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
1924年8月1日
蒋侠僧(蒋光慈)《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载广州《新青年》季刊第3期,第16~22页。
他说:无产阶级革命不但解决面包问题,而且要解决文化问题,它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建立开辟了新途径。无产阶级革命,一方面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一方面也建立无产阶级文化,亲手创造出无产阶级诗人。
具体论点是:海涅预言无产阶级革命会毁灭人类已有的文化。蒋光慈则说:“共产主义者也爱百合花的娇艳,但同时想此百合花的娇艳成为群众的赏品;共产主义者也爱温柔的美的偶像,但同时愿把此温柔的美的偶像立于群众的前面;共产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之无意识的玩物,非常地厌恶,然对于美术馆、博物馆及一切可为群众利益的艺术作品,仍保护之不暇,还说甚么破坏呢?共产主义者对于帝王的冠冕可以践踏,但是对于诗人的心血——海涅的《织工》,哥德的《浮士德》,仍是歌颂,仍是尊崇!”(第17页)
无产阶级对于旧文化的态度是:“我们统了都拿来,我们统了都认识。”这种态度是何等地伟大!“虽然当无产阶级革命时,发生一种反常的潮流,但是这种反常的潮流是一时的,而非永久的。整理过去的文化,创造将来的文化,本是无产阶级革命对于人类的责任,这种责任也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负担。”然而一些攻击共产党的人却“乱骂共产党人为杀美的刽子手,人类文化的蟊贼”。(第18页)
“无产阶级革命,不但解决面包问题,而且是为人类文化开一条新途径。”(第19页)
“人类的精神生活由其物质生活而定。换言之,人类文化依着物质的——经济的——基础而发展;物质的基础发展到某一定程度,人类文化必与之相符合,而不能超出范围,因为人类文化本是人类物质生活的产物。某一时代经济发展的形式规定某一时代文化发展的程度。”(第19页)
文化是含有阶级性的。有资产阶级文化,就有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为真正全人类文化的开始”。(第19、20页)
“无产阶级(要)亲手创造出许多伟大的无产阶级诗人。”“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诗人,无产阶级的剧院,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就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代表”。(第21页)
关键词:共产主义者对于旧文化的态度首先是“统了都拿来” 整理过去的文化,创造将来的文化 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诗人”“无产阶级艺术”的命题 无产阶级革命为人类文化开辟新途径 文化是物质生活的产物,经济发展的形式决定文化发展的程度 文化是含有阶级性的
1924年8月22日
曹蕙妃《革命文学是破坏爱和美吗?》(8月10日写于南浔),载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第2~3页。
作者说:“爱是‘自然的亲合’,美是‘自然的和谐’。合乎此的,才配称爱和美;反乎此的,就是爱和美的蟊贼!”“我们的‘革命文学’的‘革命’,决不是破坏爱和美,而确是在建设爱和美的!”而“竟有自身提倡血和泪的文学的人”,反“巧妙地说革命文学是在破坏爱和美的文学”。
关键词:革命文学提倡血和泪,建设爱和美
1924年9月29日
蒋光赤《在战争中》(新诗),载《文学周报》第141号。
诗篇揭露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国内军阀之间的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灾难。诗的结尾,老年人说:“他们打来打去,/横竖是小百姓吃亏”;青年人说:“要想他们不争打,/除非我们把他们打下去。”
关键词:蒋光慈新诗《在战争中》 号召反帝反军阀
1924年10月11日
林根《“文艺复兴”?》,载《中国青年》周刊第48期。
文章说:五四运动发展到1921年,“就完全入于消沉麻木的状况”,至1923年以来,更“由消沉麻木之状况一变而为反动复古的局面了”。“新文化运动已宣告破产”。
目前的“反动局面”是:“新文学,白话文是遭许多人的反对,而且被有些学校禁止了;一切自由解放的学说思想是被一般大人先生们所诟谇,认为非经背圣,骂为洪水猛兽了;男女交际,男女同学,男女恋爱等,统统被绅士老爷们目为大逆不道,而加以严厉的禁止了;三从四德的女诫,忠孝忍让的信条,甚至读经祀孔,帝制尊君的邪说,也都尽情的提倡起来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导,为统治阶级驯养奴隶的基督教会在全国都凶猛的发展起来了;反对现代科学和物质文明,提倡离开现实生活,违反社会进化的‘东方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谬说布满全国,尤其是将我们活泼纯洁的青年迷陷于无底的深渊了;愚顽昏乱的思想之结晶的什么同善社,佛教会,佛化新青年社等牛鬼蛇神的活把戏,漫城市遍乡野的开演,而且博得无数的民众之叫好与不断的入伙了;习佛念经,静坐修炼之妄□,流行于一般新式教育下之青年男女了;祈雨求晴,禁屠断荤,设坛施醮,祀天祷神,朝南岳,迎铁牌……的种种怪剧”,真令我们看足了看够了。“这是怎样一个天昏地暗的气象!”(第5页)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宣告破产 文学界、学术界、思想界被一伙牛鬼蛇神闹得天昏地暗
1924年11月6日
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载《民国日报》附刊《觉悟》。
作者的话:
《中国青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先后任编辑,且为实际撰稿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国民党党员,是宣传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他们都从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宣传工作。据说,像以上的秋士、济川、远定、正厂、林根等,也多为他们的笔名。
归纳起来,他们的意见是:(一)对“五四”文学革命高潮以后的文学现状不满;(二)要求从事文学的青年应该接触实际人生、接触社会,从事实际社会改革工作;(三)文学创作要揭示国民精神,反映社会现状,鼓舞民众斗志。
文学作为工具,是革命的武器的观点已经提出来了。
为了革命工作,可以舍弃文学的观点也冒出苗头了。
此外,一个明显的现象特别引人注意:“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刚刚过去五六年,他们就全面颠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思想和理论主张,否定它的伟大意义。但他们提出的新的理论还不足以说服听众,更不足以推翻“五四”。历史还在发展,事物还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