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主化的基本条件
对于民主化究竟需要哪些条件，国内外学者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和阐述，不过因角度不同所阐述的内容也各不相同。亨廷顿在关于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的论述中这样阐述民主化的条件：“经济发展、工业化、都市化、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出现、工人阶级的发展及其早期的组织、经济不平等的逐步缩小，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十九世纪北欧国家的民主化运动中发挥了某种作用。”[3]阿尔蒙德认为：“政治经济增长、发展、现代化、进步，不管如何称呼，都包含着两个政治变量和两个经济变量支配的积极和向前发展的运动，两个政治变量是：政府能力或权力（Power）；人民参政情况（Participation）。即民主化需要两个‘P’条件。”[4]从实际来看，没有任何单一的条件可以完全解释所有国家的民主化，也没有任何单一的条件对所有国家的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民主化都是某些一般的原因加上这个国家其他一些特有的因素相结合的产物。”[5]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自己决定是否以及何时开始进行民主化，并且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自己确定它的性质和步伐。综合来看，民主化的启动和推进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一 独立的个体人
一个国家或社会要顺利地启动和推进民主化进程，其最基本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就是大量独立个体人的存在。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公民个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独立的个体人时，民主化才有可能得以顺利启动和进行。民主化需要的“独立的个体人”是“一个能够在其政治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扮演某种角色的人”[6]，他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参政能力，都会影响民主政治的稳定和发展。一般来说，要成为独立的个体人需要具备个人自由权利、一定的经济福利和良好的现代公民意识等基本要素。
（一）个人自由权利
实现民主的目标，其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确保公民的个人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从而防止民主走向自己的反面：多数的专制。没有政治自由的民主，并非程度较低的民主，那根本就不是民主。[7]正如林尚立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的时空中，民主首先是个人自主权利的获得与实现。然而，个体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体自主权利的获得与实现，需要有公共秩序和保障公共秩序的公共权力的合理存在，这种需求孕育了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8]
在一个日益发展的社会中，任何对于自由的限制，都将减少人们所可尝试之事务的数量，从而亦会降低进步的速率。[9]自由指的是一种状态，即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状态，亦被称为“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状态。[10]除此之外，还有一层“内在的自由”，是指“这样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的行动，受其自己深思熟虑的意志、受其理性或持恒的信念所导引，而非为一时的冲动或情势所驱使”。[11]而萨托利则把人的自由的内涵分解为三个短语，即可能意味着“我可以”，“我能”或“我有权如何”。第一种意义上的自由表示许可，第二种意义上的自由表示一种能力，第三种意义上的自由则要求某种别的条件（物质的或其他方面的条件）予以支持。[12]
在弥尔顿看来，人民只有享有充分的自由，政治生活才是完善的。他赋予自由十分广泛的内容，不但包括财产自由，还包括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婚姻家庭生活等种种自由。[13]杰里米·希尔默指出，捍卫民主最重要的是个人，“他们的判断、意见、偏好、怪癖、习惯，而首要是他们的自由，只有这些东西是在同样尊重他人的情况下予以考虑和实践的”[14]。只有这种“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人”占足够的多数，自由民主才是可能的和稳固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自由的历史。个体自由是社会自由的基础，也是民主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
（二）一定的经济福利
一定的经济福利是独立个体人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也是民主化得以启动和推进的有利条件。在通常情况下，经济福利水平与民主化是成正比的，经济福利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加快推进民主化的步伐。因为只有公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才能表现出积极参与政治的愿望和要求；只有当其受教育程度提高了，其理解政治的能力、参与政治的技巧才能随之提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也指出：“十足的穷汉，由于太穷而无法过问政治，不会空着肚皮去大喊大叫。他们与政治无涉，麻木不仁，并且缺乏与传播媒介的接触，也无其他方面的刺激，故而提不起兴趣来投身于政治活动。”[16]对此，科恩在《论民主》一书中也指出：“社会成员如不享有最低限度水平的物质福利，任何社会也不能指望长久维持自治。……健全的民主要求健全的公民，社会成员如果长期营养不良或经常生病，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地参与公共事务是难以做到的。……使公民体力情况恶化并迫使他们主要或完全关心自己或家族生存问题的经济条件，是不可能产生有生气的民主的。”[17]
（三）现代的公民意识
政治民主化是一个“双边进程”。对于公共权力而言，要实现执政理念、政策及行为的现代性转变，防止权力的扩张和腐败；而对于公民个体而言，他们要不断适应民主政治发展，提高其自身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培养起现代的公民意识。是否具有现代的公民意识，是衡量民主主体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准，而民主主体的成熟如何则是影响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化的一个基本条件。一位成熟的现代公民是以关心公共事务、参与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任为基本标志，以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为组织载体，以信任与合作为价值理念。[18]而如若公民主体不成熟，不但会导致缺乏公民的政治参与，遑论民主化的顺利进行和民主的最终实现。
二 自由表意的环境
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协商、妥协的过程，因此也有人将现代式民主称为“商议式民主”。而要达到协商和妥协的结果，就必须做到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表意。正如达尔指出，在一个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框架内，“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事务，无论是官员、政府、体制、社会经济秩序，还是主流意识形态，都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不必担心遭到任何严厉的惩罚”。[19]无疑，营造一个良好的自由表意环境，对于民主化的启动和推进是至关重要的。
