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邓小平南方讲话前后

1.质疑改革方向，改革陷入低谷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经济体制改革遇到困难，甚至一度陷于停顿。社会上出现一种思潮，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走错了方向，滑向了资本主义道路。有的著名学者撰文提出“两种改革观”，对一系列改革措施进行“姓资姓社”的诘难，包括对股份制性质的判断，引经据典阐述股份化集中资本，造就了“资本主义”大生产。有的认为，西方经济理论家左右了中国的改革方向。有的好心人向我透露，据说是某位中央高层领导同志的批示，说“改革必须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为我们设计的圈子里跳出来，因为他们设计的圈子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也要从赵紫阳同志设计的圈子里跳出来”。有的说，前一段不仅存在政治自由化，而且存在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外省报刊泛泛列举了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十几个表现。

在福建，对改革的质疑具体集中在以石狮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实质是要不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及股份制改革上。有的媒体如《内部参考》接连发稿反映石狮的“阴暗面”。甚至有某种说法，似乎石狮除了还挂着一面五星红旗外，其他的已经变色了。据石狮同志说，国家某领导部门有位老同志来石狮考察后，很不满意，午饭都不吃，拂袖而去。石狮处境非常困难。还有人对省体改委干部说：“收起你们的股份制吧！”基层单位由于对几年来改革的评价莫衷一是，加之治理整顿期间经济紧缩，思想上也产生了很多问题，甚至把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归罪于改革。有的对有明显成效的改革也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不知还要改什么，认为改革可放一放，只把改革当作了口号。

不少人对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还是心存疑虑，私营企业、乡镇企业观望等待，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重新划分乡镇企业所有制性质的文件（俗称“重新划成分”），严重挫伤了乡镇企业所有者再投入的积极性。市场特别是要素市场萎缩，贷款紧缩，资金拆借受到严格限制，生产资料市场有价无市。企业改革方面，对股份制试点方案不敢审批了，对要不要继续实行厂长负责制，下一轮承包怎么搞，“中心”和“核心”怎么摆，改革的部署要不要调整，都吃不准。某市准备表彰一批厂长，市领导批示：“请纪检、监察、检察等部门逐个审查后再定”，使厂长们甚为泄气。有的职工说：“现在是两心（核心、中心）不定，书记没到位，厂长要退位。”有的厂长说：“政策吃不准，难以搞改革；配套跟不上，无法搞改革；生产任务重，无心搞改革；任职快到期，不愿搞改革。”显然，不在干部、群众中理清思想，统一认识，明确方向，改革就很难坚持和继续推进。

针对这一情况，6月13日，王兆国省长对体改委和经济研究中心领导同志做出指示，其中心思想是，肯定已搞的改革有成绩，要巩固成果，坚持改革开放方向，倒退没有出路；同时，也要估计可能遇到的困难，改革步子要稳。7月4日，省体改委在向领导机关汇报的材料《改革进展情况、问题和下半年打算》中，明确提出：“当前，十分重要的是要把各级领导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小平同志的讲话上来。确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都不变，十三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把改革开放搞得更好、更稳、甚至更快。”8月7日，王省长再次找省体改委、经济研究中心、计委3个单位领导谈工作，强调听从中央号令，肯定各单位政治表现，鼓励振奋精神，消除顾虑，坚持改革开放，回顾总结过去，坚持对的，纠正失误；探索要积极，推进要稳妥；要继续支持三资企业、大中型企业，同时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对计划与市场相结合问题，王省长讲，总的是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近强调计划多一些，因经济困难，外债要还，以后，随着经济好转，可把市场这一块搞得更多。8月下旬至9月上旬，在按照省委部署学习中央精神告一段落后，省体改委以综合规划处为主，还有经济管理体制处与分配处，陆续分赴泉州、厦门、漳州、龙岩、南平5地市调查研究，了解了大量实际情况，并就地解疑释惑，力所能及地指导工作。接着，我自己到三明市调研，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提高给予热情支持。然而，在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下，民营经济的发展还是受到很大制约。8月底，泉州市出现乡镇企业产值负增长；7—10月，全省乡镇企业停业两万多家。

