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广东率先放开粮食市场

1988年1月8日，我去省体改委报到。当时，国家体改委正在搞“三五八”规划，体改委主任是李鹏总理兼任。广东省的改革规划由我主持，我们提交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建议。在这个报告里面，我们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分税制的改革思路。我们认为，财政包干不符合商品经济的要求，容易造成地方壁垒；要取消企业承包，搞分税制，搞以税代利。要把财政的税收收入和投资人的利润收入这两个概念区分开，主张搞股份制改革等。后来，出台的很多改革措施，都是我们报告中提出的。现在，去档案馆查当年的资料，应该可以找到这份报告。当年的5月30日到6月3日，围绕“三五八”规划，国家体改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主持人是安志文同志，贺光辉、廖季立、杨启先等都参加会议了。李鹏好像没有参会，地方体改委的人也不是都去了。

紧接着，就是8月的价格闯关，广东没受太大的影响。因为在此之前，广东的价格已经慢慢放开了，老百姓有承受力了。再说，价格放开以后，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商品很快都丰富了，价格也就下来了。

1989年2月初，紫阳同志来广东视察工作。他希望，广东率先考虑一下粮食体制改革的问题。粮食体制改革是价格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有所突破，对于整个市场机制的形成，将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广东的蔬菜、水产品、副食品的价格改革，都走在了全国的前面。紫阳布置这个任务以后，省委、省政府让我们省体改委主持研究这个事情。当时，我们最大的担心是，粮食价格放开以后，粮价提高，对财政供养人口的补贴会增加很大的财政支出。我们算了一笔账，大概需要多补几个亿。全省一年的机动财力也就几十亿，对于当时的财政状况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经过研究，我们提出的方案叫“暗补变明补，分头消化”。也就是说，把原来因购销价格倒挂而形成的财政暗补，加上放开价格后增加的职工负担，一次性计入职工工资，取消财政补贴。谁发工资谁负担，企业职工由企业消化，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由财政消化。在暗补变明补的基础上，放开粮食市场。在管理上，所有的粮食经营企业必须要有经营资格，要承担社会责任，省市各级政府建立两级粮食储备，用以调节市场。这样，就将市场和管理分开了。3月，我们的方案讨论通过了，但由于这个事情太大，省政府没有出台具体的方案，只是下发了一个文件，对粮食体制改革做了初步规定，特别是对上下级财政之间的关系做了规定。到4月份，北京发生了学潮，这个事情就搁置下来了。

1991年的秋天，粮食市场的改革被再次提出来。在原来的基础上，我们又核算了一下，感觉是可行的。朱森林省长给李鹏打了招呼，李鹏不同意。后来，我跟分管财贸的副省长刘维明一起去找了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我和田纪云的大秘易智峻是校友，我是通过易找到田纪云的。去田纪云办公室汇报的那天，田纪云把国家物价局的负责人也找去了。在汇报的时候，国家物价局的负责人总是强调：“粮食是中央管的事，你们地方一改，全国粮食调配关系就乱了，你们没有权决定。”结果，我就和他争辩起来。但是，田纪云同志当场表示支持这事，他说：“总要跨出这一步，不然，改革不能向前走，你们可以大胆试。”有了田纪云的支持，我们回来就改了。

1992年初，广东全省取消了的粮票，但保留了粮本。这样做的考虑是，如果发生灾荒，粮食价格严重波动，老百姓可以凭粮本满足最基本的粮食需求。广东放开粮食价格后，李鹏很不满，要广东做检讨，森林同志以他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检讨。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说：“省长，别看你现在检讨，明年北京还得学我们呢！”果然，到了1993年，全国粮食市场也改了。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田纪云是很开明的。由于北京突破不了，他就主张地方先干。实际上，放开粮食价格后，财政对粮食的补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000万。

现在，回过头来看粮食市场的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呢？主要有两点，一个是企业消化了一部分财政负担；二是人均粮食消耗量减少了。随着市场商品的丰富，人们吃粮食转化的产品增多了，像鱼、肉、蛋、豆制品等，真正的口粮消耗就减少了。以前，是按每月人均28斤、30斤计算，而真正消耗的已经不到20斤了。所以，财政补贴粮食的支出自然也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