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股份制改革中的重大争论

从1989年开始，广东在股份制改革上做了大胆的实验。为了推动这项改革，省体改委在理论上做了准备，我主编了《广东股份制构想》一书，包括股份制是怎么运作的，如何建立证券交易所，书中都涉及了。实际上，这本书成为广东企业干部和地方干部了解股份制的教科书。

1990年5、6月份，我给选平省长写了广东深化金融改革的6点建议，包括对银行的改革、在广州建立证券交易所等。不知道选平是因为在这方面比较稳重，还是其他的原因，他做了个不疼不痒的批示：“请振球同志找志同道合的同志研究如何实施。”当时，广州市对建立证券交易所也很积极，但省政府的态度不明朗，结果让深圳抓住了机会。李灏他们抢先进行了筹建工作，证券交易所就建在深圳了。说起来，就当时的信贷资金量和资金流动性来讲，全国除了上海，广州比深圳要合适得多。这期间，围绕股份制改革，中央有关部门开了几个会。

1990年7月，张彦宁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企业改革思路的座谈会，地点在总政招待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张劲夫出席了会议。在这个会上，企业股份制改革成了讨论的热点，争论最大的是企业职工股问题。以蒋一苇老先生为代表，坚持企业本位论，极力主张把企业资产划一部分给内部职工，搞成内部职工股，我和吴晓灵同志坚决反对。我们的观点是，职工股会导致企业产权不明晰，投资者投下去的资本，一部分变成职工的了，没有人愿意投资这样的企业。在会上，我谈到，职工的劳动报酬是工资，投资者的资本收益是利润，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因此，绝对不能搞企业职工股，特别是不能将企业的税后利润分一块给内部职工。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论：搞不搞两种股？即将企业股份分成两块，一部分流通，一部分不流通。我坚决主张一视同仁，同股同权。只要设立股份公司，就不能搞成一部分流通，一部分不流通。搞股份制的目的，是让资本要素自由流动，股东随时可以增加、减少或转移投资，不然就失去了股份制的意义。结果，我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当时，体改委企业司的孙树义参加了这个会议，他也赞成我们的意见。后来，孙树义参加起草《公司法》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讨论，他采纳了我的不少意见。

1991年春天，大概是三四月份，由刘鸿儒主持，在广东中山温泉宾馆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正在起草中的证券交易所管理条例和股份公司发行工作条例。会议邀请了香港证交所主席郑维健及查史美伦参加了会议。人民银行是让夏斌参加的，他是非银司的副司长；谢平是研究局的，他也参加了。国家体改委的朱利，还有法律方面的专家陈大刚也参加了会议。在这个会上，我提的第一个意见是，只要成立股份公司，就要按照股份公司的本来面目来做。我极力主张取消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所有的股票都可以流通。当然，对于大股东要有限制，大股东的增持和减持要公告披露，不能搞成政府审批。刘鸿儒知道朱镕基不赞成取消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所以，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朱镕基总是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所以，他主张搞两类股。结果，这种东西一搞就是10多年。

1992年4月27日到30日，中国体改研究会在苏州召开年会。4月27日，我有事，我是29日才去的。安老非要我讲讲话，我上台第一句话是：“李贵鲜应该下台！全国搞成这样的通货膨胀，整个信贷管理乱套了！央行老是想控制下面分行的资产，结果导致下面投放更多的资金，包括央行自己也去投资房地产。”我一发言，全场愕然，这么指名道姓地批评领导同志，他们还没听过。

大概是五六月份，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有关证券市场的会议，好像是朱镕基主持的。在会上，我又和李贵鲜发生了直接冲突。他老跟朱镕基报告，说体改委到处乱搞股份制，导致人民银行的存款减少了。在小组讨论会上，我说：“作为央行的行长，完全是个外行。发展股份制，其实是让老百姓去投资公司。怎么可能减少银行存款呢？最多是存款的性质改变了，把储蓄存款变成企业存款了。有哪个公司把集资来的几个亿、几千万，放在保险柜而不存到银行呢？”在会上就吵起来了。没过多久，他就下台啦！我之前在苏州年会上的讲话不幸言中了。