10月16—18日，省委举办厅局长读书班。在小组讨论会上，我重申了前几个月多次明确表示的认识：从福建改革开放的实践看，是按照小平同志总设计师的指导来运作的，不存在西方经济理论家设计改革走向的问题，不存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问题。10月22日，省体改委再次写了《我省经济体制改革情况》的汇报稿，除反映改革进展情况以及下面出现的思想混乱和实际困难外，提出了不少继续推进改革的正确意见。汇报稿着重讲了统一思想认识，以江泽民同志讲话的“四个结论”为指导思想，肯定福建省10年改革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指出今后仍然必须坚定地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不改革会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汇报稿提出：对看准了的改革措施要继续推进，对一些好的思路、目前还不具备条件面上推开的，要积极试点。该稿对重要改革措施都有针对性的明确态度：首先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问题。我们以翔实的数据，分析了非公有制经济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提出不能简单地以一个行业、地域的非公有制所占比重大小来判断其经济性质，要允许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石狮市是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改变这种经济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为背景，这种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当时，我们没有按照红头文件用“是必要补充”的提法），绝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肯定这点，对石狮市今后发展十分重要。对于乡镇企业划成分，我们提出“在具体执行中有些问题需要慎重处理，避免引起疑虑而影响生产”。

11月17日，省委四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安排省直有关综合部门领导书面发言。省体改委的书面发言中，列举了福建省10年来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所进行的各项改革，包括对外开放、农村改革、企业改革、计划体制和价格改革、社会保险改革、土地批租、石狮综合改革试点等重大举措，肯定“这些都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要求的，应当把这些行之有效的改革坚持下去，并不断完善”。同时，我们也总结了10年改革的经验教训，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对改革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改革与发展的结合注意得不够；综合配套注意不够。发言稿提出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措施，对于敏感的价格改革问题，提出“巩固价格改革的成果，对绝大部分已经放开的生活资料供应坚持继续放开，不轻易发票证，财政不再背暗补的包袱。对供过于求的商品，允许降价推销；涉及全局性产品的调价，服从全国和省的统一部署”。对于备受质疑的石狮试点，我们再次旗帜鲜明地提出“石狮市综合改革试点符合社会主义方向，适应石狮具体情况，效果是好的，应当继续进行。石狮经济以民营为主，是客观历史条件形成的，改变这种经济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石狮市应当继续大胆探索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路子，搞活经济”。过了一段时间，我去石狮，有同志告诉我，市委领导传达省委全委扩大会精神，讲道：省体改委说石狮是搞社会主义的。看来这个发言对石狮的改革和发展是一个支持。需要说明，以上阐述的这些观点，都凝结着省体改委不少骨干的信念。在此期间，泉州、晋江、石狮等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了坚持党的政策不变，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文件和措施，对于顶住逆流，促进经济稳定，更具实践意义。

1990年1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讨论以企业改革为重点的1990年改革任务。会上，许多省市代表纷纷要求对10年改革开放做出评价。李鹏总理在会议结束前的讲话中讲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以及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试验，都是由党中央、国务院集体做出决定，由各级党委、政府组织实施的，这就从总体上保证了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全国体改工作会议期间，国家体改委召开各省市体改委主任座谈会，福建省汇报了为振奋体改干部精神、坚定信心而实施的5项工作：一是肯定改革成就；二是下去调查研究提出对策；三是按原计划举办体改干部培训班，澄清思想，明确改革任务；四是部署表彰先进；五是准备召开全省体改工作会议，提出1990年打算。这些积极的行动得到国家体改委肯定，为贺光辉副主任总结性讲话所吸收，并编入会议简报。