（一）完善的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是自由的保障。要有效地保护公民权利，首要的便是建立和完善各种法律制度，为公众的自由表意提供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制度环境。毫无疑问，政府和国家建设应该先于民主化进程，一个充满活力的统一民族国家是现代民主的前提条件。“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任何民主都是毫无意义的。”[20]一个有效的政府既可以维护民主化得以运行的政局稳定，又可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正如赫伯特·斯宾塞所言：“公民享有的自由，不是根据他生活于其中的政府机构的性质是代议制还是其他制度，而是由政府加诸公民相对较少的限制来衡量的。”[21]民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允许少数派有政治表达权。正如阿克顿勋爵指出：“我们判断某个国家是否真是个自由国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检验一下少数派享有安全的程度。”[22]只有通过对公民财产权、言论、集会、结社等权利的确定和保障，公民才会放心、无拘束地进行自由表意。正如斯宾诺莎所言：“政府的职责在于使人免于恐惧，使生活有保障，也就是加强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天赋之权，使人们得以安全地发展身心，无拘束地运用理智。即‘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23]
（二）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
民主化的实现除了需要政治、经济、社会等条件之外，还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政治文化的形成状况会极大地影响民主化进程的步伐，如果能形成良好的政治文化，它会促进民主化进程，而如若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政治文化，则会阻碍民主化的进程。对此，达尔指出，政治文化是有利于民主的关键条件，如果公民不能创造出一种普遍支持民主理想和实践的政治文化，民主就不可能产生和维持。具有相当的文化同质性的国家，极有可能发展和延续民主的政治制度；相反，一个国家如果存在亚文化的严重分化与冲突，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24]英格尔哈特认为，经济发展不一定直接导致民主，民主化一定要有相应的政治文化的变化来增加民主制度的发育能力，政治文化是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的重要联系环节。[25]阿尔蒙德以英、美和墨西哥等国为基础，对政治文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的结构；它还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26]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27]一般而言，政治文化包括积极参与型、动员参与型和政治冷漠型等类型。在积极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中，人们具有强烈的现代公民意识，会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并相信自己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政府的政策决策；动员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主要是依靠国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来实现的，人们往往是被组织动员去参与，是出于政治上的某种需要或安排，因此也有人称之为“政治安排型政治文化”；在政治冷漠型政治文化中，人们缺乏现代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漠不关心，逃避或者拒绝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从这三种类型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政治冷漠型的政治文化不利于民主化的发展，而积极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是保持和发展民主的理想土壤。
三 参与渠道的拓宽
公众的广泛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公众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的参与进行自身利益的表达，它有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无疑，参与的扩大和发展，有助于推进民主化进程，是政治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量。政治参与使公民有机会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从而推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28]而参与的扩大，就需要提供各种参与渠道。也就是说，民主化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参与渠道的畅通和拓宽。
（一）畅通制度化的参与渠道
就制度的重要性而言，它既是民主化得以启动的制度支撑，又是巩固民主化成果的重要保障。在现代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不同的社会成员，都有各不相同的利益和利益诉求。民意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进行表达，因此要确保和畅通制度化的参与渠道，让公众通过正常的渠道、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反映民情民意。这既是民意得到充分表达的制度保障，也是民主化的基本要求之一。而如若这种制度化渠道缺失或不畅，导致民意难以得到有效的表达，就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冲突和危机。正如古人所云：“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可以有效地起到减轻社会压力的作用，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安装一个安全有效、双向互动的“排气阀”。李普塞特指出：“任何一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29]一个国家在启动和推进民主化的进程时，必须建立一系列制度化的参与机制，如选举投票、政务公示制度、信息公开制、听证会制度、社情民意收集制、游行示威等，以确保民主化的顺利进行。“国家基本制度建设要优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否则，民主化可能演化为泛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30]
（二）拓宽非制度化的参与渠道
非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是制度化参与渠道的重要补充。在一个民主制度的框架中，作为行使公权力的政府为公众提供一系列畅通的、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也要允许通过其他非制度化的参与渠道进行利益表达。如在早发民主国家中，社会上存在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政府与公众之间起到一种桥梁的沟通作用，政府通过这些组织可以了解公众的需求，而公众可以通过这些社会组织进行利益表达，以此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执行。
在迈入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时代赋予了民主一个独特的优势，那就是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进行各种民主参与的重要渠道。时下，网络问政现象已成为一种时髦，这种非制度化的网络参与有效地拓宽了公众的参与渠道，成为促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
四 现代经济的发展
