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早在80年代初期，大概是林若当省委书记的时候，省委召开理论务虚会。在会上，广东著名的经济学家卓炯就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1989年2月，我主持成立了一个叫广东经济学家、企业家联谊会，为推进改革做了一些理论探讨的工作，很多经济学家都参加我们的联谊会。“政治风波”之后，全国是万马齐喑，但广东经济理论界在私底下做了一些讨论，我们联谊会就提出来要搞市场经济。

1990年11月，根据陈锦华同志的指示，江春泽找了一批研究西方经济和苏东经济的专家，我忘了是在国务院二招还是京西宾馆，^[2]召开了一个计划与市场的小型座谈会。参会人员不多，大概二三十人左右，基本上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构的专家，地方体改委好像只有我和迟福林，我把联谊会主张搞市场经济的意见带到了会上。那个时候，苏联内部的各加盟共和国已经开始闹独立了。因此，在这个会上，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苏联出现的问题，不是因为搞了市场经济，而是因为一直在搞计划经济。苏联的国有制几乎是百分之百，但也挽救不了社会主义。会上，还讲到德国在二战期间希特勒搞计划经济的情况，得出统制经济并不是天然跟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观点。

1992年的4月中旬，陈锦华召集5省体改委的负责人，在石油部招待所又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地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的意见。广东是我，江苏是陈鸿昌，还有山东、辽宁和四川省体改委的领导，这次会没有中央的单位参加。在会上，我提出一个观点：“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不要戴帽子，叫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锦华同志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会议，听了我们的发言。我听说，会后，锦华同志给江泽民、李鹏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建议：“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你看，他们还是没有采纳我的意见。

9月，十四大之前，由童大林推动，在《经济日报》上办了一个市场经济论坛。当时，是《经济日报》的总编范敬宜来主持这个事的，他后来去了《人民日报》当总编；具体操办的是评论部主任冯并。当时，我们在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举办会议，参会的都是一些老同志，像项南、童大林、朱厚泽、吴明瑜、杜导正，年轻一辈的就是我了。每个礼拜出一期讨论的成果，我的文章题目叫《市场经济能够振兴社会主义》，登在11月9日的《经济日报》上，我就是主张不要给市场经济戴帽子。直到现在，我也是这个主张，我不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我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是经济运行的方式，它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更多的物质基础，而不能把它区别为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的。关于这一点，现在的理论仍旧混淆不清。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物质基础丰富了，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了，能够做到比较公平的分配，比较公正地面对老百姓，让全体人民充分自由地发展。给市场经济戴上社会主义的帽子，往往会导致所有制问题上的混乱。比如说，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究竟要占多少，才能算是社会主义？是60%，还是70%？低于多少，就变成了资本主义？本来，这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根本不是所有制的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