2月召开的全省体改工作会议特别隆重。会前，王兆国省长主持省政府常务会议，省委副书记贾庆林到会，听取省体改委关于全国体改工作会议情况和贯彻意见的汇报。开幕式上，省5套班子的领导同志到会，王兆国做重要讲话。会议部署了1990年的改革任务，省计委等7个部门发言。会议结束时，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长王兆国以及省委、人大、政协的领导同志给体改系统先进单位、先进个人授奖，常务副省长陈明义做会议总结。会议一定程度上振奋了士气，各地市体改委主任反映：“省里这样重视体改工作，对地市县是一个示范，是为我们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尽管如此，由于大环境的影响，这一年全省改革的推进缓慢。

鉴于面上推进改革之步履蹒跚，省体改委力图开辟一些新的试点，做一些点上突破，并为今后积累经验。如企业税利分流试点，厦门市对已实行一年多的成效和经验进行总结，由省体改研究会与财政学会联合在厦门召开研讨会，我去主持。国家体改委委员、宏观司司长傅丰祥同志参会并发表感言，说他参加了不少税利分流研讨会包括国际性的会议，而厦门的研讨会有其特点，有了企业、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广泛参与，探讨问题的深度和实践意义，比他曾参加过的研讨会更深刻。我领会虽然税利分流本身是一项全国性的改革，但先期实践了，才知水深，才有发言权。会后，我们试图扩大试点范围，但只有山区的松溪县开展了，邵武市制定了方案没有实行。另外，经济管理体制处还曾积极探索加强行业管理的路子，针对现有隶属各厅局的行业协会官办性质浓厚的状况，试图另辟蹊径，直接推动部分县市全行业成立同业公会归属工商联领导下的试点。例如漳州五交化、德化陶瓷、长乐纺织、建瓯茶叶、厦门电子等一批同业公会的建立，其中相当部分作为沟通政府、市场、企业联系的桥梁和纽带，长期发挥了作用。总之，这一年客观环境严峻，我们主观上不失望、不观望，在省政府领导下，主动开拓尽力而为，把改革的精神坚持了下来。

8月31日，我正在住院治病，近午，突然接到王省长秘书董中原电话，叫我下午到西湖宾馆向北京来的客人邓质方、周小川介绍改革情况。我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好在全省改革的大事尚算了然于胸，稍做梳理就去了。根据邓、周给我的名片，当时他们的任职分别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技术公司襄理和国家体改委委员。邓质方说明来意，是下来随便走走，交朋友，随便谈谈。我着重介绍了三方面情况。第一，福建改革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多种经济成分发展较快，民营经济相当活跃，贡献也大。特别在泉州等闽南三角地区，有的地方其比重超过了国营经济，这是福建基本上没有大型国营企业的历史条件和改革从旧体制外的一块先行突破的进程自然形成的，而这些地方，经济发展很有活力。二是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起步较早而且步子坚定，主要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都已放开，消费品市场繁荣，不少商品辐射全国；生产要素市场也在探索；特别是1988年上半年又迈出较大步子，物价进一步放开，计划控制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人民生活必需品除黑（民用煤）白（粮食）两票外，全部放开供应；生产资料双轨制在部分县市正进行向市场轨的并轨。第二，治理整顿期间，一方面按照中央部署控制物价，整顿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坚持巩固改革的成果，已出台的改革措施不后退，已放开供应的商品不恢复票证，不增加财政负担。第三，充分肯定12年改革的伟大成就，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在石狮等地遭受不少责难时，省里给予了有力支持。福建省的改革是遵循邓小平总设计师勾画的蓝图进行的，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实践，充分证明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决策的正确。介绍结束后，他们热情相送到楼梯口。之后，听王省长说，客人认为介绍得还不错。后来，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吹散了阴霾，迎来了改革的第二个春天时，我想起一年多前那次客人的“随便走走、随便谈谈”，可能就是一朵浪花。小平同志始终掌握着全国的大势吧！