经济与民主两者之间紧密相关，许多学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经济的发展对维持和发展民主政治制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经济的不稳定无助于政治的稳定，也造成民主政府运作的困难，并且威胁到民主制政府的生存。当民主政府难以决定社会与经济政策的优先顺序时，当民主政府无法完成基本工作时，经济的不稳定就会伤害到民主制政府。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独立地产生影响，促使公民向行使民主权利的方向发展。各国人均GNP与个人满意程度、个人效能、反独裁专制以及信任等特性之间有相互协调的正相关关系。而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主政治的支撑主要是通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来实现的。[31]李普塞特认为：“国家如果能够提高公民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便为民主结构打下了基础，使争取民主的努力制度化与合法化的可能性增加。”[32]社会财富情况、工业化和市场化程度是反映一个国家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它们是民主化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柱。
（一）社会财富与民主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国家纷纷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李普塞特利用财富、工业化和教育等经济指标，分析了欧美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从中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经济越发展，国家越富裕，国民收入越高，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要么导致暴政。”[33]罗伯特·达尔根据人均财富状况的统计，对107个国家作了分类比较，他发现民主国家在各类国家中的比例显示出这样一种上升趋势：最穷国家为0%，次穷国家（传统社会）占7%，次富国家（工业化国家）占36%，最富国家（高消费社会）占100%。[34]这些都说明了经济的发展与民主化是密切相关的。
（二）工业化与民主发展
从早发民主化国家来看，在进行民主化前都经历了一个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从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确立。其间，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为资本主义民主的确立提供了完备的物质条件。也正是经济实力的提高，使得资产阶级走上了寻求提高政治地位的道路，从而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概言之，如若没有现代工业的发展，民主就会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35]更遑论民主得以顺利进行和实现。
（三）市场化与民主发展
民主政治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健全的必然要求。达尔认为，有利于民主的关键条件有五条，现代的市场经济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条件。正如他所言：“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就像两个被不和谐的婚姻所束缚的夫妻，尽管婚姻充满了矛盾，但却牢不可破，因为没有任何一方希望离开对方，用植物世界来做比喻就是，二者是敌对的共生。”[36]在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将所有经济资源都控制在自己手中，而无论企业所有权是怎样的，其决策实际上都是由政府作出的，缺乏了市场的协调功能。“这意味着用醒目的字眼对政府发出热烈的邀请：你可以自由地运用经济中的一切资源来巩固和维持你的权力。”[37]在这种体制下民主政体不可能获得生长机会。
具体来说，市场经济对民主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促进作用：首先，市场强调诚信，这种诚信有助于人们的行为规范化和有序化，而这种规则和有序也正是民主化所需要的条件之一和发展的重要目标。其次，市场化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通过消除极度的贫困和改善生活水平，从而减少各种社会冲突，为民主化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再次，市场化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契约精神，以及独立、平等和民主意识。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实质也就是一部争取和维护自身权利的历史。最后，市场的最重要的一个社会后果就是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而中产阶层则是民主理想和制度的天然盟友。
五 合理的社会结构
民主化除了需要上述的重要条件之外，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社会条件，即合理的社会结构。一个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结构必然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科恩指出，民主的生机是以社会为基础，更为完善地实行民主，要求一个范围广泛的、有自觉性的、团结的社会。[38]公正、合理的社会结构至少包括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和一个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
一方面，强大的公民社会。[39]公民参与的一个基本的社会条件，就是有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存在，而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就会使得公民参与网络缺失。公民社会不健全，社会中介组织没有充分发育起来，单个的公民没有社会中介组织作为载体来与国家及其庞大的官僚机器进行政治对话，这使国家社会生活运作全部依靠国家力量来支撑，导致公民参与活动成为走过场。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指出：“自由的民主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方可奏效：平等的公民权利实现了普遍化；各种冲突得到认可并被合理地规制于各种制度化程序之中；精英人物代表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公共美德成为人们主导性的价值取向。”[40]无疑，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正常运作的社会根基。不同的社会组织具有不同的利益聚集和表达的功能，它可以成为民主政治的中心和社会载体。正如达尔所言，没有自治组织的存在，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层面上的民主。自发而自立的社会组织和团体是产生和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孕育新的价值观念、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规则的基本途径；它不仅可以通过不同的社会化方式将社会成员规制于民主的价值和信念下，而且可以培养和训练能够承担正式的民主政治之角色的新的政治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公民社会不断扩大而政治国家不断缩小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41]
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的崛起是民主得以实现的阶级基础。中产阶级是推动民主化主力的观点，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唯有以中产阶层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层比其他任何阶级都较为稳定。”[42]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是民主政体的天然盟友，古希腊民主的发达就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分析近代欧洲阶级结构和中产阶级的社会影响时，指出独立而强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出现的必要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