深圳交易所成立前后，试点发行了一些公司的股票。结果，股市暴涨，秩序很乱。1992年7月3日，我写了一封信，大概3000字左右，由吴敬琏老师转交给朱镕基，他当时是副总理，分管金融方面的工作。在信中，我分析了上海、深圳股市混乱的原因。当时，深圳、上海发固定数量的认购券，拿到认购券就是钱。金融部门、政府部门内部先拿这些任购券，结果导致腐败丛生。我提出，必须增加供给，改变发行方法。必须加快优质公司上市的步伐，无限量发放认购券。然后，抽签决定谁有权利购买。在信中，我还提到，如果股市继续这么搞下去，很可能要出事。7月6日，朱镕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批评我，说：“现在股市这么乱，广东有个叫易振球的，还主张我们多搞上市公司，增加发行。”这是吴老师告诉我的，说：“朱镕基在会上发了脾气，批评你。”结果，时隔不久，8月10日，深圳就出事了。

第二天，即8月11日，国务院在北京紧急召开证券工作会议，各省都有人参会，我也参加了。在会上，我说：“深圳的事情，责任不在深圳，而在于国务院制定的发行方针不对。现在的股市，是需求严重大于供给，不增加发行好的公司股票，泡沫就会越来越大，股市怎么会不乱呢？必须尽快增加一批好公司上市。”在这次会上，我又和周正庆干起来了。周正庆也是那一套，认为股份制把全国搞乱了，存款减少，等等。那时候，央行和体改委有些矛盾。我说：“周瞎扯，欺骗国家领导！存款哪有减少？企业存款不会减少，最多是居民储蓄有点减少。况且，有些老百姓的钱是从家里抽屉、箱子里拿出来的，又不是从银行拿出来的。”尽管我的意见被整理成简报送上去了，但还是没有被采纳。最后，会议决定，新股发行暂停一年，由此导致中国股市一路扭曲了十几年。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国家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监会办公室。朱镕基自己当央行行长，掌握权力，证监会办公室主任是周道炯。虽然朱镕基没有参加这个会，但会议讨论的思想都是他的，我在会上对此提出了批评，等于是又和他干了一仗。因为“8·10”事件，把深圳市长郑良玉撤了，他后来去了江西当副省长。

1994年的春天，全国证券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已经降到了十一二倍。4月份，我给《南方日报》写了一篇文章，主张赶快取消双轨制（即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使股市合理化。同时，我还谈道，此时是股民进入股市的最好时间，有投资价值。结果呢，中央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在7月30日宣布了三条决定：年内暂停新股发行和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即所谓的“7.30”政策。当天晚上，我就给刘主席（刘鸿儒）打电话。一上来，我第一句话就是：“坏了，你们上了深圳、上海地方政府的当了！他们老报股民要闹事，吓得你们采取这个措施，把泡沫又弄上去了。”我说：“你们这个决策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本来，是放开股市最好的时机，现在这么一搞，至少把并轨推迟了10年。你们是保护了老股民，欺骗了新股民。”结果，从第二天开始，一个礼拜，股市长了1倍，泡沫一下子又上去了。事实证明，我这个判断没错。真的是在10年后才搞了补偿方案，搞了“大小非”，恢复了股票全流通的制度安排。本来，不应该有这些事情，如果早把股市放开，早就正常了。后来，证监会内部反思的时候，承认“7.30”政策真的错了。

1995年，国家恢复了股份公司上市发行股票，但实行了严格的额度管理制度。国家给每个省下达一定的发行计划，每个省的上市公司只能按计划额度发行股票。在这种不按市场规律办事的计划经济手段下，致使我们省许多优秀企业无法正常上市。对此，我和省证监会的同志想了个办法，依据股份公司可以将股票合并和拆分的国际惯例，让拟上市公司按法律程序召开股东大会，通过股票并股的决议，使有限的额度放大了好几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广东的美的、TCL、格力等14家公司实现了发行和上市。后来，这些企业都成为所处行业的引领者。

1997年，周正庆当证监会主席的时候，给朱镕基出了一个主意：上市公司必须带一个亏损企业，搞捆绑上市。这完全是胡闹，是在骗老百姓的钱！从公司内部搞不搞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到股票发行方法的争论，我和朱镕基有过三次比较大的交锋。吴敬琏老师叫我写个回忆录，写一写我和朱镕基在证券市场上的几次交锋。我没有写，争论是正常的，非要证明我对他错，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