2.治理整顿初见成效，改革开始复苏

1991年经济情况略显宽松，改革开始复苏。这一年，深化企业改革和培育市场体系两方面继续推进，或实行多点试验。

年初，省价格改革领导小组恢复活动，仍由省体改委牵头，会同省计委、物委、物资厅、财政厅5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实行生产资料计划内外价格并轨的通知，召开了专门会议部署实施：凡物资部门经营的列入指令性计划管理的生产资料，除承担省指令性上调任务的企业生产维修用材和专项扶贫救灾以及“条条”直供者外，均实行并轨，价格随行就市。并轨后，省对市、县的计划供应渠道和分配指标不变。与此同时，推广岭南、陇海等县进行生产资料价格并轨的经验，安排每个地市选择一个县进行并轨的多点试验。由于时机合适，办法得当，并轨工作顺风顺水。计划经济的另一根支柱，在广大县域和大部分城市基本上也被摧毁，促进了生产资料市场的发育，并较好地克服了物资供应中的不正之风。5月1日，福建又高于全国的幅度，提高粮油销售价格，使平价和议价差额进一步缩小，并在石狮进行粮油购销价格全面放开的试点，为全省最终取消粮油统销制度铺平道路。

股份制改革试点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前几年的试点，局限于小城市、集体所有制、小企业中进行，影响较小。而由于省体改委拟订的《福建省股份制企业暂行规定》已于1988年冬由省政府颁布，省直有关部门于1989年1月至8月又陆续公布了股份制企业所得税、会计核算、企业登记管理、股票管理等4个配套文件，股份制运作已初步有章可循，加之两年来省体改委举办了多期培训班，培训骨干，因此，在中等以上企业进行规范化的试点以扩大影响已具备条件。省体改委积极主动，牵头指导，经济管理体制处副处长李学荣以很大热情，调研、宣传、推动七八家企业提出了改制要求，我们从中筛选出石狮新发（村办企业集团）、福联纺织（工贸结合的联营企业）、福耀玻璃工业（有外资参股的民营企业）3家公司进行了规范化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其共同特点是已有多元化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一定规模，经营管理相对良好且有发展前景。经与省人民银行领导研究同意，由我们两家联合逐户批准，发行内部股票。

7月22日，贾庆林省长主持省政府常务会议听取汇报，他充分肯定了试点的必要性，发行内部股票可以大胆一些，鼓励我们继续探索。这无疑对试点给了有力支持。在没有多少案例可鉴的情况下，以省体改委为主，联合相关部门精心指导，这3家企业从章程制订、资产评估、政府有权部门审批到股票发行办法的设计，都做得细致周到。例如华兴会计师事务所对福耀、福联两公司的资产评估花了6个月时间，3家公司都公布了财务和经营状况。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为了避免信息误传引起社会震动，福耀公司股票发行前的8月16日，由省体改委和省委宣传部联合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界座谈会，省市和中央驻闽各主要媒体的财经记者都到会了，新华分社来了一位副社长，说明这一新事物受到各方关注。我详细介绍了股份制改革的意义、福耀股份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发行内部股票的办法及注意事项，说明股票目前还不能流通，以后争取上市，最后拜托大家对发行股票不是去宣传而是不要宣传。主持会议的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也嘱咐大家，股份制改革的意义要宣传，福耀等公司的经营业绩可宣传，发行股票不要宣传。8月22日起的4天内，闽发证券公司3个网点代理发行福耀“内部股票”，公众也可购买，门点不冷不挤，秩序井然。另两家试点企业，从4月到10月也先后完成改制和股票发行。这3家企业共计发行股票2689万股，占总股本20.3%，募集资金3622万元，在企业界起了很强的示范作用，从而拉开了福建省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序幕。

3.邓公视察南方，改革呈破竹之势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内容传达并公诸报端。顿时，春雷乍响，沉闷空气一扫而清。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又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充满睿智的理论创新，突破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传统观念，无疑摘除了悬在改革者头上的意识形态利剑，明确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含义和判断改革开放成效的标准，并且明确了改革开放还要继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方针。1992年，福建省推出的改革措施之多，力度之大，成效之显著，堪称历史之最。

