个部分，或仅仅超过两者之一，就可能建立一个持久的共和政体。”[76]
亨廷顿曾就政治参与的程度区分了三个层次的参与：在最低层次，参与只限于少数传统贵族和官僚精英；在中等层次，中产阶级已经介入政治；在高度参与政体里，上层、中产阶级和广大平民都可分享政治活动。[77]从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新出现的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开始广泛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如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人大和政协委员、在人民团体中担任职务、竞选和担任村官等，这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我国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和深度的扩展，说明了我国的政治参与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二）公民社会得到初步的发育
所谓公民社会就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78]其中最核心的要素就是民间组织的发育及其社会性功能的承担。西方学术界对当代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关系一直持较乐观的态度，甚至有学者将公民社会视为民主化的必要前提。
“当自由民主已经存在时，公民社会会被视为民主巩固或削弱的一种途径或方式；当民主还没有建立时，公民社会就被作为民主化的一个美好前景。”[79]这是人们对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关系的一般性认识。20世纪势头强劲的民主化浪潮使这种乐观情绪不断蔓延、膨胀。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关系在少数学者的论断中被定格为：公民社会的存在必将导致民主化。有学者据此提出“公民社会决定论”（civil society determinism）。[80]公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立的，日益成长的公民社会自然成为国家权威的对立物，平衡并制约它的权力——这正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
此外，公民社团的崛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中间阶层力量得到壮大，各种各样的社会民间组织也大量涌现，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并且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据民政部统计，到2005年3月，全国正式登记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约有28万个。[81]最近几年，公民社团的数量在不断增多。2008年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达到约41.4万个，其中社会团体约22.8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约18.2万个，基金会1597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475.8万余人，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整合力量。[82]这些公民团体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和发挥的社会作用越来越明显。
这些公民社团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利益表达的渠道，通过用自己动员起来的力量来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回应自己的要求，形成民主政治的格局，从而制衡政府，避免权力的滥用。[83]作为介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一种力量，民间组织既不具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社会发展那种强制性管理力度，也不似市场组织这只“看不见的手”可能隐含的巨大的经济发展机会和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组织的组织性质更加具有“柔性”，它的通达性使它更接近政府，它的草根性使它更接近市场。[84]
公民社会是一个两端分别连接着政府与民众的通道。通过这个通道，特定群体的利益和要求可以通过自己的团体向政府表达，并以一种比较规范化的方式向政府机关施加影响。这对政治管理与政治稳定至关重要。这是一种重要的公民社会参政的方式，它有助于形成民主化所必需的社会条件和政治背景。简言之，从主体结构维度来看，公民社会对民主化发挥着积极推动的作用，它不仅有利于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有利于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顺利进行，还有利于政治管理的开展和政治稳定局面的形成。从权力结构层面来看，公民社会之所以在关于民主化的讨论中处于中心地位，就是因为它的权力结构在限定、分化、控制国家权力并使之合法化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此时的公民社会被视为一种消极的防御机制，是“以社会制约权力”的中坚力量。[85]
三 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
（一）民主与稳定之间的关系
民主与稳定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一方面，稳定是民主的前提，没有稳定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另一方面，民主对稳定具有促进作用。政治上实行民主，就更能反映社会各阶层、社团及公民的要求，促进决策的透明化和科学化，从而有助于增进执政的合法性和提高政治体制运作的效率。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分化，贫富差距逐步拉大，权力腐败现象凸显，这些都使得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如若处理不当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造成社会的动荡。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3000美元的时期是一个危险期[86]，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出现“拉美现象”。因此，只有进一步推进民主化进程，加快民主政治的发展，才能有效维护政治的稳定。它已成为一个关系政治稳定与否的重大现实问题，也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二）社会安全问题的凸显
现阶段的中国，由于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利益均衡机制尚不健全，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增加和激化。尤其是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资纠纷、国有企业改制、军人退伍安置、大学生就业、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增长。全国群体性事件在2005年一度呈下降趋势，但从2006年起又开始上升，2006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体事件6万余起，2007年上升到8万余起。再以信访为例，信访量日益增加，仅全国民政部门，2007年全年就达81万人次，2008年升至90万人次。[87]2008年，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先后发生贵州瓮安事件，陕西府谷事件，广东惠州事件，云南孟连事件，重庆、三亚、兰州、汕头等市出租车罢运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多起重大群体性事件。2009年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仍然呈现数量增多的趋势，出现了一些重大事件，如海南东方群体性事件、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山西吕梁煤矿群体性事件、吉林通钢群体事件等。此外，2009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越来越多地以“集体散步”“集体购物”“集体喝茶”“集体休息”等形式来表示抗议和反映诉求。[88]受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失业率激增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后一定时期将是面临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危险期。这些都凸显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安全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四 有利的外部环境
影响当代民主化的外部因素是多方面的。所谓的外部结构性因素，指的是宏观国际体系概况，它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总体国际环境系统。[89]这些都是民主政治所必需的条件性要件，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目前，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有利的外部环境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和平的国际环境