在企业改革上，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向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在完成第二轮承包后，积极贯彻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由省体改委代拟了实施细则。全省在80多家企业重新采取三资企业管理办法，把在治理整顿期间收回的权再下放。在企业内部管理上，建立用人的竞争机制和分配上的激励机制，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进行三项制度改革（劳动、人事、工资），实行管理人员竞争上岗，班组职工优化组合，富余人员厂内待业。同时贯彻我于上年底参加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联合召开的全国搞好国合商业座谈会的精神，针对国营中型商业企业和供销社商业经营日益萎缩的困境，全面推行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当年就把2700多家企业推向市场。

但是根据多年来的实践，我们体会到，企业在产权不明晰情况下，转换经营机制是有限度的，很难真正建立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机制。所以我们坚定地迈出了产权制度改革步伐，以期从真正明确出资人主体，建立企业法人财产权入手，解决产权模糊、谁都负责谁都不负责、企业负盈不负亏等积弊，并通过一套独立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起抵御行政干预的屏障。具体形式就是在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在集体企业中实行由劳动者劳动联合和资金联合相结合的股份合作制。这一年，国家体改委在全国有领导地推动股份制改革试点，制定了系列规范性文件；国务院确定广东、福建、海南三省经批准可公开发行股票；福建省1991年三家企业发行内部股票的示范效应也进一步显现。在这些有利形势下，各类企业要求改制的申请纷至沓来，绝大部分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还有中外（港、台）合资乃至外商独资企业。尽管当时仍叫“试点”，但已形成气候。我们提出“用足用好中央政策，坚决试，大胆试，不求多，务求好”，严格按照设立程序，择优批准设立了一批由多元化投资主体入股的股份有限公司。至1992年底，全省累计批准设立40多家。但外商独资企业暂不入围改制。各地市体改委也批准设立了一批有限责任公司。

国营企业的改制，初始时一般会发生与行政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的思想碰撞甚至交锋。好在改革是大势所趋，持有异议的人能很快抛弃习惯思维，变怀疑为支持。股份制改革走出了多年来像柔弱小草一样顽强生长的狭窄天地，迎来了成长机遇。省体改委又会同省有关部门从中筛选出15家准备作为次年发行股票的试点，当时均属福建省支柱产业的龙头企业或业绩佼佼者。具有突破意义的是福建水泥厂和泉州豪盛瓷砖公司的列入试点。前者意味着产权制度改革在国营大型企业的突破。一个净资产1.3亿元，总资产2.5亿元，年产水泥100多万吨，利润4000多万元的大型企业，愿意放弃省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要求改制，按厂长王天生的说法，为的是“买到一个自由”。后者则标志着在中外合资企业也开始了公开发行股票的起步，豪盛后来成为全国首家中外合资A股上市公司。按规定合资企业此类改制应报国家体改委和外贸部批准，福建省先斩后奏了，后来补办了手续。

在推进股份制试点的同时，还有两项重要改革。一项是1992年8月泉州市把市属所有国营工业企业一揽子与外商合资，这些企业多属设备陈旧、亏损累累的小企业。通过整体合资嫁接，进行企业重组，注入资金实施技术改造，调整产品结构，给整个工业部门注入了活力。1993年集团公司销售收入、缴付税金、利润分别比合资前的1992年分别增长15.2%、35.3%、167.5%，在岗员工平均工资增长30%，并为国企改革探索了新思路，把经营机制的改革推进到产权改革、资产重组的改革。这一创新之举曾遭遇激烈争议，终以实际成效做出了回答，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另一项是集体企业推行股份合作制也风生水起。1992年4月，省体改委制定，会同税务局、工商局联合行文的《城镇集体工业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出台，这一文件得到省第二轻工业厅积极支持。三明、福州、龙岩等地市制定实施细则，把实行范围扩大到集体建筑、交通运输、商业企业、乡镇集体企业，三明市还扩大到小型国营企业。这一年批准改制和新设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达1200多家。

以企业改革为重点，职工失业保险、投资体制、重点项目建设、科技体制、物资体制、金融体制、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制度的改革，纷纷推进。特别是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把单一的财政投资和银行贷款间接融资，扩大为发行企业债券、股份化出资、以业养业、收费还贷等社会多元化投资和直接融资，拓宽了重点建设筹集资金的渠道。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多种矛盾掣肘下，也有较大推进。省政府批准了由省体改委牵头制订的《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从1992年6月1日起实施。暂行规定较之老的待业保险办法有较大突破，例如实施范围由部分地市的国营企业扩大到除私营企业外的乡以上所有企业，保障对象扩大到企业优化组合后经批准到社会待业和通过培训再就业的富余人员，掌握在占职工总数1.5%额度内，从而支持了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扭转了过去那种职工基本上不能流动出企业，待业保险基金很少真正用于保障职工待业的状况。养老保险也有所发展，开始在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中推行；同时在国营企业职工中引入了缴费机制。配合企业改革，国有资产营运体制开始在厦门、泉州及综合改革试点县探索。

这一时期，福建省继续领先于全国，进一步调整粮食购销价格，调减粮食合同定购任务，压缩统销范围，实现了购销同价，平价和议价持平，因而销售价格在福州等主要城市也告放开。粮食多渠道经营更加活跃，全省粮行米商近7000家，居民吃粮已大部分选择向市场购买，粮票名存实亡。到1993年4月，连名义上的粮食定量供应也因没有需要、没有必要而取消了。“民以食为天”，持续了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这一计划经济的老牌支柱，退出了历史舞台。

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改革禁区最终打破，有偿有期使用制度从沿海向山区小城市推进。至1992年底，不仅全省所有城市对外商投资的商业性房地产使用的土地基本上都实行了有偿出让，而且边远山区县城如古田、福安、屏南等地也开始采取招标、拍卖、协议转让等形式，建立土地一级市场。古田县按照土地地段和使用性质确定使用期，以一次性收取使用费形式出让土地4700多平方米，收入300多万元，解决了城东商贸小区建设资金。综合性的土地成片开发更是蓬勃发展，1992年全省累计已达51片。土地的商品化助推了房产的商品化，粗略计算房地产公司的投资达到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近20%。福州等市还把土地有偿出让、旧城改造、住房制度改革三者结合起来。

过去几年搞的一些单项改革试点，如南平住房制度改革、厦门机构改革、三明集体林区改革等，均属全国的试点项目，起了先行探索和突破作用。1992年，全省各项改革不断推出，在同一地域内如何综合配套形成合力，更显重要。因此，地域性综合改革试验再次提上日程。3月，晋江以撤县建市为契机，要求比照石狮做法，进行综合改革试验。省政府根据各地要求，决定在晋江、永安两县级市和莆田的涵江区进行综合改革试验。省体改委负责研究提出政策措施并牵头协调，报请省政府下达相关文件，针对各试点县（市、区）不同特点，找准突破口，如赋予晋江市相当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赋予涵江区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和相对完整的行政管理功能，以及赋予这些县（市、区）更加优惠更加灵活的政策，以促进经济运行机制转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试点成效突出。晋江建市不到20天，外商增加投资达14亿元。接着试点扩大到连城、沙县、莆田、龙海、罗源等14个县（市、区）。省政府于8月召开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对搞活县域经济给予政策支持。试点县放开手脚，自主推进了许多重要改革。如晋江、罗源建立了国有资产营运架构；罗源、连城推行统一的社会保险；永安进行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加快发展金融市场等。此外，地级市泉州也列入了综合改革试验，省里确定该市实行“三个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市场调节和外向型经济），下放和放宽经济管理权限，给予16条政策措施，促使该市在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利用民间资本、发展民营经济等方面大胆创新，成了除厦门经济特区外，全省经济运行机制最灵活、经济总量增长最快、对外开放度最大的地区。