从国际环境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整个世界朝着政治多级化、经济全球化、制度多元化方向发展。不可否认，在国家政治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屡见不鲜，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依旧存在，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民族宗教矛盾、边境争端、局部冲突此起彼伏。随着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崛起，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使得一些霸权主义国家也有些顾虑，使得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维持世界的和平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虽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时有局部战乱的存在，但世界总的趋势是和平的，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些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的民主化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同时，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转向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其中衡量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政治民主化则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毋庸置疑，推进政治文明的发展也就成为和平时代赋予每个国家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民主政治的内在需求，它为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全球化的影响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加速、全球发展对各国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的形势下，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必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影响到各国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发展，政治民主化迅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实践问题。民主作为人类的共同价值，更是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这都迫切需要加快民主化进程以顺应民主化潮流。亨廷顿把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的世界民主化运动称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他在分析这一时期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因时指出，外部行动者在政策上转向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民主化，已经向民主过渡国家出现了“滚雪球”或示范效应。[90]亨廷顿认为，在民主化浪潮中，在地理上接近、文化上相似的国家示范效应最为强烈。[91]民主化运动的扩展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中国民主政治要获得较好的发展也就必然要适应这种全球民主化的趋势。
（三）其他国家、国际力量的助推
解释一个国家民主化的时候并不能局限于国内的因素，还涉及超越个别国家界限的世界秩序发展因素。这些解释因素包括诸如军事联盟、战争、外交关系、各国政府间的制度运作，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等诸多“国际”互动。一般而言，这些因素对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影响主要有三种：促进作用、阻碍作用和中性作用。在历史上，国际政治舞台上有重大影响的主要国际社会成员，例如梵蒂冈、欧洲共同体、美国和苏联等都对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乔纳森·桑沙因就认为，1830年之前国际社会作为外部因素对民主化主要起的是阻止的消极作用，而1830～1930年国际社会则发挥了中性的作用。在此期间，各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或多或少地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1930年之后，尤其是在第三波世界范围的民主化浪潮期间，国际社会对世界的民主化进程总体而言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92]著名民主理论家达尔也对民主化的外部干预因素作了分析。他指出：“一个国家，如果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支配，而这个国家又敌视它的民主政府，那么，民主制度不大可能获得成功。”[93]就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西方早发民主国家民主化成功的经验对我国民主化进程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应当借鉴其他国家民主政治的积极方面，利用这些成功的经验来为我国的民主化服务；而对于其他国家民主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败，我们要吸取教训，避免重蹈历史，尽量使得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少走弯路。
五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网络技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截至2009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到达3.84亿户，普及率达到28.9%；移动手机上网用户已达2.33亿户，境内网站达到323万个，中国互联网发展已处于关键时期。[94]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中国互联网的网民人数还会不断增加，互联网将与更多人的生活、工作密不可分。网络的普及对普通民众的各种参与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民主化的推进提供了有利的技术基础，也有力地推动着政治民主向前发展。
（二）网络民主的兴起
在信息时代，网络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对民主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网络时代的到来对于民主化来说是一个福音，网络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人们进行政治诉求表达的一个有效平台，而且网络政治或网络民主具有参与成本低、方式简便、网络互动性强、受地域限制的因素少、受控的几率低等特点。无疑，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可以大大促进民主的发展。近年来，“网络政治”“网络民主”等新名词不断涌现，由此可见，互联网对民主化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正如劳伦斯·迈耶指出：“由发达的技术程度所产生的复杂性，必然会影响其政治民主的运作形式。”[95]现在中国网民已经达到3.6亿户，中国网民正在不可逆转地成为一种虚拟的，但又是现实的政治力量。有学者称之为“新意见阶层的主体”，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力。
网络民主为公众的政治参与营造和发展了新的公共空间，使以往在传统大众传媒无法实现的个人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得到展现；也为公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方式。网络民主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参与仅限于投票、官民个别接触或信访等途径与对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的依赖，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公告板、讨论组和网络会议等方式参与政治生活。此外，网络民主还提高了民众参与政治的兴趣和能力。[96]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约占全部事件的30%。显然，互联网正在社会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经成为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湖北巴东邓玉娇案、广州番禺民众“散步”反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等事件，都表明网民已经不满足于在网上发表言论，而开始从虚拟走向现实，网络民主已经在推动现实民主的进步。[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